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驟中國哲學史範疇。對事物量變和質變兩種變化形式及其關係的素樸見解。《易經》中的“漸卦”就包含著對於事物漸變過程的猜測，《易傳》中則保留著更多關於量的積累而引起質變的思想資料。如“天地解（平靜）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生長）”。認為“雷雨”這種質變現象是由“天地”之間平靜緩慢的量變發展而來的。莊子則不承認質的驟變是由量的漸變而來的，“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莊子·秋水》）。東漢王充指出：“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論衡·道虛》），事物的生長都有“浸漸”的量變過程，離開了“浸漸”便無“暴起”的可能。北宋張載亦認為“然暴亦因有漸”（《正蒙·神化》），例如“雷霆感動雖速，然其由來亦漸矣”（《正蒙·參兩》）。南宋朱熹發展了這一觀點，提出“化是漸漸移將去，截斷處便是變”（《朱子語類》卷七十五)，已含有漸進過程中的中斷即飛躍之意，這是前人未能達到的可貴見解。明王廷相、呂坤雖在唯物主義元氣說上有所發展，但在論證事物量變和質變問題時，卻後退了一步，他們只講漸變而不講驟變。王廷相說：“四時寒暑，其機由日之進退……不可驟變也。”（《慎言·乾運篇》）呂坤認為“天地萬物只是個漸，故能成，故能久，所以成物”。“漸至非驟至，驟至則激”（《呻吟語·天地》）。明清之際王夫之繼承發展了張載、朱熹的漸驟觀，較正確地理解事物在隱微的漸變過程中已有質變的因素，指出“質日代而形如一”，但事物量變到一定的階段，也就“變而生彼”即“推故而別致其新”了。例如“蓋陰陽者恆通，而未必其相薄；薄者，其不常矣。陽忽薄（迫）陰而雷作，陰忽薄陽而風動，通之變也”（《周易外傳》卷七）說明“雷作”、“風動”的這種暴烈的驟變是由陰陽的“恆通”到“相薄”（對抗）的漸變而來的。王夫之的漸驟觀標誌著中國古代樸素辯證法發展的高級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