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漢朝書法
- 外文名：hangchaoshufa
- 概述：漢朝書法的發展經歷的幾個時期
- 代表書法：漢篆、西漢隸書、東漢隸書
- 兩漢書法家：曹喜、杜度、王次仲、崔瑗、崔寔
概述,代表書法,漢篆,西漢隸書,東漢隸書,草書和行、楷書,兩漢書法家,
概述
漢朝書法的發展經歷了幾個時期，起初，漢承秦制，初用篆書，後來篆書呈現出衰落的趨勢，隸書得到蓬勃的發展，並在東漢進入鼎盛時期；草書（章草）在漢代發展成為比較成熟的一種字型；楷書和行書也開始萌芽。石刻和簡帛為漢代書法的主要載體。更重要的是，社會的進步，使人們對文字的需求進一步擴大。兩漢時期的人們，充分利用這種種有利的因素，對文字本身的美和書寫中可能獲得的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使書法藝術呈現出繁榮昌盛的形勢，創造了大批經典作品；同時，漢末時期理論家們的思考，也成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書論著作，在書論史上影響深遠。
代表書法
漢篆
漢承秦制，小篆是重要的套用文字之一，東漢以後才逐漸被隸書取代，但在許多特殊的重要場合仍然被使用著，因而兩漢對小篆書來說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時期。其書跡遺存主要有：碑刻、碑額、銅器銘文、磚文和瓦當、墨跡等。
1.碑刻
嚴格意義上的碑刻，在西漢時還沒有出現，因此西漢時期的篆書石刻，都不以“碑”稱名，如《魯北陛石題字》《況其卿墳壇刻石》《上谷府卿墳壇刻石》《郁平大尹馮君孺人墓畫像石題記》《群臣上壽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中殿刻石》等，數量不少，但形制比較簡單，不過風格也較為多樣。前三種體勢較開闊，但還是相對典型的小篆；第四種出於新莽，瘦硬而不失婉轉，具有獨特的意味；後面幾種則間或夾雜著隸書的形意，顯然受到了隸書流行的影響。
東漢以後，碑刻大興，而小篆的地位已經被隸書取代，因而小篆碑刻並不多。代表性的有三類：《開母廟石闕銘》《少室石闕銘》，體勢方正茂密，筆劃圓勁；《袁安碑》《袁敞碑》，體勢寬博，與秦小篆的嚴正不同，用筆渾厚，與秦小篆的婉轉不同，一般認為，這兩碑是小篆的新開創，代表了漢代小篆的新風格。《祀三公山碑》，體兼篆隸，單字撐滿字格，而通篇布局錯落，是一種極有創造性的寫法。
2.碑額
篆書與隸書相比，畢竟是古老的字型，有其特殊的意義，因而在東漢隸書碑刻大盛時，其碑額卻有許多是採用篆書書寫的。其中代表性的有：《泰室石闕銘額》（陽文）、《少室石闕銘額》《景君碑額》《孔君碣額》、《鄭固碑額》《孔宙碑額》《孔彪碑額》《韓仁銘額》《尹宙碑額》《王舎人碑額》《鮮于璜碑額》（陽文）、《華山碑額》《張遷碑額》《趙寬碑額》《白石神君碑額》《鄭季宣碑額》《樊敏碑額》《趙菿碑額》《仙人唐公房碑額》《尚府君碑額》等。
碑額要求有較強的裝飾性，因而碑額篆書往往與一般篆書有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首先，由於碑額位置相對狹小，許多碑額篆書的整體布局必須因勢利導，隨形布勢，因而章法比較奇特；其次，這也必然影響到單字結構的處理，往往或長或扁、或方或圓，有時又互相穿插，同嚴謹的秦篆相比，顯得活潑多姿；再次，有時受到隸書的影響，筆劃常有隸意，相對豐富得多；最後，有的作品為了突出其裝飾性，採用了繆篆體勢或類似韭葉的筆劃，別具一格。
3.銅器銘文
新莽時期有些例外。王莽復古，試圖恢復小篆，因而其間出現了不少製作精美、書寫嚴謹的銅器銘文作品，如《新莽銅量》《新莽銅衡桿》《始建國銅方斗》《始建國銅撮》和《始建國尺》等。布局整齊規範，結構方嚴刻厲，筆劃瘦勁挺拔，《新莽銅量》尤其具有代表性。
4.轉文和瓦當
漢代瓦當文是古代篆書的一束奇葩。以圓形瓦當為常見，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圍用線等分為四。瓦當文記錄建築物的名稱或是祈頌吉祥的語句，雖然簡短，但由於其形制特異，篆法也極具異彩。最為突出的是它的善於隨形布字，文字圍繞圓心進行安排。因而常常省改變形，將文字簡化或誇張，充分發揮篆書圓曲筆劃易於伸展、收縮的特點，創造了既有很強的裝飾性又不失篆書本性的新風格。
瓦當
瓦當5.墨跡
漢篆書墨跡留存至今的有四件：《武威張伯升柩銘》《武威壺子梁柩銘》《武威姑臧張□□柩銘》和《張掖都尉棨信》，應當都是所謂“幡信”一類的作品，筆劃盤曲、穿插，婉轉嫵媚，結體或突出疏密對比，或強調撐滿字格，與歷史上所謂的繆篆的特徵相近，由於絲織品年代久遠變形，更增其糾繆婉曲的特徵。古代篆書墨跡留存極少，這四件作品是很有價值的。
西漢隸書
簡牘帛書有：湖南長沙馬王堆1墓《遣策》、3墓《遣策》和帛書；安徽阜陽出土的文帝時期殘簡；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墓出土的《孫臏兵法》《孫子》《尉繚子》《晏子春秋》等、2墓出土的元光元年曆譜；湖北江陵鳳凰山8、9、10漢墓出土的竹簡；湖北光化縣3西漢墓出土的竹簡等。湖南長沙馬王堆1、2、3號墓是西漢初長沙丞相軑侯家族的墓葬。其中，帛書《老子》甲本，尚有濃厚的篆書結構特點，但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隸化痕跡，如化圓為方、末筆重按似波磔等。帛書《老子》乙本，結構基本已是隸書，末筆更具波磔形貌。可見到西漢初期，隸書的成熟程度又有了較大的提高，以致有的學者認為，這表明隸書的成熟期應當從此算起。不過，綜合來看，這種結論稍嫌樂觀。
馬王堆帛書
馬王堆帛書西漢末期，是隸書的定型成熟期。存留作品有：青海大通縣115號出土的宣帝時期竹簡；甘肅敦煌出土的天鳳元年（公元前14年）的木牘；江蘇儀征胥浦101號漢墓（元始五年）出土的竹簡木牘等。而堪稱代表的，當屬河北定縣40號漢墓出土的竹簡，書於漢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時。結體取橫勢，波挑定型，點畫之間已能自如地表現後來隸書常見的俯仰呼應，風格端莊、整潔，脫離了前此的古樸稚拙。此外《王杖詔令冊》簡、《始建國天鳳元年》簡等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全面來看，整個西漢時期，隸書始終沒有完全建立規範，在上述比較成熟的簡牘中，有相當多的隸字，或是筆劃，或是結構，都多少有其它字型的因素攙雜其間，這也許是墨跡書寫相對隨意的緣故。
東漢隸書
1.碑刻
廣義的碑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廟碑”、“摩崖”、“石闕”、“石經”等等。“墓碑”和“功德碑”是門生故吏聚錢選石為主人樹碑立傳。“神廟碑”則是祈福或紀念神廟修築的功業的。“摩崖”主要是紀念工程完工的。“畫像題字”是畫像石上的說明文字。“石闕”是重要建築物的附屬，上面往往有裝飾圖案。“石經”則主要刊刻儒家經典。相對於簡牘來說，碑刻的製作目的比較莊重，在書寫和工藝上比較講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個時代人們對於隸書美的追求和認識。因而，通常所謂“漢隸”，往往指這一時期的石刻隸書作品。
這些碑刻流傳至今的約有一、二百種，精品極夥，劇跡甚眾。朱彝尊把漢碑分為三類：方整、流麗、奇古。他在《西嶽華山廟碑跋》中說：“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屬此。一種流麗，《韓敕》《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宙》諸碑屬此。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屬此。”
最能稱作典型的有：《乙瑛碑》《史晨碑》《禮器碑》《張景碑》《華山碑》《朝侯小子殘碑》《曹全碑》《熹平石經》《韓仁銘》《鮮于璜碑》《張遷碑》《幽州書佐秦君石闕》《鄐君開通褒斜道刻石》《石門頌》《西狹頌》《郙閣頌》《武梁祠畫像題記》《左表墓門題字》《蒼山畫像石題字》等。從風格上講，或雄強，或秀美，或飄逸，或凝重，或古樸，或優雅……可謂千姿百態，朱彝尊和康有為的分類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故王澍說“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禮器碑》，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又稱《漢明府孔子廟碑》、《韓敕碑》等。現藏山東曲阜孔廟，桓帝永壽二年（公元156年）刻。清王澍《虛舟題跋》評：“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禮器碑》筆畫以瘦硬見長，但雄健有力，結體勁拔謹嚴，整體風格清剛峻邁、端莊秀潔。
《乙瑛碑》，全稱《魯相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現藏山東曲阜孔廟。漢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刻。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明趙崡評價：“其敘事簡古，隸法遒勁，令人想見漢人風采。”清何紹基《東洲草堂金石跋》評：“朴翔健出，開後來雋刻一門，然肅穆之氣自在。”《乙瑛碑》點劃秀潤而不失端勁，結體扁方整肅，規矩森嚴，整體風格密麗典雅。
《張遷碑》，全稱《漢谷城長盪陰令張遷表記》。東漢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刻。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評此碑：“典雅饒古趣，終非永嘉以後所能及也。”此碑刻工較粗，但反而因此而獲得奇特的姿致：筆畫方整厚重、刀味森森、斬釘截鐵，顯得極為古樸剛強；結構時出別體，而或橫或方，敦穆方嚴，飽滿厚重，與《曹全》的秀潔恰成陽剛與陰柔兩種風格的對照。
2.磚刻
東漢還有一類刻契文字，即磚刻，主要又是墓磚。大多是長方形，內容主要記錄磚的數量、制磚時間等，有的則刻有古代文獻。刻制方法一般分為有模印、乾刻和濕刻三類。
1、洛陽、偃師刑徒墓磚1956年和1962年出土，後者發掘出522座刑徒墓，墓磚820餘塊，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229塊，始自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終於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由於只是死亡刑徒有關事件的簡單記錄，書寫、刻契都比較草率，但別有一種揮灑自由的氣質，有些甚至有草書的意味。
2、曹氏墓磚出土於兩座墓中，一為1973年在安徽亳縣董園村發掘的一座漢墓，計字磚238塊，畫像磚3塊，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字樣。一為1976年至1977年在該縣元寶坑村發掘的一座漢墓，計字磚140塊、畫像磚6塊，有靈帝建寧三年（公元170年）紀年。曹氏墓磚磚文作於同時期同地點，卻呈現了各種不同的書體和風格。文字是在磚坯上直接刻寫的，有隸書、草書和篆書，筆劃運行自如，總體上比較率意。
3.簡牘
（1）甘肅《武威簡牘》
（2）《甘谷漢簡》
草書和行、楷書
草書是在漢代成熟的另一字型。草書分為章草、今草兩種。有文獻說張芝在東漢晚期將章草逐漸推進到今草，但現在還沒有確切的證明。許慎說“漢興有草書”，指的是章草，是隸變過程中成熟的，帶有隸書的波磔，又省減筆畫、改變筆順、增加牽絲映帶，基本可以看作是隸書的草體。章草具有隸書的淵雅靜穆與草書的靈動活潑，氣息比較古樸高遠，是極有審美價值的一種字型。
現存漢代的章草有三類作品：
第一類，簡牘，代表性作品有甘肅武威出土的《武威醫藥簡牘》，敦煌出土的《天漢三年十月牘》、《可次殄滅諸反國簡》、《入十一月食秔一斛簡》、居延肩水金關出土的《誤死馬駒冊》等。此類風格最為多樣，有的簡約古樸，有的大開大合，有的優雅從容，都極具活力。
第三類，刻帖，代表作品張芝《秋涼帖》。此類溫文爾雅，矩度森嚴，一般認為經過了後人翻刻的改造。
楷書是中國書法史上最後定型的字型，行書一般被認為是它的快寫體。但實際上它們是一母同胞，行書可能還早於楷書。它們的一些形式因素在隸變時已經出現，但直到東漢後期才逐漸凝聚成一種字型。
東漢永壽二年（公元156年）陶瓶題字、熹平元年（公元172年）陶瓶題字、光和年陶瓶題字、永元四年陶瓶題字，尤其是寶雞市鏟車廠1號墓出土的無紀年陶瓶題字，已有相當明顯的行書和楷書意味，標誌著楷書、行書作為字型正式開始登上歷史的舞台。
兩漢書法家
兩漢以來，社會對於書法的重視又超過了秦代，特別是漢末以後。《後漢書·宗室傳》記載：“（劉睦）……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明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衛恆《四體書勢》記載：“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自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值，計錢足而滅之。”又記曹操喜愛梁鵠書法，“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這些情況，表明人們進一步認識到書法不僅有實用價值，而且富於審美價值，表明人們開始更加主動地欣賞、追求和研究書法的美，預示著書法藝術的發展將進入一個更高的階段。
1、曹喜（生卒不詳），字仲則，扶風平陵（今陝西鹹陽西北）人。章帝建國中（公元70年～83年）為秘書郎。能篆隸，尤長於篆書。
2、杜度（生卒不詳），原名操，字伯度，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市）人。章帝（公元75年～88年）時為齊相。擅長草書。衛恆《四體書勢》說他“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文獻記載，漢章帝特許他以草書來寫奏章。崔瑗、崔寔父子皆受其影響。與崔瑗合稱為“崔杜”。張懷瓘《書斷》列其章草入“神品”。
3、崔瑗（公元78年～143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人。曾任濟北相。擅長草書和小篆。《書斷》說其書“點劃之間，莫不調暢”，“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南齊王僧虔《論書》說“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疏”。書跡有收入宋《淳化閣帖》中的《賢女帖》，已非真品。其子崔寔，字子真，亦擅章草，有父風。
4、王次仲（生卒不詳），關於他的情況，歷史上說法很多，但都沒有確實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