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文帝

獻文帝

北魏獻文帝拓跋弘(454年-476年;在位465年-471年)是南北朝時期北魏的皇帝。是文成帝拓跋浚長子。456年被立為太子,465年繼位。他崇文重教,興學輕賦,喜玄好佛。469年就將襁褓中的長子立為太子。皇興五年(471年)傳位於太子拓跋宏,自為太上皇,專心信佛。476年,由於殺了嫡母馮太后寵愛的大臣,被對方毒死(一說病死),時年23歲。

基本介紹

  • 本名:拓跋弘
  • 所處時代:南北朝
  • 民族族群:鮮卑族
  • 出生地:陰山之北
  • 出生時間:454年
  • 去世時間:476年
  • 主要成就:破柔然於女水
  • 在位:465年~471年
  • 年號:天安、皇興
  • 廟號:顯祖
  • 諡號:獻文皇帝
  • 陵寢:雲中金陵
  • 政權:北魏
人物生平,早年經歷,登基為帝,誅除權臣,母后專政,傳位皇子,英年暴崩,為政舉措,人物分析,歷史評價,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拓跋弘,文成帝拓跋濬長子,母李貴人(後追封為文成元皇后)。興光元年(454年)六月初一日,文成帝出巡陰山。七月初五日(8月14日),拓跋弘在陰山北部出生。太安二年(456年)二月,拓跋弘被立為皇太子。拓跋弘聰明睿智、機敏穎悟,從小就有濟救百姓的志向,仁孝純至,禮敬師友。
獻文帝

登基為帝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十一日,文成帝去世。五月十二日,皇太子拓跋弘繼位,時年十二,是為獻文帝。尊嫡母皇后馮氏(馮太后)為皇太后。五月十七日,獻文帝任命侍中、車騎大將軍乙渾為太尉錄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為司徒,尚書左僕射和其奴為司空。次年改元天安。

誅除權臣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獻文帝上台後,乙渾看到新帝年幼,趁機借用獻文帝的詔令,大肆排斥異己,建立獨裁的統治。乙渾把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司衛監穆多侯害死。五月十六日,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從湯泉入朝,乙渾又把他殺了。他很快奪取權力,掌握了軍隊的指揮權,並於七月初二日被封為為丞相,位居諸王上;朝廷內外,事不拘大小,都由他斷決處理,並被封為太原王
面對兇殘的乙渾,年紀尚幼的獻文帝沒有任何辦法,只好在馮太后那裡痛哭。開始時,馮太后對乙渾瘋狂屠殺大臣也沒有任何辦法,也不敢得罪乙渾,只能拜他為丞相,以此保住獻文帝的帝位。由於權位的逐漸穩定,乙渾的欲望愈來愈大,已經不滿足於丞相的地位,準備伺機發動政變
天安元年(466年)二月初二日,馮太后詔命元丕、元賀、牛益得等人率軍,包圍乙渾府把他殺死。由於局勢混亂,馮太后下詔臨朝聽政,處理所有的軍國政務。

母后專政

馮太后是拓拔弘父親文成皇帝拓拔濬的皇后,但非拓拔弘之母。她是個“猜忍多權數”(《資治通鑑》宋蒼梧王元徽四年),權力欲極強的女人。她曾在拓拔弘剛即位居喪期間不能親政時,臨朝稱制。這段時間內,她親自策劃誅殺了專權亂政的太尉乙渾,使舉朝肅然。但是,馮氏還沒有來得及充分施展她的政治才能,就因拓拔弘居喪期滿,不得不歸政。她對政治一直興趣濃厚,然而,風華正茂的拓拔弘親政以後,治國有方,才能出眾,使馮太后無法插手國事,於是他們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隔閡。再加上馮氏與拓拔弘之間本無血緣關係,他們之間的磨擦便逐漸加深。馮氏年輕寡居,“內行不正”(《魏書·皇后列傳》),引起臣下竊譏,損害了拓拔弘統治者的形象。拓拔弘對此十分反感,他藉故殺死了馮太后所寵幸的李奕,這一舉動進一步將他們二人推到了敵對的地位。由於史料嚴重缺乏,我們無法知道他們之間進行明爭暗鬥的具體過程。

傳位皇子

皇興五年(471年)八月,獻文帝不念情於世務,經常有出世之心,打算把皇位禪讓給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但遭到群臣們堅決反對,獻文帝只好作罷。
八月二十一日,獻文帝下詔傳位於皇太子拓跋宏。群臣上奏以新帝拓跋宏年幼,不能處理朝政,讓獻文帝親自處理朝政,並為獻文帝上尊號為太上皇。八月二十三日,獻文帝遷居崇光宮,宮中設備簡陋,宮階是土築成,國家大事都告知獻文帝。

英年暴崩

延興二年(公元472年)二月,太上皇獻文帝戎裝出京,在北郊帶著將領們擊退柔然的進攻;十一月,獻文帝騎上戰馬,征討柔然,一直殺到漠南,逼柔然後撤幾千里。獻文帝還頒布詔令,讓工商雜伎一律務農,禁止濫殺牲畜,保護農業生產,對那些克己奉公的牧守加以提拔,對那些貪婪殘暴的官員嚴懲不貸。
延興四年(474年)六月,獻文帝再次下令:處理一切案件都要按法律辦事,以事實為依據,用刑要慎重。
承明元年六月辛未日(476年7月20日),拓跋弘離奇駕崩於永安殿,年僅二十三歲。謚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葬於金陵。

為政舉措

獻文帝拓跋弘繼續執行拓跋珪的政策,他在平城等地建起大量房屋,並將塞外的鮮卑人及其他胡人內遷到關東地區。這是一項強制性的官方移民政策,目的是恢復與發展久經破壞的中原地區,遇到的阻力卻恰與其深遠的意義成正比。當時的官員不會去體諒老百姓對於故土的依戀之情,更不懂得組織“居委會”去做思想工作,在執行政策過程中多半是採取硬性逼迫的手段,造成了一些地方民眾的反感。部分流氓無賴乘機煽動情緒,許多年輕人逃亡集結在外,不少郡縣都出現了有組織的土匪或強盜。 獻文帝拓跋弘面對民患十分頭疼,又不想大動干戈地鎮壓,就與公卿們商量:“朕本來是要為民除害,可惜讓那些官員壞了事兒,以至於亂事頻起。如今違犯的人多了,不可能把他們都抓起來殺了。我的意思是通過大赦安撫,你們覺得怎么樣呢?” 元城人侯屈說:“民眾逃亡做強盜,這是大罪,如今不給他們定罪就把他們赦免,乃是‘為上者反求於下’(即本末倒置,不是執行政策的人的行為),恐怕不妥。依臣所見,不如誅殺首惡,赦免餘黨,此舉足可安定天下。”清河崔宏(這位又是清河崔氏一族,後來鼎鼎有名的北魏漢臣崔浩正是他的長子)則說:“聖明的君主統領民眾,目的便在於安定團結,而不是跟民眾去較量勝負。赦免罪行雖不是正招,但卻便於執行。侯屈的意思是先誅後赦,還不如一招赦免全部搞定為好!如果有人赦免了之後還不老實,到時再殺也不為晚。”獻文帝拓跋弘贊同崔宏的建議,依計執行,果然許多人就不再為亂,對於繼續作亂搞破壞的少數人,拓跋嗣就不再手軟,派將軍於栗領兵一萬前去平定,很快解決了不安定的因素。

人物分析

魏獻文帝拓跋弘,為北魏第六位皇帝。其在位時,因親自組織指揮了著名的女水之戰而名著史冊,關於其出生地,《魏書》說:“顯祖獻文皇帝諱弘,文成皇帝之長子也。興光元年(公元454年)生於陰山之北。”
至於生於陰山之北何處,史書語焉不詳,始終是一個謎。本文試就獻文帝拓跋弘出生地作一考釋,並就教於方家。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於登國元年(公元386年)建國,定都盛樂(今和林格爾土城子),天興元年(公元398年)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至孝文帝元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南遷都城於洛陽,在一個多世紀裡,北魏王朝和北境外強敵——柔然始終處於嚴重對峙狀態。柔然是一個以擄掠人財為專業的遊牧國家。公元5世紀初,柔然崛起於漠北,兵強馬盛,逐漸南侵,不斷攻掠北魏北境,對北魏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為了抵禦和防止柔然入侵,北魏除了在北境修築了“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兩千餘里”的長城,設定了武川、懷朔等軍鎮“備置戍衛”和大舉出兵追剿來犯之敵外,北魏諸帝還經常行幸作為北境天然屏障的陰山,以鞏固和加強陰山防線。
據《魏書》記載,太武帝拓跋燾在位期間,曾9次行幸陰山,僅正平元年(公元451年)就兩次巡幸陰山。拓跋燾死後,其長孫文成帝拓跋浚繼位後,在位14年中,史書明確記載其"行幸陰山"就達8次之多,其中"興光元年(公元454年)夏六月,行幸陰山"時,李貴人為其生長子拓跋弘。《魏書》說“獻文皇帝諱弘”,“興光元年七月生於陰山之北”。 魏帝頻繁行幸陰山,而且在陰山停留時間很長,一般都在兩三個月,有時會更長些。如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六月辛酉,行幸廣德宮”,“冬十二月,皇太子朝於行宮”,在陰山行宮逗留半年之久。出於巡幸的需要,魏帝在陰山上建有行宮。魏帝行宮既是魏帝運籌帷幄、指揮軍事行動的前線指揮部,也是魏帝及隨行后妃生活起居之所在,而著名於史籍的陰山行宮只見於廣德宮(亦稱廣德殿)。《魏書》載:太武帝於太平真君“三年五月,行幸陰山北。六月丙戌,楊難當朝於行宮。先是,起殿於陰山北,殿成而難當至,因曰廣德焉”。《魏書》繼續寫道:“六年夏八月,車駕幸陰山北,次於廣德宮。”上述幾段話明確指出:魏帝陰山行宮在陰山北,名曰廣德宮。廣德宮建於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魏帝在行幸陰山北時,駐蹕處即在廣德宮。獻文帝拓跋弘生於陰山北,亦當生在廣德宮中。
獻文帝拓跋弘是北魏王朝的一個特殊皇帝,其短暫的政治生涯中,既富有喜劇的色彩,又充滿著悲劇的情調。他文武全才,十二歲繼位就顯露出了超人的才能和魄力。整頓內政,增強國力,四出征討,致力於統一,儼然一副英明君主大有作為的架勢。但是,在親政五年以後,正當其統治事業進展順利之際,他卻突然將皇位讓給了五歲的太子拓拔宏。 對拓拔弘的這種異常舉動,《魏書·顯祖紀》和《北史·魏本紀》的解釋是,拓拔弘熱衷於老莊、佛圖之學,因此看破紅塵,“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想拋開政務紛繁的皇位去過清靜優雅的生活。而《魏書·天象志》卻說:“上迫於太后,傳位太子。”這兩種說法,究竟孰是孰非呢?
實際上,拓拔弘雖好老莊、佛圖,但並不厭世,《魏書·顯祖紀》說他“聰睿機悟”,從小就有君臨天下的“濟民神武之規”。他十二歲親政以後,“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使北魏吏治面貌大為改觀。本來北魏前期百官無俸祿,官吏貪污受賄現象十分嚴重,造成了吏治的敗壞,導致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趨尖銳,拓拔弘用賞罰和黜陟的辦法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污受賄問題,但也暫時收到明顯的效果,“於是魏之牧守始有廉潔著聞者”(《魏書·顯祖紀》)。這是自拓拔氏入主中原以來沒有過的好現象,故不能不說拓拔弘有治國之術。他還根據中原的實際情況,改革賦稅制度,“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魏書·顯祖紀》)。這樣既不影響國家賦稅的使用,又解決了廣大貧苦百姓遠途輸賦、疲於賦役的問題,同時也使貧富有所差別。他又一改拓拔燾以來重征賦稅的政策,在國家財政仍很緊張的情況下,實行輕徭薄賦政策,下詔免除了常賦之外的十五種雜調,減輕了中原人民的負擔,緩和了民族矛盾。拓拔弘即位以來,軍事上也取得很大勝利。對北,他親自督率四路大軍征討柔然,斬首五萬級,俘獲萬餘人,得戎馬器件不可勝計。柔然遠遁,北邊得以安寧。對南,重用大將尉元,降宋將畢眾敬、張讜等,取得劉宋之徐州和兗州,拓寬了北魏的南疆。拓拔弘即位五年,內政、外交均取得如此大的顯著成果,足以證明拓拔弘是個文能武練,既有雄心又有膽略的皇帝。 
拓拔弘也具有政治家的剛嚴素質,他並沒有被老莊、佛圖理論束縛。為了進一步整治貪污受賄之風,他曾制定一條強硬的法律,“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魏書·顯祖紀》),還進一步規定“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狀者,隨所糾官輕重授之”。這條法律是十分苛刻的,充分體現了他不惜任何代價整治社會的決心。 對於不附於已,對統治不利的人,拓拔弘能斷然採取措施,格殺勿論。慕容白曜是北魏有名的大將,他統率北魏大軍與宋軍多次作戰,降城陷壘,奪得宋之青齊二州,揚魏威於東土。但是,由於他在拓拔弘剛即皇位時,曾附於太尉乙渾,乙渾因專擅朝權被誅殺,拓拔弘考慮到慕容白曜是乙渾黨羽,怕他在南疆擁重兵,功高難制,便在慕容白曜取得軍事上節節勝利的時候,以謀反的罪名將他殺死,並殺了他的弟弟慕容如意。 
拓拔弘具備君主的內外素質,他禪位之前的一切舉動都沒有表現出受老莊、佛圖的任何影響。禪位之後,他也沒有去過太上皇的清閒日子,更沒有沉湎於老莊而避世無為。相反,仍是“國之大事鹹以聞”(《魏書·顯祖紀》),他還頻頻發布詔令,制定國策,並親自帶兵出征,實際上仍舊履行著皇帝的職責,發揮著皇帝的作用,絲毫沒有“雅薄時務”的跡象。因此,說拓拔弘是因熱衷老莊、佛圖之學而禪位,顯然有悖史實。似乎《魏書·天象志》所謂“上迫於太后,傳位於太子”的說法更切合實際。《資治通鑑》胡三省注在引用這條史料之後,曾以“馮太后若迫顯祖傳位,當奪其大政,安得猶總萬機”為由,對此表示反對。顯然,胡三省是從狹義上去理解“迫於太后”這句話的含義了,認為它是指馮太后強行指令拓拔弘讓出皇位,所以覺得於理難通。事實上,從馮太后的身份和地位及北魏宮廷中權力分配情況看,她也不具備這一條件。但是,馮太后是個既熱衷於政治,又嫻於權術的女人,她和拓拔弘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矛盾,她完全可以利用其太后的地位和在宮中的便利條件,創造一種氛圍,使拓拔弘處於一種被逼迫的內外交困之中,不得不尋求解脫,讓出皇位,這才是“迫於太后”的本意。 事實上,在拓拔弘突然禪位後又繼續執政這些事件的背後,就隱藏著一場深刻而又複雜的政治鬥爭。
從後來拓拔弘被毒死,馮太后執政,對繼位的孝文帝施加種種迫害等事件中,完全可以推斷出,馮太后當時正在處心積慮地尋找機會與拓拔弘較量,她的力量正在逐漸壯大,拓拔弘看到了這種不可避免的殊死鬥爭的倪端,也預感到了以後統治的艱難。也許是拓拔弘“仁孝純至”(《魏書·顯祖紀》)的性格所決定,或者是某種力量的制約,使得他沒有先發制人,對馮太后採取措施,但他禪位之念實由此而生。 拓拔弘面對即將爆發的宮廷內訌,想以禪位來逃避鬥爭,這是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作出決定的。當時太子已立,他卻並沒有打算把皇位傳給太子,而是首先選擇了皇叔京兆王拓拔子推。拓拔弘認為,身為中都大官的拓拔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資治通鑑》宋明帝泰始七年),這樣一個名望權力俱重的拓拔宗室成員,如能登上皇位,應該能夠對付馮太后,保證北魏王朝的統治穩固。更重要的是,這樣一來,皇統便轉移,拓拔弘自己和太子才有可能免遭馮太后算計。
但是,皇位的繼承和轉讓乃是封建國家最為敏感和重要的政治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它並不由皇帝一人決定,而是由統治集團中之權力派共同決定的。況且,這種極為異常的禪位實屬罕見,出人意料。故拓拔弘的想法一經提出,公卿們先是面面相覷,繼而是強烈反對。首先提出反對意見的是拓拔子推的弟弟任城王拓拔雲,他說:“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且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接著指出禪位於拓拔子推將導致的嚴重後果,“陛下若更受旁支”,必將“啟奸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慎也”(《資治通鑑》宋明帝泰始七年)。接著重臣源賀、宗室拓拔丕、尚書陸馛也紛紛表示反對,他們反對禪位的共同想法是,若禪位於皇叔則必然紊亂皇統秩序,啟逆亂之心。退一步講,若必禪位,應禪於皇太子,這是迎合眾願,穩定統治的最好選擇。但是禪位於太子正是拓拔弘所忌,因為那樣就失去了他禪位的意義。他聽完群臣的發言後,變色作怒。他仍想從別處打開缺口,取得支持,於是又問身邊的選部尚書趙黑,得到的回答是:“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資治通鑑》宋明帝泰始七年)漢族元老高允綜合群臣意見後提出:“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輔成王之事。”大局已定,拓拔弘不得不接客群人意見,被迫說出:“然則立太子,群公輔之,有何不可。”這一過程已經很清楚地展示出,拓拔弘禪位是迫不得已的,而禪位於太子也是迫不得已的。 然而,拓拔弘並沒有真的把太子交給別人“使群公輔之”,也沒有去享受他所謂“優遊履道,頤神養性”(《魏書·顯祖紀》)的太上皇生活,而是繼續執政,且更加有志。這是由於拓拔弘感到,當時北魏的宗室和大臣,無一人能夠如周公輔成王那樣,有力地制約馮太后的力量,幫助小皇帝度過難關,順利親政。而且,如果拓拔弘不親政,馮太后必然要臨朝稱制,這對小皇帝更加不利。在形勢的逼迫之下,拓拔弘不得不以太上皇的身份繼續執政。 拓拔弘禪位後,為了成功地輔佐幼帝,給他打下堅實的基礎,他更加奮發努力,多次發布詔令,而且在政治、軍事、內政、外交之上都積極採取切實有效措施,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他親自帶兵出征,保衛邊疆。公元472年,柔然入侵,兵至五原,拓拔弘親自帶兵征討,在柔然聞風遠遁之後,他仍窮追不捨,想度過漠北,一舉消滅柔然主力,清除北邊隱患。但因柔然已走得太遠,追及甚難,於是返回。 東部敕勒本已歸附北魏,但在柔然勢力強大之後,又於472年叛歸柔然,拓拔弘再次帶兵追討,一直追至大漠中之石磧,使敕勒的叛逃沒有對內地造成危害。河西吐谷渾歸附之後也復叛,北魏派兵鎮壓之後,拓拔弘帶著小皇帝巡幸河西,表示安撫,意在向吐谷渾張揚小皇帝孝文帝的威力,為以後的統治打下基礎。公元473年,拓拔弘帶兵南伐,並令全國廣集賦稅人丁,作出大規模向南用兵的姿態,欲虛張聲勢,以攻為守,起到安定南疆的作用。 
內政方面,拓拔弘“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他特別重視刑獄,“大刑多令覆鞠”,不準輕易判死刑,意在為小皇帝收買人心,於是造成了囚犯多年關押的情況。他說:“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在這種政策的指導下,北魏“所刑多得其宜”(《資治通鑑》宋蒼梧王元徽二年)。緩和了階級矛盾,穩定了北魏統治。此外,在拓拔弘以太上皇帝身份執政期間,北魏還頒發了下列詔令,諸如,罷門房之誅;禁殺耕牛做祭;令工商雜伎盡歸農業等等。這些詔令雖不以太上皇之名下,但實際上是以他的意圖擬定的。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拓跋弘一心想勵精圖治,內外並舉,創造一個清明安定的天下,為小皇帝孝文帝的親政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這就更證明了他禪位是被迫的,繼續執政也是被迫的。但是,在封建政權中,政治鬥爭是殘酷的,不是你死我活便是兩敗俱傷,拓拔弘雖然在禪位之後又被迫重新振作起來,迎接鬥爭,但終因手段不夠強硬,沒有先發治人,在禪位五年之後被馮太后毒死。這位年輕的太上皇沒有實現他的夙願,為後人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歷史評價

魏書》:“聰睿機悟,幼而有濟民神武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
《魏書》史臣曰:“聰睿夙成,兼資能斷,其顯祖之謂乎?故能更清漠野,大啟南服。而早懷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哉!”
北史》論曰:“獻文聰睿夙成,兼資雄斷,故能更清漠野,大啟南服。而早有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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