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多·哈拉

哈拉生於1932年，童年時期在南部聽著媽媽阿曼達——以為紐夫萊農民的吉他聲長大。他的父親曼努埃爾是農場的租戶。他們就是哈拉的最著名的歌曲之一——《我想你，阿曼達》的主角。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維克多·哈拉
• 籍貫：：聖地亞哥附近安第斯山區
• 出生地：：聖地亞哥附近安第斯山區
• 性別：：男
• 國籍：：智利
• 出生年月：：1932年
• 職業：：演藝 歌手

簡介

1973年俄羅斯天體物理學家尼古萊·斯捷潘·切爾內赫在火星和木星之間發現了一個小行星，他把它命名為維克多·哈拉2664，以表示對其的敬佩。
較早時，那年9月11日，維克多·哈拉要在國家科技大學演唱宣言。薩爾瓦多·阿連德也要出席這個活動，但最後他沒來。
這位創作歌手聆聽了這位領導人在軍事政變發生前通過廣播發表的最後的演說。叛亂使得薩爾瓦多被逮捕並在一個叫做“艾斯達迪奧”的體育館受到酷刑。這個地方後來成為聖地亞哥著名的藝術活動場所。
哈拉生於1932年，童年時期在南部聽著媽媽阿曼達——以為紐夫萊農民的吉他聲長大。他的父親曼努埃爾是農場的租戶。他們就是哈拉的最著名的歌曲之一——《我想你，阿曼達》的主角。
他的歌曲中記錄了他的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歷程。這些歌曲後來被著名藝術家翻譯成多種語言。他的演奏樂曲如《離開》，最初是由印地伊瑪尼使用當地樂器演奏的，後來各國各代的音樂家將其用電子樂進行了詮釋。
另外，維克多·哈拉還是著名的戲劇導演。他是流行音樂的創新者也指揮著吉拉帕雲樂團。實驗風格的唱片有《和平生活的權利》和《人》，唱片中他與不同派別的音樂人進行合作。

經歷

維克多哈拉1938年出生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附近安第斯山區一個偏僻的小村子。他的父親是當地一個大莊園主的佃戶，維克多從小就體驗過農民家庭的艱辛。維克多的母親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血管里流淌著南部印第安部落馬普切人(11)的不屈血液。她以頑強的勞動堅持供養孩子們上學。維克多懂得母親的艱辛，從來是學校里最勤奮、最優秀的學生。母親還是一個鄉間歌手，會彈吉他，經常受鄰人之邀，在婚喪嫁娶的禮儀上或收穫莊稼的季節里即興演唱，小維克多不止一次伏在母親的膝頭上，聽著喃喃的歌聲朦朧進入夢鄉。維克多·哈拉　　後來，為了擺脫生活的困境，母親像許多智利農民一樣，懷著一線希望，帶著5個孩子來到首都聖地亞哥謀生，全家擠在貧民區一間破爛小屋裡。母親不再唱歌了，在集市上賣小吃，給人洗衣服，像奴隸一樣地拚命幹活，仍然堅持供養孩子們念書。那時，維克多結交了一個富裕一點的年輕人，跟著他學彈吉他。一天，小伙子帶著一張動聽的民歌唱片到維克多家來放給他聽，驚訝地發現這個賣小吃的女人在一旁被歌聲感動得悄悄流淚。維克多15歲時，母親由於勞累過度，猝死在小吃攤旁。母親去世後，維克多成了流浪兒。
幾年後，一個偶然的機會使維克多接近了藝術。他一邊在某家醫院看大門，一邊擔當大學合唱隊的業餘隊員，後來又在一個業餘啞劇團演啞劇。1955年，他終於考上了智利大學戲劇學校，獲得了在演員班學習3年的機會。學校里的大多數同學都是中上層子弟，誰也不了解維克多的過去，只知道他經常窮得餓肚子，除了領取一點微薄的助學金，還接受教會慈善機構的捐贈。但他是學校里最勤奮的學生。一次，為了在一出神話話劇中扮演一個熊的角色，他連續幾天去動物園觀察熊的動作。同學們見他黎明即起，深夜返回，便加以詢問，才知他清晨步行去較遠的動物園，然後步行去市中心的學校上課，下午課後再步行去動物園，因為他連一張公共汽車票都買不起。
在演員班的3年學習過程中，維克多利用每個假期去智利南部的紐布萊省農村與農民一起勞動，調查民情，向他們學習民歌——紐布萊是他母親的故鄉，也是智利有傳統的民歌故鄉。他和一個酷愛吉他彈唱的農村拖拉機手交上了朋友，每個假期跟他到二三十個小農場幫人收麥子。當然，收完了麥子照例要吃一頓好飯、喝酒、唱歌、聊天。3年裡，他曬黑了皮膚，結交了許多農民朋友，學會了農民的語言，記錄了許多真摯、樸素的民歌。在維克多的一生中始終貫穿著這種強烈的色彩，他從沒有一刻從感情上背叛過養育自己長大的底層人民，也沒有在實際生活中長期遠離過他們。

維克多·哈拉

化為歌聲的正義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圍繞阿連德到選舉，智利的政治局勢進入了白熱化階段。面對人民創造新生活的熱情和勇氣，維克多開始走進工廠，走向礦山、從火地島的油田到北方的荒漠礦區，他勇敢地和人民站在一起，成為他們的歌喉。這種歌手生涯使維克多感到：“一個藝術家，如果他是一個真正的創造者，他就是一個和游擊隊員一樣危險的人，因為他的溝通和傳播能量是巨大的。”
1969年3月9日，智利內政部長派250名防暴警察飛到南部的蒙特港，強行驅趕91戶占地蓋房的流離失所的農民。警察用機關槍向手無寸鐵的農民掃射，7名農民和一名9個月的嬰兒死於血泊之中。這一事件在民眾中引起了極大義憤。而對於維克多來說。這些無辜死去的農民、尤其是孩子，就像是他自己的親人。他即刻創作了《蒙特港之問》，歌中對內政部長直呼其名，嚴正發問。4天之後，維克多在首都民眾集會上第一次演唱了這首歌：他緊繃著分開的兩腿，熱血在全身和吉他間流動，聚集著10萬人的黑壓壓的市中心大道上，繼靜謐之後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這人生中的莊嚴時刻永遠銘刻在維克多的心中。
幾個月之後，一所稱做“喬治學院”的貴族學校邀請維克多去演唱。維克多深知迎接他的將是一種敵對情緒，但是維克多一向把生活當做挑戰，同時也懷著與青年人達成某種溝通的善良願望，於是他勇敢地應邀前往。當一些學生不顧維克多的友好姿態發出侮辱性挑釁時，憤怒的維克多乾脆唱起了鋒芒畢露的《蒙特港之問》。對於歌聲的回報是雨點般的石塊。在進步師生的掩護下，維克多脫離了險境。後來他才知道，那場騷亂的指揮者就是他在歌中抨擊的內政部長的小兒子。這時。維克多已清醒地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條荊棘叢生的險路，但他沒有退縮。在他的心中，那首題為《如果歌手沉默》的歌不僅是歌而且是誓言：“如果歌手沉默，生活也將沉默，因為生活本身就是一首不朽的歌……歌手你不能沉默，因為寂靜使人膽怯，沒有勇氣驅惡鬥邪，歌手從來就不懂得屈服，他絕不會面對罪行沉默無言……”
1969年末，在智利體育場舉行了全國第一屆智利新歌音樂節，包括維克多在內的12名選手參加了大賽。維克多以一貫的挑戰者姿態創作了《向農夫的祈禱詞》參賽，這是一首被新聞界稱做“爆炸性”的歌曲。

鬥爭

音樂節實際上是智利第一次音樂對抗賽，聽眾中有大量勞動人民，他們拚命給維克多鼓掌，為有機會向自己的歌手表示謝意和支持感到無比興奮。維克多在這次大賽中與另一位優秀歌手並列第一名。這次音樂節也明確了“智利新歌”的特徵：以本國人民喜聞樂見的音樂節奏為主要節奏，以印第安樂器和吉他等民間樂器為主要伴奏樂器。
這幾個重大事件使維克多一下成了風口浪尖上的人物。敵對勢力把他看成鬥牛場上的紅披風，他所擔任藝術指導的街區文化館館長要求他辭職。同時，維克多對於他所擔任的智利大學戲劇研究院院務委員會成員和導演職務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他毅然放棄了這兩個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職位和他鐘愛的戲劇專業，決心全力以赴，發掘用音樂聯絡人民的最大可能性。維克多·哈拉　　1970年的第二屆音樂節之際，智利大選已經臨近。智利具有在政治運動中利用藝術形式的傳統，這時，人們感到迫切需要為阿連德的“人民團結陣線”創作一首歌曲。一首題為《我們必勝》的“人民團結陣線”之歌在集體構思下誕生了，歌曲參考了維克多的重要意見。1970年10月大選之日，人們聽到了這首由80萬人齊聲發出的正義之歌“從祖國大熔爐的深處，傳出了民眾的呼聲……我們必勝，我們必勝，一千條鎖鏈將被打斷，我們必將戰勝苦難。”
1970年的至1973年“人民團結陣線”執政期間，人民恢夏了神聖的地位。當一年一度的雨季來臨、洪水泛濫時。聖地亞哥不再像過去是窮人流離失所的城市大學師生們紛紛走出校門，參加義務救災，甚至把生病的孩子們接到舞蹈系的貴族式練功房裡來照料。維克多夫婦曾在這期間把一個叫盧欽的一歲窮孩子接到家裡來養病，後來這孩子被另一名教員正式收養。維克多為此作過一首歌，題目就叫《盧欽》。
維克多對這場創造性的嘗試寄予了滿腔熱情，他曾寫道：“我真想變成10個人來做10倍應該做的事情。我們遇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嘗試通過和平道路創立社會主義社會，我們不應該放棄這個機會……全世界都在期待著我們。”維克多和大學師生們以積極、忘我的戰鬥姿態參加了支持“人民團結”政府的各種工作。人們清楚地記得，他與大學舞蹈班、演員班的學生一起從火車上卸下各種生活必需品，記得他站在高高的面袋堆上，接過年輕人扛來的面袋往上碼，並用他慣有的幽默卻樂觀鼓勵大家。維克多還參加過收玉米、下礦井的勞動。
但這是一場悲壯的鬥爭。人們越來越發現通過民主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艱難。阿連德本人在遭到暗殺威脅時都得不到警方的保護，只得依靠自己的同志作保鏢，用自己的手槍保護家人的安全。但他在最後一刻都在堅持用民主的方式解決國內危機。

維克多·哈拉

把文化歸還給人民

維克多一主的道路指向用藝術歌唱那些最底層的無名百姓。當人民成為歷史的主人之後，這條道路越走越寬廣。他在1971曾說：“我們應該把自己提高到人民的高度，而不要認為我們正在降低到人民的水平。我們的工作在於把屬於人民的——他們的文化之根——歸還給人民。”在阿連德時代，“帕拉兄妹之家”變成了整個居民區的文化之家。歌手們除了堅持演唱外，還組織本地區的居民學習創作歌曲，製作民間工藝。
維克多在這樣的洪流中更是如魚得水。1972年底，維克多和另一位藝術家導演了一場大型民眾性文藝演出，慶祝智利詩人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聶魯達是深受智利人民愛戴的詩人，他幾乎是第一個公開呼籲人民接受西班牙內戰歷史教訓，警惕軍事政變的人。這是一場根據聶魯達的生平和詩歌編排的特殊演出，參加演出者是民眾推選出的優表，他們來自全國各行各業。他們在專業藝術家的帶領下，用自己雄壯的嗓音一句句朗誦著聶魯達的詩句。這樣的慶祝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上恐怕還是第一次。
有一群忍無可忍的無地農民，在一條深溝里用自己的雙手建起了自己的棚屋，歷盡艱辛修起了水電設施，參加者還有一群妓女。後來警察強行驅趕他們，一個女嬰死於警察的槍擊。農民們從此用女孩的名字給自已的家園命名。他們對維克多說：“維克多，你到處找編歌的事兒，就把我們這裡的經過寫成歌吧！”維克多帶著一把吉他和一個錄音機在村子裡住了幾個星期，聽村民們激動地講述他們為得到一塊居住的土地所付出的代價。維克多為這個堅強的貧民村創作了一首題為《村子》的組歌，帕拉的女兒伊莎貝爾也參加了演唱。維克多寫進了妓女們的心情和感受。維克多用“人是一個創造者”稱讚自學木匠活、電工活的農民，維克多還特意用聖歌的形式為被警察殺害的女孩譜寫了一首用她的名字命名的歌。為了加強組歌的戲劇效果，維克多在背景音樂里融進了印第安音樂、婦女的訴說、兒童的朗誦、村子裡的雞鳴和狗吠。
《村子》剛一發表，智利南部朗基爾地區全國最大的農民聯合會派了幾個代表來找維克多。他們認定維克多是自己的藝術家，委託他為這個經歷了大屠殺後頑強存活下來的農民組織譜寫一部歷史。1972年11月，維克多跟隨這些農民到了他們的故鄉，與他們一起騎馬進了深山，在那裡受到了貴賓式的熱烈歡迎。一位老人向他出示了珍藏的智利第一個農民工會的大事記，這個工會成直於1928年。人們帶維克多去看當年的屠殺場。向他講述了一位寧死不屈的母親的故事：她不願拋棄剛出生的嬰兒，於是懷抱著嬰兒跳進了激流。這是一個充滿了印第安神話和傳說的山區，維克多試圖用當地印第安民歌的節奏譜寫一部詩劇，這是維克多許許多多未實現的理想之一。
維克多1973年9月正在寫這部作品，他死於當月14日。
維克多從朗基爾回到首都後，親自向政府反映當地的情況，並出席了頒布沒收該地區大地主土地決定的會議。今天，朗基爾的人民仍在深深懷念他們的維克多，懷念這位藝術家和人民的兒子。
作為一個藝本家，維克多所獲得的最高獎賞是來自底層普通人民的真實感情。
1971年，維克多帶著他的吉他到拉美數國巡迴演唱，從中美洲的墨西哥到南美的阿根廷，所到之處，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在哥斯大黎加美國聯合果品公司的香蕉園裡，黑人農工湧上台去與他一起歌唱；在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大學，學生們面對進駐校園的持槍士兵，全體起立高唱該國國歌向維克多表示支持和敬意。1973年7月，應秘魯國立文化研究所之邀，維克多訪問了這個安第斯山區的印第安古國，並登上了山城庫斯科之巔的古印卡王國城堡遺址馬丘皮克丘。同行之友堅持為維克多拍了一張意味深長的照片：維克多穿著印第安人的篷喬，懷抱著吉他，在白雲環繞的山峰上迎風佇立，注視前方象徵著古代美洲人民智慧和尊嚴的印卡城堡。
這時離他遇難僅僅還有兩個月。
維克多記下了他在秘魯許多感人經歷中的兩段：
一次演唱會結束後，聽眾中一位秘魯首都利馬郊區的農民像老熟人一樣邀請維克多到他家裡做客，去認識他的家人，一點也沒有因維克多是著名歌手而感到拘束。他們一路走一路聊著農村的日常生活。來到他簡陋的家時，那個農民的妻子碰巧正在聽收音機里播放的維克多的歌聲。維克多牢記著這段使他感到極其溫暖的小事，詳細地寫在了給妻子的信中。信里還寫到了在庫斯科的另一段經歷：
在一個農民協會，我為一群農民唱了歌。他們中的一些人披著篷喬，戴著護耳帽，腳穿那種當地人的系帶皮涼鞋。他們好像吃驚地望著我，我也吃驚地望著他們。和他們在一起，我覺得世世代代的歷史似乎都活了。我不知不覺地唱著，一支歌接一支歌。我對他們談到了智利，談到阿勞坎人生活的南方，談到安赫利塔·烏埃努曼、我們的田野和土地改草。他們中有幾個人羞怯地微笑著。陽光明媚，附近的阿普里馬克河發出潺潺的流水聲。氣氛中有一種節制，就像我們抑制著就要奪眶而出的淚水。當我唱完最後一首歌時，他們中的一個走近我，用克丘亞語對我說了幾句話並唱了一段歌。
我覺出我們用力地握了一下手。
在激動和憂傷中，在痛苦和喜悅中，我聽到了印卡人克丘亞語的歌聲。那歌聲像山峰一樣古老，像河流一樣動情。
歌像一條繩索，它能聯結感情也能扼殺感情。
沒有其他選擇。
那些不厭其煩尋求個人地位的人，那些褻讀淳樸和純潔的人，他們永遠不會理解：歌就像沖刷石子的流水，就像純淨我們身心的清風，就像使我們團結的火焰。歌在我們的心靈深處使我們一天天變得更美好。比奧萊舉說“眾人的歌就是我自己的歌”，她的活將像群山和馬丘皮克丘的巨石一樣永恆。
維克多曾經很遺憾沒有能報答終生為子女操勞、猝死在小吃攤旁的母親，但是他卻用赤子般的深情回報了大寫的母親——人民，直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