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索丞
- 朝代：北周
- 職業：音樂家
- 主要成就：敦煌鼓琴
史料記載,語出,強調,
史料記載
北魏劉昞《敦煌實錄》中有關於著名彈箏高手索丞及其“雍門調”的記載。
文如下：
索丞，宗伯夷成，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時人號曰“雍門調”。
這則文字，後又被《十六國春秋》、《淵鑒類函》、陳暘《樂書》、《太平御覽》、《記篆淵海》等書反覆抄引。
《十六國春秋》、《淵鑒類函》本，一如上引文字。
《太平御覽》、《記篆淵海》本中，“雍門調”又做“雍門周”。
之“雍門調”條，引《十六國春秋》本文字後加了如下的按語：
按：此借雍門周事以名其調也。
一文也說：
此文還附了如下的注文：
看來，以往的論者，皆認“雍門調”為“雍門周”之訛；或認“雍門調”為“雍門周之調”。
本文以為：“雍門調”者，自有典故在，與“雍門周”並無關係。
語出
所謂“雍門周”者，其典出自《說苑·善說篇》。
其文如下：
雍門子周，以琴見於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而南面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縱則橫。縱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仇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仇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台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眾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污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按：這則故事，又見桓譚《新論·琴道篇》。）
此正如《淮南鴻烈·繆稱訓》所說：
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
這，似乎可以用來印證《敦煌實錄》中關於“悲歌能使喜者墮淚”之說。
但是，“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為雍門琴”（李白《猛虎行》）。
當時敦煌人用以稱號索丞所奏音曲之“雍門調”一語，其典並不自此出。
所謂“雍門調”者，原來是指傳說中著名歌唱家韓娥在齊國雍門所詠唱的曲調一類。
其典出自《列子·湯問》。
其文如下：
此所謂“雍門調”者，才能貼切形容索丞所唱奏的音曲。
索丞“悲歌能使喜者墮淚”者，正如韓娥“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索丞“能使戚者起舞”者，恰似韓娥“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此“哀哭”與“長歌”之間的轉換，正是《敦煌實錄》所謂的“改調易謳”。
故，本文不從“雍門周”之說
索丞，是當時敦煌善鼓琴的高手。
其“改調易謳”，是在“箏”上進行。
箏，是一種“急弦危柱”的彈弦樂器。
其“柱”，並非固定的“膠柱”，而是可移的“活柱”。
因其柱可移，故無須“解而更張”其弦，便可移柱變調，易謳而歌。
值得注意的是：箏之“活柱”的移動，最初有兩個方向。
此正如高誘《淮南鴻烈解》所說：
柱有前卻。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六·樂部十四》引蔡邕《月令》章句說：
前其柱則清，
卻其柱則濁。
這裡的“清”，是“前其柱”弦之張力增大，弦之音調升高之謂；這裡的“濁”，是“卻其柱”弦之張力減小，弦之音調降低之謂。
在上述兩種不同方向的移柱手法中，後來常見的，是“前其柱則清”的一類。
箏柱“前其柱則清”的移動，又稱作“上聲促柱”（見《樂府詩集》所引之《古今樂錄》文）。
東漢·侯瑾《箏賦》有言：
急弦促柱，
變調改曲。
此所謂“急弦促柱”，便是“變調改曲”的前提。
故，梁·玉台卿《詠箏》詩說：
促調移輕柱。
更值得注意的是：箏之“促柱”，往往和“哀思”聯繫在一起。
如《古詩十九首·燕趙多佳人》便說：
音響一何悲，
弦急知柱促。
《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更明言：
《上聲歌》者，此因上聲促柱得名。……如古歌辭所言：“哀思之音，不及中和。”
《樂府詩集》所收《上聲歌》之一唱道：
郎作上聲曲，
柱促使弦哀。
譬如秋風急，
觸遇傷儂懷。
此“柱促使弦哀”的《上聲歌》，在《樂府詩集》中又見有《促促詞》的變體。
這所謂的《促促詞》，也多是“哀思之音”。
如張籍《促促詞》一開頭便悲嘆道：
促促復促促，
家貧夫婦歡不足。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種“柱促使弦哀”的情事，成了文人騷客詠箏的主題。
如：
抽弦促柱聽秦箏，
無限秦人悲怨聲。（唐·柳中庸《聽箏》）
卻倚緩弦歌別緒，
腸斷移破秦箏柱。（宋·晏幾道《蝶戀花》）
多景樓上彈神曲，
欲斷哀弦再三促。（宋·蘇東坡《甘露寺彈箏》）
從諸如此類的大量詩文中（為節省篇幅，此不具引），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在魏晉隋唐之後，“柱促使弦哀”，已經成為“秦箏”、“秦聲”的顯著特色。
其實，“柱促使弦哀”，原是在“雍門調”中便有的情事。
此，正如《新唐書·樂志》所言：
楚調者，漢房中樂也；側調者，生於楚調。
《宋史·樂志》也說：
琴為古樂，所用者皆宮、商、角、徵、羽正音，故以五弦散聲配之。其二變之聲，唯用古清商，謂之側弄，不入雅樂。
參照以上兩則文獻，並根據琴、箏的實際弦制音律，再驗之以今日猶存的傳統樂曲，本文以為：
楚調者，在琴、箏之上，是以“徵、羽、宮、商、角”（5、6、1、2、3）為空弦散聲的音曲；側調者，是“上聲促柱”，使原羽弦散聲升高為“清羽”，原角弦散聲升高為“清角”，以“徵、清羽、宮、商、清角”（5、↑b7、1、2、↑4）為空弦散聲的音曲。（按：由於所謂的“清羽”（↑b7）和“清角”（↑4）乃是今日樂家所謂的“三度間音”，其音律介於真正的“清羽”和“變宮”、“清角”和“變徵”之間，故姜白石以當時的樂學術語“變宮”、“變徵”稱之。）《新唐書·樂志》所謂“側調者，生於楚調”的說法，正是指“側調” —— “徵、清羽、宮、商、清角”（5、↑b7、1、2、↑4） —— 是由“楚調” —— “徵、羽、宮、商、角”（5、6、1、2、3） —— “上聲促柱”而來。“楚調”和“側調”的轉換，在“秦箏”之上，看來原先是以“前其柱則清，卻其柱則濁”的方法，調整“羽←→清羽”（6←→↑b7）、“角←→清角”（3←→↑4）之兩弦散聲而得以實現的。
然此“前其柱則清，卻其柱則濁”的方法，在變調改曲、易謳而歌的音樂實踐中，頗有不便之處。
此所謂“輕三六”者，便是空弦散聲之“羽、角”（6、3）；此所謂“重三六”者，便是重按此 “羽、角”二弦而得的“清羽、清角”（↑b7、↑4）。
此“重按”之法，效用和“促柱”相同。
故，樂家仍以“促柱”之語稱之。
此以空弦散聲和重按取音的轉換來完成之“輕重三六”變調改曲、易謳而歌之術的發明，當在漢魏之際。
強調
本文這裡想要強調指出的是：
白居易《秋夜聽高調涼州》詩說：
促柱張弦高吹調，
一曲涼州入泬寥。
此所謂《涼州曲》，後又向西傳至伊州等地。
唐《伊州》之樂，正是此類。
王建《宮詞》之“側商調里唱伊州，……玉簫改調箏柱移”的說法，正可為之佐證。
從左思《蜀都賦》中“起西音於促柱”一語分析，當三國之時，蜀地之人也已認此為西秦之音。
昔先賢陳寅恪先生有言：
唯此偏隅之地，保存漢代中原之文化學術，經歷東漢末、西晉之大亂及北朝擾攘之長期，能不失墜，卒得輾轉灌輸，加入隋唐統一混合之文化，蔚然為獨立之一源，繼前啟後，實吾國文化史之一大業。（《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今特以北魏敦煌彈箏高手索丞及其“雍門調”一例為之證說，並讚嘆其先知先覺。
最後還要特別說及的是：
索丞所善之“長歌”與“哀哭”轉換的“雍門調”，至今仍存於甘肅、西北一帶。
今秦地之西的隴東道情、蘭州鼓子有所謂“歡音”（“花音”）、“苦音”之說。（“秦腔”——原稱“西秦腔”、“甘肅調”——亦然，眉戶有所謂“軟月”、“硬月”之說，川劇有所謂“甜平”、“苦平”之說，粵劇有所謂“平喉”、“苦喉”之說，也都是此類。）
唐人王建《宮詞》有言：
小管丁寧側調愁。
此，正是河西隴右樂人於“雍門調”一類的音曲有深切體認而為之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