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學

洛陽學

洛陽學”在日本誕生2009年,中國學界相繼出現“故宮學”、“長安學”等新興學科。2010年末,來自中國和日本的近二十位學者在日本共同催生“洛陽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洛陽學”雖然尚無明確的概念界定和理論體系,但是它倡導聯合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廣闊的視野來關注和研究洛陽,為我們詮釋歷史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洛陽學
  • 誕生於:日本
  • 出現於:2010年末
  • 性質:新興學科
內容簡述,產生原因,必要意義,

內容簡述

中國歷史的中心很長一段時間是在洛陽及其周邊地區。從總體上看,洛陽及其周邊的洛陽盆地作為歷史中心出現,最早是在和夏王朝有關的著名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之後有偃師商城(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 300年)。其後西周建設成周(前1046年―前771年),東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漢(東漢)魏時期、隋唐時期的隋煬帝及武則天的統治,都以洛陽城為中心北宋時期,洛陽仍然發揮著政治、文化中心的作用。
眾所周知,洛陽群山環抱,北有邙山,西有崤山,南有熊耳山,東南有嵩山,位於中部平原的洛河和伊河蜿蜒其間。這裡水資源豐富,北方(旱田)和南方(水田)的農業重疊,西部的黃土地帶和東部的沖積平原相接,地處交通要道。洛陽占據著統治“中原”的最佳位置,西漢高祖劉邦,曾想在洛陽建都。北魏孝文帝為了實現封建化改革,選擇遷都洛陽。之後的宋太祖趙匡胤也認真思考過從開封遷都到洛陽的問題。可見,洛陽在統治者心目中一直都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另外中國史書上記載的日本最初遣使是在57年東漢光武帝時期來到洛陽。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的使者,於239年魏明帝時期來到洛陽。607年,小野妹子(蘇因高)作為遣隋使訪問了隋煬帝時期的洛陽。約百年後的703年,大寶遣唐使來訪,日本國國號才被正式承認,當時武則天是在神都洛陽。不僅僅是日本的事例,如果歷代王朝真正想在東亞立足的話,就應該意識到洛陽是要地。倘若聚焦洛陽,重新評價中國歷史的話,將可能呈現出與以往所建構的歷史不同的情況。因而,“洛陽學”的出現有其必然性。不過,需要克服的問題也隨之而來。此時,我們注意到幾乎沒有對洛陽及其周邊歷史的系統研究和通史,到目前為止,積累最多的是漢魏洛陽城的研究,但是它還沒有像西漢、隋唐長安研究那樣廣泛。因此我們認為,無論是邙山的古代墳墓和洛陽周邊的歷史遺蹟,還是豐富的出土文物和墓誌碑刻,都應該和“洛陽學”的研究緊密聯繫起來。

產生原因

長期以來,中外學界相關學者圍繞歷史時期洛陽的考古遺蹟、城市規劃、城市建築、空間布局及民眾的社會生活、宗教信仰等諸多問題,從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宗教學、建築學等不同領域做了許多研究。
2010年開始,中國史研究領域的新材料不斷被發現,研究步伐日益加快。然而很多學術研究只是停留在對新材料的簡單介紹上,缺少更深入、更細緻的分析。鑒於此,在立足洛陽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有必要把不同學者聯合起來,尋找共同的研究方向。“洛陽學”應運而生。
“洛陽學”的正式提出是於2010年11月27日、28日在東京明治大學召開的“洛陽學國際研討會”上。該會議由日本明治大學研究生院文學研究科主辦,日本唐代史學會協辦,是有關“洛陽學”的首次國際會議,召開此次會議正是基於洛陽的重要性及其研究現狀,旨在為中外學界共同探討洛陽的歷史多樣性搭建一個平台。
參加會議的有來自日本東京大學的佐川英治和塩沢裕仁、京都大學的岡村秀典、早稻田大學的肥田路美和車崎正彥、明治大學的氣賀澤保規、小笠原好彥、石黑ひさ子、江川式部、梶山智史和落合悠紀、中央大學的妹尾達彥、國學院櫪木短期大學的酒寄雅志及中國西北大學的王維坤、洛陽師範學院的毛陽光(因簽證原因未能出席)、台灣 大學的高明士等專家學者近二十人。與會學者中既有中國史的研究專家,也有日本史的研究專家,會議涉及的問題包括洛陽的歷史地理及文物狀況、漢魏洛陽城的研究現狀及課題、日本古代都城與隋唐洛陽城的比較、洛陽出土墓誌碑刻文物的最新研究進展、洛陽在“唐宋變革”和東亞世界中的地位及作用等。各個領域的研究者圍繞共同關心的話題從歷史學、考古學、石刻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討論,不僅為學科間重要的綜合研究和相互交流提供了難得的機會,而且為重新認識中國史和東亞史提供了可能。會議最後,高明士、王維坤、氣賀澤保規、妹尾達彥、酒寄雅志、岡村秀典、肥田路美等與會學者又熱烈討論了“洛陽學”前景。
首屆“洛陽學國際研討會”的成功召開,標誌著“洛陽學”這一新興學科的誕生,它或許能為中國史研究提供一個新的方向。“洛陽學”剛剛提出不久,日本的研究者多是原來研究過或正在研究洛陽的學者,雖然不少中外學者資歷尚淺,但是我們堅信“洛陽學”的研究必將像“故宮學”、“長安學”研究那樣不斷勃興。隨著研究的推進,我們期待中外學者就共同關心的熱點問題進行廣泛的學術探討。今後,日本除了繼續召開“第二屆洛陽學國際研討會”之外,還希望能與中國學者就“長安、洛陽綜合研究”這一共同課題開展良好合作。
2010年11月,日本明治大學召開了“第一屆洛陽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告“洛陽學”在日本成立。因為主其事的氣賀澤保規教授是我認識的朋友,而且近六七年來我主要在 龍門石窟做考古工作,這一訊息引起了我的關注。
日本學者發起“洛陽學”,我的第一反應是:炒作嗎?反覆思考近一個月,查閱了相關資料,炒作的疑點被否定。我認識到,日本學者推出的“洛陽學”,與我國近些年來興起的河洛文化研究,無論內涵與外延,都有相當程度的重合。國內外大多數研究者共許,河洛文化是華夏文明的主流、炎黃子孫的主根。既然河洛文化值得深入研究,那么,“洛陽學”就不能輕率否定了。

必要意義

可是,問題接踵而至:河洛文化研究已經展開,還有必要另立一門“洛陽學”嗎?我認為有必要,理由有三:
第一,河洛文化研究側重於歷史(包括考古學)、文學(包括語言文字)、哲學和社會親緣關係,沒有涉及河洛地區、特別是洛陽在古代中國的經濟地位和影響。由於地處東西、南北的交通中樞,背靠經濟命脈——河東鹽池,在春秋戰國時期洛陽已經成為經濟貿易中心。《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洛陽人善賈,中國的商業聖人白圭就出生在洛陽,他在商業上的傑出實踐與非凡理論,便來源於洛陽以及周邊地區的經濟生活。漢武帝時期,卓越的財政貿易理論家和巨觀經濟管理大師桑弘羊,本是“洛陽賈人子”,其彪炳千秋的貢獻是,在洛陽商人們長期積累起來的市場經驗的基礎上,運用國家權力,對市場進行相應的行政調節和一定範圍的控制。此後兩千年,中國的財經制度和巨觀經濟管理,基本上是在桑弘羊確定的框架內運行的。到現在,我們仍然可以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經常看到桑弘羊留下的痕跡。
漢朝開通絲綢之路,除了關中、山西之外,全國其他地區的絲綢都要經過洛陽到達中亞、波斯和羅馬帝國。到隋煬帝開通大運河之後,洛陽的經濟地位更加重要,東南半壁河山與華北大部分地區的物資、財富,都經運河集中到洛陽就地貯藏。直到宋、元時期,由於海上交通和貿易的發展以及京杭大運河的開通,洛陽的經濟地位才開始衰落。在春秋以來的兩千八百年中,洛陽有近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居於全國經濟中心城市的地位,對古代中國經濟生活的影響至巨至深。在河洛文化研究中,洛陽經濟史是一薄弱環節,而且這是兩千多年來大多數河洛文化人鄙薄的一個領域。以近現代學術思想觀察,對於洛陽經濟史的研究應當成為“洛陽學”的基礎。這是“洛陽學”應當成立、能夠成立的第一個理由,是可以補河洛文化研究不足的一個重要方面。
應當指出,日本學者雖然首倡“洛陽學”,但可能囿於純粹文史學者的傳統意識,沒有認識到洛陽在古代中國的重要經濟地位。這是需要中、日以及其他國家學者今後著力研究的課題。
第二,河洛文化研究側重於漢族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然而,三千多年來,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一直是多民族乃至多國家人士的聚居地。西周開國,即有眾多的戎人移居陸渾等地。漢、唐時期絲綢之路開通,佛教傳入中國,來自中亞諸國及波斯、印度、日本、新羅等國家的眾多人士匯集洛陽經商貿易,或出使、傳法、留學,中國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馬寺在洛陽建立,菩提流支、善無畏、金剛智等印度佛教大師或在洛陽譯經,或瘞骨洛陽。特別是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將首都遷到洛陽,不僅與漢文化成功融合,而且發展出燦爛的佛教文化。龍門石窟作為中外文化、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結晶,成為人類文明史中的瑰寶。洛陽現存的眾多墓誌和實物,記錄了中外交流、多民族交流的豐富史實。因此,“洛陽學”的研究對象包括河洛地區的外國人和多民族人士,不限於漢族和儒家文化。這是“洛陽學”應當成立、能夠成立的第二個理由。
事實上,日本學者倡議“洛陽學”,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洛陽與古代日本存在著關鍵性的聯繫,對日本的歷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三,河洛文化研究既包含有純粹的、規範的、主要以古代事物為對象的學術研究,又尋求現代的實用性、功能性的效用,參與者不完全是學者,因而難以成為一個具有嚴格內涵與確定外延、範式清晰的學科。相比之下,“洛陽學”是中外學者參與的純學術研究,可以為河洛文化研究源源不斷地供應學術資源,豐富、充實河洛文化研究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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