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革,條約內容,影響,
沿革
導致要制定《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的事件，發生於1748年。當時有葡萄牙士兵在大炮台拘捕了華人李廷富和簡亞二，最後將他們毒打致死。但當時的葡萄牙派駐澳門總督梅內澤斯卻堅拒不肯交出兇徒，待經多番交涉事件才得以了結。其後香山知縣暴煜與澳門海防軍民同知張汝霖便在《管理澳夷章程》的基礎上增訂，擬定了《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經過兩廣總督策楞與新任澳門總督美露（Joao Manuel de Melo）贊同核准後，《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的葡文石碑豎立於澳門議事會的所在地議事亭，中文石碑則立於望廈村的香山縣丞衙署。直到1849年3月13日，第79任澳門總督亞馬留派兵搗毀清朝海關和香山縣丞衙署，並將豎立在議事亭的《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石碑拆毀。
條約內容
《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的一些內容是過往從沒有正式以法律形式確立與界定的。而石碑上的法律條文，全收錄在史籍檔案。至於葡文碑石的內容，基本上是按中文石碑翻譯，但條款卻有所不同。明顯地，葡文石碑的翻譯曾被葡萄牙人修改或刪掉，故其內容文字被明顯簡化和修改。而昔日澳葡當局與張汝霖翻譯之葡文版《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現存放於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這十二款條議是：
（二）稽查船艇。一切在澳快艇、果艇及各項蛋戶、罟船，通行確實造冊，發具編烙，取各連環保結，變保長管束，許在稅廠前大碼頭灣泊，不許私泊他處，致有偷運違禁貨物，藏匿匪竊，往來誘賣人口，及載送華人進教拜廟，夷人往省買賣等弊。每日派發兵役四名，分路巡查，遇有潛泊他處船艇，即時稟報查拿，按律究治。失察之地保，一併連坐。兵投受賄故蹤，與犯同罪。
（三）賒物收貨。凡黑奴出市買物，俱令現銀交易，不得賒給，亦不得收買黑奴物件；如敢故違，究逐出澳。
（四）犯夜解究。嗣後在澳華人，過夜提燈行走，夷兵不得故意扯滅燈籠，誣指犯夜。其或事急倉促，不及提籠，與初到不知夷禁冒昧誤犯，及原系奸民，出外奸盜，致被夷兵捉獲者，立即交送地保，轉解地方官，訊明犯夜情由，分別究懲，不得羈留片刻，並擅自拷打；違者照會該國王嚴處。
（五）夷犯分別解訊。嗣後澳夷除犯命盜罪，應斬絞者，照乾隆九年（1744年）定例，於相驗時訊供確切，將夷犯就近飭交縣丞，協同夷目，於該地嚴密處所，加謹看守，取縣丞鈐記，收管備案，免其交禁解勘。一面申詳大意，詳加覆核，情罪允當，當即飭地方官眼同夷目，依法辦理，其犯該軍流徒罪人犯，止將夷犯解交承審衙門，在澳就近訊供，交夷目分別羈禁收保，聽候律議，詳奉批回，督同夷目發落。如止杖笞人犯，檄行該夷目訊供，呈復該管衙門，核明罪名，飭令夷目照擬發落。
（六）禁私擅凌虐。嗣後遇有華人拖欠夷債，及侵犯夷人等事，該夷即將華人稟官究追，不得擅自扣禁死牢，私行鞭責，違者按律治罪。
（七）禁擅興土木。澳夷房屋朝宇，除將現在分別勘查，造冊存案外，嗣後止許修葺壞爛。不得於舊有之外添建一椽一石，違者以違制律論罪，房屋、廟宇仍行拆毀，變價入官。
（八）禁販賣子女。凡在澳華夷販賣子女者，照乾隆九年（1744年）詳定之例，分別究擬。
（九）禁黑奴行竊。嗣後遇有黑奴勾引華人行竊夷物，即將華人指名呈稟地方官查究驅逐，黑奴照夷法重處，不得混指華人串竊，擅捉拷打。如黑奴偷竊華人器物，該夷目嚴加查究；其有應行質詢者，仍將黑奴送出訊明定擬，發回該夷目發落，不得庇匿不解；如違即將該夷目懲究。
（十）禁夷匪夷娼窩藏匪類。該夷目嚴禁夷匪藏匿內地犯罪匪類，並查出賣奸夷娼，勒令改業，毋須窩留內地惡少，賭博偷竊。如敢抗違，除內地犯罪匪類按律究擬外，將藏匿之夷匪照知情藏匿罪人律科斷，窩留惡少之夷娼男婦，各照犯奸例治罪，如別犯賭博，竊盜，其罪重於宿娼者，仍從重擬斷，並將失於查察之夷目，一併處分，知情故縱者同坐。
（十一）禁夷人出澳。夷人向例不許出澳，奉行已久。今多有匪夷，籍打雀為名，或驚擾鄉民，或調戲婦女，每滋事端，殊屬違例。該夷目嚴行禁止，如敢抗違，許該保甲拿送，將本犯照違制律治罪，夷目分別失察、故縱定議。
（十二）禁設教從教。澳夷原屬教門，多習天主教，但不許招授華人，勾引入教，致為人心風俗之害。該夷保甲，務須逐戶查禁，毋許華人擅入天主教，按季取結繳送；倘敢故違，設教從教，與保甲、夷目一併究處，分別驅逐出澳。[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