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胡秋原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湖北黃陂
- 出生日期：1910
- 逝世日期：2004
- 原名：胡曾佑
- 筆名：未明、石明、冰禪
個人經歷,主要作品,軼事趣聞,
個人經歷
1910年，出生於湖北黃陂。
1925年，15歲的他考入國立武昌大學學習理工，後因加入共青團，主編《武漢評論》，反對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屠殺共產黨人而遭受白色恐怖的追捕。
1928年，來到上海復旦大學改習文學。
1929年，被公費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
1931年，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我東三省後，胡秋原毅然放棄官費留學生學業，留在上海以文學作刀槍力主抗日，任上海大學教授、翻譯。同年底，胡秋原主編《文化評論》，在創刊號上發表《阿狗文藝論》一文，宣稱“文學藝術至死又是自由的、民主的獨立主張。不日，又發表《勿侵入文藝》、《錢杏邨理論之清算與民族文學學術之批評》等文章，從而引發了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等左翼作家對他的批判，雙方為此展開了激烈的論戰，胡秋原也因此成為當時文壇上赫赫有名的“第三種人”。
1933年，參加"閩變"失敗後去香港，被香港政府逮捕驅逐，遂經南洋、印度、埃及到英國、蘇聯和美國。1936年回國參加抗日，投身國民黨官辦文宣事業。
1938年，任國防部最高委員會秘書廳機要秘書。1939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2年任《中央日報》主筆。1945年當選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46年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任暨南大學歷史教授。1948年當選立法委員。
1949年，去香港。1950年任《香港時報》主筆。1951年去台灣。繼續任"立法委員"，歷任台灣師大、世新、政戰學校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員。
1963年，獨資創辦《中華雜誌》，宣揚傳統文化，配合國民黨黨化教育。六十年代，受官方支持，與李敖展開"中西文化論戰"，反對"全盤西化論"遭到強烈反擊，論戰遂演變成一場持續近10年的官司。70年代，在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對鄉土作家取支持態度。
1988年，參與發起台灣各黨派人士組成"中國統一聯盟"，任名譽主席。1988年歸訪大陸，被台灣當局開除國民黨籍，在海內外引起很大反響。
2004年5月24日，因心肺衰竭病逝台北縣新店耕莘醫院，享年95歲。當年參與文化論戰的李敖表示胡一生“立場反反覆覆”，又說他的妻子“卻是極好的人”。
大革命時期，1924年中學畢業之際，立志以“科學報國”為己任。1925年考入國立武昌大學（今武漢大學）理化系預科，加入共青團。入學之初先後參加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主辦的《武漢評論》和中華民國學生聯合總會主辦的《中國學生》編輯工作。因喜愛王維“秋原人外閒”、柳永“夕陽島外秋風原上”句，遂“秋原”為筆名。1927年春在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舉辦黨務幹部學校和各種短期訓練班中，主講各國革命史。1927年夏，滬漢戰爭激烈，轉道赴滬，以“胡秋原”之名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自此“胡秋原”之名終其一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8年5月山東發生日軍槍殺中國17名外交官的“濟南慘案”，悲憤中完成《日本侵略下之滿蒙》一書，大受歡迎。
1928年，在上海復旦大學改習文學。192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後經鄂省大儒熊十力、蔡元培薦助，獲得湖北省官費補助。1931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系，回國後在上海等地從事文化、政治活動。“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毅然返滬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歷任上海大學教授、翻譯，和王禮錫一起參加神州國光社創辦《讀書雜誌》，獨力主辦《文化評論》周報。在《文化評論》所發表的《文學與藝術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等論文，名噪一時。1933年11月在福建的“閩變”中，有過“與虎謀皮的反動行為”，後去香港，被香港政府逮捕驅逐，遂經南洋、印度、埃及到英國、蘇聯和美國。在莫斯科期間，應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之邀，協助編《救國時報》和《全民月刊》。在《救國時報》發表《抗日就是一切一切歸於抗日》，鼓吹統一抗日。並應王明之邀參與了中國共產黨呼籲全國人民團結抗日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後來成為中國國民黨黨員。解放戰爭時期，1946年底參加制憲國民大會。1947年就任上海《東南日報》總主筆，併兼《前線日報》、《時事新報》主筆，同時在暨南大學講授國際問題，復旦大學講授西洋哲學史。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立法委員。
1949年去香港任《香港時報》主筆，並為《新聞天地》、《民主評論》撰稿。
1951年到台灣從事文化教育工作，歷任台灣師大、世新、政戰學校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員。1961年台北《文星雜誌》發起“中西文化”討論，為主要撰稿人之一。1962年與《文星》的李敖、居浩然等人打筆仗官司，居浩然以連續三篇“科學與民主”、“西化與復古”及“從門德列夫的周期表算起”，釐清科學、民主、知識等基本觀念；痛批立法委員胡秋原不懂普朗克常數的定義與傅立葉的積分公式，還胡扯“量子力學解釋有三派”，最後送給胡對聯：“不知所云三化論，東拉西扯一團糟”，橫批“信口胡言”。1963年獨力創辦生平最後一個刊物《中華雜誌》（至1993年停刊）。10月1日李敖在《文星》第六十期發表〈胡秋原的真面目〉，對胡秋原的“閩變”叛國問題進行研究，還說胡秋原是個不誠實、愛說假話的人。胡秋原大怒一狀告上法院，求償800萬元；1963年獨資創辦《中華雜誌》，與《文星》抗衡，一場中西文化論戰遂演變成一場持續近10年的官司，1974年李敖因叛亂罪被捕，高等法院對胡秋原改判無罪。1969年珍寶島事件爆發後，在《中華》發表社論，主張國共合作，支持人民解放軍保衛疆土，不向蘇聯屈服。1970年釣魚台事件爆發，《中華》成為“保釣運動”最有力的刊物。
作為文化人，他與魯迅、蔡元培、陳望道、茅盾、熊十力、于右任過往甚密，出版了我國第一部唯物史觀專著，既是台灣最早翻譯馬克思《巴黎手稿》為中文者，更提出了著名的“超越前進論”；他們父子還創辦了湖北黃陂第一所中學－－前川中學，為海內外輸送了一批精英。
在中國文壇20世紀的學術論戰中，胡秋原幾乎是“陣陣不離穆桂英”：他以“自由人”的身份參加“文藝論戰”，他的觀點成為馬思主義文藝理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史論戰”中提出了“專制社會論”；在“資本主義論戰”中，他主張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在“文字論戰”中他毅然反對簡體字、反對漢字羅馬化與拉丁化；在“中西文化論戰”中提出了著名的“超越論”；在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面對有人企圖要“政治解決”學術問題，他大喝一聲：刀下留人……
作為政治家，上世紀20年代，他曾在武漢大學加入國民黨和共青團，並與董必武一同主編了國共合作時期的機關刊物《武漢評論》；20世紀30年代，他與王明、李立三在蘇聯主編《救國時報》和《全民月刊》；在“文藝論戰”中，與瞿秋白不打不相識；在資本主義論戰中，汪精衛對他進行打壓，陳獨秀毅然為他打抱不平；他曾與毛澤東在參政會上參政議政，與周恩來、蔣介石、張群、陳布雷合作共事……
每逢事關中華民族的大是大非問題，他均能夠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並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不惜犧牲個人的名利：“九一八事變”，他立即放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歷，返滬以文筆為刀槍參加抗日；面對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他毅然參加了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 1945年當美國、蘇聯分裂中國外蒙，損害東北權益，他曾勇斗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被蔣介石革職；日本企圖侵占我國釣魚台列島，他發動與聲援了震驚海內外的保釣運動 ；1988年他毅然首訪大陸，與李先念、鄧穎超、江澤民等共商祖國統一大計，成為海峽兩岸隔絕40年後第一位來訪的台灣上層人士，他因此被李登輝開除國民黨黨籍。民革中央名譽副主席賈亦斌先生稱讚他“真不愧是一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主要作品
《同舟共濟》
《在唐三藏與浮士德之間》
《此風不可長》
《誹謗集團公然煽動政治清算問題》
《護法篇-台北地方法院關於誣謗集團罪行之判決書 偏頗悖理違法枉法之詳情》
《羅輯實證論與語意學及殷海光之詐欺》
《近百年來中外關係》
《帝俄侵華史綱》
《歷史哲學概論》
《中國文化之前途》
《史學方法之要點》
《唯物史觀藝術論》(理論)1931，神州
《民族文學論》(理論)1943，文風書局
《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論文)1955，亞洲
《文學藝術論集》
《文化復興與超越前進論》
《—百年來中國思想史綱》 1973，台.學術出版社
軼事趣聞
營救瞿秋白
但人們有所不知的是，早在此前十年，胡秋原先生不避前隙，親作擔保，掩護過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及其一家。
1935年深秋的莫斯科，正在彼主編《救國時報》的胡秋原，接待了一位來訪的中年婦女及她的十多歲的女兒。女士自我介紹道：“我叫楊之華。”一聽這名字，胡秋原立時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這位女士就是三年前同魯迅、馮雪峰一起與自己展開激烈論戰的前中共領導人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說：“胡先生，你曾經幫過我們一個大忙，我心裡一直很感激，可惜總沒機會見面，直到今天才有機會向你道謝。”
見胡秋原一臉迷惑，楊之華道出了原委：“請問，你記不記得以前在上海，馮雪峰曾經請你替一家人租房子，那就是秋白和我們母女呀！”
經楊之華這么一點撥，胡秋原也就想起來了。那時文藝論戰剛停，一天深夜，馮雪峰突然來到他的住處，說“左聯”有個朋友病了，必須立即遷居，但房東一定要人作保，所以來找他。胡秋原一聽，心裡立即明白了大概。病了的這位“左聯?朋友一定是共產黨方面的要人，否則，馮雪峰也不會深更半夜找到他作保。當時，胡秋原非常爽快地答應了，但他沒想到保的是瞿秋白一家。他至今還記得，由他作保，瞿秋白一家住進了不為國民黨當局注意的神州國光社。此時此刻，面對楊之華的道謝，胡秋原不由得笑了，不介意地說道：“原來保的是你們，那算得了什麼！”
楊之華異常真誠而又感嘆地對胡秋原說道：“秋白雖然與胡先生論戰，但是他心裡對胡先生是很佩服的。”
“那不敢當，”胡秋原也由衷地感嘆道：“其實你先生的文章比我好，在論戰中他的風度也是最好的。”
瞿秋白因拒絕“歸順”而被蔣介石下令就地殺害的訊息，此時的胡秋原已有所聞。面對陷在巨大悲痛中的秋白遺孀，他內心充滿了對蔣介石的憎恨，也止不住一陣陣酸楚。他連忙讓夫人敬幼如撫慰楊之華。時隔整整70年，在2004年初春的台北，當我提及當年胡先生不避前隙積極參與營救馮雪峰時，94高齡的胡夫人敬幼如仿如講述一件昨天剛發生過的事情，向我們娓娓講述了另一件事——1935年在莫斯科接待楊之華來訪的一幕。當敬幼如先生講述當年的一幕時，我瞥見，坐在一旁沙發上的胡秋原先生的眼睛裡閃過了一絲明亮的光。往事，並不如煙。
抗戰筆鋒長銳利
胡秋原每逢事關中華民族的大是大非問題，均能夠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並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不惜犧牲個人的名利。民革中央名譽副主席賈亦斌先生稱讚胡先生“真不愧是一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1932年2月7日，也就是我十九路軍將士英勇抗擊日寇侵略上海的戰爭的第11天，滬上50餘位著名文化界人士聚集在租界內一間冰冷的教室內共商抗日大計。到會的文化界人士一致同意成立“中國著作者抗日聯合會?，胡秋原和馮雪峰一道被推薦為由15人組成的執委會委員。接著，與會者一致通過了由胡秋原、王禮錫兩人起草的《中國著作者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宣言》通過後，在上海的文化界著名人士紛紛簽名表示支持。三天后的2月10日，簽名者達到129人，其中有胡秋原的另一個論敵魯迅，以及巴金、李達、周谷城、胡愈之、郁達夫、夏丏尊、許德珩、豐子愷、田漢、陶希聖、鄭伯奇等。
《宣言》是一篇戰鬥的檄文，更是抗日的行動綱領，它喊出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心聲，揭露了各帝國主義和不抵抗的政府當局之醜惡嘴臉。
1933年11月20日，為回響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聯合抗日主張，陳銘樞、蔣光鼐、李濟深、蔡廷鍇等國民黨愛國將領在福州發動兵變，成立了抗日聯共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早在此前趕往的胡秋原被任命為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員會的委員，此時，他年僅23歲。就在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前一小時，由80餘位來自全國25個省、市、地區和海外僑胞代表組成的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經胡秋原和王禮錫等人起草的《人民權利宣言》和《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政綱》。福建事變失敗後，胡秋原先是流亡到了香港，遭港英當局拘捕後復又勒令出境。船抵新加坡時，胡秋原受到了數千愛國僑胞和華人英雄般的歡迎。之後，他又前往印度、埃及、英國、法國、蘇聯、美國等地。
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回國投身抗戰，被任命為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中央日報》副總主筆，以及《東南日報》和《香港時報》總主筆，並任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教授，創辦《祖國》、《民主》、《政治文化》及《評論》等刊物，宣傳全民族抗戰。
胡秋原與他前不久發生激烈論戰的論敵馮雪峰一道，多次前往激戰中的淞滬前線，慰問浴血抗日的十九路軍將士。隨後，經過胡秋原、馮雪峰，以及陳望道、王禮錫、丁玲等人的奔走聯絡，平日觀點不同的作家們終於在抗日的旗幟下集合了起來，組成了聯合戰線。
1934年1月下旬胡秋原抵香港，正當他在住所醞釀反獨裁和有關中國文化的文章時，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打斷了他的構思。打開房門，發現門外站著一群荷槍實彈的警察。還未弄清是怎么回事，警察的槍口已對準了他的胸膛，並用英語說：“不許動！”繼而從內地帶來的四個大書架的中外書籍、書桌抽屜都被警察們不由分說地搜查得遍地狼藉。爾後被推上囚車，連同書徑直拖到香港警察總署。胡秋原坐了半天冷板凳之後，才進來一胖一瘦兩個洋人。當那個胖子從書籍中發現了一本蘇聯《藝術社會學》時，似乎發現新大陸了，便嘰嘰哇哇地嚷道：“布爾什維克……”
胡秋原聽那個胖子的發音不像英國人，倒很像俄國人，便義正辭嚴地反駁道：“我可敬的先生這書名明明寫的是Sotsiologia Lskust-va，如果你懂俄文的話，怎么睜著眼睛說瞎話呢？”把那個胖子說得無言以對。瘦子見胖子受挫，就由自己來繼續檢查。瘦子驚奇地發現書籍中不僅有中外著名詩人的集子、文學藝術史、哲學史、政治經濟學，還有英國人的《莎士比亞全集》，而且書本上還留下胡秋原閱讀時用中英兩種文字所作的記號與書評。於是他便鄭重地對胖子說：“這是一位紳士。”“既然如此，我應該有吃早飯的權利吧。”胡秋原用英語對瘦子說。“我會派人來幫助你的。”瘦子答道。可一直等到晚上七、八點鐘，才來了四個人。這四個傢伙不由分說地將他的眼鏡、手錶、衣服上的紐扣、皮鞋上的帶子拿下，又強迫他打了手印，然後把他送進了監獄。
第二天胡秋原被“請”進了傳訊室。傳訊室里坐著一個英國法官和兩個中國人。法官說英語，叫那兩個中國人翻譯給他聽。胡秋原用英語答道：“我可以說英語，不必翻譯。”“你是不是共產黨？”法官問道。“我想，你們已從檢查過我的書籍和檔案中早已可以得出結論了。”“那你是不是社會主義者呢?”“是的。我想法官先生必定知道，貴國內閣總理麥克唐納先生也是社會主義者。不過，我還有不同之處，我是主張中國將來實行社會主義，而不是現在。”“你參加過福建造反嗎？”“應該說是福建起事，請法官注意措辭。而且此事系我國內政，與貴國無關。”好一段精彩的唇槍舌戰，胡秋原既維護了國家的主權與人格尊嚴，又從國際法的角度回敬了帝國主義插手中國事務的野蠻行徑。最後當然是書隨人走，就連那幾個英國人也不得不連聲對前來迎接胡秋原出獄的保人說：“這是一個錯誤的訊息。”“一個可笑的誤會?”
話雖那么說，最終胡秋原還是被驅逐出境。但他愈挫愈勇，儘管過著流亡生活，仍然不遺餘力地利用其影響力承擔了世界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的實際工作，與世界名流愛因斯坦、杜威、羅素、羅曼·羅蘭等建立起廣泛的世界反侵略統一戰線。還應邀到莫斯科協助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主編《救國時報》、《全民月刊》，到布魯塞爾參加“全球和平運動大會”，在巴黎發起“全歐華僑抗日聯合會”，在美國參加反日遊行示威演講……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在望，美、英、蘇三國卻背著中國簽訂了損害中國外蒙古和東北權益的“雅爾達密約”，而後強迫蔣介石政府與蘇聯簽訂承認上述條款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6月下旬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率團去莫斯科談判中蘇條約。但外界卻一無所知。時任《中央日報》副總主筆的胡秋原，到報社去查閱資料，一進門就與一位手拿地圖的軍官撞了個滿懷。好奇地問資料室主任：怎么軍人對報社感興趣起來。主任說：“是軍委會的一位上校，要借閱一份外蒙古地圖。可是我們沒有外蒙古地圖，就把丁文江編的中國分省地圖借去了。”胡秋原聽了心頭一驚：難道參謀總部連外蒙古地圖也沒有嗎？不由得想起了在莫斯科幫助共產國際主編《全民月刊》時，在紅軍博物館裡看到蘇聯把外蒙古列入其版圖的情形。數天后報紙公布了中蘇談判的訊息。
7月18日日宋子文一行抵渝，胡秋原趁機拜訪相識多年的隨員萬異。兩人一見面，就迫不及待地問萬：“蘇聯是不是打我們外蒙古的主意？”萬遲疑了一會兒說道：“這是外交秘密，我不能告訴你胡先生。”“老兄已經把外交秘密告訴我了。”胡秋原大笑道。“這從何說起嘛，我幾時告訴你外交秘密？”萬十分緊張地說。“老兄不要怕，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實你剛才說是外交秘密不可泄露，那不就是承認有這回事嗎？我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知道這一訊息的，只不過是找你證實一下罷了。”經胡秋原這么一說，萬才鎮靜下來。胡秋原又接著說：“萬兄，你我都是參政員，而且你還是東北人，是出了名的愛國人士。你想想，我們8年抗日不都是為了保住東北嗎？一旦丟失外蒙古，那么整個東北和華北都沒有了。你做官的日子短，可做中國人的時間長啊?我們沒有機會執掌國家大權，但我們總應該為國家盡點心吧？我感到很奇怪，你為什麼不對我們的談判代表團敬一言呢？”萬異長嘆了一口氣說：“我只是個小小的隨員而已，根本沒有參加談判的資格。不過據參加談判的沈鴻烈先生說，談起外蒙古的地理，史達林如數家珍，我們的宋院長卻一無所知。你說這是不是一種悲哀。”
胡秋原回到家裡，吃不香睡不著，想不出一條好對策來。7月下旬突然聽說宋子文出於外界壓力辭去了外交部長職務，但還是要同新外長王世傑再赴莫斯科談判訂約。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敦促他決定立即上書蔣介石、宋子文、王世傑，力諫不能簽約。於是一股激情湧向筆端，一份備忘錄一揮而就。其大意是：外蒙斷不可失，此約萬不可訂，如訂此約，不僅8年浴血抗戰付諸東流，而且是亡國之禍，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美、英、蘇三國所訂的“雅爾達密約”，我國既未參加，自然不受約束；即使蘇聯出兵東北，造成既成事實，我國也不可承認……
胡秋原將備忘錄抄寫了三份，一份請陳布雷轉交給蔣介石，另兩份交宋子文、王世傑。到了月底，陳布雷有了回信：“領袖自有權衡，吾兄不必過於憂慮。”王世傑也回了信，大意是“自當注意”等語。胡秋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決定背水一戰。不顧自身安危，公然以個人名義，自印了200份《參政員胡秋原對中蘇談判的聲明》傳單，以快信分寄各大報刊及參政會駐會委員，呼籲大家共同反對。全文是：“此次世界大戰，實因東北問題而起。而蒙古之重要，不亞於東北。吾人珍重蘇聯之友誼，承認中蘇永久和平之絕對必要，並願承認蘇聯在東北中東路之北段有一定的權益。然如此一談判，竟涉及東北尤其是外蒙古之主權問題，則絕非中蘇兩國之福，亦非世界和平之福。即謂此將為世界第三次大亂之禍源，亦非過言。吾人深信，血濃於水。凡中國之子孫，無論對政治問題有何歧見，對於滿蒙主權，必能有一致之認識與決心。而政府在此重大談判時，實應使國人充分明白真相。本人與多數同仁嚴肅考慮後鄭重提出一些意見，深信我朝野人士，必也同樣潛心關切。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五日。”
與此同時，胡秋原還寫了一封英文信給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嚴正指出“美國不應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1945年8月5日，宋子文、王世傑如期飛赴蘇聯，原秋原發出去的傳單如泥牛入海。但他卻意外地收到了赫爾利的邀請函。他二話沒說，立刻大義凜然地前往美國使館，與赫爾利進行了一場唇槍舌劍的鬥爭。赫爾利盛氣凌人地說：“這封信是你寫的嗎？”胡秋原從容地答道：“是的，大使先生。”赫爾利見胡不買他的賬，竟將桌子一拍，厲聲喝道：“你怎么能對我說這種話！”“我有權利為中國的事，對自稱是中國盟友的美國代表講中國人的意見。我是受貴大使的邀請以客人的身份前來的，如果你不以客禮相待，我立刻就走?”“快請坐，快請坐?我是請你來交換意見的。”赫爾利見眼前這位青年人是一個有理有節的硬骨頭，慌忙糾正自己的失禮。但他還不罷手：“胡先生信上所說的內容，是從哪個渠道得到的訊息？”胡秋原答道：“先是貴國海軍將軍顏露爾的文章，以後還有許多零散的訊息。包括6月間貴國電訊報導大使先生受美國政府之命，將‘雅爾達密約’協定轉達我國政府。”“那是貴國與蘇聯之間的事，與我們美國何乾？”赫爾利狡辯道。“不對！該條約是貴國與英、蘇一起訂立的，怎能說無關?我給貴大使寫信有如下理由：第一，因自九國公約以來，貴國就很關切中國的領土完整，所以中美兩國成為抗日盟國。第二，貴國電訊既然刊載了貴大使將‘雅爾達密約’通知中國，就表示貴國與該條約有關。如果貴大使聲明此訊息純屬謠言，我就立即向大使鄭重道歉。”胡秋原理直氣壯地滔滔不絕。
赫爾利被駁得體無完膚，便立即王顧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斷赫的話：“如果大使先生沒有其他問題的話，我要告辭了。”赫爾利怕再談下去弄得自己下不了台，便恭敬地把他送出門說：“胡先生，你是我所見到的中國人中，罕見的勇者。”胡秋原回敬道：“不對！像我這樣的中國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會或宴會上少見而已。”赫爾利見殺一儆百未能得逞，就向外交部提出抗議，要求對胡進行查辦。蔣介石得知後極為震怒，當即下令將胡“免本兼各職”，撤銷了胡的國防委員會秘書和《中央日報》副總主筆的職務。
勿忘故園荊樹根
1988年10月5日，胡秋原再度回到闊別40年的母校黃陂一中（原前川中學），舊地重遊，異常興奮。當他獲悉學校師生比原來增加了三四倍，有的學生作為全省文科狀元考入北京大學，還有的考入大學少年班時，當即捐贈2000美元作為獎學金，獎勵優秀學子。黃陂一中校長則把珍藏40多年的，胡先生為前川中學第四屆畢業生題寫的手跡“一須有志，二須有識，三須有恆。”交給胡先生時，他激動得熱淚盈眶，一股激情湧向筆端：“一別校園四十年，欣看黌宇信增添；勤仁誠勇當時訓，地隔時移心自聯。”
在湖北大學他與大學生暢談改革，討論學問，發表了“要改革不要混亂，要統一不要分裂，要和平不要內戰”的演說，深受師生首肯。而後，他登上了重新修復的黃鶴樓，俯瞰舊貌變新顏，頓時，心潮澎湃，即興為黃鶴樓賦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我輩今登黃鶴樓。浩劫一去不復返，鄂中萬眾尚優遊。鐵橋連鎖三名鎮，山樹環繞百卉洲。不盡長江滾滾下，風流水草浪沙收。”
對於曾經就讀過的武漢大學，他有著特別的感情。當年，他在此激揚文字，參加革命，以及白色恐怖中追捕他的情形一幕幕在眼前浮現。於是他信手寫成七絕一首：“四十年後回母校，猶如老大歸故鄉。但願後昆齊努力，共掬心血光炎黃。”返台以後，他又派其弟送回5.1萬元人民幣，在他的祖籍地修建了一所村辦國小——中華學校。
近幾年來，胡秋原雖然年事已高不能返鄉，但卻與家鄉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當年黃陂縣政府創辦了全省第一家聯絡海內外親情、鄉情的縣級報紙《黃陂鄉音》，胡先生收到後非常高興，當即揮毫“傳達鄉音，心心相印；同鄉之音，其韻如琴。”表達了他的肺腑之言。當黃陂一中占地270畝的新校舍舉行落成慶典，他接到邀請函後，專門打電話誌慶。不久前著名黃陂籍湖北大鼓演唱家張明智赴台演出，胡秋原滿懷興致地觀看了演出，並設家宴款待，還為其題詞：“永憶鄉情迎歸客，時聆清唱在雲間。”使黃陂鄉音再一次在台灣產生了強烈的反響。
胡秋原治學嚴謹，有口皆碑。家鄉給他寄去了新近出版的《黃陂文史》，他看後非常高興，夜不能寐，竟拖著帶病的身子，根據他的所見所聞和研究歷史的方法，給家鄉寫了洋洋萬言的親筆信。信中還一絲不苟糾正了幾處歷史錯誤。當從家鄉台辦獲悉，家鄉的木蘭山地區，目前已形成融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於一體的山、湖、川旅遊度假區，而且還被聯合國計畫開發署列為“21世紀優先開發工商項目”的訊息時，非常高興，專門派女兒胡采禾返鄉考察，回去後向台灣以及國際友人宣傳開發木蘭山地區的旅遊資源。他則在蒐集、整理木蘭山的資料，準備從學術的角度出一本有關木蘭山的專集。胡秋原給木蘭山詩詞楹聯學會寄來了他的近作《憶木蘭山》：“自古地靈人傑出，千秋傳頌木蘭詩。奇峰聳立如劍峰，巨石嶙峋似臥獅。朝磬聲回諸聖殿，晚霞光照女神祠。荊門遠望雲山外，鐵甲琵琶若個奇。”這就是胡秋原的心聲。
兩岸破冰第一人
人生短促，但歷史源遠流長，歷史是一面最好的鏡子。
胡秋原95年的人生，不僅證實了他是一個深明大義的人，而且，他的順應歷史潮流前進的壯舉，將永載史冊。
1988年4月，面對海峽兩岸一波又一波日益涌動的統一浪潮，為進一步推動祖國兩岸的和平統一，胡秋原審時度勢，及時地在台灣發起成立了“中國統一聯盟”，並被推舉為名譽主席。自此，他一直站在反分裂反“台獨?的第一線。五個月後，1988年9月12日，兩岸上空響起了一個人的訊息：胡秋原先生無視台灣當局的“三不”政策，以祖國統一為己任，偕與之風雨同舟56年的夫人敬幼如，以及長女胡采禾一道，從美國舊金山直飛北京，回到了闊別四十載的故土大地，從而，成為海峽兩岸隔絕40年之後首位來祖國大陸訪問的台灣高層人士，首位國民黨立法委員，進而被譽為“兩岸破冰第一人”。在北京，胡秋原與老朋友、中共領導人李先念、鄧穎超等親切會面，共商國是。他在內地整整訪問了36天，行程逾萬公里。還是在首都機場時，胡秋原先生就向前來歡迎的老朋友和媒體記者們強調：“愛國就不能不贊成統一，如不贊成統一，你就不夠資格談愛國和過問國事。任何中國人都應該贊成統一。”9月15日，在與鄧穎超會面時，胡秋原再次強調說：“最重要的是中國非團結、統一不可，事不宜遲”之後，在訪問北京大學，面對濟濟一堂的北大師生演講時，胡秋原由衷地慷慨陳詞道：“祖國大陸在極短的時間內，能製造核子彈、氫彈和使衛星上天，說明中國人能強；台灣的經濟建設，能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說明中國人能富。如果我們中國能夠統一，就很快可以富強起來。”胡秋原先生的話音剛落，全場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台上台下，堅冰融解，春水流淌，人們的淚水和著掌聲。“統一！”“統一！”強烈的呼聲響遍華夏大地，響遍寶島山山水水。金色收穫的季節颳起了一股旋風，血肉相連的兩岸同胞以無比喜悅的心情歡迎“胡秋原旋風”的平地而起。
1988年9月12日，台灣國民黨黨員、《中華雜誌》發行人胡秋原開始在北京、陝西、湖北等地參觀、訪友及探親，言談中表示應結束民族分裂，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受到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和鄧穎超的會見。9月15日鄧穎超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胡秋原，胡秋原一行走進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鄧穎超迎上前去，親切地握住胡秋原的手說：“我能與您重逢，真是喜出望外！”
落座後，胡秋原說：“到北京來，特別想看看鄧大姐。”
鄧穎超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歡迎您的到來！”鄧穎超說，“您贊成統一、反對台獨，對台獨會造成的破壞看得很透徹，和我們有著共同的見解。”
胡秋原先生談到討論和平統一事宜，祈望得到原舊政協發起人中健在的鄧穎超、陸定一、張群和陳立夫的支持時，鄧穎超說，解決中國統一的問題，需要跟更多的同胞商談。陳立夫先生年歲已高，我們曾表示歡迎他回來看看，他也有這個願望，但至今還未實現。您回去後，請代我向陳立夫先生、杭立武先生、張群先生問好！
鄧穎超還談到，大陸方面曾向蔣經國先生表示，統一的事越早越好，希望能在他活著的時候解決問題，但他未來得及仔細考慮我們的意見。現在兩岸的執政黨應當坐下來，商談和平統一大計。台灣方面如果堅持不談，一旦島內為台獨分子所控制，台灣就會再度淪為外來勢力的殖民地。
鄧穎超說，胡先生對故土充滿眷念之情，愛國之心令人敬佩，我們願意聽取您的意見，領取教益。當她聽到胡先生準備尋訪絲綢之路時，親切地叮嚀道：“北國風寒，多加珍重。”
國民黨當局對此甚感不滿。9月21日由於台灣國民黨主席李登輝提出了開除胡秋原黨籍的建議，因此國民黨中常會專門召開會議討論，最後決定開除胡秋原黨籍。
兩岸統一的主張，惹惱了忘掉祖宗一心要搞“台獨”的李登輝。還是在胡秋原穿梭般來往於內地南北各地的觀光訪問中，1988年9月21日，也就是胡秋原與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握手言統一後的第六天，李登輝主持國民黨中常會，開除了胡秋原長達半個世紀的國民黨黨籍。
一些頑固不化的“台獨?分子揚言要對他處以“死刑”，國民黨執政機構中的極少數人也聲稱要對胡秋原“法辦”。但最終，以無“法?可“辦”但又限制他“兩年內不許出境?而荒唐告終，這使人想起了四十三年前蔣介石下達的那個“免胡秋原本兼各職?的手諭。然而，也只是螳臂擋車而已！
面對當局欲“法辦?的鬧劇，胡秋原並沒有放在心上。1988年10月18日，在途經香港時，胡秋原先生坦然面對記者說：“我是公開去內地的，我也是很光明地回去，我的話也是公開的，我沒有得到共產黨什麼好處，我不過是講了國共要談判，兩岸要統一，現在我更加強了這個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個中國人，只要中國人不開除我，我做中國人到底了！我相信沒有人會再開除我的國籍，我還要盡中國人的力量。”
同日，在返抵台灣桃園機場時，面對前來歡迎的數百位各界人士，胡秋原發表即席演說，再次強調：“統一是全體中國人的責任，是為中華民族的共同將來而籌謀。台灣一旦脫離祖國大陸，無論有多少成功，在國際強權環伺下，都沒有安全可言，前途都是黯淡的。因此，未來只有朝統一發展。”臨了，他還詼諧地表示，他將親自將國民黨黨證送去中央黨部。
不久，在十數位“要統一”的國民黨知名人士陪同下，胡秋原和他們一起前往“中央黨部”交還了黨證。從此，他更加不遺餘力地為兩岸統一奔走呼籲。以後，胡秋原又再次來到內地訪問，還斥巨資贊助家鄉的教育事業。回到台灣後，他逢人宣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推行的改革、開放路線給內地帶來的新氣象。
在這裡，需要濃墨飽蘸書上一筆的，是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先生對胡秋原先生壯舉的中肯評價。1990年5月27日，於台北師範大學舉行的胡秋原80壽辰演講會上，面對來自島內各地的上千名與會者，91歲的陳立夫先生特別地讚揚了胡秋原的愛國精神，以及肯為民族大義勇敢奉獻的精神。立夫先生面帶微笑，道出了他對小他11歲的胡秋原的肺腑之言。立夫先生說：“秋原這個人很勇敢！有浩氣，他覺得海峽兩岸今天應該講和，不能再互相攻擊，結果，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個人忽然跑到北京去了……?
立夫先生話音剛落，會場內頓時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掌聲。
十分有意思的是，在李登輝操縱國民黨中常會“開除”胡秋原的黨籍後，台灣立法院卻絲毫不為所動，直到三年後——1991年12月31日，任屆期滿，胡秋原先生方告榮退。榮退時，立法院院長梁肅戎先生和副院長劉松藩先生聯袂為之賦詩贈匾，其詩文高度讚揚了胡秋原先生幾十年如一日為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的獻身精神。梁肅戎先生和劉松藩先生贈送的有“中華一統，功在國家”內容的詩匾，至今仍懸掛在新店文化新村胡府客廳的牆上。
10月18日胡秋原返回台灣時，島內愛國統一力量組織200人的隊伍，前往台北機場熱烈歡迎，並高喊“中國統一萬歲”。此事在島內掀起了一股“聲援”胡秋原、抨擊國民黨當局以“三不”為中心內容的“大陸政策”的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