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書附遞

宋代詩詞,特別是宋詞,是繼唐詩以後的中國文化重要發展階段。唐代詩詞的發展得到宮廷歌唱的促進。而宋詞的發展得益於宋代郵驛的“私書附遞”。兩宋郵遞的“私書附遞”,形成和發展了詩詞的郵遞文化。以秦觀(少游)為代表的婉約派詞宗的形成與發展,也得益於“私書附遞”的詩詞郵遞文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私書附遞
  • 作用:宋詞的發展
  • 朝代宋代
  • 簡介:詩詞郵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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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談“驛寄梅花
高郵盂城驛的駐節堂上有一抱聯:“梅寄春風勞驛使,葭懷秋水托鴻郵”。這說的就是發生在宋代高郵“驛寄梅花”的故事。
全宋詩》和《高郵州志·藝文志》有載宋代文學家曾幾的詩。曾幾(字吉甫,1085—1166年),授將仕郎,生於宋神宗元豐八年,卒於南宋孝宗乾道二年。曾任江西、浙西提刑。紹興八年,因觸怒秦檜,被罷官。僑居上饒七年,直至二十五年秦檜死,累擢禮部侍郎。曾幾老年曾作《高郵無梅花求之於揚帥鄧直閣》詩一首:
送臘臘垂盡,迎春春欲回。如何萬家縣,不見一枝梅。
有客幽尋去,無人遠寄來。揚州何遜在,政用小詩催。
曾幾到高郵,住古三阿的驛館。在一個冬天將盡的早春時節,驛館中沒有梅花,他就寫一首詩,托驛使寄揚州鄧帥。不久,通過驛使得揚州鄧帥寄梅和酒,曾幾又作詩《鄧帥寄梅並山堂酒》,有:
甓社湖邊路,詩筒得報回。舊時雲液酒,新歲雨肥梅。
不是園官送,真成驛使來。鬢毛都白盡,更著此花催。
這就是“驛寄梅花”的故事。曾幾第一個寫了《文游台》的詩,清·嘉慶《高郵州志·藝文志》有載如下:
憶昔坡仙此地游,一時人物盡風流。
香蓴紫蟹供杯酌,彩筆銀鉤人唱酬。
這首詩寫的事是:北宋元豐七年(1084年)十一月,蘇軾(東坡)、秦觀(少游)、孫覺(莘老)、王鞏(定國)與畫家李伯時同游於高郵東山,從此文游台得名。曾幾根據聽到文游四人聚會的趣事,寫了《文游台》這首詩。這是蘇軾第三次到高郵的事。
據《高郵州志》載:“宋蘇軾過高郵,與寓賢王鞏、郡人孫覺、秦觀載酒論文於此。時郡守以群賢畢集,顏曰文游台,李伯時作圖刻之石,以為淮海名勝之地。後祠祀四賢於其上”。南宋《輿地紀勝》(作者王象之)、《方輿勝覽》(作者祝穆),關於《高郵軍》一節均有:“文游台,在軍城東二里。舊傳東坡、王鞏定國、孫秦諸公及李伯時同游,論文飲酒。因以名之。伯時畫為圖,刻之石。”
文游聚會對秦觀的成名很重要,也加強了以後彼此間的詩詞郵遞。“文游”五人簡況: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1033—1101年)。蘇軾擅長詩詞散文,在中國文學史上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和其父蘇洵、其弟蘇轍三人同時入京,世稱“三蘇”。軾歷任京職和地方官,名氣很大。官至兵部尚書、龍圖學士兼侍讀。曾因“烏台詩案”和元祐黨人之首,官宦沉浮。“文游”時,軾被貶移汝州團練副使,與高郵人杜介過邵伯埭至高郵。
秦觀,字少游,又字太虛,號淮海居士,高郵人(1049—1100年)。元豐元年(1078年),秦上京應試,曾拜見蘇軾(時軾知徐州),受蘇軾知遇,稱有屈、宋之才。世稱秦為“蘇門四學士”,為婉約派詞宗之首。因元祐黨人案牽連受貶官,飽經苦難。1100年被放還,恢復人生自由,但因中暑,逝於途中。秦在“文游”的第二年中進士第,故後人在文游台懷古的詩中,稱秦為鄉賢。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1028—1090年)。曾任高郵軍學官。因看過湖中“明珠”,中皇祐元年(1049年)進士,傳為佳話。以著《春秋經解》等而名。又因對王安石青苗法持異議,出知廣德軍、湖州。歷知蘇、福、亳、揚、徐諸州及應天府。後入京為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官至龍圖閣學士兼侍講。遷右諫知議大夫,進吏部侍郎、抉御史中丞。“文游”時,覺任秘書少監。曾列為元祐黨,後復官職。
王鞏,字定國,號清虛居士(1048—1112年)。山東省莘縣人,後移籍高郵。從蘇軾學,吹笛飲酒,唱和甚多。《高郵州志》載:鞏“窮經著書,沉浸詞翰”。蘇軾贊他:“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蓋盡其終始雲。”曾任宗寺丞、揚州通判等。元豐二年,因“烏台詩案”牽連曾遭貶濱州鹽稅。“文游”時,王鞏剛被放還。後又曾列入元祐黨。
李伯時,字龍眠,號公麟,生卒生平不詳。由於李“畫為圖,刻之石”,使“文游台”之事名垂千古,九州傳揚。1762年,乾隆皇帝於高郵視察河工並遊覽文游台等名勝古蹟,有《文游台》詩稱李為五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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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去春來“驛寄梅花”,對一位客居驛館的老者曾幾來說是多么浪漫。郵驛是國家傳遞公文和信件的工具,怎么又給私人傳遞詩、簡(信)、梅、酒呢?原來,宋太祖對郵驛作了重大改革。宋代的郵、驛功能分開。“郵”叫“遞”,“驛”(招待所)由驛館承擔。由於北宋的北方有強大的遼,南宋要抗金,郵驛實行軍事化,郵遞人員由民改為兵,從此減輕了百姓負擔。皇帝詔令中明文規定,官員可以“私書附遞”,從而使通信範圍大為擴大。這是我國郵驛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據沈括《夢溪筆談》,宋代“遞”有三種形式:按速度順序有步遞、馬遞、急腳遞。開始,官員私書只許步遞傳送,防止國家急遞文書受干擾。後來制度鬆弛,大量私人書信都通過急遞鋪傳送了。一千年前,宋代“私書附遞”把非官方的書簡、詩詞通過郵驛大量遞送,雖然這主要還是當官的能享受的特權。郵驛“私書附遞”的民用功能,要比明代出現的民辦“民信局”早四百多年。
在高郵志書的“藝文志”中,最早的“遞”詩見於宋代至道二年(996年),當時王禹偁在揚州當知府,寫給高郵知軍蔣殿丞的兩封詩作:《將巡堤堰先寄高郵蔣知軍》和《酬高郵知軍蔣殿丞見寄(次韻)》。可見,蔣殿丞收第一封詩以後,曾回一封詩寄王禹偁。查到南宋,仍舊執行郵遞的“私書附遞”。
宋代的汴河郵路
有關古驛道史載甚少。我們注意到,驛道一般都是從國都向外輻射,而驛站又是一站一站地分布,以傳遞信息,站與站的間距差不多相等。因此,驛道在地圖上會留下遺蹟。
秦漢時,中原從鹹陽、洛陽、開封,由西向東一直到泗州(今盱眙附近),一直為東西向主驛(馳)道所在。在2300多年之前的秦代,在古高郵“三阿”就設郵亭,驛名為“秦郵驛”,有最早的行政建置。西漢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在此始設高郵縣。
鹹陽至洛陽一線、洛陽至泗州,都符合上述特徵:一線排開、差不多站之間是等距的,應該就是古驛道所在。西安至洛陽的古驛道附近,隋代開了廣通渠。隋煬帝從洛陽向東,沿此線路開了康濟渠(溝通黃河和淮河的大運河),唐宋稱汴河,這條水道是用於漕運,也是水陸驛道所在。
北宋《太平寰宇記》載:“高郵軍,理高郵縣。本揚州高郵縣,皇朝開寶四年(971年)建為郡,以縣隸焉,直屬京師。”宋《輿地紀勝》卷43《淮南東路·高郵軍》錄引《太祖實錄》中開寶四年“高郵縣為軍”的詔文:“惟彼高郵,古稱大邑。舟車交會,水陸要衝。宜建軍名,以雄地望。”同年,在今高郵城處始建“高郵城”。這個城應該是郡(軍)署之用(城磚上均刻“高郵軍”字樣)。秦亭漢縣、晉時稱三阿縣的古高郵為縣署。古高郵三阿是郵驛重鎮。向南可經堂邑(今六合)到建業(今南京);向南百里到廣陵(今揚州)、然後可到東南。向北經盱眙到淮河,再經汴河到汴梁(汴京),然後達中原。沿途都是水陸驛道。
由於這層關係,宋代的高郵出的人才也多。如大詩人孫覺、崔公度、秦觀等,占籍詩人王令、王鞏,還有一批如王安石、蘇軾、蘇轍、黃庭堅、賀鑄、陸游等大詩人作為詩朋,與高郵文人之間進行詩詞郵驛傳遞。官員的“私書附遞”,成就了詩人之間的詩詞遞送和交流,也促進了兩宋詩詞文化的發展。“蘇門四學士”和以秦觀為首的婉約派詞宗的形成,都與兩宋詩詞郵遞文化有關。
現以王安石、蘇軾、秦觀等詩人為例,以史話的形式加以闡述。
王安石與高郵
宋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由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被召入京,經驛道路過高郵(古三阿),住驛館(王安石《別孫莘老》有句“寥寥西城居”)。王安石在此始識高郵人朱昌叔,並以次妹給昌叔為妻。昌叔是朱明之的字,仕至大理少卿。後來,王安石作詩《寄朱昌叔》,有“萬里寄聲無雁去”句。另一首《寄朱氏妹》有句“一傳日千里”。再一首《寄朱昌叔》,有“此日君書苦難得,謾多鴻雁起南洲”句。可見,“寄”、“傳”、“書”等均與郵遞有關。當然,在郵遞的“私書附遞”中,王安石和朱昌叔身份都是官。
今抄錄王安石《九日登東山寄昌叔》一首,供賞析:
城上啼嗚破寂寥,思君何處坐岧嶢。
應需綠酒酬黃菊,何必紅裙弄紫簫。
落木雲連秋水渡,亂山煙入夕陽橋。
淵明久負東籬醉,猶分低心事折腰。
王安石(封荊國公)還有許多“次韻”之作,沈括《夢溪筆談》卷九有:熙寧三年六月至熙寧四年“丞相荊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王安石與其妹婿朱明之各在一方,郵傳促進了之間的詩作傳遞。
王令,字逢原,生於天聖十年(1032年),卒於嘉祐四年(1059年),享年僅二十八歲。王令占籍揚州,曾在高郵以教授生徒為生,不求仕進。王安石途經高郵,王令投贈詩文,獲王安石賞識,結為知己。王令詩作題目中有“寄”者甚眾,今舉出如下:《離高郵答謝朱元弼兼簡崔伯易》、《寄崔伯易》、《寄孫莘老》、《初聞思歸鳥憶昨寄崔伯易、朱元弼》、《寄朱元弼》、《答孫莘老見寄》、《奉寄朱昌叔》、《奉寄崔伯易》等等。這也是“私書附遞”的民寄官。王令短壽甚憾,但詩多哲理。今抄錄兩首所“寄”詩作如下:
《答孫莘老見寄》:
高門鞍馬日光榮,勢力紛紛起共爭。
偶以不能聊自便,敢於茲世獨求清。
生無人愧寧非樂,死有天知豈待名。
客食官居同是苟,何須稱別異平生。
《奉寄崔伯易》:
功業嘗聞亦有時,可能天命出依違。
終看世態真何道,不得吾心自合歸。
廊廟得逢應有義,草茅雖老尚知非。
秋來客況無他異,時向西風誦式微。
孫覺(字莘老)和崔公度(字伯易)都是高郵人,後來都做高官。至和元年(1054年),王令曾在高郵教學,當時孫覺任高郵軍學官。王令與崔伯易在高郵相知,後同在京城,後來王令曾送崔伯易告老還鄉,有詩《送崔伯易歸高郵》。
《續增高郵州志·人物誌》載“孫侔,字少述,一字正之。與王荊公交厚。及荊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荊公再罷相歸,過高沙(註:位於古三阿的高郵驛館名),少述適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見,惟相勞苦,遂留荊公置酒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散。”以後王安石寫了兩封《寄孫正之》的詩。有“友中惟子長招隱,世上何人可避喧。”“此憂難與世共知,憶子論心更惆悵。”舒發王自己“罷相”後的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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