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是一部中信出版社於2014年1月1日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騰訊文化。
基本介紹
- 書名：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4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品牌：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作者：騰訊文化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頁數：194頁
- 開本：32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從兩千多年前的屈原開始，知識分子在中國就一直處在國之棟樑和酸腐書生的兩極搖擺中。民國至今的百年間，知識分子群體經歷了從群星燦爛到集體失語，再到眾聲喧譁的巨變。當下中國，大師罕見而公知名污，知識分子處在上難達高層、下難抵民意的尷尬語境。周國平、杜維明、許紀霖、楊奎松、謝泳、馬勇、雷頤、西川、周濂……10多位當代極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直抒胸臆，對於從屈原開始的知識分子定位，知識分子的理想人格及其內在的精神追求，士族的沒落和傳統繼承問題，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對社會各種力量的影響，當下的發聲環境、話語權，新媒體、自媒體的衝擊，以及公眾對“公知”的妖魔化等各種大眾關注的問題，一一提出了自己的回答和反思。作為當下中國最有話語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的聲音和思考值得關注。
《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是騰訊網“騰訊文化”欄目組對當代中國十多位極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周國平、杜維明、許紀霖、楊奎松、謝泳、雷頤、西川、周濂等的採訪專集。
從兩千多年前的屈原開始，知識分子在中國就一直處在國之棟樑和酸腐書生的兩極搖擺中。民國至今的百年間，從群星燦爛到集體失語，再到眾聲喧譁，知識分子群體的地位與形象幾經轉變。當下中國，大師罕見而公知名污，知識分子陷入上難近高層、下難抵民意的尷尬語境。十多位當下最有話語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直抒胸臆，就知識分子定位，士族的沒落和傳統繼承，知識分子的責任及理想人格，以及當下的發聲環境、話語權，新媒體、自媒體的衝擊，及至“公知”妖魔化等大眾關注的問題，一一做出自己的回答和反思。他們的聲音和思考，值得了解和關注。
從兩千多年前的屈原開始，知識分子在中國就一直處在國之棟樑和酸腐書生的兩極搖擺中。民國至今的百年間，從群星燦爛到集體失語，再到眾聲喧譁，知識分子群體的地位與形象幾經轉變。當下中國，大師罕見而公知名污，知識分子陷入上難近高層、下難抵民意的尷尬語境。十多位當下最有話語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直抒胸臆，就知識分子定位，士族的沒落和傳統繼承，知識分子的責任及理想人格，以及當下的發聲環境、話語權，新媒體、自媒體的衝擊，及至“公知”妖魔化等大眾關注的問題，一一做出自己的回答和反思。他們的聲音和思考，值得了解和關注。
作者簡介
騰訊文化，依託全球最大的中文入口網站——騰訊網，專注報導文化資訊、解讀文化現象。關注文學、藝術、歷史、電影。下設騰訊書院、文人白話、文化觀察等多個品牌欄目，前後邀請白先勇、周國平、海岩、楊牧、杜維明、梁文道、葉錦添、陳平原、龔鵬程、賈平凹、林懷民等通過舉辦高端文化沙龍、名人訪談，打造思想策源地，成為精英聚集地。
圖書目錄
序 V
前言 XI
尋路斯文年代
01杜維明/“知識人”曾是民族主人翁 3
02雷 頤/知識分子的發聲環境還是很不錯的 13
03西 川/屈原的悲劇在於逃不掉自己的貴族身份 31
04謝 泳/體制曾讓知識分子無路可逃 45
05楊奎松/知識分子的桃花源早已灰飛煙滅 57
06張 檸/沙聚之幫轉為人國的啟蒙理想尚未實現 63
07周國平/知識分子未必要搖旗吶喊做風雲人物 81
08周 濂/知識分子在當下並未集體失聲97
陸沉時代的抉擇
09許紀霖/廢科舉造成社會斷裂 117
10馬 勇/國家強大的時候往往不講愛國主義 133
11走刀口/傳統士大夫向新型知識分子轉型歷程 147
12何旭瑞/民國初年知識分子邊緣化歷程 159
13何旭瑞/清末邊緣知識分子為何鬧革命 171
14有毛僧/改良知識分子為何輸給革命 183
前言 XI
尋路斯文年代
01杜維明/“知識人”曾是民族主人翁 3
02雷 頤/知識分子的發聲環境還是很不錯的 13
03西 川/屈原的悲劇在於逃不掉自己的貴族身份 31
04謝 泳/體制曾讓知識分子無路可逃 45
05楊奎松/知識分子的桃花源早已灰飛煙滅 57
06張 檸/沙聚之幫轉為人國的啟蒙理想尚未實現 63
07周國平/知識分子未必要搖旗吶喊做風雲人物 81
08周 濂/知識分子在當下並未集體失聲97
陸沉時代的抉擇
09許紀霖/廢科舉造成社會斷裂 117
10馬 勇/國家強大的時候往往不講愛國主義 133
11走刀口/傳統士大夫向新型知識分子轉型歷程 147
12何旭瑞/民國初年知識分子邊緣化歷程 159
13何旭瑞/清末邊緣知識分子為何鬧革命 171
14有毛僧/改良知識分子為何輸給革命 183
文摘
體制曾讓人無處可逃
騰訊文化：我看到您之前接受其他媒體採訪的時候曾否認自己是“體制外的學者”，也看到您說1949年以後，知識分子的意志受到了很多制度限制，很想請您談一談，新中國成立以來，知識分子與體制的關係有哪些變化？不少脫離體制的學者，比如說被媒體報導為“中國第一個學術個體戶”的鄧正來老師，也有很大的成就，您如何評價這個現象？
謝泳：“體制內外”，在中國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嚴格說在當前中國體制下，沒有內外區別，這是集權社會的普遍特徵。所謂“體制內”，在當前流行的觀念中，主要指個人是否有公職，而在中國，公職即有具體領取薪水的地方，而這個地方是公家單位，否則有再好的收入，也是沒有公職。按漢娜·阿倫特的觀點，中國是依靠意識形態管理的國家，意識形態提供全部社會生活的價值和目標。所以在中國談體制內外，通常只具有職業意義，而不具備其他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意義。中國所有與意識形態相關的事業，完全由國家壟斷，在這方面私人（包括法人）基本沒有活動空間，凡從事與此相關事業的人，無不可以被視為體制內，無論你是什麼身份。
我過去在山西省作家協會工作，這是一個正廳級單位，此類機關的上級行政機關應該是山西省文化廳。我在這個機關當了20多年編輯，當然不能說是體制外的人了，我是國家正式公職人員。有些人把我視為體制外的人，可能是感覺我的有些學術觀點不是很主流。1949年以後，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最要命的事是與他們專業和理想相關的職業出路，全部都被堵死了。比如知識分子天然有結社的偏好，中國古代詩人即有結社的習慣，但這個習慣在1949年後，事實上是不允許了，或者參加這樣的活動有極大的風險。20世紀50年代，上海有一個著名的“樂天詩社”，得到當時文化部的認可，有相當多參加者是當時在政府任職的舊詩愛好者，但後來它還是被解散了。因為其中一個成員借紀念他父親的名義，聯絡了全中國相當多文朋詩友題詞作文，有關方面感到這樣的文人聯繫不合適，所以以後此類社團就慢慢消失了。文人團體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論了。
還有就是教育，完全被國家壟斷，私人不能插手，這樣知識分子生存的空間就相當狹窄。就好比你一生都在努力學習打鐵，但當你完成這個職業訓練以後，國家不允許有鐵匠這個行業了，所以你只能改行。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以後，作為學科，法學和社會學被取消了。那你說過去這個專業里的人去哪裡吃飯？都說沒有吃飯的去處，可人都得活，所以就改行，比如可以教英語。因為早期中國社會學和法學學者，以留學歐美的為多。但很快中國和美國交惡，英語也不能教了，學校里只能教俄文。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在1949年後的基本生存空間非常有限，這就是體制的厲害之處，你無路可逃。馮友蘭當時受到很大壓力，他還想過離開大學，從事自由職業。這其中都是自己以往生活經驗的直觀反映，那時中國基本沒有自由職業，要飯還需要大隊批准，哪裡有什麼自由職業。只有公家沒有私家，只有國家沒有社會，這是當時最簡單的社會體制。人無處可逃。鄧正來先生一度沒有正式職業，其實這個說法也不準確，我們所謂的正式職業，還是剛才我提到的公家，很長時間內，中國人還沒有建立起現代的職業觀念，還是認為只有給公家幹活的人有職業，你給民營或私營企業工作，不叫有職業。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公務員如此受人青睞的內在原因。它的特點是可靠，有保障。鄧先生始終在做他的學術工作，比如他與高校、出版單位、報界的合作，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但他沒有單位，也就是沒有公職，也就是在體制外。他後來到了復旦大學，也就是有了公職。我們必須清楚，鄧先生的經歷在中國是特例，不是常例。中國民間有鄧先生能力和境界的人也不是沒有，但他們沒有鄧先生幸運，所以做事的難度就極大。中國現在雖然有了一些空間，不是鐵板一塊了，但你必須承認，還是公家這個平台最好做事。鄧先生的經歷我們只能欽佩，不能模仿。他那樣的經歷是可遇不可求的。
制度保障猶如空氣、陽光和水
騰訊文化：有種說法是，孔子是中國史上最先出現的知識分子，因為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被他斥為“天下無道”，所以那個時候“道”的擔子就落到了知曉禮義的士階層身上。而近現代的知識分子產生在鴉片戰爭以後，也就是在中國被強行注入西方文明的影響下出現的，像梁啓超、嚴復等。有趣的是，知識分子群體活躍的年代都恰是時代風起雲湧的變遷階段，像春秋戰國、民國時期，包括西方近現代資本主義革命時期等。在您看來，知識分子在改朝換代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環境中，應該把自己擺在什麼樣的位置？為什麼在那樣的環境裡出了很多大家，其人格與學術高度是我們今天的學術界難以企及的？難道知識分子界的繁榮與社會狀況的穩定是相斥的？
謝泳：凡適於知識分子生活的時代總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私有社會，經濟獨立，個人財產有保障；二是自由結社，個人的團體活動有保障；三是職業技能自由對應行業管制，比如學新聞的，可以自由辦報辦刊辦出版社等，學教育的，可以自己辦國小、中學、大學等等。你提到的那些知識分子生活的時代，可能有很多缺點，但我說的這幾條都是有保障的。為什麼今天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少產生那種讓人肅然起敬的人物？因為時代變了。沒有保障知識分子自由發揮專長的制度的時代，不可能普遍產生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界的繁榮與社會狀況的穩定不是相斥的，但必須要有基本的制度保障，前面我說的那些條件，對知識分子來說，猶如空氣、陽光和水，可是我們現在沒有。好在網路時代適時到來，讓知識分子說話的空間沒有完全消失，但知識分子在整個社會中的作用，必須以獲取最基本的制度保障為歸宿，不然他們的努力很難產生遠大的社會影響。
管制不變，良知還可以在
騰訊文化：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曼海姆曾這樣描述知識分子：他的一個基本特徵是自由飄遊、無所依附。從這點看知識分子本身既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或階層，也不與其他社會階級或階層充分融合，而是一個社會中相對自由飄遊的集團。如果說在1949年以前的社會中，因為言論出版的相對自由、私立大學的存在、允許私人辦報刊等這些條件使得當時的知識分子受到比較少的制度制約，獨立的空間比較大，那在當下的環境中，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制度下，知識分子又如何做到不觸碰底線，又能保持自己的風骨？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應秉承怎樣的倫理原則，應該怎樣平衡社會上不同的力量關係？
謝泳：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我們從一般知識的角度觀察，中國是完全依靠意識形態管理的國家，這沒有錯。但不等於在這樣的控制下個人和私人空間沒有一點縫隙，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的民間力量還是在慢慢增長。具體到大學來說，當前的情況是它以職業為第一保障，所要在這裡生活的人，職業是其首選因素，也就是說吃飯第一。但任何組織的情況都有相當的複雜性，特別是文化組織，要讓所有供職的成員都說一樣的話，做一樣的事，在管理上就不可能做到，或者說這會極大提高它的管理成本。所以中國的大學，在職業第一的普遍狀態下，還是有說真話的人，有做真學問的人，有自覺選擇邊緣化的人，有保持良知的人。而中國大學對於消極的知識分子來說，還多少保留了一些容忍。只有當飯碗不保的時候，才會有主動的妥協，大部分的情況下，消極成為首選。說實話，在當前體制下，只有極少數人，特別是在經濟上可以自由獨立的人，才有主動選擇放棄大學職業的可能，比如陳丹青。對多數人來說，離開大學，他們沒有其他可以選擇吃飯的去處，當然這是在一般意義上來說。在報界，也包括網路，雖然管制無處不在，但事實上做事的人還可以保持良知，區別在於是主動還是被動，為了吃飯而稍有妥協是常態，但你內心的良知可能會受到傷害。如果還在你的承受範圍之內，則得過且過，如果越過了底線，你可以選擇逃離。不過說實話，中國常常是無處可逃的。
時代已變，屈原精神不可再現
騰訊文化：有人認為屈原身上體現了文化創造和反抗絕望的批判性和抗爭性，我們能不能把這個特徵普及到近現代的知識分子身上？如果可以，那在您看來，當下的知識分子又肩負著什麼樣的責任？
謝泳：屈原就是消極反抗。他那樣的精神不可能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身上出現了，這是時代條件決定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都是自覺選擇的，國家沒有讓你承擔什麼責任，你事實上也不可能承擔什麼責任，國家認為自己是萬能的，無處不在，不需要你們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來指手畫腳。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或者說擔當，只能在知識和精神上發揮作用，主要是著書立說，說真話，至少不說假話，不說違心的話，不說與自己的真實生活感受和知識邏輯相矛盾的話，不吃嗟來之食，不主動投懷送抱，這已經相當難得了。
陳寅恪與錢鐘書：用知識和品格守護文化良知
騰訊文化：在您多年對知識分子的研究中，有沒有哪位是您個人特別欣賞的？
謝泳：陳寅恪，他的優良品質，今天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體會出來。他是自覺用自己的知識和品格守護文化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說實話，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陳寅恪個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堪稱最好。政府在第一時間可以給出的所有好處，他都在第一時間偏愛的，他的身上集聚了您理想的知識分子品質？可否請您講下您在研究中的心得？得到。但他不認同，他在精神上保持獨立性，努力批判那些喪失知識分子氣節的人，尤其是他早年的同事和學生。他貶斥勢利，尊崇節氣，內心始終對於自己在知識和生活經驗上想不通的東西，保持不合作態度。還有錢鐘書，他也是一個在當時環境下，能保持自己知識和良知統一的知識分子，至少他不主動迎合，不主動批判別人，不在外力壓迫下改變自己的知識態度。
騰訊文化：我看到您之前接受其他媒體採訪的時候曾否認自己是“體制外的學者”，也看到您說1949年以後，知識分子的意志受到了很多制度限制，很想請您談一談，新中國成立以來，知識分子與體制的關係有哪些變化？不少脫離體制的學者，比如說被媒體報導為“中國第一個學術個體戶”的鄧正來老師，也有很大的成就，您如何評價這個現象？
謝泳：“體制內外”，在中國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嚴格說在當前中國體制下，沒有內外區別，這是集權社會的普遍特徵。所謂“體制內”，在當前流行的觀念中，主要指個人是否有公職，而在中國，公職即有具體領取薪水的地方，而這個地方是公家單位，否則有再好的收入，也是沒有公職。按漢娜·阿倫特的觀點，中國是依靠意識形態管理的國家，意識形態提供全部社會生活的價值和目標。所以在中國談體制內外，通常只具有職業意義，而不具備其他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意義。中國所有與意識形態相關的事業，完全由國家壟斷，在這方面私人（包括法人）基本沒有活動空間，凡從事與此相關事業的人，無不可以被視為體制內，無論你是什麼身份。
我過去在山西省作家協會工作，這是一個正廳級單位，此類機關的上級行政機關應該是山西省文化廳。我在這個機關當了20多年編輯，當然不能說是體制外的人了，我是國家正式公職人員。有些人把我視為體制外的人，可能是感覺我的有些學術觀點不是很主流。1949年以後，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最要命的事是與他們專業和理想相關的職業出路，全部都被堵死了。比如知識分子天然有結社的偏好，中國古代詩人即有結社的習慣，但這個習慣在1949年後，事實上是不允許了，或者參加這樣的活動有極大的風險。20世紀50年代，上海有一個著名的“樂天詩社”，得到當時文化部的認可，有相當多參加者是當時在政府任職的舊詩愛好者，但後來它還是被解散了。因為其中一個成員借紀念他父親的名義，聯絡了全中國相當多文朋詩友題詞作文，有關方面感到這樣的文人聯繫不合適，所以以後此類社團就慢慢消失了。文人團體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論了。
還有就是教育，完全被國家壟斷，私人不能插手，這樣知識分子生存的空間就相當狹窄。就好比你一生都在努力學習打鐵，但當你完成這個職業訓練以後，國家不允許有鐵匠這個行業了，所以你只能改行。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調整以後，作為學科，法學和社會學被取消了。那你說過去這個專業里的人去哪裡吃飯？都說沒有吃飯的去處，可人都得活，所以就改行，比如可以教英語。因為早期中國社會學和法學學者，以留學歐美的為多。但很快中國和美國交惡，英語也不能教了，學校里只能教俄文。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在1949年後的基本生存空間非常有限，這就是體制的厲害之處，你無路可逃。馮友蘭當時受到很大壓力，他還想過離開大學，從事自由職業。這其中都是自己以往生活經驗的直觀反映，那時中國基本沒有自由職業，要飯還需要大隊批准，哪裡有什麼自由職業。只有公家沒有私家，只有國家沒有社會，這是當時最簡單的社會體制。人無處可逃。鄧正來先生一度沒有正式職業，其實這個說法也不準確，我們所謂的正式職業，還是剛才我提到的公家，很長時間內，中國人還沒有建立起現代的職業觀念，還是認為只有給公家幹活的人有職業，你給民營或私營企業工作，不叫有職業。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公務員如此受人青睞的內在原因。它的特點是可靠，有保障。鄧先生始終在做他的學術工作，比如他與高校、出版單位、報界的合作，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但他沒有單位，也就是沒有公職，也就是在體制外。他後來到了復旦大學，也就是有了公職。我們必須清楚，鄧先生的經歷在中國是特例，不是常例。中國民間有鄧先生能力和境界的人也不是沒有，但他們沒有鄧先生幸運，所以做事的難度就極大。中國現在雖然有了一些空間，不是鐵板一塊了，但你必須承認，還是公家這個平台最好做事。鄧先生的經歷我們只能欽佩，不能模仿。他那樣的經歷是可遇不可求的。
制度保障猶如空氣、陽光和水
騰訊文化：有種說法是，孔子是中國史上最先出現的知識分子，因為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被他斥為“天下無道”，所以那個時候“道”的擔子就落到了知曉禮義的士階層身上。而近現代的知識分子產生在鴉片戰爭以後，也就是在中國被強行注入西方文明的影響下出現的，像梁啓超、嚴復等。有趣的是，知識分子群體活躍的年代都恰是時代風起雲湧的變遷階段，像春秋戰國、民國時期，包括西方近現代資本主義革命時期等。在您看來，知識分子在改朝換代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環境中，應該把自己擺在什麼樣的位置？為什麼在那樣的環境裡出了很多大家，其人格與學術高度是我們今天的學術界難以企及的？難道知識分子界的繁榮與社會狀況的穩定是相斥的？
謝泳：凡適於知識分子生活的時代總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私有社會，經濟獨立，個人財產有保障；二是自由結社，個人的團體活動有保障；三是職業技能自由對應行業管制，比如學新聞的，可以自由辦報辦刊辦出版社等，學教育的，可以自己辦國小、中學、大學等等。你提到的那些知識分子生活的時代，可能有很多缺點，但我說的這幾條都是有保障的。為什麼今天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少產生那種讓人肅然起敬的人物？因為時代變了。沒有保障知識分子自由發揮專長的制度的時代，不可能普遍產生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界的繁榮與社會狀況的穩定不是相斥的，但必須要有基本的制度保障，前面我說的那些條件，對知識分子來說，猶如空氣、陽光和水，可是我們現在沒有。好在網路時代適時到來，讓知識分子說話的空間沒有完全消失，但知識分子在整個社會中的作用，必須以獲取最基本的制度保障為歸宿，不然他們的努力很難產生遠大的社會影響。
管制不變，良知還可以在
騰訊文化：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曼海姆曾這樣描述知識分子：他的一個基本特徵是自由飄遊、無所依附。從這點看知識分子本身既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或階層，也不與其他社會階級或階層充分融合，而是一個社會中相對自由飄遊的集團。如果說在1949年以前的社會中，因為言論出版的相對自由、私立大學的存在、允許私人辦報刊等這些條件使得當時的知識分子受到比較少的制度制約，獨立的空間比較大，那在當下的環境中，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制度下，知識分子又如何做到不觸碰底線，又能保持自己的風骨？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應秉承怎樣的倫理原則，應該怎樣平衡社會上不同的力量關係？
謝泳：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我們從一般知識的角度觀察，中國是完全依靠意識形態管理的國家，這沒有錯。但不等於在這樣的控制下個人和私人空間沒有一點縫隙，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的民間力量還是在慢慢增長。具體到大學來說，當前的情況是它以職業為第一保障，所要在這裡生活的人，職業是其首選因素，也就是說吃飯第一。但任何組織的情況都有相當的複雜性，特別是文化組織，要讓所有供職的成員都說一樣的話，做一樣的事，在管理上就不可能做到，或者說這會極大提高它的管理成本。所以中國的大學，在職業第一的普遍狀態下，還是有說真話的人，有做真學問的人，有自覺選擇邊緣化的人，有保持良知的人。而中國大學對於消極的知識分子來說，還多少保留了一些容忍。只有當飯碗不保的時候，才會有主動的妥協，大部分的情況下，消極成為首選。說實話，在當前體制下，只有極少數人，特別是在經濟上可以自由獨立的人，才有主動選擇放棄大學職業的可能，比如陳丹青。對多數人來說，離開大學，他們沒有其他可以選擇吃飯的去處，當然這是在一般意義上來說。在報界，也包括網路，雖然管制無處不在，但事實上做事的人還可以保持良知，區別在於是主動還是被動，為了吃飯而稍有妥協是常態，但你內心的良知可能會受到傷害。如果還在你的承受範圍之內，則得過且過，如果越過了底線，你可以選擇逃離。不過說實話，中國常常是無處可逃的。
時代已變，屈原精神不可再現
騰訊文化：有人認為屈原身上體現了文化創造和反抗絕望的批判性和抗爭性，我們能不能把這個特徵普及到近現代的知識分子身上？如果可以，那在您看來，當下的知識分子又肩負著什麼樣的責任？
謝泳：屈原就是消極反抗。他那樣的精神不可能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身上出現了，這是時代條件決定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都是自覺選擇的，國家沒有讓你承擔什麼責任，你事實上也不可能承擔什麼責任，國家認為自己是萬能的，無處不在，不需要你們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來指手畫腳。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或者說擔當，只能在知識和精神上發揮作用，主要是著書立說，說真話，至少不說假話，不說違心的話，不說與自己的真實生活感受和知識邏輯相矛盾的話，不吃嗟來之食，不主動投懷送抱，這已經相當難得了。
陳寅恪與錢鐘書：用知識和品格守護文化良知
騰訊文化：在您多年對知識分子的研究中，有沒有哪位是您個人特別欣賞的？
謝泳：陳寅恪，他的優良品質，今天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體會出來。他是自覺用自己的知識和品格守護文化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說實話，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陳寅恪個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堪稱最好。政府在第一時間可以給出的所有好處，他都在第一時間偏愛的，他的身上集聚了您理想的知識分子品質？可否請您講下您在研究中的心得？得到。但他不認同，他在精神上保持獨立性，努力批判那些喪失知識分子氣節的人，尤其是他早年的同事和學生。他貶斥勢利，尊崇節氣，內心始終對於自己在知識和生活經驗上想不通的東西，保持不合作態度。還有錢鐘書，他也是一個在當時環境下，能保持自己知識和良知統一的知識分子，至少他不主動迎合，不主動批判別人，不在外力壓迫下改變自己的知識態度。
序言
知識分子何為？
癸巳年端午，以紀念屈原為契機，圍繞中國知識分子話題，騰訊文化採訪了十餘位學者和作家，各抒己見，結集成本書。
近現代以來，屈原身上有兩個標籤，一是愛國主義志士，二是浪漫主義詩人。對於這兩個標籤，論者見仁見智。屈原實際的作為，有兩點是清楚的。第一，他是楚國貴族和高官，人品高潔，遭讒流放，秦滅楚後憂憤自盡；第二，其作品極具楚人特色，想像瑰麗，情思飄逸，文字恣肆汪洋。屈原與兩位大哲是同時代人，孟子和莊子比他年紀大，在世年份有重合，這三人都不曾談及彼此，但足以引人遐思。我們或許可以說，在屈原身上，既有鄒人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擔當，又有同為楚人的莊子“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的逍遙情懷。在思想派別上，屈原與儒道不相干，然而在不太嚴格的意義上，我們仍可把他視為儒道互補傳統的一個開端，從而用作討論中國知識分子話題的切入點。
儒道互補是中國士階層的長久傳統。在好的意義上，士階層中的優秀分子秉持了儒家憂天下、哀民生的社會責任心，也涵養了道家親自然、輕功利的超脫情懷。在壞的意義上，士階層中的平庸之輩以儒家為做官的敲門磚，以道家為歸隱的安慰劑。不論是何種情形，中國士人的內心都是糾結的。在皇權至上的專制體制下，即使是優秀分子，其社會責任心也被限制在忠君意識的範圍內，其超脫情懷也往往成為仕途失意的自我安慰。因此，直到清滅亡，具有獨立地位和品格的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群體在中國並未形成。
應該說，中國獨立知識分子階層是在進入近代以後逐漸形成的，是推翻帝制和西風東漸兩大因素作用下的產物。其最早的成員，基本上由士階層中的優秀分子脫胎而來。他們的社會責任心擺脫了忠君意識的束縛，並由民族救亡向文明立國的方向提升，他們的超脫情懷也減弱了自我安慰的色彩，增添了超越性追求的意味。可惜這個過程在1949年中斷了，在持續近三十年的被改造中，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群體事實上不復存在。
所以，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實際上面臨一個接續民國傳統、重塑獨立品格的任務。三十多年來，在新時期的社會舞台上，我們已經看到新一代知識分子活躍的身影，這些活躍的知識分子被稱作公共知識分子。在採訪中，討論就集中在對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的定位上，問題的核心是知識分子在關注公共事務時如何堅持獨立的立場，真正發揮知識分子之為知識分子的作用。
作為社會最敏感的成員，乃至作為社會的良知，知識分子關注社會是題中應有之義。當然，關注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對公共事務發聲僅是方式之一，是一種直接的方式。在事關國家前途、民族命運、民眾苦難的重大問題上，在涉及人權、尊嚴、公平、正義等價值的原則問題上，知識分子理應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個聲音應該是理性的，清醒的，有充分說服力的，可以聲情並茂，但不可以情緒化。這是與新媒體上眾聲喧譁的區別之所在。
事實上，知識分子面向公眾發聲，包括公共寫作、公開演講、媒體訪談等，是一個極嚴肅而有難度的工作。要做好這個工作，既要對公共領域的問題有切實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也要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有相當的底蘊，並且善於把專業知識轉換成深入淺出的語言。唯有如此，才成其為一個學有專攻的知識分子的既內行又能讓外行聽懂的發聲。否則的話，你就可能只是老生常談。同時，因為你活躍在公共舞台上，公眾就理所當然地要聽其言觀其行，你必須言行一致，在道德上自律。所以，做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意味著社會對你、你也對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直接的方式，關注社會還可以是間接的方式。無論如何，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公共知識分子只占一小部分，多數人不是公共舞台上的活躍人物。不管是因為志向還是性格，有的人寧願在某個領域裡默默耕耘，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當然，對於社會大問題、大趨勢仍須有自己的立場，但這個立場未必用公開發聲的方式來表達。一個人在所從事的理論研究或文學創作中，必定會體現出自己的精神境界和價值取向。一個潛心於基礎理論或重大理論問題研究的學者，他在理論上的建樹也許會比公開發聲對社會發生更加深遠的影響。即使一個醉心於內心體驗之奇妙和文字之美的詩人，也是在為人類精神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做出貢獻。
真正說到底，知識分子何為？他是要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讓這個社會變得更美好，而他的基本方式是讓人變得更美好，他改變的是人的思想和心靈。無論公開發聲，還是用著作和作品說話，他要做的都是這件事。質言之，知識分子的職責是守護人類的基本精神價值，努力使社會朝健康的方向發展。
讓我們回到屈原。如果我們把屈原用作剖析中國知識分子基因的標本，要反省的也許是儒道傳統的缺點。無論儒家以忠君為核心的愛國主義，還是道家靠逍遙求解脫的浪漫主義，都是知識分子獨立品格的反面。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既要有人類文明的眼光，又要有現實人生的關切，從而在轉型時期真正發揮獨立的作用。
周國平
2013年10月29日
（前言） 2012年，我們開始策劃一系列關於中國知識分子變遷、當代生存狀況的專題，涉及從古至今尤其是近現代史上的精神脈絡、新媒體的發展對知識分子的影響等諸多話題。我們先後採訪了十幾位國內一流的學者、作家，雖是舊瓶裝新酒，但瓶子在不同的燈光下面，還是會投射出不同的色彩。
談及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必然繞不開屈原。而屈原身上長期以來糾纏著流亡知識分子與愛國主義詩人的兩個標籤，隨著時代的演進越來越成為一個解不開的愁疙瘩。談到屈原這個流亡知識分子的符號意義，廈門大學的謝泳教授認為屈原就是消極反抗的代表。他那樣的精神不可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身上出現了，而今日之知識分子，能夠做到“不吃嗟來之食，不主動投懷送抱，這已經相當難得了”。
詩人西川認為，20世紀中國的變種浪漫主義知識分子們將屈原認作了浪漫主義者，從文字里將其招致浪漫主義麾下。而“文革”又讓他們在屈原身上第二次發現了自己的影子，屈原成了一個“意淫”的對象。儒學家杜維明認為端午所體現的屈原所代表的知識分子是個悲劇，但這個悲劇使我們能夠加強對知識分子的良知理性以及重要的社會角色的理解，但他相信屈原的悲劇是個例外，一般講中國古代知識人在歷史維度中的地位和狀態應該是當家做主。歷史學家馬勇的觀點發人深省，他認為後人附加給屈原的愛國主義，一般都是弱者的表現，不是強者的。“漢唐時期沒有愛國放，漢唐強盛的時候不必講愛國主義，人民對這個國家的向心力、凝聚力是一種自然的存在。”
而在周國平的視野中，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使命不是直接干預政治，而是你所做的工作是為現在的問題政治更深層地分析內在原因，提高人民的覺悟。知識分子發聲未必要搖旗吶喊都做風雲人物，知識分子這個形象本身是不存在的。談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繼承問題時，杜維明認為在理想化的知識分子當家做主的狀態下，他們能夠促使政治力量乃至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協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個匹夫有責是知識分子提出來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個大的傳統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斷。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知識分子有良知理性，有抗議的精神，他所考慮的問題不是個人的，不僅是知識層面所帶來的經驗及方法，而是給予所有人福祉。
對於知識分子的理想人格及其內在的精神追求，批評家張檸將目光投向了民國寬鬆的輿論環境和流動機制，“我們緬懷那個時期，緬懷魯迅發言的犀利，他在北京被通緝，跑到廈門、跑到廣州，就沒事了，然後又回到上海當自由撰稿人，那時候確實比較寬鬆”。謝泳將最理想的人格再次賦予陳寅恪，“他的優良品質，今天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體會出來。他是自覺用自己的知識和品格守護文化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他不主動迎合，不主動批判別人，不在外力壓迫下改變自己的知識態度”。歷史學家楊奎松認為古今中外不少知識分子都有過桃花源式的幻想。但是當中國邁入現代化以後，這種田園式的生活環境早已不復存在了。詩人西川卻對50年代搞“大躍進”寫詩歌，70年代“文革”時發展到全民寫詩的情況心懷忌憚，任何一個東西只要變成全民性質的時候，都需要保持警惕。學者雷頤認為作為知識分子要減少環境變化帶來的落差感，儘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知識、自己的思考，發自己的聲音。
在當下，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知識分子遭遇了新媒體，20世紀90年代末出現的“公知”這個名詞再度火爆。在如何評價新媒體和公知被污名化的問題上，馬勇的看法比較寬容，自媒體系統作為一個溝通領域的統領者實際上給中國的當代知識人提供了一個空間。我們也不能太過於惡意地猜測這個統領者。學者周濂從人性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網路的自由交流只是一個表象，我們很快就發現我們只跟我們想要交流的人交流，那些我們不想跟他們交流的人，我們就可以拉黑他、禁止他，再大的圈子也會成為一個小範圍的集合。張檸將當前的這些情況歸因於中國目前的言論空間和輿論生態背景，眾口難調，發聲者是實名制地去應對一群龐大的匿名客群，還面臨著“水軍”這種高科技製造的幻象，所以出現污名化的事情也在所難免。對於他們該不該被污名化的問題，馬勇認為作為關注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應該從專業立場輕輕一點就夠了，不能夠用那種非知識分子化的語言。說白了就是“人家妖魔化公知，是因為公知本身有被妖魔化的可能性”。借用周濂的話，就是“所謂的污名化就是有人在惡意貶損你。那我覺得這背後其實是所謂的意識形態之爭的問題”。
通過採訪我們得出直觀的印象，雖然環境越來越容不得深刻的思考，但是仍然有人在堅持思考，堅持發聲。未來社會，知識分子的相關話題可能還是一團亂麻，但是只要我們努力了，再老的話題也會帶來最新的認知。
癸巳年端午，以紀念屈原為契機，圍繞中國知識分子話題，騰訊文化採訪了十餘位學者和作家，各抒己見，結集成本書。
近現代以來，屈原身上有兩個標籤，一是愛國主義志士，二是浪漫主義詩人。對於這兩個標籤，論者見仁見智。屈原實際的作為，有兩點是清楚的。第一，他是楚國貴族和高官，人品高潔，遭讒流放，秦滅楚後憂憤自盡；第二，其作品極具楚人特色，想像瑰麗，情思飄逸，文字恣肆汪洋。屈原與兩位大哲是同時代人，孟子和莊子比他年紀大，在世年份有重合，這三人都不曾談及彼此，但足以引人遐思。我們或許可以說，在屈原身上，既有鄒人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擔當，又有同為楚人的莊子“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的逍遙情懷。在思想派別上，屈原與儒道不相干，然而在不太嚴格的意義上，我們仍可把他視為儒道互補傳統的一個開端，從而用作討論中國知識分子話題的切入點。
儒道互補是中國士階層的長久傳統。在好的意義上，士階層中的優秀分子秉持了儒家憂天下、哀民生的社會責任心，也涵養了道家親自然、輕功利的超脫情懷。在壞的意義上，士階層中的平庸之輩以儒家為做官的敲門磚，以道家為歸隱的安慰劑。不論是何種情形，中國士人的內心都是糾結的。在皇權至上的專制體制下，即使是優秀分子，其社會責任心也被限制在忠君意識的範圍內，其超脫情懷也往往成為仕途失意的自我安慰。因此，直到清滅亡，具有獨立地位和品格的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群體在中國並未形成。
應該說，中國獨立知識分子階層是在進入近代以後逐漸形成的，是推翻帝制和西風東漸兩大因素作用下的產物。其最早的成員，基本上由士階層中的優秀分子脫胎而來。他們的社會責任心擺脫了忠君意識的束縛，並由民族救亡向文明立國的方向提升，他們的超脫情懷也減弱了自我安慰的色彩，增添了超越性追求的意味。可惜這個過程在1949年中斷了，在持續近三十年的被改造中，中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群體事實上不復存在。
所以，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實際上面臨一個接續民國傳統、重塑獨立品格的任務。三十多年來，在新時期的社會舞台上，我們已經看到新一代知識分子活躍的身影，這些活躍的知識分子被稱作公共知識分子。在採訪中，討論就集中在對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的定位上，問題的核心是知識分子在關注公共事務時如何堅持獨立的立場，真正發揮知識分子之為知識分子的作用。
作為社會最敏感的成員，乃至作為社會的良知，知識分子關注社會是題中應有之義。當然，關注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對公共事務發聲僅是方式之一，是一種直接的方式。在事關國家前途、民族命運、民眾苦難的重大問題上，在涉及人權、尊嚴、公平、正義等價值的原則問題上，知識分子理應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個聲音應該是理性的，清醒的，有充分說服力的，可以聲情並茂，但不可以情緒化。這是與新媒體上眾聲喧譁的區別之所在。
事實上，知識分子面向公眾發聲，包括公共寫作、公開演講、媒體訪談等，是一個極嚴肅而有難度的工作。要做好這個工作，既要對公共領域的問題有切實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也要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有相當的底蘊，並且善於把專業知識轉換成深入淺出的語言。唯有如此，才成其為一個學有專攻的知識分子的既內行又能讓外行聽懂的發聲。否則的話，你就可能只是老生常談。同時，因為你活躍在公共舞台上，公眾就理所當然地要聽其言觀其行，你必須言行一致，在道德上自律。所以，做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意味著社會對你、你也對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直接的方式，關注社會還可以是間接的方式。無論如何，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公共知識分子只占一小部分，多數人不是公共舞台上的活躍人物。不管是因為志向還是性格，有的人寧願在某個領域裡默默耕耘，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當然，對於社會大問題、大趨勢仍須有自己的立場，但這個立場未必用公開發聲的方式來表達。一個人在所從事的理論研究或文學創作中，必定會體現出自己的精神境界和價值取向。一個潛心於基礎理論或重大理論問題研究的學者，他在理論上的建樹也許會比公開發聲對社會發生更加深遠的影響。即使一個醉心於內心體驗之奇妙和文字之美的詩人，也是在為人類精神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做出貢獻。
真正說到底，知識分子何為？他是要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讓這個社會變得更美好，而他的基本方式是讓人變得更美好，他改變的是人的思想和心靈。無論公開發聲，還是用著作和作品說話，他要做的都是這件事。質言之，知識分子的職責是守護人類的基本精神價值，努力使社會朝健康的方向發展。
讓我們回到屈原。如果我們把屈原用作剖析中國知識分子基因的標本，要反省的也許是儒道傳統的缺點。無論儒家以忠君為核心的愛國主義，還是道家靠逍遙求解脫的浪漫主義，都是知識分子獨立品格的反面。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既要有人類文明的眼光，又要有現實人生的關切，從而在轉型時期真正發揮獨立的作用。
周國平
2013年10月29日
（前言） 2012年，我們開始策劃一系列關於中國知識分子變遷、當代生存狀況的專題，涉及從古至今尤其是近現代史上的精神脈絡、新媒體的發展對知識分子的影響等諸多話題。我們先後採訪了十幾位國內一流的學者、作家，雖是舊瓶裝新酒，但瓶子在不同的燈光下面，還是會投射出不同的色彩。
談及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必然繞不開屈原。而屈原身上長期以來糾纏著流亡知識分子與愛國主義詩人的兩個標籤，隨著時代的演進越來越成為一個解不開的愁疙瘩。談到屈原這個流亡知識分子的符號意義，廈門大學的謝泳教授認為屈原就是消極反抗的代表。他那樣的精神不可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身上出現了，而今日之知識分子，能夠做到“不吃嗟來之食，不主動投懷送抱，這已經相當難得了”。
詩人西川認為，20世紀中國的變種浪漫主義知識分子們將屈原認作了浪漫主義者，從文字里將其招致浪漫主義麾下。而“文革”又讓他們在屈原身上第二次發現了自己的影子，屈原成了一個“意淫”的對象。儒學家杜維明認為端午所體現的屈原所代表的知識分子是個悲劇，但這個悲劇使我們能夠加強對知識分子的良知理性以及重要的社會角色的理解，但他相信屈原的悲劇是個例外，一般講中國古代知識人在歷史維度中的地位和狀態應該是當家做主。歷史學家馬勇的觀點發人深省，他認為後人附加給屈原的愛國主義，一般都是弱者的表現，不是強者的。“漢唐時期沒有愛國放，漢唐強盛的時候不必講愛國主義，人民對這個國家的向心力、凝聚力是一種自然的存在。”
而在周國平的視野中，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使命不是直接干預政治，而是你所做的工作是為現在的問題政治更深層地分析內在原因，提高人民的覺悟。知識分子發聲未必要搖旗吶喊都做風雲人物，知識分子這個形象本身是不存在的。談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繼承問題時，杜維明認為在理想化的知識分子當家做主的狀態下，他們能夠促使政治力量乃至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協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個匹夫有責是知識分子提出來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個大的傳統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斷。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知識分子有良知理性，有抗議的精神，他所考慮的問題不是個人的，不僅是知識層面所帶來的經驗及方法，而是給予所有人福祉。
對於知識分子的理想人格及其內在的精神追求，批評家張檸將目光投向了民國寬鬆的輿論環境和流動機制，“我們緬懷那個時期，緬懷魯迅發言的犀利，他在北京被通緝，跑到廈門、跑到廣州，就沒事了，然後又回到上海當自由撰稿人，那時候確實比較寬鬆”。謝泳將最理想的人格再次賦予陳寅恪，“他的優良品質，今天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體會出來。他是自覺用自己的知識和品格守護文化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他不主動迎合，不主動批判別人，不在外力壓迫下改變自己的知識態度”。歷史學家楊奎松認為古今中外不少知識分子都有過桃花源式的幻想。但是當中國邁入現代化以後，這種田園式的生活環境早已不復存在了。詩人西川卻對50年代搞“大躍進”寫詩歌，70年代“文革”時發展到全民寫詩的情況心懷忌憚，任何一個東西只要變成全民性質的時候，都需要保持警惕。學者雷頤認為作為知識分子要減少環境變化帶來的落差感，儘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知識、自己的思考，發自己的聲音。
在當下，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知識分子遭遇了新媒體，20世紀90年代末出現的“公知”這個名詞再度火爆。在如何評價新媒體和公知被污名化的問題上，馬勇的看法比較寬容，自媒體系統作為一個溝通領域的統領者實際上給中國的當代知識人提供了一個空間。我們也不能太過於惡意地猜測這個統領者。學者周濂從人性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網路的自由交流只是一個表象，我們很快就發現我們只跟我們想要交流的人交流，那些我們不想跟他們交流的人，我們就可以拉黑他、禁止他，再大的圈子也會成為一個小範圍的集合。張檸將當前的這些情況歸因於中國目前的言論空間和輿論生態背景，眾口難調，發聲者是實名制地去應對一群龐大的匿名客群，還面臨著“水軍”這種高科技製造的幻象，所以出現污名化的事情也在所難免。對於他們該不該被污名化的問題，馬勇認為作為關注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應該從專業立場輕輕一點就夠了，不能夠用那種非知識分子化的語言。說白了就是“人家妖魔化公知，是因為公知本身有被妖魔化的可能性”。借用周濂的話，就是“所謂的污名化就是有人在惡意貶損你。那我覺得這背後其實是所謂的意識形態之爭的問題”。
通過採訪我們得出直觀的印象，雖然環境越來越容不得深刻的思考，但是仍然有人在堅持思考，堅持發聲。未來社會，知識分子的相關話題可能還是一團亂麻，但是只要我們努力了，再老的話題也會帶來最新的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