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童寯
- 國籍：中國
- 民族：滿族
- 出生地：奉天省城東郊
- 出生日期：1900年10月2日
- 逝世日期：1983年3月28日
- 職業：建築學家
- 畢業院校：清華大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 主要成就：建築四傑
- 代表作品：《外中分割》《隨園考》《北京長春園西洋建築》《東南園墅》《江南園林志》
人物生平,主要設計作品,主要論著,建築作品,教育事業,園林研究,建築理論,
人物生平
滿族，字伯潛。1900年10月2日出生於奉天省城東郊（今瀋陽市郊）。家庭世代務農，父親是家族中第一代讀書人，晚清歲貢，經殿試後欽點七品，回鄉先後任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和省教育科長等職。童寯8歲進蒙養院，
童寯（青年）
童寯（青年）1910年，入奉天省立第一國小，1917年，考入奉天省立第一中學。這一階段正值推翻滿清王朝和軍閥混戰時代，東北又飽受日本侵略之苦，因而“渴求和平”、“建設富強中國”和“讀書救國”、“科學救國”成為他的理想。1920年，中學畢業後去天津新學書院專修英語，次年夏天，先後參加唐山交通大學和北平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高等科入學考試，均以優異成績通過。他學習勤奮，各門功課成績優異，英文和繪畫更為突出。還被選為《清華年刊》藝術組成員和美術編輯，舉辦過個人畫展。
1925年升入大學科，獲得留美資格。同年秋，公費赴美，就讀於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與楊廷寶、陳植、梁思成等先後同窗學習。在校學習刻苦勤奮，同學間以從不涉足娛樂場所而廣為傳聞。在校學習期間，先後獲全美大學生設計競賽一、二等獎牌各一枚。1928年冬，以3年修滿6年全部學分，獲得建築學碩士學位，提前畢業，接著在費城、紐約兩地建築師事務所實習、工作各一年。1930年，赴歐洲英、法、德、意、瑞士、比、荷等國考察建築。旅歐期間，西歐古代文明和瑰麗建築遺蹟，以及生機勃勃的新建築，使他為之振奮和嘆服，這期間他創作了許多彌足珍貴的寫生畫作品。
童寯
童寯從歐洲回國即受聘於東北大學建築系，先後任教授、系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變，建築系被迫解散，他幫助學生脫離險境後，自己也舉家遷住北平。年底應陳植之邀赴滬，後來與趙深、陳植合組“華蓋建築師事務所”。1937年，上海淪陷，次年接受資源委員會技術長官葉諸沛之邀輾轉至重慶。後在貴陽開辦“華蓋建築師事務所”分所，完成省立陳列館、科學館、圖書館和清華中學等許多建築設計。1944年，應中央大學建築系劉敦楨之邀抵重慶，在授課之餘繼續建築師業務。這一時期還有許多其他著名建築師應聘，中央大學建築系一時人才薈集、蒸蒸日上，這就是中央大學建築系“沙坪壩黃金時期”。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大學遷回南京，他仍往返滬寧兩地從事華蓋建築師事務所業務和在中央大學建築系任教。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專職任教於南京大學建築系。
祖孫三代（祖父：童寯）
祖孫三代（祖父：童寯）1952年，院系調整，他在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建築系任教授。
晚年他帶研究生並潛心從事研究著述，即使在動亂的年代身處逆境也不中止讀書寫作。曾任南京工學院建築研究所（現東南大學建築研究所）副所長和江蘇省第五屆人大代表。
1983年3月28日逝世於南京。
主要設計作品
1932~1952年間，他主持或參加的工程項目有100多項，代表作品有：
童寯故居
童寯故居1932~1933年，南京寧海路新住宅區私人住宅，南京原國民黨外交部大樓及官舍，南京下關電廠，南京首都飯店，上海恆利銀行，南京陵園孫科住宅，上海大上海大戲院。
1934年，上海金城大戲院，南京盧樹森住宅，南京陵園張治中住宅，何建住宅，上海公寓數幢。
1935年，上海浙江興業銀行，南京金城銀行別墅。
1936年，南京陵園中山文化教育館，南京故宮博物院保管庫。
童寯（老年）
童寯（老年）1937年，南京水晶台地質礦產陳列館，地質調查所，原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辦公樓、圖書館，南京白下路原國民黨政府審計部辦公樓。
1938年，四川資中酒精廠，重慶煉銅廠。
1939年，貴陽花溪清華中學，大夏大學教舍。
1941年，貴陽花溪貴築縣政府，清華中學。
1942年，貴陽貴州省兒童圖書館。
1943年，貴陽民眾教育館。
1946年，南京下關工人福利社，南京小營航空工業局。
1947年，南京孝陵衛政治大學校舍、宿舍，南京高樓門公路總局。
1948年，南京薩家灣交通銀行，江南鐵路公司建設大樓。
1952年，上海楊樹浦電力學校教室、禮堂等。
主要論著
童寯著作《童寯文集》四卷
英文論著：《Chinese Gardens》（中國園林）、《Foreign Influence in Chinese Architecture》（中國建築的外來影響）
畫冊：《童寯畫選》、《童寯素描選》等
建築作品
20世紀初，中國由於社會經濟發展，城市人口增多和建築技術發展，商業和文化娛樂活動增加，出現了新型公共建築，特別是在大城市，規模較大的銀行、圖書館、醫院、飯店和影劇院都在興建，這些建築工程設計多由外國人包攬。此時也開始出現一批曾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建築師，建立大小不同的建築師事務所，童寯是當時最有影響的建築師之一。在“華蓋建築師事務所”中，童寯負責繪圖房業務。
南京市童寯故居
南京市童寯故居1932—1951年，他主持或參加的工程項目有100多項，最具有代表性的有：1932年，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辦公大樓和官邸，以經濟、實用、富有民族特色而取代宮殿式的設計方案中標。建成後的這幢建築以線條簡潔、比例勻稱，體態端莊而受到稱讚。將傳統民族風格進行簡化和提煉，突破了這時期多沿用的大屋頂式樣，成為創造現代民族風格成功的實例。此外還有1936年建成的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這幢建築採用不對稱的構圖手法，上部以少許琉璃花飾點綴，氣勢宏偉，可惜毀於戰火。其他還有1931年的南京下關首都電廠、上海大上海大戲院、南京首都飯店、首都地質礦產陳列館等。抗日戰爭時期在內地設計建造的有重慶煉銅廠、貴陽花溪中學、大夏大學以及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南京設計建造的公路總局、航空工業局、美軍顧問團公寓等一批優秀而有特色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在現代建築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華蓋建築師事務所三巨頭，在抗日戰爭期間3人分處三地，都做了不少工程。3人均重視創造性地發揚傳統，勇於向陳腐觀念挑戰。童寯和其他老一輩中國第一代建築師的努力和成就，奠定了中國建築師的實力地位。
教育事業
童寯是中國近代建築教育的先驅者之一，對教育赤誠之心感人至深。在東北大學任教期間，當其他教師因種種原因離職時，他一直堅守崗位。九一八事變後，被迫離開瀋陽，亦將建築系部分圖書資料隨身攜帶，幾經輾轉遷移，直到解放後盡數歸還東北大學。在他於滬安定後，即通知逃亡的建築系學生到上海，在物質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設法為學生修畢未竟學業。對關內無經濟來源的東北學生，他總解囊相助，還設法幫助學生解決工作，他這種熱心為建築教育事業的精神在東北大學建築系學生中廣為頌傳。從1944年在中央大學建築系兼職、任教一直到1951年，專任教學工作，他認為“建設我們這樣大國，僅靠幾個建築師不行，要通過教育培養出成千上萬的建築師。也只有通過教育才能使人們對建築有科學的認識”。在教育園地上辛勤耕耘，培養出一大批建設人才，許多人成為教授、學者以及著名的建築師。
南京市童寯故居
南京市童寯故居他治學嚴謹，對學生嚴格要求，教學中特別注意對學生獨立工作能力的培養。他精通英文，通曉德、意、法多種文字，又能博聞強記。博大精深的知識，深邃睿智的見解，成為學生和老師的“活字典”，不時為師生答疑解惑。
童寯在晚年更加勤奮著述，是指導碩士生和中國第一批博士生的導師。1982年，重病住院期間，在7月中旬南京的酷暑下，在病室中，他以驚人的毅力，強忍疼痛，揮汗為大百科全書撰寫條目，為教師研究生答疑和修改教師英文講稿，他在教育園地上耕耘直至生命最後一刻。
園林研究
園林在中國有數千年發展歷史，但僅有明清少量遺蹟存在，比較系統而完整地論述造園原則、要素、經驗等理論專著應推明代計成的“園冶”，其他則散見於詩文、繪畫以及方誌小說。
江南園林志（童寯著）
江南園林志（童寯著）童寯在30年代初於上海工作期間，即用工作餘暇遍訪蘇、浙、滬60多處園林，隻身一人不辭勞苦踏勘、調查、測繪、攝影，又廣為收集資料文獻，1937年，完成《江南園林志》一書，這是近代最早一部用科學方法論述中國造園理論的專著。包括園林歷史沿革、境界、中國詩、文、書畫與園林創作的關係以及中國假山發展等眾多內容。書中許多園林今早已蕩然無存，其測繪圖紙和照片都格外珍貴。學術界公認《江南園林志》是近代園林研究最有影響的著作。該書完成後即經建築營造學社建築學家劉敦楨介紹出版，梁思成看後在致童寯信中說“拜讀之餘，不勝欽佩”。後因“蘆溝橋”事變，學社南遷而中輟，直到1963年，轉由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近代研究中國園林的著述甚少，用外文介紹中國園林藝術成就更屬闕如，致使外國人得到東方園林有以日本為代表的錯誤認識。有感於此，他晚年用英文撰寫東南園墅，這就是生前在病床上為之定稿的著作。反映他對中國園林藝術的摯愛和在園林研究上的成就。
童寯先生作為建築師他好吟詠，又嫻六藝，他的繪畫作品使專業美術家也為之讚賞。廣博知識和深湛的文化修養使他能在中國園林藝術理論研究上達到了很高境界。
建築理論
中國古代建築雖經幾千年的發展，對傳統建築進行科學地研究還是始自本世紀初。一批批從海外學習近代科學技術的學者成為近代建築理論研究的開拓者。童寯30年代即對中國園林著手研究，著有《江南園林志》，其後還發表關於園林建築風格、形式，中西建築影響和中西比較方面論文多篇，之後的40年間從不間斷地進行理論研究。在30年代初進行園林調查時，曾被誤認為是日本奸細而兩次被警察局拘留，在動亂的年代裡也能保持他那不媚俗，不隨波逐流的獨立性格。
近百年西方建築史（童寯著）
近百年西方建築史（童寯著）30年代滬、寧等地“大屋頂風”盛行時，他從建築經濟、功能以及時代進步、新建築材料和技術的發展考慮，對搬抄大屋頂持否定態度。他說：“現代建築物，……在用低造價謀取更大使用空間方面，平屋頂與中國建築藝術揉成一體，或是與潮流分道揚鑣，寺廟式屋頂肯定已經過時……鋼和混凝土的國際式將很快得到普遍的採用”、“中國建築今後只能作為世界建築一部分，就像中國製造的輪船火車與他國製造的一樣，並不必有根本不同之點。”他還滿懷信心地展望“中華民族既於木建築上曾有獨到貢獻，其於新式鋼骨水泥建築，到相當時期也自能發揮天才……中國建築於漢唐之際，受佛教許多影響，不但毫無損失，而且更加典麗，我們懸懸於中國建築的命運，希望著另一個黃金時代的來臨。”他對建築發展的方向和舊傳統必然會被拋棄有極明確的判斷。晚年在他《近百年西方建築史》中，他能肯定新結構和技術的發展前途，如60年代西方建築外形上出現把鋼框架暴露於玻璃幕牆之外時，他說：“對這種發展，抱有不同成見的人，初看可能不大習慣，但只要是通過計算分析而不是從空想出發，這種處理手法遲早會被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