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英文：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人民為反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農民主政權而進行的革命戰爭。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階段。大革命失敗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步地把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入農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裝和工農政權，開創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
基本介紹
戰爭背景,國民黨方面,共產黨方面,戰爭經過,紅軍誕生和根據地建立,紅軍反“圍剿”的勝利,“左”傾錯誤和革命的挫折,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勝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確立,主要事件,革命意義,
戰爭背景
十年內戰是指中國在1927年-1937年間，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方性政權發動的戰爭，此戰爭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結束。中國國民黨稱之為“剿共”，中國共產黨稱之為土地革命戰爭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
國民黨方面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後與汪精衛武漢政府合併“寧漢合流”，對共產黨人進行“清共”和屠殺。1928年末國民政府舉行“二次北伐”，占領北京，奉系軍閥張作霖退到關外。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
這樣，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了全國。但國民黨新軍閥間連年混戰給人民帶來極大災難。在國民政府統治下，四大家族憑藉國家政權，迅速聚斂巨額財富，成為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後因國民黨內部矛盾衝突，爆發“中原大戰”，形成新軍閥割據局面。1931年，日本發動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由於國民黨集團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東北三省淪亡。國民政府在對日作戰和“剿共”的取捨上舉棋不定。
共產黨方面
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行為嚇倒，1927年召開“八七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創建紅軍，開闢農村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開闢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同年10月，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的部隊到達井岡山，開展游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組織工農政府，建立地方武裝，創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會師後，逐步擴大了根據地。
戰爭經過
紅軍誕生和根據地建立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軍)的2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號召全黨和廣大工農民眾奮起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
9月11日，毛澤東等領導由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和革命士兵組成的工農革命軍，在湖南、江西邊界地區舉行秋收起義。12月11日，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領導工人赤衛隊和革命士兵在廣州舉行起義。到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領導了近百次武裝起義，其中有洪湖地區，黃安、麻城地區，海豐，陸豐地區，弋陽、橫峰地區等農民起義，以及湘南，桑植、渭華等起義。此後，還領導了平江起義、左右江起義和其他起義。在這些起義中，中國共產黨領導創造了若干支革命武裝。1928年5月開始，各地工農武裝陸續稱為紅軍。
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於1927年10月，轉戰到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地區，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工農革命軍(由南昌起義軍餘部編成)和湘南農軍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鞏固和發展了井岡山根據地。
井岡山會師
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於1927年10月，轉戰到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地區，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工農革命軍(由南昌起義軍餘部編成)和湘南農軍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鞏固和發展了井岡山根據地。
井岡山會師1929年3月至1930年10月，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相繼爆發大規模混戰。各地紅軍乘機積極發展革命戰爭。紅4軍主力於1929年1月離開井岡山地區，向贛南、閩西挺進。創建新的蘇區。桑植起義後，在湘鄂邊界地區逐步發展起來的紅軍於1929年7月在南岔、赤溪戰鬥中取得基本殲滅國民黨軍1個旅的勝利，黃麻起義後，在鄂豫邊界地區逐步發展起來的紅軍於同年6～10月取得3次反“會剿”的勝利。其他地區的紅軍也取得不少勝利。
湖南、江西邊界秋收起義部隊於1927年9月在三灣改編時，就確立了共產黨對軍隊領導的根本原則，把共產黨的支部建在連上，在軍隊內部開始實行民主制度。以後在井岡山的鬥爭中，又制定了紅軍打仗、籌款和做民眾工作的三大任務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發展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929年12月，根據中共中央9月來信的精神，在福建上杭縣的古田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以《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為中心的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這個“決議”，規定了紅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基本任務，強調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如何建設成為無產階級新型人民軍隊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紅軍反“圍剿”的勝利
經過3年的游擊戰爭，紅軍有了很大發展，戰鬥力也大為提高。革命根據地也有了很大發展。1930年6月前後，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各蘇區紅軍分別進行了整編。
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集中兵力實行運動戰，先後粉碎了國民黨軍三次“圍剿”。
與此同時，湘鄂西革命根據地(亦稱湘鄂西蘇區)的洪湖區軍民，在主力紅軍第2軍團(後改稱紅3軍)轉戰湘鄂邊和鄂西北等地的情況下，經過艱苦作戰，相繼挫敗了國民黨軍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保衛了蘇區。
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紅軍於1931年1月打破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 5月又打破第二次“圍剿”，11月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下轄第4、第25軍，共近3萬人。隨後，紅四方面軍在國民黨軍尚在計畫第三次“圍剿”期間，於11月至1932年6月主動發起攻勢作戰，使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計畫破產。
湘贛、湘鄂贛，贛東北等革命根據地的紅軍也在反“圍剿”中取得不少勝利。活魂在陝甘邊和陝北地區的紅軍游擊隊也開展了游擊戰爭。
在紅軍反“圍剿”勝利形勢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於1931年11月在中央蘇區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澤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朱德任中革軍委主席。
“左”傾錯誤和革命的挫折
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領導者，無視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要求，繼續推行許多“左”的錯誤政策：同時，還過分誇大紅軍3次反“圍剿”的勝利和國民黨軍的失敗，要求紅軍不顧主客觀條件，進攻和占領中心城市，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乃至爭取全國的革命勝利。
在這個軍事冒險主義方針指導下，10月，蘇區中央局在寧都舉行會議，毛澤東受到不公正的批評和指責，會後被免去紅軍領導職務。
1933年2月，蔣介石以30多個師分3路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中央紅軍主力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打破了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
蔣介石於江西前線指揮“圍剿”1933年，國民黨集中50萬人以上兵力，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於9月下旬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
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機構於1933年初遷入中央蘇區以後，進一步在中央蘇區推行“左”的錯誤政策，在第五次反“圍剿”的作戰指導上實行了一系列錯誤的原則。到10月，中央紅軍在蘇區內粉碎“圍剿”的可能性完全喪在湘鄂西蘇區，紅軍也受到嚴重挫折。
在鄂豫皖蘇區， 1932年10月，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餘人離開鄂豫皖蘇區，越過平漢鐵路向西轉移，經鄂北、豫西，進入陝南。12月至1933年2月1日，越過大巴山進至川北，先後占領通江、南江、巴中3座縣城和周圍廣大地區，創建了以通，南、巴為中心的川陝革命根據地(亦稱川陝蘇區)。
1933年2月中旬，國民黨四川軍閥田頌堯調集近6萬人的兵力，對川陝蘇區發動三路圍攻。紅四方面軍根據蘇區的地勢特點，依託山險，實行運動防禦。至6月中旬，粉碎了四川軍閥部隊的三路圍攻。戰後，紅四方面軍將4個師擴編為4個軍。
11月初，國民黨四川軍閥劉湘調集20萬人的兵力，對川陝蘇區發動六路圍攻。紅四方面軍繼續採取“收緊陣地”的作戰方針。1935年3月下旬至4月下旬，紅四方面軍舉行了嘉陵江戰役，取得了殲國民黨軍1萬餘人、攻占9座縣城的重大勝利。但是，張國燾卻為某些困難所嚇倒，決定放棄了川陝蘇區。
湘贛，湘鄂贛、閩浙贛(贛東北)等革命根據地紅軍的反“圍剿”，也因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指導，而遭到失敗。
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勝利
1934年8月，湘贛革命根據地(亦稱湘贛蘇區)紅軍第6軍團根據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指示，向湖南中部前進，擬與紅軍第3軍(原紅2軍團)取得聯繫，執行中央紅軍長征先遣隊的任務。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留下紅軍一部和地方部隊共1．6萬餘人就地堅持鬥爭，率領中央紅軍主力5個軍團以及中央，軍委機關直屬隊共8．6萬餘人，於10日從瑞金出發，向湘西轉移，開始長征。
長征初期，中共中央在戰爭指導上，由單純防禦的軍事保守主義變為轉移中的逃跑主義。中央紅軍經過苦戰，渡過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鎖線，但遭司到了重大傷亡。這時，中央紅軍已減員至3萬餘人，且疲憊不堪，在此危急關頭，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接受了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放棄原定北出湘西的計畫，改向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的黔北和川黔邊前進，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占領遵義。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舉行擴大會議，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制定了紅軍爾後的戰略方針。3月，組成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3人軍事指揮小組。
遵義會議會址遵義會議以後，中央紅軍在川黔滇邊界地區，實施高度靈活的運動戰，縱橫馳騁於國民黨軍的重兵集團之間，以四渡赤水、南渡烏江，威逼貴陽，虛指昆明，終於擺脫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5月上旬經雲南境內的皎平渡等地渡過金沙江，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紅四方面軍進行嘉陵江戰役後，於5月初從彰明、中壩、青川、乎武等地向西轉移，開始長征，5月中旬占領茂縣(今茂汶)、理番(今理縣)等地區，並以一部前出懋功，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在此之前，鄂豫皖蘇區的紅25軍亦於1934年11月向陝南轉移，進行長征，至1935年5月，開闢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亦稱鄂豫陝蘇區)。
根據地及紅軍長征示意圖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在會理地區集結後，繼續北進，通過彝族區，一部於5月25日從安順場渡過大渡河，並沿河左岸北上，主力沿河右岸北上，左右兩路夾河而進，擊破沿途國民黨軍的阻攔，於29日占領瀘定橋和瀘定城。接著，越過空氣稀薄終年積雪的夾金山。6月12日，先頭部隊在達維附近與紅四方面軍一部會師。18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進到懋功地區。兩個方面軍會師後，共有10餘萬人。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議，一致決定會師後的戰略方針是集中兵力向北進攻，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邊根據地，進而推動全國革命運動發展，同時決定兩軍互相協同，迅速奪取松潘，以利北向作戰。會後張國燾藉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拖延行動，致使紅軍失去奪取松潘的有利時機。中共中央為了繼續貫徹北上方針，決定將中央紅軍的第5、第32軍(7月，中央紅軍第1、第3，第5、第9軍團依次改稱第1、第3、第5、第32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第9，第31，第33軍編為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率領，經阿壩北進，將中央紅軍第1、第3軍和紅四方面軍第4、第30軍編為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率領，經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8月下旬，右路軍通過草地，到達班佑，巴西地區。左路軍到達阿壩後，張國燾拒絕繼續執行中央的北上方針，命令已進到墨窪附近的部隊返回阿壩，提出要紅軍主力返回草地南下川康邊，背著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提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企圖危害黨中央。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遂採取果斷措施，率右路軍中的第1、第3軍和中央直屬隊一部先行北上。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紅一方面軍主力克服重重困難，迅速越過岷山，攻占天險臘子口，9月18日占領哈達鋪，進入甘南。接著，突破渭河封鎖線，翻越六盤山，擊破國民黨軍的阻擊和追擊，10月19日到達陝甘革命根據地(亦稱陝甘蘇區)的吳起鎮。至此，中央紅軍主力歷時1年，縱橫11個省，行程2．5萬里的長征，勝利結束。
陝甘蘇區的紅軍第26，第27軍在中央紅軍主力到達之前，已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一、第二次“圍剿”，保衛和發展了蘇區。1935年9月，紅25軍從鄂豫陝蘇區到達陝北，同紅軍第26、第27軍會合，組成第15軍團。中央紅軍主力同第15軍團會合後，中共中央決定中央紅軍主力合編為第1軍團，並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以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下轄第1、第15軍團。與此同時，蔣介石兼總司令的西北“剿總”集中5個師，對紅一方面軍開始了進攻。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在直羅鎮全殲國民黨軍1個師，並在張家灣地區殲其援軍1個團，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這一勝利，給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礎。
在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前向湘西轉移之紅軍第6軍團，於1934年10月在黔東與紅3軍(隨即恢復紅2軍團番號)會合，隨後，創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亦稱湘鄂川黔蘇區)。1935年4—8月，先後在陳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園等戰鬥中，共殲國民黨軍兩個多師。9月，國民黨軍集中130多個團，再次發動“圍剿”。第2、第6軍團多次尋戰，未獲戰機，在國民黨軍堡壘封鎖越來越緊的情況下，於11月19日離開蘇區，開始長征。
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針，於1935年9月，強令紅四方面軍及隨同行動的中央紅軍第5、第32軍，由阿壩和包座地區南下。1936年2月，紅軍在國民黨軍大舉進攻的情況下，被迫後撤，於4月轉移至道孚，爐霍、甘孜地區。至此，南下的紅軍由約8萬人減至4萬餘人，南下行動遭到失敗。在中共中央勸導和督促下，經過朱德。劉伯承及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張國燾被迫於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
紅軍第2、第6軍團離開湘鄂川黔蘇區，先後在湘中、黔東和黔西北地區轉戰3個多月。隨後，又在烏蒙山區同國民黨軍5個縱隊10多個師周旋月余，於1936年3月下旬突出敵人的包圍進至貴州省的盤縣地區。接著進入雲南，於4月下旬從石鼓、巨甸渡過金沙江。7月2日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7月5日，奉中共中央命令，第2、第6軍團和第32軍組成紅軍第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蕭克任副總指揮，關向應任副政治委員。紅四、紅二方面軍會師後，從甘孜地區開始北進，先頭部隊於8月10日占領哈達鋪，進入甘南．紅一方面軍主力為了策應紅四、紅二方面軍北上，於8月底．由寧夏的豫旺堡地區南下，先後占領靜寧以北的將台堡和會寧縣城，控制了西安一蘭州公路的一段。8月12日，中共中央制定了紅軍三個方面軍協力奪取寧夏的戰略計畫。9月中旬，張國燾電令紅四方面軍準備西進青海和甘肅西北部。16～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召開會議，否定了張國燾的西進主張，重新肯定了北上方針。10月9日、22日，紅四、紅二方面軍分別在甘肅省會寧城和靜寧的將台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紅軍長征全部勝利結束。
10月20日國民黨軍開始大舉進攻。25日，按照中共中央和軍委部署，紅四方面軍第30軍渡過黃河。隨後，第9軍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5軍亦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畫。11月5日，紅軍總部電令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目前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11日中共中央決定：河西部隊稱西路軍，成立以陳昌浩為主席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統一指揮該部的行動。此後，西路軍所屬部隊在向甘肅西部進擊中，艱苦奮鬥，不怕犧牲，不畏險阻，英勇頑強，克服了種種困難，同軍閥馬步芳部的優勢兵力進行了4個多月的浴血奮戰，殲敵約2萬人，但西路軍也遭到嚴重損失，到1937年3月中旬終於失敗。李先念等率餘部翻越祁連山，穿過戈壁灘，進入新疆。
主力紅軍長征後，留在南方的一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在中共當地組織的領導下，戰勝種種困難，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廣東等八省範圍內14個主要地區，堅持了艱苦卓絕的3年游擊戰爭。在戰略上配合了主力紅軍的行動，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確立
在中共中央率領紅軍北上到達陝甘地區前後，日本侵略者利用國民黨統治者的不抵抗主義，加緊對華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戰雲密布，整個華北危在旦夕。面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北平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在1935年12月9日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遊行，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由此開始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許多大中城市先後爆發學生運動。各地工人在全國總工會的號召下，紛紛舉行罷工，支援學生鬥爭。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愛國人士、愛國團體也紛紛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停止內戰，出兵抗日。抗日救亡鬥爭迅速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民眾運動。
在此之前，1935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通常被稱為“八一宣言”的《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不久公開發表。
中共中央結束長徵到達陝北後，於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軍事戰略問題、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問題。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之後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關係的變化，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劉少奇到華北重建和加強遭受嚴重破壞的華北各地黨組織，打開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後派人到上海，與那裡的黨組織重新建立聯繫，並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但是，蔣介石仍準備對陝北根據地發動新的“會剿”。他於12月4日到達西安後，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開赴陝北前線“剿共”。12月12日，國民黨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第17路軍將領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前來部署“剿共”的蔣介石及其同來的高級軍政官員，發動了西安事變。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為重，派周恩來等前往西安參加談判，促成事變的和平解決。
此後，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繼續鬥爭下，國內和平基本實現。
主要事件
?>南昌起義
秋收起義（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黃麻起義
革命意義
十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從無到有，走過了極其艱難曲折的道路，曾經從最多時的30萬人減少到3萬人左右，但從戰爭實踐中，造就了大批優秀的軍事指揮員，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提高了部隊戰鬥力，而且鍛鍊出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從而為實現全國抗戰和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爭前夕的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黨曾兩次經受嚴峻的考驗: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在常人難以想像的險惡環境中，中國共產黨人不屈不撓，埋頭苦幹，度過最黑暗的時刻，奇蹟般地開創出新的局面。這十年的歷史證明:那種理論脫離實際，照搬照抄外國經驗的教條主義，或由一個遠離中國的國際指揮中心來指揮中國革命的做法，都是錯誤的。這十年中，黨在指導思想上雖然幾度犯過“左”的錯誤，但終於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汲取教訓，實行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實現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把中國革命推向了新的階段。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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