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斷裂與技術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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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為煉丹術研究的一些理論思考。中國古代煉丹術的研究歷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20年代至建國以前、建國後至80年代以前以及80年代後至今。儘管不同階段的研究表現出不同特點，但總體而言三個階段均不脫早期西方科學史研究的巢窠，即過於偏重實證主義編史學方法。無論是對煉丹術歷史脈絡的梳理、煉丹典籍的考證分析，還是採用現代科技手段對煉丹過程進行模擬實驗，研究者主要以近現代科學為尺度來挖掘、證明煉丹術中的科技成就，而對煉丹術的社會性及其對當時社會經濟、科技、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關照不足。隨著研究的深入，這種過度依賴實證主義的研究方式其嚴重弊端日益顯現，無論從科學史還是歷史學的角度而言均需要衝破藩籬。

首先，西方科學史在早期主要秉承實證主義編史學方法，一般稱其為“內史”。實證主義方法存在很大缺點，它往往過於注重羅列科學大事記而忽視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社會因素對科學發展的影響作用。20世紀30年代之後“外史”方法以及內史中的思想史學派異軍突起，推動著科學史研究走向深入，科學的社會性以及歷時性得到重點關照。然而煉丹術研究未能及時吸收國外科學史研究的新方法，至今仍是內史占絕對主導地位，從而形成諸多研究盲點。

其次，西方科學史與歷史學相脫離的先天缺陷被帶入煉丹術研究，一方面強化了實證主義在煉丹術研究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則人為割裂了煉丹術與古代社會的有機聯繫。與近代科學不同，煉丹術並非一種客觀理論與純粹技術，其形而下的“技”與形而上的神學密切結合在一起，而且前者附屬於後者。面對這種複雜對象，僅僅以科學史的手段易於割裂歷史對象之間的有機聯繫，這對煉丹術與古代史的研究均產生了不利影響。

第二章提出科學史研究的一種新策略。對以往煉丹術研究的反思表明，煉丹術研究絕非單純的科學史研究，它既需要科學史的綜合方法，又不能忽視其複雜特性，科學與歷史（非科學的文化）之間需要尋找一個恰當的平衡點。然而科學史研究中的“巴特菲爾德悖論”表明，即使是在科學史內部要恰當地處理好移時與歷時的關係也存在相當大的困難，那么煉丹術研究如何對待科學與歷史、當下與古代的關係呢？在研究古代科學史時，學者往往通過變更科學定義等方式來容納非西方或近代以前的所謂“科學”，本書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一種新的嘗試策略。實證主義觀念認為，作為人類智識的最高階段，科學是累加而成的客觀真理，它是所有前科學與非科學文化的最終形態。然而僅就歷史存在而言，近代以前嚴格意義上的科學並不存在，尤其在中國，近代式的科學更不存在，相反倒是眾多不同於科學體系的分類標準及其知識體系在這裡已經繁衍、發展了數千年。因此，不妨將科學還原至近代的、西方的初始位置上，所謂科學即近代以來的西方科學，並將其視為與所有非科學文化處於同等地位的知識。本書的“知識”指的是某種具有相對普適性的外向認識模式或範式，非少數人而是某個地域、國家、民族、大型文化組織等的主體意識，它與科學具有相似的功能向度與價值向度，但其分類標準與量化尺度則允許與科學不盡相同，甚至相悖。根據這種定義，知識只是一種與特定時代、特定群體相關的“客觀”認識範式，譬如說巫術之於原始群落，陰陽五行之於古代中國等，它與純粹作為行為準則的倫理、道德等不同，而且它僅僅指一種相對認識體系，彼此之間無關乎純粹的是與非。在近代科學產生之時，諸多不同的知識體系同時存在於科學之外，正如科學自身不斷發生變異而出現所謂的“科學革命”類似，非科學的知識體系同樣存在變化，當一種知識被代之以另外一種知識時，知識斷裂便發生了。在斷裂前後，少數人的觀念可能保持不變，然而對一個比較獨立的社會群體而言，知識範式的改弦更張則不可避免。知識範式一經改變，處在不同範式中的人看到的將會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並進而決定人們對過去歷史的評價以及在當下社會中的行為。知識斷裂主要有三種發生形式：時間維度上的自身變異、空間維度中的彼此取代，以及不同知識相互間的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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