草木篇

草木篇

《草木篇》的作者是流沙河,是1956年詩壇在比較寬鬆的氣氛中,對詩歌創作中的問題曾有所反思。

1957年上半年,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詩壇湧現出的一批敢於觸及時弊、勇於表現生活矛盾的詩。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草木篇
  • 創作年代:1957年上半年
  • 作者流沙河
  • 相關歷史:草木篇詩案
草木篇,草木篇詩案,源頭,因詩嫁禍,沉到海底,老家避世,小傳,段意詳解,

草木篇

《草木篇》
寄言立身者,勿學柔弱苗——唐:白居易
流沙河
白楊
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她連根拔去。但,縱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彎一彎!
他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爬,爬……終於把花掛上樹梢。丁香被纏死了,砍作柴燒了。他倒在地上,喘著氣,窺視著另一株樹……
仙人掌
它不想用鮮花向主人獻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園,也不給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著,繁殖著兒女……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愛情來得最遲。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誘蝴蝶的時候,她卻把自己悄悄地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輕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別的花不配被白雪撫愛一樣。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麗。
毒菌
在陽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現了。白天,用美麗的彩衣,黑夜,用暗綠的磷火,誘惑人類。然而,連三歲孩子也不去理睬他。因為,媽媽說過,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草木篇詩案

源頭

“如果不寫這個,我後來還是要當右派”——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詩案”
《看歷史》2010年6月刊 文字整理┃何三畏
1957年初,26歲的流沙河先生因一組取名《草木篇》的小詩而觸犯天顏,使他在反右之前即先於全國的右派成為政治祭品,從此開始了22年飽受屈辱和磨難的悲劇人生。幾個月後,反右開始,全國又有不可計數的人因為與流沙河和“草木篇”的莫須有的株連而成為右派分子,上演了相似的人生悲劇。
這就是著名的“草木篇詩案”。
而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毛澤東先後四次在不同場合以不同的態度點到其詩其人,更使其成為當代史上的一樁奇案。
至今,事件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當年滿懷人生夢想的青年詩人流沙河,已經成為一個“沒有幻想”的平靜老人。這是他第一次追憶“草木篇詩案”。其中許多情節從不為人所知。例如其父親被新政權槍決,冉雲飛說,他與沙河先生交往多年,對於父親的死,沙河從不提及,1981年的《自傳》里,甚至說,“是應該的”!可見創深痛巨,無以言表。
(本文據錄音整理而成,並儘量保存了沙河的口語原貌。為了方便閱讀,加了小標題。另需說明的是,個別地方根據今天的語境有少許刪節。)
——————————————————————————————————————— 到底意難平
我的父親不是這個政權的人,我1950年參加革命工作後,是劃清了“界限”的。我是真心信任這個黨的,不是到共產黨這兒來投機的,不是想來撈個什麼的,想都沒這樣想。認為中國共產主義前途是光明的,我們要來,來就努力地工作。當時我才19歲,我在黨報。工作是如何之賣力,如何之認真,而且還如何之愉快。覺得我們做這個工作很有意義,我們正在改變中國。
我的父親和許多舊政權的人員一樣,死於1951年。我絲毫沒有為這個事情去仇視這個政權。但是呢,確有某種看法,這個有時是有的,總覺得當初用不著殺那么多人。實際上我的父親,在舊社會不過就是普通的職員。他從來沒有對抗過共產黨,也沒有作過惡,很多人都曉得他們是乾乾淨淨的。但是,又回頭認為,好像革命就是這樣,一定要經過血的洗禮,不然怎么產生新世界呢!覺得這個革命理論也站得住。但只是心中有所懷疑,絕無對這個政權有任何仇恨。而且當初我的工作的激情,表現的積極,是有目共睹,所有人都看得出來,覺得我極其信任這個黨。
但是後來為啥子又產生了懷疑呢——確實產生了懷疑,但是這個懷疑跟我的家庭無關。一個是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揭露史達林的罪惡。在赫魯雪夫的報告前一年,1955年,肅反。先是把胡風拿來批。批胡風我還是積極分子,寫了兩篇文章,文學理論的。後來,批胡風后來轉為肅反,所有的機關內部都設了變相的關押所。舊社會有歷史問題的都叫反革命了。四川省文聯都集中攏來十多個,把人家弄來關起。我是積極分子,還主動要跟這些人劃清界限,認為這些人黨都說要把他們揪出來,把他們叫老虎,一定是他們自身有嚴重問題——信進去了的。但是後來覺得,咋個這個運動,機關搞肅反越搞就越凶,機關里設立了變相的法庭,把很多人弄去審,哎,我就有所懷疑。
因此在肅反的會上,我和另一個叫丘原的好友,我們都是熱愛黨的,心裡就不安逸,就跟他遞了個條子。寫起打油詩,填起詞,譏諷。李累(文聯領導)看見了,走來一把就條子抓過去,李累大怒。條子是將就《紅樓夢》中間薛寶釵那個 “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我填的是,“縱然是加薪添錢,到底意難平”。李累拍桌吼問,“啥子意難平?”
多虧這個事情,我就沒有進入積極分子行列。本來是積極分子,後來我就被刮出來了,刮出來就只有資格去守老虎——去看守關起的那些人。每天24小時輪流,一個班兩個小時,坐到那裡守,守完了還要做記錄,觀察他們的各種動態——這個就比較“低級一些”了。有一次我做記錄:“牆外有人投一小石,屋瓦有聲。眾虎一齊抬頭仰面,觀望久之。”以戲謔的文字寫受屈的同志,心肝之黑,至今猶愧。
就這個時候,心中就有所懷疑。覺得咋能這樣子整呢。而且這些人整了,十個月以後,全部都沒得事了,又把工資補發,當初把人家弄得那樣慘。就覺得簡直胡亂整。覺得黨的這種做法——那個時候我們不曉得老同志們早在延安就這樣做了,我們不曉得,我們還以為是第一次這樣,雖然沒有整到我,你這樣整人總覺得不公道嘛。雖然心中不服,但是形不成理論。
第二年,1956年2月,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傳遍全世界,揭露史達林的罪惡。文匯報連載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寫的《史達林時代》第八章《大瘋狂》,整黨咋個殺人,看了毛骨悚然。有問題!覺得。而且這個問題一定是在理論上面出了問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理論就有這個問題,一旦形成專政必然會導致這個。但是,都沒有拿去跟我們家庭的各種遭遇聯繫起來。是出於熱愛黨,覺得這樣弄不好。
然後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齊放,要百家爭鳴,1956年夏天提出的。我心中很受鼓舞,覺得對了,我們中國一定不會像史達林那樣子搞了,我們毛主席實在了不起。提出這個口號是如何之偉大,覺得對這個黨的未來如何之有信心,覺得中國如何有了前途,如何的好呢。
我就是在這個基礎上,覺得要聽黨的話,黨喊我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意見我們要講。像我這樣的人,詩歌藝術修養不高,但是宣傳熱情是很強烈的,理論熱情是很強烈的,就覺得那么我們今後寫詩歌,就不能光是歌功頌德了。那時《人民文學》還發表了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使我大受鼓舞。
1956年秋天,中共開了八大,已經宣布階級鬥爭運動結束,從此之後是建設。我覺得黨好英明啊。覺得這下中國終於好了,不再走階級鬥爭的路了,無產階級專政不會弄得像蘇聯那樣黑暗,不再弄得血翻翻的了。急風暴雨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今後面臨的是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真才實學頂用了,中國面臨的是美好的前景。這個時候,我就考慮寫詩是不是也要干預生活。劉賓雁已經有過一些報告文學,提出要干預生活。而蘇聯作家把干預生活四個字早就提出了,說作家應該有這樣的義務。在生活中有不好的東西,作家要表態,要與它鬥爭。
我就是在這個狀況下,在1956年10月,寫了個《草木篇》。1956年2月到8月,我是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第三期學員。在回成都的火車上,寫了《草木篇》。
這一組小詩內,我就考慮到,革命者的人格問題,革命者不能夠光是一個螺絲釘,光是聽話,革命者只要是正確的東西還要堅持。毛主席就那樣說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堅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諛逢迎就爬上去了,覺得這個黨不應該去溺愛這樣的人嘛。小人攀附到黨,把這個黨像藤纏樹一樣要把你纏死,你不能容許他們這樣嘛。因此在詩中間就牽扯到了這些。
回頭看自己,這樣的一些思想,實際上這都不是詩,我的這些思想遠離了詩的形象思維,都是一些宣傳熱情,宣傳熱情干預了我的詩。就這樣寫了《草木篇》。
那個時候就想,既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就不必創作了,不當這個專業。我就主動提出,我們來辦一個詩刊,而且把名字都取好了,丘原取的,叫“星星”。領導人李累他們也支持。就辦起來了。1957年1月1日就出創刊號了,是新中國第一個官辦詩刊,北京《詩刊》比這個晚了25天。
《星星》創刊號上面就發了《草木篇》。

因詩嫁禍

鬧了半年,蘇共二十大赫魯雪夫批史達林的報告中國從未公開發表,但我們都知道。1956年10月還發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達佩斯工人農民起來抗議,波蘭也發生了工人農民起來抗議。在黨內特別是在高幹內,把赫魯雪夫批史達林的這個報告當作大敵一般的防備,我們年輕人不曉得這個,他們內部就傳達了。1956年底,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因此這些領導們特別敏感,到處聞,看底下有沒得什麼氣味,回響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氣味。聞到了馬上就要報告上去。
我不曉得,這樣嚴重,如果曉得,《草木篇》我就不要發出來。但是不曉得,我仍然歡欣鼓舞,相信雙百方針一定會給中國帶來新面貌。
後來聞到了,是當時省委那邊聞到的。
元旦過了13天以後,川報上就出現了批評。就說這些東西有嚴重問題。指到《星星》上有一首詩是色情(《吻》)。還有一首詩是有思想問題(《草木篇》)。
省委宣傳部有領導同志說,你這個《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實味就是在延安為這個事情被殺了的。)
然後,《草木篇》的事情匯報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本省幾十篇文章,到外省,到北京上海都在批。但是,那是1957年春天,你批得那么早,毛澤東都還沒有開始反右,毛澤東就不以為然。
毛主席在2月份跟3月就兩次講話。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還有一次是講人民內部矛盾。兩次講話都提到,一個提到王蒙,一個提到《草木篇》。毛澤東講的是,王蒙是思想問題,王蒙的小說叫《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是小資產階級思想,《草木篇》是“政治思想問題”。中間用了什麼樣的句子呢?“我們在民主革命的運動中,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殺父之仇,殺母之仇,殺兄之仇,殺弟之仇,殺子之仇的人,時候一到就會來一個草木篇。”——如何的嚴重!我的家底毛主席都知道了。
但是,毛主席又說了,你們現在這種批判,太粗暴了,你們沒有好生給人家講理。你們這種簡單粗暴的批判方式是要不得的。然後,毛主席說,我們今後是要團結五百萬知識分子——括弧,包括那個寫《草木篇》的人。最後說,我們要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把廣大知識分子,包括那個寫《草木篇》的,都要團結起來。
他這樣一講,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來。1957年3月的時候,毛澤東這個講話,通過各級機關傳達下來,傳達下來,而且傳達很詳細,是用講話稿子念的,要念整整半天。
現在還沒有開始反右。
不但沒有反右,連“陽謀”,喊大家出來大鳴大放都還沒有開始。後來好多人不了解,說是在反右中間批《草木篇》。哪裡是,在反右的之前半年批的。
我經過這一場批呢嚇倒了。我的媽呀,他們批我的文章最初還說小資產階級思想,以後說反動思想,以後說反革命思想,最後說,這些詩都是反革命的叫囂,都是階級敵人的信號。我咋曉得我惹這么大的禍呢。一句腔都開不起,我都嚇懾了。
批判停了以後,又過了一個多月後,黨中央就號召整風:我黨現在有三種不好的風氣,一是教條主義,二是主觀主義,三是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就是死守馬列主義教條不曉得發展,主觀主義就是脫離實際,宗派主義就是排斥人家黨外人士,這種錯誤的。這是不好的,我們要動員全國人民來幫助我們黨整頓,整頓這壞的三風。開門整風,通過什麼方式呢,通過全體人民,首先是知識界,來大鳴大放,要出來爭鳴,要百花,要來放,還不能小鳴小放,要大鳴大放。
但是我是嚇倒了,還是一句話不敢說。不曉得前段時間為什麼批判得這么凶,我還是個共青團員的嘛,而且我自認為我還熱愛共產黨。
我就不開腔,一句話不說。然後就有許多人來幫我說話了。說你們這么弄要不得,不要一棍子打死。川大有一個教授張默生,山東人,江青的老師,說,從詩經起就有“詩無達詁”嘛,一首詩可以有多種解釋,你們怎么能說《草木篇》就是反革命詩呢。李劼人,成都市副市長,老作家,川報記者去採訪他。他說《草木篇》算啥?中國文人都要寫這類托物言志的詩嘛。把花花草草拿來寫嘛。他說,但是,《草木篇》你寫是可以寫,但是你不要拿來發表嘛!你把它鎖到箱子裡嘛,你拿來發表就惹起麻煩!你們這么多人在批,硬把一個小青年當成一回事情在那裡圍剿。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你們把流沙河找來,我只要兩個小時,就把他教育轉來,讓他去檢討,然後就過了。川大教授林如稷,在文聯來開會說,你們整人關起門整,整出問題了才把我們這些委員找來,當初為什麼先不來徵求一下我們的意見,現在主席說了你們的批判粗暴,喊你們停了,弄出問題了,才想起來找我們貢獻意見。這是發牢騷。
天天開會大鳴大放,叫人家發表意見,人家有的忙,硬拿車去把人家拖來發表意見。張默生教授就是用車接來發言,後來當了大右派的。
這時候,全國各種意見全部都出來了。說得很鬧熱啊,報紙上都在給共產黨提意見。有些意見越來越尖銳,圍繞著官僚主義咋個腐朽,哪裡整得要不得,哪裡整人家農民,整得農民……全國的各種作品都出來了,就是那個時候的傷痕文學。好多人都在寫。連艾青自己都寫了《養花人的夢》,後來批判他的時候,就說那是“艾青的草木篇”。
這個時候喊我發言,我都還不敢去。
然後省文聯的一個領導,常蘇民,是個老好人,他也不整人的。常蘇民看到我始終都不發言,就把我喊到他那兒去談,他就把毛澤東的講話全文,列印的,中文打字機列印的,他說你就在這兒讀。毛主席怎樣說的……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些內容。他說你看嘛,最後的結論,連主席都是說這樣子批判是粗暴了要不得。因此你要出來發言,四川這個地方要反對教條主義,你應該出來開第一炮。最初我認為他說的是真心話。多年以後我才悟到那是他的違心之言。作為一個領導人,在本單位揪不出右派來,他就犯險了,弄不好他自己就會被其上級指為包庇右派。他是來誆我鳴放啊。但是我原諒他,他無意整人,他也是不得已啊。
我又很信任他。終於我就出來發言了。嗬,一發言各家報紙的記者詳細地記,記下來整整一版。成都日報四川日報全部登流沙河的發言。上海的文匯報也派記者來採訪我。我說你們前幾個月批我很兇,這樣子弄是不對的,你們這樣弄得我情緒也很難受。我說我個人固然是有很多缺點,思想改造不夠好,有各種小資產階級思想,但是我沒有要反黨反社會主義。你們這樣子弄我是很不服的。
這時就得到很多人的回響。
到了1957年6月,突然一變臉說有階級敵人在破壞我們整風……
全國很多人受到《草木篇》的牽連。說我有三個反革命集團,我是這三個反革命集團的首領。然後特偵組去追查,凡有關係的,一網打盡。特偵組來人說,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無知的情況下寫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現在你要把這封信交出來。我每天收那么多信,裝一籮筐,我說我記不得,你們去查,最後我說算了嘛,你們乾脆抬走。這一次他們就警告我,任何證據你不能毀,毀了將來你的罪名大得很。所有人家給我寫來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毀。何況我還記得有日記,日記我也不敢毀。
所謂三個反革命集團,全是我認識的,文學界的非文學界的,連常到我這裡來的中學生,全部都有嚴重政治問題,不準升大學,他們一輩子的人生道路都注定了。魏明倫,當時14歲,化名給文匯報寫一封信,聲援流沙河,後來清查筆跡,查到他頭上,由於太小沒有資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給他杵了一個污點周克芹遭學校開除也是與《草木篇》有關,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檔案材料擱在鄉政府再沒有打開過。好多人就為這個事情把一生的命運改變了。
整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類似,但是,受我株連的現象特別引人注目。全國類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後來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國到處有,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有人來找我。到鄉下都有人來找我。說五七年你那個《草木篇》也牽涉到我,我當右派有一條罪狀就是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向黨瘋狂進攻。還有被整死了,被殺了。
所以這個事情實質是怎么回事,你就曉得了。

沉到海底

這個詩,是再普通沒有了。值不得拿來說。而是因為要搞運動,有意要去到處找,由於他們帶有有色眼鏡,出於革命的警惕性,時刻嚴防階級敵人,一看就看到這兒來了一個信號,就是來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他們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1999年,突然改變了說法。中國作協書記處的書記張光年,老革命,在1999年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中央電視台講建國五十來的歷史,中間專門的一章,就是張光年談到草木篇事件。我就很注意地看。變了。張光年說,當初我和另外三個中國作協的負責同志,去跟毛主席匯報,毛主席說,《草木篇》哪首不好就批哪首嘛,怎么能一鍋煮呢,其中有兩首就好嘛。毛主席背了中間一首,又背了中間另一首,毛主席說,這兩首就可以嘛。
當初正式傳達的毛主席不是這樣說的,那時說是階級仇恨。那你說我該相信其中哪一種說法?老同志在這點上是很謹慎的,我不認為人家張光年說錯了。不過當初風氣如此,今日紅花明日紫草,想怎么說就怎么說,純粹的實用主義。要搞運動,就說這是反映了階級鬥爭,對我黨有各種仇恨的人,才得寫《草木篇》這樣的作品。但是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又是另一面,很講道理的呀。如果是按照張光年講這個,那哪裡還有後來的運動呢,那就搞不起來了嘛。毛主席縱然這樣講過,但是從未傳達下來過,等於沒有講過。
實際上,就是小題大作。實際上,我是幫了反右派鬥爭的大忙,因為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規定所有的大中專院校,以至中學,所有各級政協直到縣政協,必須開座談會,座談會上,必須要“奇文共欣賞”,要把《草木篇》給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討論。如果不是這樣,哪個來讀你那個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讀不可,讀了喊人家發表意見。人家本來就毫無興趣的,也不得不表態。
你想我的那一組小詩,用中文打字機打下來,只要巴掌這么點小一張紙,王蒙劉賓雁那些毒草那么長,哪個去讀呀。我那個拿來人手一張,一分鐘讀完。讀完發表意見。積極分子說,批得好,這個反動得很。如果有人說,這個算啥子嘛——對了,就劃成右派。用這個方法來劃右派,是“多快好省”,“節約鬧革命”。一分鐘就可以把右派抓出來。因此全國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組害人的詩有牽連,其數上萬。
所以,本人是給反右提供了一個文本。可以快速製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幫了大忙了。
我們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個詩拿來那樣批,不是這個詩了不起,不是這個詩寫得好,我從來都不那樣想。
這個落到哪個頭上,就該哪個先倒霉。我呢,不過是先落到我的頭上,先落到我的頭上,我就先倒霉。如果我不寫這個呢,我後來還是要當右派。是因為後來到了大鳴大放的時候,像我這樣一個又很信任這個黨,認為這個是光明磊落的,我們在黨的面前不應該有什麼保留,心頭有什麼我們可以提,這樣才是真正的熱愛黨。另外我們個人,處事也是光明磊落,有什麼就要說出來,那么肯定後來也要當右派。但是呢不會當這么大的右派。
後來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又一個事情。1980年,在石家莊,劉紹棠來找到我說,老兄呢,1962年毛主席曾經說到我們兩個你知不知道?我說我不知道。他說,是這樣子說的。1962年夏天,毛主席在北戴河游泳,突然想起喊那個毛遠新來,毛遠新興沖沖地趕到北戴河來,找主席,說主席在海邊,到海邊去找到。主席說你下來嘛。毛遠新說我游不來水的嘛。毛主席說,游不來水你下來學。吃兩口水自然就會了。你看人家劉紹棠,也是游不來水呀,吃了兩口水,後來人家就學會游泳了。只有那個流沙河,才沉到海底下去了。
同樣都是右派,就有不同的出路。劉紹棠後來就摘了帽子了。我就當了二十年右派。到了1978年5月,胡耀邦喊把全國剩下的右派一風吹了,我作為最後一批右派摘了帽子。算來當右派只差六小時就整整二十年。
我說你咋個知道的,劉紹棠說,這是毛遠新談的。毛遠新把這件事情詳細講出來的,人家詳細記錄的。毛遠新咋個說,偉大領袖咋個說,然後就說到你我兩兄弟。我就說,真還是嚇人囉,他老人家還把我記著了。好險啊,我這條命就不曉得咋個撿來活的了。更可笑的是“文革”末期,北京《詩刊》復刊,當時的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裝模作樣批示說:“我們不怕出草木篇!”以示高舉革命旗幟。1957年批鄙人,就有他嘛。我這毒草使好多人順著竿竿爬上去啊。
這個事情的全部經過就是這樣。
這一切事情,一萬個問題是一個問題,就是最高層的政治需要的問題,不是我個人有任何問題。
中國在反右以前,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非常擁護這個政權,那個時候,是共和國的黃金時代。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傷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戰戰兢兢,生怕挨打。
你好生想,如果1957年不搞這個反右鬥爭,第二年的大躍進的胡亂搞絕對搞不下去,上千萬人就不會餓死了。只要那樣搞,就會有很多知識分子出來說那樣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樣整了,愛叫的雞公都殺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澤東要怎樣搞大躍進,沒得人敢出來說了。這是國家民族之大不幸,中國人民的大不幸,不是我個人的。
這是大悲劇,誰是罪魁禍首呢?我自身其實也有罪。罪在從前歷次運動,從1951年的三反運動起,我也當過積極分子打手,也兇狠地批判別人,也裝腔作勢作左派洋洋得意之狀。這回自身被釘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頭,弄去拉車掃廁挑糞,現眼現報,也算是“天道好還”吧。

老家避世

當了右派以後,只領生活費了。反右前我的工資還比較高,是77塊。反右後,人家那些都只領15塊的生活費了,我是右派中間領生活費最高的,30塊。我算是毛澤東都點了名了的人,我沒有弄起走,猜想是擔心一會兒毛主席突然想起了,說那個人在哪裡啊?不好回答。其他的人送去勞教,勞改農場,受夠折磨,還有些關到監獄裡頭的,只有我,不能走,留在機關。機關領導宣布這件事情的時候說,毛主席說的右派分子是反面教員,每個單位都留那么一兩個反面教員,來時刻教育我們這些左派,讓我們提高警惕。公平地說,省文聯對我還算很不錯。李累主持批鬥我,沒有罵過打過,還讓我坐著說。另一領導人也姓李,堅持要弄我成反革命,判刑勞改。因為反右運動前,他曾對我講真心話,大罵農村政權,竟說“該造反”之類的危險話。怕我爭取立功贖罪出賣他,所以要把我往死里弄,弄起走。李累堅持照政策辦,不同意送勞改。我感謝李累。七年後,二李又被新左打倒批臭。
我就留下來,留在省文聯整整九年。但是開除公職,開除共青團團籍,留機關監督勞動改造。比較起來,夠寬大了。
然後我就做各種體力勞動嘛,就在機關里做。拉車子,我拉好多糧食,機關裡頭的煤、米、面。掃廁所我不知道掃了好多。留到機關就一直搞這個。後來又把我弄到圖書資料室去協助管理圖書資料。後來又把我弄到機關農場去,我光是植棉,從溫湯浸種,一直到最後把棉花用車拉到省裡邊去交,最後把棉花票領回來,就做了兩茬。這些我完全做成了植棉內行,油菜內行。
一直做到九年以後,文革爆發前夕,才把我弄回老家去了。如果不弄回老家,留到那兒就拿給他們打死了。
堅決要把我弄回去,是人事科長,叫李彬,老幹部,她的丈夫就是那個常蘇民,當初喊我說你一定要出來放第一炮的。這個李彬所以對我好。弄我回去的時候,我就跟李彬說,我說我還不想回去呢,我看人家邱原就在成都,我又能夠拉這個車子。李彬說,你別看邱原自由吶,危險得很哪流沙河,你回去的好。我說好,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回去苦是苦,但是把一條命保到了。
留在省文聯,沒有好苦。真正回到老家去那個才苦,累死人吶,五類分子管制起來不說,還要計件勞動,一天拉了下來(拉鋸)夠受。你想那個又是計件工,拉一尺才有一尺的錢。這樣弄下來這個人簡直累得不得了。往往都是天快要黑了看不清楚墨線了才把鋸子停了,然後趕快回去了。早晨天亮前就趕起來,還沒有走攏那個鋸木那裡就開始脫衣褲了。兩個拉鋸子的人為了節省時間上廁所就一起。臘月三十都還在做,正月初二又在開始做了,這么苦。期間累得幾乎每隔兩個月都要病一次。一年下來,勞動的累病,加之以恐懼——你想文革的時候,要是學生紅衛兵把你弄回成都去了,要往死處整吶。營養又很差,害了肺氣腫。
只拉了六年。把那個六年過了,還有六年就是釘包裝木箱。就是我的兒子協助我,他才六歲七歲,他已經開始做童工,釘包裝箱子的兩個檔頭,全部是他釘的。拿個釘錘,噹噹當。六年,我就在做這個,錢可以掙到四十元。而且要松活些了。兩個六年,十二年,文革都完了都還在做。
一直到1978年,全國摘帽子,我才有幸摘了,但是文聯這邊不要我回來,因為你是個摘帽右派,你還有三個反革命集團問題都還沒有解決還在那個懸起的。那么就留在縣文化館工作了一年。
到1979年底,當時的四川省委主要領導親自批示:必須把人家調回來,第二,必須給星星詩刊平反,復刊。兩件事情,形成中共四川省委的第75號檔案。我就回來了。不然這裡掌權的人不得要我回來,因為這裡已經不是好人李彬了,李彬已經死了。
——我就說完了。

小傳

流沙河自擬小傳
原名余勛坦。漢族,蒙古裔。1931年生於成都。四歲遷返今成都市青白江區城廂鎮槐樹街老家,當時此鎮是金堂縣城。幼學古文,做文言文,習書大字。十六歲來成都讀省成中高二十三班,轉愛新文學。十七歲始發表習作。1949年秋入川大農化系,立志從文。1950年到川西農民報任副刊編輯。1952年調到四川省文聯,任創作員,又任四川民眾編輯、星星詩刊編輯。1958年劃右派分子,留成都做多種苦役,餘暇攻讀古籍。1966年押回老家,鋸木六年,釘箱六年。監管勞役共二十年。至1978年5月才摘右派帽子,任金堂縣文化館館員。1979年春復出發表詩作,秋被改正結論,不算右派,調回四川省文聯任星星詩刊編輯。1985年起專職寫作,直到六十五歲退休。退休後亦寫寫,兼賣字。
流沙河作品出版二十五種,如下:
1956年:短篇小說集《窗》
詩集《農村夜曲》
1957年:詩集《告別火星》
1982年:譯中篇小說《混血兒
《流沙河詩集》
1983年:詩集《遊蹤》
詩集《故園別》
《台灣詩人十二家》
1984年:《隔海說詩》
1985年:《寫詩十二課》
1987年:《十二象》
1988年:《余光中100首》
《鋸齒齧痕錄》
《台島十二中年詩人》
1989年:詩集《獨唱》
1992年:《莊子現代版》
1994年:《Y先生語錄》
1995年:《南窗笑笑錄》
《流沙河隨筆》
《流沙河詩話》
1999年:《莊子現代版?增訂本》
2001年:《流沙河短文》
2003年:《老成都》
《書魚知小》
2004年:《圖說莊子》

段意詳解

岸然挺拔、堅強不屈的“白楊”(堅韌)
渾身帶刺不會獻媚的“仙人掌”(頑強)
經受嚴寒笑得最晚的“梅花”(脫俗)
“藤”:為了達到向上爬的目的,不惜採取損人利己的手段,甚至將別人置於死地。
“毒菌”:口蜜腹劍搞兩面派的偽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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