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擬

票擬

票擬,也叫做票旨、條旨,也就是說對於來自全國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內閣學士“用小票墨書”,即把批閱建議寫在紙上並貼在各奏疏的對面上以進呈。

明清內閣代皇帝批答臣僚章奏,先將擬定之辭書寫於票簽,附本進呈皇帝裁決,稱為“票擬”。

清代設軍機處後,重要奏章改用奏摺,此制遂廢。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票擬
  • 拼音:piào nǐ
  • 注音:ㄆㄧㄠˋ ㄋㄧˇ
  • 示例:《文靖朱公墓志銘》
權力,沿革,洪熙宣德時期,明中葉以後,例證,

權力

凡朝廷重要文書,由內閣擬定批答文字,以墨筆寫於票簽上,送請皇帝批准,稱票擬,亦稱票旨、條旨或調旨。這實際上就是代擬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採納。“各衙門章奏留送閣下票旨,事權所在,其勢不得不重。”但是,內閣的“票擬”終究不過是給皇帝提供參考的初步意見,最後的拍板定案仍決定於皇帝的御批(當時叫做“批朱”)。內閣權力的有無及大小,內閣實際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現於所擬“票擬”被採納的程度上。
所謂票擬,便是代皇帝草擬各種文書,大量是關於六部、百司各類政務奏請文書的批答。它可以是先與皇帝共同討論,作出決定後再草擬成文字,更多的是內閣先擬好批答文字,連同原奏請文書一起送皇帝審批。由於票擬要比以往各朝輔佐君主處理政務的制度更加細緻、周到,特別是過去(如唐宋)草擬下行詔令和審核上行奏章的機構,有中書,有門下,有翰林院,比較分散,明代全都歸口於內閣,這就給大多數中主單純倚靠內閣票擬,自己可以不怎么關心政事,提供了極大方便。其結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廢去,皇帝直接指揮六部、百司政務;實際上多半依靠“票擬”定奪,皇帝的意志和權力受到內閣諸臣的左右限制。如果說儒家的“君逸臣勞”要找一種理想模式的話,那么明代內閣票擬便是這種模式。
文淵閣文淵閣

沿革

洪熙宣德時期

三楊所擬的“票擬”,萬曆前期,張居正所擬的“票擬”,差不多都轉化為“批朱”的藍本,閣權之重、閣職之隆,自不待言。但在正統以後,諸如成化、正德、隆慶、天啟等朝的皇帝都特別寵信宦官,甚至將“批紅”的大權也交給司禮監的宦官頭子代行,內閣的職權自必受宦官的鉗制。實際上存在著內閣與司禮監雙軌輔政的局面,使其互相制約。

明中葉以後

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著名的大宦官,在他們得勢時無不壓抑和控制著內閣。內閣擁有“票擬”之權。這就使它對皇帝權力的限制,超過了過去的宰相。內閣學士要想有所作為,必須首先巴結太監。因為內閣學士根本見不到皇帝,不討好太監,他們的意願、構想便不能被皇帝得知。即使是著名的大政治家張居正也不能例外,身為內閣首輔,他也只能通過給太監行賄,在他們的幫助下才最終掌握實權,才有機會進行改革。

例證

《明史》卷一八一《劉健傳》
孝宗時與李東陽、謝遷俱在內閣,“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孝宗)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為先生而不名”。武宗即位,劉健等提出幾條壓制近幸的辦法,“擬旨上,不從,令再擬。健等力諫,謂‘……所擬四疏,(自信正確),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表示既不批准票擬,便求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復上疏,歷數政令十失,……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仍未批准,而是)命所司詳議。健知志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這是內閣經過鬥爭,終於將自己意志強加諸皇帝的例子。明武宗是個十分任性的人,為什麼他不行使至高無上的皇權,逕直否決劉健等的票擬呢?就因為發展到明中葉,一般情況下如同孝宗那樣,照批票擬已成慣例,要想否決,便得提出理由;武宗又提不出理由,於是便只有拖。拖來拖去,被迫批准。
《明史》卷一六八《陳循傳》
在比孝宗還要早的景帝時入閣。“帝欲易太子,內畏諸閣臣,先期賜循及高谷白金百兩,江淵、王一寧、肖鎡半之。比下詔議,循等遂不敢諍(而遵旨票擬)”。為什麼景帝更易太子要向閣臣行賄,而不逕直行皇權決斷呢?正象武宗一樣,就因為缺乏理由,所以害怕閣臣不同意,拒絕擬旨。景帝雖達到了目的,但那是由於閣臣腐化怯懦,未盡到職責,屬於另一問題;而行賄本身,卻正足以說明內閣和票擬確是對君主的獨斷專行,胡作非為,起著很大限制作用的制度。明末馮元飆曾針對一些閣臣自稱只供票擬,不是宰相,以推卸責任的話,批駁說:“夫中外之責,孰大於票擬”(《明史》本傳)。這在一定意義上,是符合事實的。 第二,由於票擬是下達皇帝詔令的正常途徑,所以明代內閣限制皇帝濫下手詔、中旨的鬥爭,更加制度化。當時一般的做法是:各類文書全歸口於內閣票擬,疑難者由皇帝召閣臣一起商議決定;但必要時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動提出自己關於政事和用人的意見,通過手詔、中旨(或宦官傳口諭)下內閣票擬。對於這類手詔等,內閣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絕,全都合法。
《明史》卷一八一《徐溥傳》
入內閣。孝宗弘治五年,“中旨”給一革職者復官,溥等言: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有內降(意即全都通過正常途徑由內閣票擬),幸門一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詔”。八年溥等又言:“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願陛下曲賜聽從……”。“奏入,帝嘉納焉”。同上卷一九○《楊廷和傳》:世宗以孝宗侄、武宗堂弟身份嗣位,欲崇親生父(興獻王朱祐杬,已死)為“皇”,群臣反對。帝召閣臣楊廷和等,“授以手敕令尊父母為帝後”。廷和退而上奏說明理由後曰:“臣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詔”。世宗堅持己見,“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廷和因乞退休。繼任者蔣冕毛紀繼續不肯奉行旨意,毛紀且上言曰:“曩蒙聖諭:國家政事,商確(榷)可否,然後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邇者大禮之議(即崇興獻王事),平台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不蒙允納,何可否之有”(同上卷一九○《毛紀傳》)。這是指斥世宗口頭上表示與內閣商量,實際上拒絕眾議,獨斷專行。 清初沿明制,凡奏章皆由內閣草擬諭旨,稱票擬,再以滿、漢兩種文字寫紙簽上,稱票簽,再以票簽附奏章內呈送皇帝批示,得旨後,批本處滿族翰林中書批錄滿字,再交內閣漢族學士批錄漢字。自設定軍機處後,重要奏章改用奏摺,此制漸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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