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新政》是由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2008年12月11日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提出的一個新概念，是對環境友好型政策的統稱，主要涉及環境保護、污染防治、節能減排、氣候變化等與人和自然的可持續發展相關的重大問題。潘基文呼籲全球領導人在投資方面，轉向能夠創造更多工作機會的環境項目，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進行投資，促進綠色經濟成長和就業，以修復支撐全球經濟的自然生態系統。面對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趨勢、新潮流和世界競爭的新格局、新變化，中國必須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綠色”機遇，搶占新一輪全球競爭的“制高點”，以迎戰決定未來國運的全球綠色競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綠色新政
- 外文名：Green New Deal
- 時間：2008年12月11日
- 提出者：潘基文
- 內涵：環境友好
簡介,戰略目標,啟示,
簡介
發端於歐洲的以新為代表的低碳綠色經濟變革，在2008年9月中下旬“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迅速成為世界的寵兒。當前，歐、美、日等主要已開發國家及不少開發中國家力圖利用此次全球多重危機中的機遇，紛紛制定和推進短期內刺激經濟復甦、中長期以應對氣候變化向低碳經濟轉型為核心的綠色發展規劃，試圖通過綠色經濟和綠色新政，在新一輪經濟發展進程中促進經濟轉型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
（一）英、德、法引領綠色潮流
英國把發展綠色放在綠色經濟政策的首位。2009年7月15日，英國發布了《低碳轉換計畫》和《可再生戰略》國家戰略檔案，這是繼出台《氣候變化法》之後，英國政府綠色新政的又一新動作，是迄今為止已開發國家中應對氣候變化最為系統的政府白皮書，也標誌著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政府預算框架內特別設立碳排放管理規劃的國家。按照英國政府的計畫，到2020年可再生在供應中要占15%的份額，其中40%的電力來自可再生、核能、清潔煤等低碳綠色領域，這既包括對依賴煤炭的火電站進行“綠色改造”，更重要的是發展風電等綠色，目標是把英國建設成為更乾淨、更綠色、更繁榮的國家。
德國發展綠色經濟的重點是發展生態工業。2009年6月，德國公布了一份旨在推動德國經濟現代化的戰略檔案，在這份檔案上，德國政府強調生態工業政策應成為德國經濟的指導方針。德國的生態工業政策主要包括六個方面的內容：嚴格執行環保政策；制定各行業有效利用戰略；擴大可再生使用範圍；可持續利用生物智慧型；推出刺激汽車業改革創新措施及實行環保教育、資格認證等方面的措施。
法國的綠色經濟政策重點是發展核能和可再生。2008年12月，法國環境部公布了一攬子旨在發展可再生的計畫，這一計畫有50項措施，涵蓋了生物、風能、地熱能、太陽能以及水力發電等多個領域。除了大力發展可再生之外，2009年，法國政府還投資4億歐元，用於研發清潔汽車和“低碳汽車”。此外，核能一直是法國政策的支柱，也是法國綠色經濟的一個重點。
（二）美、日、韓力推綠色新政
美國“綠色新政”可細分為節能增效、開發新、應對氣候變化等多個方面。其中，新的開發其綠色新政的核心，2009年2月15日，總額達到7870億美元的《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案》將發展新為主攻領域之一，重點包括發展高效電池、智慧型電網、碳儲存和碳捕獲、可再生如風能和太陽能等，同時美國還大力促進節能汽車、綠色建築等的開發。
2009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名為《綠色經濟與社會變革》的政策草案，目的是通過實行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等措施，強化日本的綠色經濟，重點則在於支持政府當前採取環境、措施刺激經濟，對中長期則提出了實現低碳社會，實現與自然和諧生的社會目標。2009年5月，日本正式啟動支援節能家電的環保點數制度，通過日常的消費行為固定為社會主流意識，集中展示綠色經濟的社會影響力。同時，日本率先提出建設低碳社會，聲稱欲引領世界低碳經濟革命，提出要把日本打造成全球第一個綠色低碳社會。
韓國欲借綠色增長戰略再創“漢江奇蹟”。此次全球金融危機開始的時候，韓國就提出了“低碳綠色增進”的經濟振興戰略，依靠發展綠色環保技術和新再生，以實現節能減排、增加就業、創造經濟發展新動力等政策目標。2009年7月，韓國公布綠色增長國家戰略及五年計畫，確定了發展“綠色”的一系列指標，計畫建立“環境城”和“綠色村莊”，未來五年間韓國將累計投資107萬億韓元發展綠色經濟，爭取使韓國在2020年年底前躋身全球七大“綠色大國”。
戰略目標
目前，各主要經濟體大力實施的“綠色新政”，是以技術革命為核心的新一輪工業革命，具有顯著的戰略意義：一方面以發展綠色經濟作為新的增長引擎，力圖藉此刺激經濟復甦擺脫目前的經濟衰退；另一方面是謀求確立一種長期穩定增長與資源消耗、環境保護“綠色”關係的新經濟發展模式；第三是力爭占領全球新一輪綠色工業革命制高點和全球經濟的主導權。
（一）培育新的經濟成長引擎
近20年來，西方已開發國家主要致力於發展以信息服務業和現代金融產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而紛紛將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轉移給了開發中國家，但是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顯示，脫離了實體經濟支撐的虛擬經濟，最終只是一個美麗的泡沫。泡沫幻滅以後，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虛擬經濟都難以再現昔日的繁榮。因此，當前深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全球經濟，迫切需要找到新一輪增長的突破口。
歷史上每一次經濟危機中都會出現一些新產業帶動世界經濟的新一輪經濟成長。綠色低碳經濟涉及電力、交通、建築、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門以及在可再生及新、煤的清潔高效利用、油氣資源和煤層氣的勘探開發、二氧化碳捕獲與埋存等領域開發的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新技術。“如果相關技術及產品在政府的引導下得到廣泛套用，在投資的推動下全球將形成一個數十萬億美元規模的實體經濟新產業，不僅能帶動世界經濟走出困境，並成為新一輪增長周期的‘領頭羊’。”而一旦技術上取得重大突破，新綠色產業很有可能像上個世紀的信息技術產業一樣迅猛發展，成為世界經濟成長點。
其實，一些已開發國家已經通過“綠色新政”，把開發新、發展綠色經濟作為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後重新振興本國經濟的主要動力和新的增長極。如經過幾年的不斷推進，目前綠色經濟產業是英國衰退期幾個為數不多的經濟成長領域，預計從現在開始至2015年每年的增長率將超過4%。綠色行業將創造40萬個工作崗位，而且這一數字還將不斷上升，到2020年，將有120萬人從事綠色工作崗位。此外，從長遠來看綠色經濟還能提升未來英國國家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德國近年來可再生產業快速發展，可再生占德國全部消耗的比例已經超過15%，已成為新的經濟成長點。目前該行業就業人數約為28萬人，2008年可再生在德國的銷售額達到290億歐元。德國環境部長加布里爾指出，德國經濟如果能完成生態變革，那么到2020年就可新增100萬個就業崗位。而法國政府預計新可再生計畫的實施，能夠在2020年之前為法國創造20萬到30萬個就業崗位。而美國也是把以開發新、發展綠色經濟作為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後重新振興美國經濟的主要動力，其總額達到7870億美元的《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案》將發展新為主攻領域之一，其短期目標就是促進就業、拉動經濟復甦，並計畫在10年內每年投資150億美元，將創造500萬個新、節能和清潔生產就業崗位，最終為美國經濟打造一個“岩上之屋”。日本的《綠色經濟與社會變革》的政策草案，也將使日本環境領域的市場規模從2006年的70萬億日元增加到2020年的120萬億日元，相關就業崗位也將大大增加。韓國按照“低碳綠色增進”經濟振興戰略到2013年將進行107萬億韓元的“綠色投資”，將建造156萬至181萬個就業崗亭，用以拉動國內經濟，並為韓國未來的發展提供新的增長動力。
根據有關專家預測，到2030年，全球“綠色經濟”各行業中，僅可再生行業新增的就業機會，就將達到2000萬個。總之，綠色經濟已成為各國應對金融危機，進而推動各國及全球經濟成長的新引擎。
（二）確立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特點是只在孤立的經濟體系內，從單純的經濟目標來衡量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果，在經濟成長過程中，環境被當作一個提供資源、容納生產廢棄物的載體，資源只是經濟成長的物質條件，是以破壞生態平衡、大量消耗與資源、損害人體健康為特徵的經濟，是一種損耗式經濟。這些行為正漸漸破壞著地球原本良好的生態，由此帶來的環境污染、生態失調和資源枯竭等種種矛盾，也正日益威脅著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
而綠色經濟則是以維護人類生存環境、合理保護資源與、有益於人體健康為特徵的經濟，是圍繞人的全面發展，以生態環境容量、資源承載能力為前提，以實現自然資源持續利用、生態環境的持續改善和生活質量持續提高、經濟持續發展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發展綠色經濟之所以成為大國識，世界各國紛紛追捧綠色經濟，一個重要基礎是對既往發展模式的反思。發展綠色經濟，從短期來看，不但可以迅速拉動就業、提振經濟，還能有效調整經濟結構，理順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從長期來看，更有利於經濟可持續的、廣泛的增長，避免危機重演，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協調、可持續發展。轉變傳統高能耗、高污染的經濟成長方式，發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標誌的“綠色經濟”，不僅成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選擇，也被認為是人類社會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後走向生態文明的重要途徑，正在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同選擇和行動。
當前，各國政府正在實施的“綠色新政”，無不正是在加強對綠色經濟的引導和扶持，主動推動投資轉向“綠色經濟”領域。如英國從政策和資金方面向低碳產業傾斜，積極支持綠色製造業，研發新的綠色技術；德國計畫增加政府對環保技術創新的投資，並通過各種政策措施，鼓勵私人投資，通過籌集公和私人資金建立環保和創新基金，以此推動綠色經濟的發展；日本政府還通過改革稅制，鼓勵企業節約，大力開發和使用節能新產品；美國“綠色新政”的長期目標就是將發展新為主攻領域之一，以促進美國經濟的戰略轉型。
顯而易見，這些國家“綠色新政”的長期目標就是逐漸將當前高能耗、高排放的“黑色”傳統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為低能耗、低排放的“綠色”可持續發展模式。
（三）爭奪全球競爭的主導權
各國紛紛推出“綠色新政”發展綠色經濟，不僅是各國刺激經濟走出金融危機和轉變發展模式保護地球環境的戰略考量，更有占領國家經濟競爭力在全球的制高點和搶占未來全球競爭主導權的戰略動機。正如美國總統歐巴馬說，誰掌握清潔和可再生，誰將主導21世紀；誰在新領域拔得頭籌，誰將成為後石油經濟時代的佼佼者。目前，歐、美、日等已開發國家已經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向綠色經濟轉型的旗幟下開始打造新的“競技舞台”和制定綠色經濟這一新的“競技舞台”的遊戲規則，並在新的平台上和新的遊戲規則下，利用其低碳綠色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重新拉大實體經濟的競爭優勢，已成為西方國家再次謀取國際競爭力和全球主導權的一個巧妙戰略。
首先，已開發國家把新作為綠色經濟發展的核心，而且希望開發中國家也把新作為重心，這樣他們就能憑藉自己的技術和市場優勢占據主動。如歐盟各國大多數是核能和清潔技術的輸出國，不但從政策和資金方面向新、綠色技術領域傾斜，也通過積極推動國際性碳稅機制等，實現歐洲在全球效率和清潔市場方面的主導地位，由此保持歐洲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優勢和領先地位。美國力圖利用先進技術優勢，向全球推廣其技術、標準、產品，再次主導全球經濟的制高點和掌控世界經濟主導權。英國也希望在此次綠色工業浪潮中重溫第一次工業革命是屬於英國的光榮與夢想，英國政府在今年的預算中專門撥出4.05億英鎊，扶持關鍵企業應對氣候變化，這些關鍵企業來自英國有競爭力和比較優勢的行業及地區，包括海上風力發電、水力發電、碳捕獲及儲存，以確保英國在碳捕獲、清潔煤等新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更關鍵的是，已開發國家不斷加大新開發力度，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不斷成熟，一旦確立為世界標準，將對依賴傳統工業路徑的開發中國家帶來巨大的衝擊。
其次，西方國家往往以減排、生態保護為藉口限制別國發展，通過技術壁壘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等，現在又有了新的“道德牌”，以碳稅為代表的綠色關稅、綠色貿易壁壘等已初現端倪。如美國試圖借氣候變化來“拯救人類同家園”這一道德高地，使其成為全球致力於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領袖，並掌握新的國際綠色規則制定權，戰略意圖清晰可見。
另外，在當下的國際政治語境中，從1997年12月通過的旨在限制已開發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開始，經過10多年的發展，氣候變化已經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個重要話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已經成為世界性的基本規則。氣候變化成為環境保護中心概念，因此紛紛進入各國外交、貿易、安全政策，西方戰略家鼓吹的建立國際干預機制、伸張環境正義，也有了實際的“口實”，形成新的意識形態武器。如德國正在傳統的西方強權外交和人權外交話語之外，將環保主義打造成一種新的普世價值觀和國際政治話語，以贏得更大的國際政治主導權。
而隨著哥本哈根世界氣候變化大會的臨近，已開發國家更是大力爭奪在這方面的話語權。因此實施“綠色新政”，發展“綠色經濟”，也是在爭奪“綠色政治”的發言權乃至全球“綠色治理”的主導權。
啟示
今年全球主要國家紛紛出台重大“綠色新政”表明，全球“綠色競爭”的氣氛已日趨激烈。面對新一輪綠色經濟發展的先機，誰掌握了主動，誰就掌握了未來。中國必須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綠色”機遇，搶占新一輪大國“綠色”競爭的“制高點”。對此，西方各國的“綠色新政”對我國發展綠色經濟無疑具有較強的借鑑意義。
（一）國家力量是發展綠色經濟的基礎力量。在當前全球綠色競爭風起雲湧的背景下，綠色經濟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發展戰略問題。發展綠色經濟，不能僅僅在經濟或文化層面尋求解決之道，不能完全交給市場慢慢地發展，而必須進行國家整體力量的動員，在政治層面形成強大的國家意志。
（二）政策支持是發展綠色經濟的重要推動力。決策者應站在全球高度，制定一個長遠的、符合國情的、操作性強的“綠色發展規劃”，以迎戰決定未來國運的全球綠色競爭。通過確立發展規劃和目標來引導，促使各方形成統一預期，引導各方投資順利進入；通過利益補償等機制來激勵，加大政府投入，通過政府補貼、補助以及獎勵等多種形式，鼓勵社會投資流入。
（三）綠色技術是綠色經濟的重要支撐。英、美等西方國家在像碳捕獲、清潔煤、智慧型電網、低碳汽車等綠色技術上保持領先優勢。只有加強綠色技術的研發，才能使綠色經濟的發展有穩固的基礎，也能發揮綠色經濟在經濟發展中的推動作用。
（四）發揮本國優勢，確立發展重點。如法國的核能、德國的太陽能、巴西的生物等等都是本國綠色經濟的優勢所在，也均是各自國家綠色新政的重點發展方向。發展綠色經濟要結合本國的優勢，確立發展的重點。像中國，需求大，人口眾多，應將發展綠色以及推廣綠色生活方式作為發展的重點。
（五）積極參與全球綠色治理，爭取全球綠色政治“話語權”。對中國而言，發展綠色經濟既是大國競爭的新焦點，也是謀求大國地位的新起點。在人類同面臨的全球環境問題面前，中國不應僅僅是一個被動的相關者，更應是一個負責任的參與者和各種全球環境問題國際準則制定的主導者。只有在以氣候問題為代表的綠色戰略中積極應對，才能取得國際事務中經濟、技術、道義和文化上的全面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