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濟邦（1911年—1995年）記者、外交家。浙江永康人。
胡濟邦1935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1931年南京“珍珠橋慘案”中，為“護校委員會”十三名委員之一。先後掌握了英、法、俄、日、匈、拉丁等語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前往蘇聯，被贊為“中國前往蘇聯的首位傑出女性”；也是當時僅有的歐戰中國戰地記者；參加了戰時及戰後在莫斯科舉行的各種重要國際會議；採訪過史達林、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杜魯門、張伯倫、邱吉爾、戴高樂、狄托、卡達爾等一大批世界政壇風雲人物。
胡濟邦和中央大學同學畢季龍一起被外交界讚譽為“最美好的一對”。新中國成立後，她參加了外交部的籌建工作，為將軍大使的夫人做外交禮儀培訓。1956年調《人民日報》任記者，曾任全國記協國際聯絡部部長。1979年至1985年丈夫畢季龍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時，胡濟邦也到美國紐約，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
1995年2月7日，胡濟邦在上海逝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胡濟邦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浙江永康
- 出生日期：1911年
- 逝世日期：1995年
- 職業：記者、外交家
- 畢業院校：國立中央大學
人生經歷,學生運動,紅色特工,出使蘇聯,歐洲前線,其他信息,地下工作,新的工作,
人生經歷
學生運動
1911年農曆9月11日，胡濟邦出生於浙江省永康縣古山鎮一個世代務農的家庭。
1927年，胡濟邦16歲，考入杭州法政學校，那一年，蔣介石叛變革命，發動“四·一二”大屠殺、馬日事變，共產黨奮起反抗，舉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暴動，腥風血雨迎面撲來，正值豆蔻年華的胡濟邦在此時開始接觸革命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12月，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到達南京，17日，南京、北平、天津、上海、武漢、廣州、安慶、蘇州、濟南等地學生共3萬餘人，從中央大學出發，舉行聲勢浩大的聯合總示威。胡濟邦作為中央大學護校委員會13名委員之一，慷慨參與。
1932年夏，因為參加抗日運動，胡濟邦被學校開除。21歲的年輕姑娘毫不氣餒，立即北上，到北京大學旁聽，她一邊學習，一邊參加革命活動。
紅色特工
1933年春，在國民黨兵工署預算處當會計，深得署長俞大維信任的四兄胡濟時介紹胡濟邦進入俞宅，教授俞公子英語。兵工署署長是國民黨高官，經常參加蔣介石的重要軍事會議。胡濟邦藉此獲得了大量國民黨核心軍事機密。圓融通達的胡濟邦，頗得俞大維一家喜歡，俞大維本人也對胡濟邦從不防範，常在公務之餘，和胡濟邦談論國事。
1933年7月的一天，俞大維從廬山回到南京，對胡濟邦欣欣然道：“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部署了進剿共軍的詳細計畫，我看，朱毛紅軍這次的日子恐怕不長了……”胡濟邦認定俞大維一定有蔣介石的“剿共”計畫，因為兵工署長必須熟悉軍事部署，不然，無法向各部提供武器彈藥。胡濟邦不動聲色，沒費多大週摺就找到了俞大維從廬山帶回的一大摞軍事檔案，都是絕密材料。她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將情報送了出去。
當江西瑞金中央蘇區的紅色通訊社刊出這些絕密檔案的時候，蔣介石大驚失色，氣得差點暈倒。
1933年夏，經二哥胡濟川和恩師何浩若舉薦，又有俞大維和胡濟時的說合，胡濟邦憑著一口流利的英語，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國際司五科(護照科)任科員。
1934年春，23歲的胡濟邦由盧濤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立法院立法委員、中共秘密黨員王崑崙即來找她，請她辦幾張前往蘇聯的護照。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按正常渠道申請護照，恰是自投羅網。故而共產黨人往往從滿洲里和新疆偷越國境，但那是十分危險的。如果能拿到真正的護照，蓋上外交部的大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國繞道去蘇聯了。“縣官不如現管”，王崑崙考慮，倘若轉彎抹角從上層找關係，牽涉面太廣，反而誤事，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已經打入護照科的胡濟邦。當王崑崙遮遮掩掩地向胡濟邦說明來意，聰明的胡濟邦嫣然一笑，打趣道：“堂堂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需要幾本護照還不容易！需要幾本？儘管吩咐。我明天就給你送上。”王崑崙欣喜異常，沒想到如此輕而易舉就能拿到護照。
16本護照到手後，還要從南京安全送往上海，交到有關人員手中，而此時王崑崙已被軍統戴笠列入黑名單，行動受到沈醉的嚴密監視。形勢危急，胡濟邦假扮成王崑崙的情人，以去上海度周末為由，結伴而行。沈醉嗅出其中奧妙，即在上海霞飛路霞飛坊王公館四周布控，來個守株待兔。但王、胡二人更為機警，他們在上海站下車後，根本沒有回家，而是讓胡濟邦入住東方飯店，王崑崙下榻青年會，兩人迅即趕往事先約好的接頭地點，將護照交與組織。沈醉他們守了一夜，連個人影也沒見到！只好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未歸”電告戴笠復命。一場風波化險為夷。
此事給當年黨中央軍委書記、總管特科的周恩來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當面誇獎胡、王二位：“多虧你們搞到了出國護照！”
出使蘇聯
1935年，胡濟邦被派往國民黨駐蘇使館工作。組織上交代她任務：利用國民黨大使館的崗位為黨(如客觀需要)也包括為蘇聯黨做工作。
1936年初，胡濟邦在上海獨自登船，乘一艘蘇聯破冰船，到達海參崴，然後坐了9天9夜的火車，穿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到達莫斯科，任當時的中國駐蘇大使館新聞專員，兼《中蘇文化》雜誌駐蘇記者。
胡濟邦作為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的新聞專員抵達莫斯科，是中國有史以來派駐國外的第一位女外交官。
誰曾料到，此一去，竟是漫漫13年！毋庸置疑，這是胡濟邦一生最為燦爛的篇章。
歐洲前線
此時，活躍在蘇德戰場上的身影屬於胡濟邦：她是蘇德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又是女性；唯一持有外交官護照的記者；在前線堅持時間最長的記者；中共秘密黨員。她的事跡媲美鬚眉，稱得上巾幗英雄。
年輕時的胡濟邦風姿綽約、儀態萬方，用當今時髦的話說，是美女外交官，美女記者。但她的名氣並非源自年輕貌美。埃德加·斯諾曾評價她：“胡濟邦女士是中國唯一的駐蘇戰地記者。蘇德戰爭如何？我看中國武官的分析是錯的。胡濟邦女士說勝利一定屬於蘇聯紅軍，那才是正確的。”這位《西行漫記》的作者，將毛澤東的照片和胡濟邦的照片一起印在了書的扉頁上。
胡濟邦和斯諾是很好的朋友。1941年，斯諾接受《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任務，前往蘇聯和歐洲，在莫斯科的記者圈子裡和胡濟邦相遇。“在語言大師中，最‘威風’的恐怕非胡濟邦莫屬。這位先後為國民政府和人民政府的外交部效勞過的女秀才，正是曾經與世界五巨頭笑談國際風雲的唯一的中國外交官呢！”胡濟邦“跟蘇聯元帥史達林在一起時說俄語，跟美國總統羅斯福、杜魯門，英國首相張伯倫、邱吉爾在一起時說英語，跟法國總統戴高樂說法語。她還用流利的匈牙利語採訪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匈牙利總書記卡達爾。同時她還會日語、拉丁語……”。
這位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女子，在莫斯科13年(1936-1949)，目睹了蘇德戰爭的全過程，寫出了無數篇戰地報導，拍攝了大量珍貴的歷史照片，發表在國民政府情報司(即新聞司)英文版的《自由論壇》周刊和《中蘇文化》雜誌上。胡濟邦憑藉其卓越才能，成為莫斯科新聞、外交圈舉足輕重的人物。
其他信息
地下工作
胡濟邦在蘇聯，遵照臨行前黨的指示，利用合法身份，通過外交途徑，致力於中蘇文化交流，結識眾多的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如與列賓齊名的畫家蘇里科夫，著名油畫家康恰羅夫斯基等，都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她還拜康恰羅夫斯基為師，學習油畫。康恰羅夫斯基十分喜愛這位才華橫溢的中國女外交官，特地為她畫過兩張肖像畫。當年，讓蘇聯人民大飽眼福的中國藝術展，先後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展出，事無巨細，都由胡濟邦一手操辦。她熱心相助袁牧之、陳波兒赴蘇學習戲劇、電影。後來，袁牧之籌建中央電影局，任局長，陳波兒組建東北電影廠，創建北京電影學院，為我國電影藝術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胡濟邦到蘇聯去，黨組織指定曹亮為她的組織聯繫人，兩人還約定了通訊代名和暗語(曹的代名為君碧)。但胡濟邦到莫斯科後連著幾個月都沒有接上黨的關係，這可把她急壞了！幾次寫信回國，向曹亮詢問情況，誰知，原因是幫她帶組織關係的兩位同志因故未去蘇聯。1936年冬天，曹亮將這一情況告訴夏衍，請他為胡濟邦介紹組織關係。夏衍通過秘密途徑請史沫特萊托一位海員帶信給在莫斯科的蕭三，蕭三很負責任地找胡濟邦談話，並把她介紹給蘇聯方面。以後胡濟邦多次向蘇聯同志提出要求會見中國黨組織，但每次蘇方都說因工作性質需要特別保密，不宜與其他人發生聯繫。除工作外，蘇方也經常為胡濟邦組織馬列主義的理論學習，介紹國內鬥爭情況、國際形勢，蘇聯同志解釋說：這就是“特殊的組織關係。”
在莫斯科的悠長歲月里，胡濟邦繼續為黨的事業奔波。經常提供在國民黨駐蘇使館以及國民黨訪蘇代表團方面取得的情報。其中許多內容都涉及國民黨的反共陰謀。雖然沒有和中共黨組織取得直接聯繫，但胡濟邦時刻牽掛著國內。1937年，胡濟邦委託由英倫回國、途經莫斯科的於炳然(解放後曾任重慶市公安局長)帶給曹亮250美元，信中暗示是她交的黨費。之前，約在1935年底，胡濟邦也將自己出國置裝節約下的300元交了黨費。
據原國民政府駐波蘭大使館臨時代辦姜治方回憶：“胡濟邦是一位活躍在東歐外交界的中共地下黨員。曾到華沙托我為國內代購通訊器材。”另一位知情者這樣寫道：“據筆者所知，胡濟邦是中共地下黨員，奉黨派遣進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門派駐蘇俄。她的共產黨員身份始終未被察覺，特別是傅秉常擔任駐蘇大使時，對胡更是信任關愛。”
1949年3月，國民黨駐蘇使館起義，4月，闊別故土13載的胡濟邦以赴歐學習為名離開國民黨駐蘇大使館，乘飛機經瑞士抵香港回國。中途胡濟邦考慮到路途遙遠，在境外時常停留，尤其是到香港後還要待命，有諸多意外。機智的胡濟邦在途經瑞士時，將不便隨身攜帶的美元、金洋90枚等存入瑞士銀行保險箱，回國後即向組織報告。1953年2月，由我駐瑞士使館取出了這批美元，胡濟邦把這筆外匯折算成人民幣1萬多元(相當於現在的1千多萬元)全部捐獻給了外交部幼稚園。
新的工作
1949年5月，胡濟邦歷盡艱險，回到祖國。這時北京剛解放，新中國還沒有成立，中國共產黨面臨著百廢待興的千頭萬緒。但人人都是興奮的。在北京翠明莊招待所作短暫停留的胡濟邦忙裡偷閒，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翻譯了《蘇聯總工會關於工會組織工作的各種決定》等大量檔案，為新中國的工會建設起了關鍵的作用。
9月，胡濟邦進入正在籌建的新中國外交部大樓，於同年11月至次年7月在外交部東二樓大廳舉辦的大使學習班裡，任外交禮儀教官。學習班由李克農副部長主管，具體組織工作由辦公廳副主任閻寶航負責。閻寶航(1895-1968)於英國愛丁堡留學，後長期從事統戰和國際情報工作。他一米八的個頭，中山裝每天都熨得平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日語，社交活動、禮賓禮儀、官場應酬，嫻熟自如，從各野戰軍調來的將軍大使們都稱他“洋主任”。在學習班裡，外交禮儀教官胡濟邦被尊稱為“老外交”，是個“傳奇人物”，“在隱密戰線上戰鬥了近30年的紅色戰士”。她教起“學生”來極為嚴格，就連王稼祥夫人、朱劍凡之女朱仲麗都服了。胡濟邦指著一位夫人的旗袍，連連搖頭：“不行不行，你的內褲太長，都露在旗袍開叉外面了，必須穿襯裙，知道嗎？”準備去匈牙利當大使的黃鎮夫人朱霖，穿了件連衣裙，解開領扣，把裡面的汗背心往領口拽了拽，覺得很漂亮，但胡濟邦直搖頭：“不行，背心不能露出來，這樣人家會認為不禮貌。”這些不懂外語，又沒出過國，從黃土地走來的“土八路”夫人們，個個都是短髮。胡濟邦指著她們的髮型說：“解放區的髮型不符合外交場合要求。要燙髮，搽上點粉，抹點口紅……”朱霖泄氣地說：“我不幹了！最好選能幹的去！”到學習吃西餐時，朱霖對黃鎮說：“我還要吃20個餃子才夠。”服務員遞上一盤水，朱霖想喝，胡濟邦趕緊制止：“這是吃完水果後洗手的水，不能喝。”朱霖只好悻悻地縮回手：“真是活受罪！”
胡濟邦在外交部辦公廳任秘書科長、處長，研究室研究員等職近7年，為共和國外交部的初創，付出了全部心血，得到李克農的讚賞。
1956年，胡濟邦調《人民日報》國際部任記者，常駐波蘭、匈牙利等國。匈牙利事件時，她深入第一線調查研究，及時發回大量通訊和社會動態內參，1956年11月至1958年3月，《人民日報》共發表她的專稿31篇，其內容為國內廣大黨政軍幹部關注。匈牙利勞動黨總書記卡達爾來北京訪問時，曾對毛主席說：“你們派來的《人民日報》記者胡濟邦很勇敢，工作表現很出色，謝謝你們。”毛主席聽後點點頭，微笑著說：“是的，我從她的報導里，曉得了你們的真實情況……”
胡濟邦從東歐回國後，任《人民日報》國際部評論員。筆下生花，縱覽國際風雲，其評論員文章，常常被外電作為研究我國對外政策的重要依據。胡濟邦同時兼任全國記協國際聯絡部部長。她的丈夫畢季龍，繼唐明照後任聯合國副秘書長，負責技術合作促進發展部。1979年，胡濟邦隨夫至紐約，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6年時間，夫妻倆風塵僕僕地訪問了六七十個國家，足跡遍布亞、非、拉美各國，結交了各界人士和朋友，在外交界，兩人被譽為“最美好的一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