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人物傳記,家庭關係,
人物生平
紀登奎於1923年3月17日出生在山西省武鄉縣。抗日戰爭爆發的那年，15歲的紀登奎開始參加革命，並加入了由中共領導的犧盟會。第二年，他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出任晉東青救總會委員、兼和順縣青救會主席。此後，他長期在華北地方工作；歷任魯西區黨委青救會組織部部長，冀魯豫第二地委抗聯分會組織部部長、副主任，冀魯豫第一地委委員、民運部部長，中共平陰縣委副書記，冀魯豫區黨委黨校組教科科長，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組織部科長，豫西區黨委工作團書記、兼中共魯山縣委副書記、書記，伏牛山剿匪指揮部黨工委副書記等職。
紀登奎
紀登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紀登奎出任中共河南省許昌地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1951年春，毛澤東南下視察工作，途經許昌時，得知當地有這樣一個年輕能幹的領導幹部後，就特別在專列上召見了紀登奎，聽他匯報工作。這也成為紀登奎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當年4月29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郭小川撰寫的《中共許昌地委的宣傳工作》；同日，《人民日報》還在頭版配發了一片題為“學習許昌地區經驗，做好黨的宣傳工作”的社論；5月，紀登奎出席了全國第一次宣傳工作會議；在會上，毛澤東對他讚賞有嘉。不久，紀登奎就被任命為中共許昌地委書記，時年僅28歲。
由於毛對這位比他小三十歲的年輕幹部印象深刻，以後每到河南，一定要聽紀登奎的匯報。因此，紀登奎的升遷速度也很快。1954年任河南洛陽礦山機器廠廠長、兼黨委書記。在大搞工業建設的背景下，這家工廠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時期，前蘇聯援建的重點工程之一。據稱紀登奎的任命，也是因為毛澤東的建議。1958年11月，洛陽礦山機器廠比計畫提前一年建成投產。不久，紀登奎就被調任中共洛陽地委第一書記、兼軍分區第一政委。1963年3月，升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兩年後，晉升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又兼任商丘地委第一書記。
由於深受毛的提攜，紀登奎一直都積極支持毛澤東的民眾造反“路線”。在“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紀登奎還被任命為“河南省委文化革命小組”的副組長；但他並不認同“造反派”奪權的行為。後來，在“一月風暴”的背景下，紀登奎也受到了衝擊，被關押了起來。
半年後，紀登奎被恢復了工作。1968年，紀登奎出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並實際主持河南省的工作。在1969年年召開的中共九大上，紀登奎被安排以“革命幹部代表”的身份在大會上發言。會議結束時，紀登奎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0年，他正式進入中央工作，出任中共中央組織宣傳組成員、國務院業務組成員。
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和林彪的分歧日漸加重。出於政治考量，在沒有正規軍隊任職經驗的狀況下，紀登奎被毛任命為中央軍委領導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這一做法，被毛澤東稱為是“摻沙子”；目的，就是為牽制林彪等人。林彪倒台後，毛澤東對紀登奎等人的信任度加重。1973年，紀登奎正式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在1975年1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在討論向外通報決定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的檔案時，紀登奎提出“應該在中央檔案中指出‘文革’的錯誤所在”。因為這一點，有人稱紀登奎“是中央高層提出對‘文革’懷疑或者否定意見的第一人”。
“文革”結束後，在政治上，紀登奎擁護華國鋒。9月16日，華國鋒召集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人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其間華國鋒提問：“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么解決？”紀登奎說：“對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區別對待”。華國鋒以此將中立的紀登奎排除在行動以外。在中共十一大上，他繼續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然而，在鄧小平掌權後，紀登奎受到指責、並被邊緣化；特別是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這次會議上，紀登奎接受了來自各方的批評，決定退出中央，但一直沒有公開。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紀登奎正式辭去了所擔任的所有領導職務。
1983年後，紀登奎被安排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並給於正部長級待遇。
1988年7月13日21點06分，因心臟病突發，在北京逝世。
1937年7月參加革命，加入犧盟會。
紀登奎
紀登奎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8年任晉東青救總會委員兼和順縣青救會主席。
1940年任魯西區黨委青救會組織部部長。
1942年任冀魯豫二地委抗聯分會組織部部長、副主任。
1943年任冀魯豫一地委委員、民運部部長。
1945年10月－1946年9月兼中共平陰縣委副書記。
1946年任冀魯豫區黨委黨校組教科科長，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組織部科長。
1954年任河南洛陽礦山機器廠廠長兼黨委書記。
紀登奎書法
紀登奎書法1959年任中共洛陽地委第一書記、洛陽軍分區第一政委。
1963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省委秘書長。
1967年5月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副組長。
1968年1月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0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1年1月兼北京軍區第二政委(1971年1月－1972年10月兼軍區黨委第三書記)。
1971年3月任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北京軍區第二政委、河南省委書記、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1年10月任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北京軍區第二政委、河南省委書記、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2年5月任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北京軍區第1政委(1972年10月－1977年9月兼軍區黨委第2書記)、河南省委書記、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3年8月－1980年2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5年1月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北京軍區第一政委、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7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
1978年6月－1980年1月兼中央政法小組組長。
1978年7月－1980年6月兼中央保密委員會主任。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批准他的辭職請求，免除及提請免除他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1980年4月16日免去副總理職務)。
1983年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1988年7月13日21時06分在北京逝世。
人物傳記
紀登奎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幹部，原本在地方擔任領導職務，“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但他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在黨的九大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後來長期擔任黨內領導職務和國務院領導職務，直到1980年才辭去黨政領導職務。他的經歷很特殊。
建國初期受到毛澤東的賞識
紀登奎長期在河南省工作，但他老家卻不是河南省。他於1923年3月17日出生在山西省武鄉縣。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年僅15歲的紀登奎就參加了革命，第二年，16歲的紀登奎就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了。當時他還只是一個“小八路”。建國後，按通常的說法，他算是個“老八路”。紀登奎參加革命工作後，長期做地方工作。他先後擔任過晉東青年救國總會委員兼和順縣青年救國會主席、中共魯西區委青年救國會組織部長、中共冀魯豫第一地委民運部長、冀魯豫區委黨校組織教育科科長、中共魯山縣委書記。他經歷過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也經歷過生死決鬥的解放戰爭，但卻很少做軍事工作。他後來回憶說，他也算是打過仗，但那只是指揮地方武裝部隊去剿匪，戰爭的規模並不算大，經他指揮的部隊也不算多，頂多算是指揮過一個團的“地方部隊”。他從未指揮過正規部隊，更沒有指揮過正規部隊的大兵團作戰。因此，他是個地地道道的地方幹部。“文革”中，毛澤東曾讓他擔任軍職，出任北京軍區政委並讓他參與軍隊的重要工作，但那完全是由於毛澤東信任他。他坦然承認：軍事上的事，我確實不懂，出任軍職，完全是政治性的。
誰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是經歷了長期革命戰爭取得政權的，因此，在建國初期擔任縣以上領導職務的黨政高級幹部中，大多是有過許多戰功的軍隊幹部，另有一些長期從事白區領導工作或者在邊區從事領導工作的幹部，而紀登奎並沒有這些經歷，然而，建國初期他的職務卻很高，已經是河南省許昌地委書記了。那么，紀登奎這樣一個經歷的人，憑什麼在建國初期就擔任了地方黨的高級領導職務？憑的是他的領導能力和對革命工作的熱情。紀登奎確實是個領導能力很強，在工作中有一定創造性的幹部。在戰爭年代，他做地方工作時，無論承擔哪一方面的工作，都能在很短時間內就乾出成績，他的工作作風是穩健紮實又富有創造性，擔任領導職務後，總是在自己領導的範圍內，幹得有聲有色。此外，他乾工作有一種拚命精神，不乾好決不罷休。他自己乾工作常常是夜以繼日，顧不上休息。和他一起共過事的人都知道他是個“工作狂”。他的子女們也管他叫“拚命三郎”（因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正是因為紀登奎領導能力強，有高度的革命工作熱情，才贏得了組織上的高度信任，以他這樣沒有正兒八經帶過兵打過仗，也不是中共早期黨員，沒有擔任過白區工作或者邊區高級領導職務的經歷，卻在建國初期就擔任了河南省一個比較大的地區黨委書記――河南省許昌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後來，紀登奎又先後擔任河南省洛陽礦山機械廠廠長、中共洛陽地委第一書記。
紀登奎的經歷和特點，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那還是在解放初期，毛澤東得知有這樣一個年輕又能幹的地委書記，便破例單獨召見當時還是河南省許昌地委書記的紀登奎，聽他匯報工作。那是紀登奎人生重大轉折的一個關鍵點。那次，毛澤東聽他匯報工作後，對他的印象非常好，十分欣賞他的才幹和工作作風，還風趣地稱年紀比自己小30歲、屬於他的晚輩的紀登奎為“我的老朋友”。
從那次毛澤東單獨召見紀登奎並聽他匯報工作後，毛澤東一直沒有忘記他。從建國後到“文革”前，毛澤東到河南視察有十多次，每次去，毛澤東都要把紀登奎找來，聽他的匯報。可見毛澤東對紀登奎是十分賞識和信任的。
正由於毛澤東的賞識和信任，也由於紀登奎在任上幹得很出色，他在“文革”前的職務就不斷地往上提。到“文革”開始時，紀登奎的職務已經是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兼省委秘書長了。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紀登奎同當時全國各地的領導幹部一樣，也受到了衝擊。“文革”剛剛開始時，紀登奎也同許多幹部一樣，認可毛澤東關於通過“文化大革命”這種自下而上的民眾鬥爭的形式，能夠達到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的目的，因此，他對“文化大革命”是擁護的。正由於他是年紀較輕的領導幹部，又擁護“文化大革命”，因此，省委在考慮成立“河南省委文化革命小組”（簡稱“省委文革”）時，安排他擔任“省委文革”副組長。此時，他一身三任：擔任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省委秘書長、“省委文革”副組長。
這三個職務中，要數最後一個最為重要。因為“文革”中，省委、省政府領導人都是被打倒的對象，省委也被搞癱瘓了，不能正常工作了，而“省委文革”則是領導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機構，事實上也主持省委的日常工作。紀登奎擔任“省委文革”副組長，實際上等於是行使省委副書記的職權了。
但是，紀登奎卻對怎么樣搞“文化大革命”並不清楚，對“文革”初期的一些做法和現象，他很不理解。對一些重大問題，他的一些看法也很獨特。例如，1966年上半年，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發生嚴重意見分歧，毛澤東嚴厲批評劉少奇派工作組，認為工作組是鎮壓民眾的，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此情況下，紀登奎卻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組，並不都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這種看法，在當時是要被歸入劉少奇一夥、十分頑固和反動的一類人，但奇怪的是，紀登奎在“文革”初期卻沒有被打倒，他還在“省委文革”當副組長。
這是一個特殊的職位。要從職位上說，這是因為擁護“文化大革命”才能擔任此職的，是受到信任的。但從紀登奎本人來說，他又不是造反派出身，而是屬於老幹部行列，河南省的造反派和“中央文革”的江青等人也不信任他。加上他在心裡邊還是同情“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那些老幹部們的，因此，他兩邊都不靠，只是按中央精神努力維持局面。
那是一個非常不好當的差使，實際上是處於風口浪尖上。造反派們要造反，要奪權，要揪斗老幹部，紀登奎作為“省委文革”副組長，不能不表示支持，但他又不願意看到造反派奪權，不願意看到老幹部被批鬥，就出面做工作，盡力保護幹部，但造反派們並不聽他的。老幹部們被衝擊，被揪斗後，心中不服，也來找他求助。他既要幫助他們，又不能被造反派們認為是包庇，因此，他處處小心翼翼，在工作中，生怕說錯一句話做錯一件事。有時一不小心，惹著了造反派，他就要被揪來揪去，到處挨批判，作檢討。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每天都要接待大量造反派，也要接待一些受到衝擊而不理解的幹部。同時，他還盡力維持全省的工作秩序。這樣既辛苦勞累又膽戰心驚地維持到1966年底。
沒有想到，1967年1月，上海颳起了所謂“一月革命風暴”，全國開始了大奪權的風潮，紀登奎也被打倒、揪鬥了，而且斗得很厲害，被造反派強迫“坐直升飛機”一百多次。
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回憶這段歷史時說：“到1967年1月，在上海所謂‘一月風暴’的影響下，河南省委在‘奪權’浪潮中癱瘓了，父親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組織’關押起來，音信完全斷絕，家裡人只有在開大會批鬥他的時候，才知道他還活著。這一段時間，有近半年。”紀登奎在“文化大革命”的驚濤駭浪中“嗆了個半死，甚至還差點丟掉了性命”。
黨的九大上進入中央政治局
但是，紀登奎在被打倒和批判半年後，卻奇蹟般地“解放”了。這是在1967年六七月間中央解決河南省兩派問題的八次匯報會後宣布的。紀登奎被“解放”的原因，不好用一句話來表述，或許是毛澤東過去稱紀登奎是“我的老朋友”這句話幫助了他，或許是因為紀登奎在“文革”初期沒有說過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話，或許是因為紀登奎盡力維持河南省的工作秩序有一定效果，或許是上述因素的綜合作用。總之，紀登奎僅僅被打倒半年，就重新工作了。重新工作的紀登奎被委以重任，中央決定讓他擔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領導小組的副組長。當時，無論是中央文革小組還是河南省的各種造反組織都承認他是“革命領導幹部”，算是“三結合”的一個方面的代表。1968年春，河南省成立革命委員會，紀登奎當上了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實際主持河南省的全面工作。這一段時間，紀登奎既要按照中央的指示，繼續開始“文化大革命”，又要努力穩定局勢，保證生產秩序和工作秩序不被打亂。為此，他費了不少心血。
1968年底，中央準備召開黨的九大，在擬定九大中央委員名單時，紀登奎被列為候選人。1969年4月，中央召開九大前，他作為九大代表到北京參加大會。
紀登奎剛到北京住下，九大主席團就派人來找他談話，主要意思是讓他作為“革命幹部”的代表在大會上發言。紀登奎卻推辭說：我發言不合適。我不是革命幹部的代表，只能算是個解放幹部。九大主席團派來的人問，那么你認為誰是革命幹部的代表呢？紀登奎說，劉格平、王效禹應該算，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來的幹部。這時，來談話的人只好亮出底牌說：你知道嗎？這是毛主席讓我來找你談話，是毛主席讓你作為革命幹部代表在大會上發言的，你應該服從。但紀登奎還是拒絕發言。來找他談話的人很為難，說：我怎么向毛主席匯報呢？紀登奎說，你就把我的原話向毛主席匯報。
毛澤東很快就知道了這一情況。他表示：我就是要他這個“解放幹部”在大會上發言。九大主席團的人又來到紀登奎的住處，向他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這一下，紀登奎再也不好推辭了，只好臨時準備在九大上的發言稿。
九大召開時，除了作政治報告、修改黨章的報告外，還有幾個人在大會上發言。其中：周恩來、康生代表中央領導人，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代表工農兵，尉鳳英代表婦女，紀登奎代表革命幹部。九大的報導在講紀登奎發言的代表性時也是這樣寫的，這多少有點出乎紀登奎的意料。
九大上，紀登奎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九屆一中全會上，他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更在紀登奎的意料之外。
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非同小可，這表明，紀登奎已經進入中央高層了，是中央領導人之一了。他不會留在河南省工作了，肯定會到中央來任職。果然，在九大之後的兩個月，即1969年6月，紀登奎奉調進京，到中央工作。他也屬於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之一了。儘管他還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可以參與中央重大問題的討論了，可以經常見到毛澤東主席了，也和中央高層各位領導人熟悉了。中央每搞重大活動，在報導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領導人名字時，總能聽到“紀登奎”三個字。紀登奎到中央工作後，最初一段時間，主要是解決各省、各部、大型企業的兩派問題，也協助周恩來管一些政府方面的事情。1970年，紀登奎出任中共中央組織宣傳組成員、國務院業務組成員。此時，他已經作為中央高級領導人，參與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了。
出任軍職
前文已有敘述，紀登奎沒有做過軍隊工作，他自己也坦然承認自己不懂軍事。但在“文革”中，他卻出任了重要軍職。這是發生在毛澤東同林彪反黨集團鬥爭時的事情。
黨的九大之後，林彪集團開始竭力擴張權力，在1970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林彪和毛澤東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上發生意見分歧，陳伯達跳出來為林彪鼓譟。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批判了陳伯達。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決定在全黨開展批陳整風。此時，毛澤東對林彪的陰謀已經有所察覺，特別是對林彪控制軍隊十分警覺。1970年12月，毛澤東決定由紀登奎、李德生二人代表他去參加華北“批陳整風”會議，二人直接對毛澤東負責，向毛澤東匯報情況。這就是“挖牆腳”。之後，毛澤東又特別委任李德生為北京軍區司令員，紀登奎為北京軍區第二政委、中共北京軍區黨委第三書記。目的是派他最信任的兩個幹部守住北京這個十分重要的陣地，以便同林彪集團鬥爭。接著，毛澤東又讓紀登奎出任中央軍委領導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毛澤東不隱諱派紀登奎擔任如此高級的軍職是他的意見，更不隱瞞自己這樣做是“摻沙子”。毛澤東在紀登奎上任之前，把軍委辦事組成員都召集來，當面對他們說：“你們這個軍委辦事組啊，像粘土一樣，板結了，不透氣了，需要摻沙子。已經摻了一個李德生，看來還不夠。我給你們再派個文官，我的老朋友，紀登奎。怎么樣啊，你們歡迎不歡迎啊。”林彪在軍委辦事組的親信也不得不當面向毛澤東表示，歡迎紀登奎來軍委辦事組工作。
可是，紀登奎參加軍委辦事組工作後，林彪的親信們卻對他處處小心。一方面，在表面上十分尊重他的意見，另一方面，也時時處處警戒他，對待他是精神高度緊張的。紀登奎生前回憶說：“主席生怕黃、吳、葉、李、邱他們搞鬼，叫我去那裡，就是看著他們。有時候我提點意見，僅僅是檔案上的文字修改的事，也把他們搞得精神很緊張。”
林彪對紀登奎出任高級軍職，心裡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對紀登奎也很警惕。在紀登奎找他匯報工作時，他基本不表態。中央和軍委討論戰略、訓練、科研、軍工、政治工作時，林彪都不發表意見。1971年夏天，周恩來帶著黃永勝、張春橋、紀登奎到北戴河向林彪匯報工作。紀登奎在匯報時向林彪提出：軍隊冗員太多，一個司令，七八個副司令，一個政委，七八個副政委，軍師、團、營，一直到基層，也都是一個正職，好幾個副職。林總，你是打過仗的人，軍隊現在這個樣子，真的有了戰爭，還能打仗嗎？林彪聽後，只是說：是啊，那怎么辦呢？接下來，林彪便閉了口，連第二句話都不說。
紀登奎出任高級軍職後，除了承擔“挖牆腳”、“摻沙子”等任務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準備打仗。那時，中蘇關係仍然處於緊張狀態。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一旦他們發動侵略戰爭，以蘇聯軍隊的高度機械化，是會很快開到北京城下的。紀登奎當時牢記毛澤東關於蘇修亡我之心不死的指示，對此頭腦高度緊張，內心極為擔憂。他認為，如果蘇聯軍隊真的發動突然襲擊，開到北京城下，自己就要掉腦袋，至少是民族的罪人。因此，他儘管不懂軍事，對國家的軍事安全還是很用心的。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懂軍事，也知道，李德生雖然比他強，懂得一些，但也只是指揮過軍和師一級的軍隊作戰，沒有指揮過大兵團作戰，沒有國家全面防務經驗。於是，他在請示毛澤東同意後，把善於打仗，指揮過三野大兵團作戰，在軍隊享有善戰盛名的粟裕請了出來。粟裕對黨十分忠誠，對國家安危十分掛心，接受任務後，來了精神。紀登奎給他配備了幾名最好的參謀，由粟裕帶著，坐上吉普車，在邊境線上轉了好幾個月，回來後搞出了一個防禦的作戰方案。交給軍事學院和軍隊內的老帥們、軍事行家看後，都認為可以，紀登奎才比較放心。
紀登奎以一個長期做地方工作的領導幹部而出任高級軍職，是不得已的事情，但也使他自己獲得了許多軍隊方面和軍事上的知識。他也先後參與了軍隊許多重大問題的決策。如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檔案，就是毛澤東決定後讓他起草的。他先後和李德生、陳錫聯共事過，後來又與葉劍英共事過。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和軍隊的老總們一起混了七八年。”
由於紀登奎在同林彪集團的鬥爭中，立場堅定，態度鮮明。毛澤東對他更加信任了。1971年，紀登奎除了在中央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外，還兼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但他主要還是在中央工作，只不過河南省重大決策和人事安排，要經過他同意。1973年召開黨的十大時，紀登奎除了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外，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1975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與“四人幫”存在矛盾
紀登奎到中央工作後，只有一個信念，就是緊跟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凡是毛主席說的，他都不折不扣地執行。他調到中央工作後，能夠站住腳，也全憑毛澤東主席對他的信任和支持。
平時，紀登奎工作中也十分小心謹慎，處事三思後行，遇到分歧問題，表態也很講究方法。儘管如此，由於紀登奎與“四人幫”不是一路人，在“四人幫”在黨內結成幫派時，他自然並不支持“四人幫”的活動，這使紀登奎與“四人幫”發生了一些矛盾。
這一點也可以從兩件事情上看出來。一件事是，在1974年，當時緊跟“四人幫”的遲群和謝敬宜在清華大學與劉冰矛盾很大，遲、謝二人在“批林批孔”大會上講話時，除了講了“批林批孔”的內容外，也強調批“走後門”，實際上，他們搞的是後來毛澤東批評的“三箭齊發”。劉冰不贊成這個講話，也對遲、謝二人的一些不良作風不滿。正好紀登奎的一個女兒在清華大學上學，她很關心政治，覺得遲、謝二人的講話與中央的8號檔案有所不同，回家後就把遲群、謝敬宜的講話內容向紀登奎說了，還問紀登奎：遲群、謝敬宜的講話和中央8號檔案，哪個對？紀登奎立即明確表態：遲群、謝敬宜的講話是錯誤的。他還告訴女兒：江青等人搞“三箭齊發”，毛主席已經批評。當時中央政治局開會要求將毛主席的批示下發，但江青、張春橋提出要保護青年幹部，檔案不下發，只在別的檔案上點一下這個事。中央8號檔案就是點這個事的檔案。紀登奎的女兒回學校後，把紀登奎說的話告訴了劉冰。劉冰心中有底，與遲、謝二人的矛盾更大了。後來，劉冰還提出要和紀登奎談談。紀登奎不知劉冰要談什麼，遇見吳德時，向吳德詢問。吳德把劉冰寫給他的信給紀登奎看了，紀登奎心中才有了數。他一直是支持劉冰，不贊成遲、謝二人的說法和做法的。但後來毛澤東批了劉冰，並由此發起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紀登奎雖然沒有挨批，但也算經歷了一次風險。從這件事情上看，紀登奎與“四人幫”是有矛盾的。
另一件事是，1976年4月4日，當天安門廣場發生民眾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民眾運動時，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討論如何處理。“四人幫”堅決主張鎮壓。江青更是大哭大鬧。後來決定派吳德組織人在晚間把天安門廣場上的花圈拿走。紀登奎在會上沒有發言。散會後，紀登奎特意提醒吳德：把花圈拿走後，要注意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紀登奎的這個話雖然說得含糊，但也表明了他與“四人幫”的看法不同，表明他很注意民眾情緒。
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江青曾經要對紀登奎下手，將其置於死地，而紀登奎恰恰知道了這一情況。
這一史實是吳德後來從中央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在1993年回憶時講的。吳德的原話是這樣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講一講。1975年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從那以後，毛主席就很少見江青了。為了摸毛主席的情況，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攏毛主席的秘書張玉鳳，給張玉鳳送禮，把張玉鳳請到釣魚台吃飯。席間，動不動就對人興師問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議論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對張玉鳳說：紀登奎是蘇聯特務，汪東興是個大特務，吳德是國民黨。”“張玉鳳回來就把江青的這些話向汪東興匯報了，她請示是否把江青的話上報毛主席。汪東興說這個事情不要匯報，有關中央負責同志的情況，不要聽江青亂講。”“對於這件事，汪東興曾經向我談過，提醒我注意。”
從吳德的回憶中可以斷定：江青說紀登奎是蘇聯特務這個事，汪東興也肯定向紀登奎講過，因為汪東興能把這件事情對同是政治局委員的吳德講，也就會對紀登奎講，因為二人當時地位相當，而且江青的話涉及到了汪東興。
要知道，江青說紀登奎是蘇聯特務這個話，是相當厲害的，因為這等於把紀登奎推向了敵我矛盾，是重大叛黨者，而且，話是有特殊身份的江青講的，又是對當時毛澤東最信任的秘書張玉鳳說的，這實際上是要把紀登奎置於死地的。對此，紀登奎心中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
紀登奎聽到這個情況後，並不顯露於色，而是藏在心中。但是，從此之後，紀登奎與江青的矛盾可以說是已經解不開了，他在心中肯定是十分忿恨“四人幫”的，他無疑也盼望著早日解決“四人幫”。
以特殊方式向河南省打招呼
1976年7月，毛澤東的病情加重，“四人幫”卻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這時，紀登奎也看出了“四人幫”的野心。當時他並不能夠站出來與“四人幫”進行正面鬥爭，但卻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向他長期工作的河南省委領導幹部打招呼。
因為紀登奎一直擔任河南省領導職務，到中央後，一段時間仍然兼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因此，他與河南省委的幹部是常來常往的，河南省委的領導同志到北京來辦事、開會，都要到紀登奎家裡去看望他，順便向他請示一些工作，了解中央的精神。紀登奎就是利用這個方便條件，通過他的兒子，向河南省委的領導幹部打招呼，讓他們注意“四人幫”，與“四人幫”劃清界限的。沒有想到，紀登奎向河南省委領導幹部打招呼的情況，卻被人告了密，告到了姚文元那裡。這使紀登奎經受了一次極大的政治風險。慶幸的是，姚文元沒有把這封告密信交給江青或者張春橋。
最早提出解決“文革”中的問題
1976年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紀登奎是在華國鋒、汪東興等人已經把“四人幫”抓捕之後，得到中央通知，到玉泉山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才得知粉碎“四人幫”的訊息的。他知道這個訊息後，心裡是高興的。10月6日晚10點多鐘，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住地開會。會議開始時，華國鋒、葉劍英通報了抓捕“四人幫”的情況。大家發言時，紀登奎表示堅決擁護中央的這個決定。會議做出由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的決定，通過了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通報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的中央16號檔案。紀登奎對此都表示擁護。
在討論16號檔案時，紀登奎還提出，毛主席曾講過，對“文化大革命”，要三七開，檔案中應該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所在。這是中央高層領導中，提出對“文化大革命”懷疑或者否定意見的第一人。由此也可以看出紀登奎對“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態度。
辭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
粉碎“四人幫”後的一段時間裡，紀登奎仍然在中央擔任領導職務。他的職務沒有提也沒有降。他是擁護華國鋒的，工作中也是努力的。
1977年召開黨的十一大，紀登奎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他仍然主管他過去分管的工作。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這次會議上，許多與會者公開批評了中央一些領導幹部，其中也包括紀登奎。當時，出席三中全會的許多人給紀登奎提的意見很多，有的意見還很尖銳。紀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評，還做了檢討。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中央決定紀登奎辭去他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職務，但沒有公開。到了1980年春天，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紀登奎正式辭去了他擔任的黨和國家領導職務。
紀登奎辭去他擔任的黨和國家領導職務後，鄧小平找他談過一次話，鼓勵他還要繼續做一些工作，又徵詢了他的意見。後來，中央安排紀登奎主管了一段時間的旅遊工作。在工作中，他向中央提出旅遊也是一個重要產業，也會給國家帶來較大收入的意見，他用“無煙工業”一詞形容旅遊業，還提出了發展旅遊業的一些具體意見。他的意見很受中央重視。後來中央按他的意見，加強了對旅遊產業的投入，此後數年，旅遊業發展迅速，這與紀登奎的意見和工作是分不開的。
1982年，中央安排紀登奎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做農村政策調查研究工作。給他定的職務是“部級研究員”。這在當時是職務級別最高的研究員了。
紀登奎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當“部級研究員”後，對研究工作也很努力。他到一些地方搞了一些調查研究工作，也根據自己多年工作經驗和新的情況，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對策和建議。
1988年7月13日，紀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5歲。
家庭關係
紀登奎之子：紀坡民，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