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派政治思想

洋務派政治思想（Westernization Movement's political thought in modern China）：中國晚清的政治派系──洋務派的政治主張。

洋務派以倡導引進西方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的洋務運動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洋務派政治思想
• 外文名：Westernization Movement's political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 時間：中國晚清
• 人物：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

洋務派主張

曾、左、李都是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中取得地方軍政實權的清朝官員，維護封建社會統治秩序是他們的根本立場和出發點。但他們和其他封建統治者不同之處在於：開始認識到世界形勢的變化，承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強盛，拋棄了閉關鎖國、妄自尊大的陳舊觀念，主張處理好和西方國家的關係，並向西方學習某些先進的東西,以振興中國，挽救清朝的危亡。“外須和戎,內須變法”，概括了洋務派政治主張的兩個基本點。

“外須和戎”，主張通過外交談判解決同外人的爭端,避免武裝對抗。洋務派認為,中外實力相差懸殊，如果打仗,中國“即暫勝終必敗”,遇到麻煩，應當“以理折之”。既反對不敢和外人爭議的畏葸，又反對輕易和外人決裂的魯莽。“以理折之”的原則是“守定和約”，即以既定的中外條約為準，承認侵略者業已取得的權益，抵制條約以外的索求。但是，由於資本主義列強得寸進尺，不斷發動侵略戰爭，迫使清朝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洋務派步步退讓妥協，沒有能夠阻止中國半殖民地化的不斷加深的過程。

“內須變法”，主要是指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富強的成功經驗，改變中國在軍事上、經濟上和科學技術上的落後狀態，主張“借法自強”。他們認為國家實力是外交談判的基礎，加強國家實力是抵制侵略、維護和平的前提。洋務派經常用外交的挫敗來宣揚內政改革的必要性。在19世紀60年代，他們認為中外差距主要在軍事裝備上，從長遠的國防意義上考慮，必須取得外國的船炮。租借不如購買，購買不如自造，於是積極倡導引進西方造船制炮的機器和技術，創辦軍事工業。到了70年代，他們進一步認識到軍事工業需要配套的工交體系和雄厚的經濟基礎，認為“必先富而後能強”。中國利源外泄、利權不保,是貧弱的根源,於是積極倡導興辦輪運、電訊、鐵路、採礦、紡織、煉鋼等一系列工礦交通企業，採取“官為扶持”、“招商承辦”、“借用洋器洋法而不準洋人代辦”的方針，和洋人“爭利”以“求富”。在軍事、經濟建設的同時，根據實際的需要，他們創建了外語、造船、駕駛、電報、水師、武備、軍醫、水雷等各種專科學校，選派青少年到歐美去留學，並強烈要求變革封建的科舉用人制度。個別人士還提出了效法西方議會制度，以備諮詢、通下情的構想。經過30多年的經營，清朝軍隊專恃刀矛帆篷的落後狀態得以改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移植於中國，並出現了中國第一批企業家、科技人員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洋務派代表了清朝封建統治階級中不甘滅亡的那部分人，他們不自覺地朝資本主義方向邁進了第一步。但是，沉重的封建包袱阻滯著他們前進的步伐，他們始終沒有完全變成“資產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洋務派奉行的理論原則。“中學為體”，即傳統的封建綱常名教是根本，是不可動搖的;“西學為用”,即外來的科學技術等,只是輔助性的,當因時制宜。由於階級的局限，他們的政治思想並沒有突破封建主義的藩籬。由於受頑固勢力的阻撓破壞和封建積習的干擾腐蝕，他們的洋務活動成效不大。中日甲午戰爭的結果，證明“稍變成法”的洋務運動並不能使中國擺脫危機。於是，要求實行資產階級性質的全面改革，變封建專制為立憲政體的維新運動迅速興起。洋務運動遂喪失了有限的進步性，洋務派的成員或轉化為維新派，或成為時代的落伍者。

曾國藩言行

曾國藩談論洋務

曾國藩談論洋務的地方很多而最集中、最典型者則莫過於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同幕僚賓友的一段談話。《手書日記》載：“與幕府諸君暢談，眉生言及[夷]務。余以為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即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艷[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恨可惡，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處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為下手工夫。”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對外國侵略問題的戰略思考，一是對外國侵略問題的具體對策。前者可謂懷德棄怨，化敵為友，後者可謂自我振作，師夷長技。實際上包含著內政與外交兩個方面的內容，而內政方面又包含整頓吏治與興辦軍工科技兩個要點。就其內在聯繫而言，前者是後者的前提和必要條件，後者是前者的最終目標，二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結成一個有機的統一體。由此可見，所謂洋務，是由夷務一詞轉換來的，實際上不僅指外交事務而言，也不僅指造船制炮等西方科學技術，而是包含著如何對待和處理外國侵略問題的全部政策與策略。曾國藩所談的上述各點，亦不僅是曾國藩個人的思想，而是整個洋務派與洋務運動的思想基礎和行動綱領。可見，將曾國藩的洋務思想僅限于軍工科技一個方面是不恰當的，由此得出的對曾國藩及洋務派、洋務運動的認識也難以全面、準確。

曾國藩的實踐活動與他的上述說法是一致的

他曾為興辦軍工科技作出了很大努力。鹹豐十一年冬，曾國藩在安慶設內軍械所，製造新式槍炮與子彈火藥。次年又試製輪船，並於同治二年製成木殼小火輪一艘。為了擴大規模，改進技術設備，以製造更大、更先進的輪船，復派容閎赴美採購“制器之器”，擬於兩湖一帶擇址設立新廠。同治四年會同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容閎採辦的機器亦併入其中。同治六年曾國藩又奏撥專款設立船廠，專門從事新輪試製工作，並將江南製造局遷址擴建，內設翻譯館與諸多分廠，使之成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技術設備最好的綜合性軍事工廠。其所造新輪的技術水平也不斷提高。至同治十年曾國藩赴滬巡察時，江南製造局已造出各式輪船四艘，其第五艘也將近完工。為了培養輪船的駕駛與管理人員，他曾委派專人負責新輪的操練工作。為了解決養輪乏資的問題，他曾提出將新造商輪租給可靠商人使用的主張，遂成官督商辦與輪船招商局之濫觴。為了培養軍事，尤其海軍需要的人才，曾國藩還於同治九年會同李鴻章奏準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成為中國派遣留學生之始。 　曾國藩在興辦軍工科技方面所做的具體事情並不太多，他的業績既不能與李鴻章相比，也不能與左宗棠相比。加以左宗棠一貫主張抵抗外來侵略，有收復新疆之功，故其歷史形象遠比曾國藩為好。然而，無論左宗棠還是李鴻章，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與影響，都不能與曾國藩相比。其原因非他，要在開風氣之先。即就洋務運動而言，第一個上奏提出“師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個造出輪船者是他，第一個派人出洋購買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個提出“官督商辦”者還是他。其洋務運動首倡者的地位是無人可以取代的。洋務運動雖然不是中國資本主義的開始，但卻由此引來西方機器生產。而機器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巨大生產力的象徵，同封建生產關係是不相容的。因而，機器的引進等於在盤根錯節的封建生產關係中打進一個楔子，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可乘之機。中國資本主義緊隨洋務運動之後而興起，是完全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的。所以，洋務運動成為中國工業化的起點，在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具有開創性的作用，講近代化，講近代科技，必須從這裡講起，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也不能不提到它。就此而言，洋務運動功不可沒，曾國藩功不可沒。不過，曾國藩所行之事不只一件，洋務運動亦不只一面，要得出科學的結論，準確的評價，還必須對其進行全面的考察。

在對外交涉問題上

在對外交涉問題上，曾國藩主張堅持一個“誠”字。無論外國侵略者多么奸詐狡猾、蠻橫無禮，都採取誠懇的態度，以友相待；對他們的無理要求、步步進逼亦能忍則忍，能讓則讓，除非萬難相從者，一概答允。他雖然積極練兵、籌建海軍，但卻實行備而不戰、決不抵抗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列強的武裝侵略和戰爭訛詐，決不敢以自衛戰爭給予回擊。在外侵略者面前，完全喪失了當年打長毛時那種“敢戰第一”的精神。在這一點上，他不如洪秀全，也不如左宗棠。

對於如何處理外國侵略的問題，曾國藩言論不少，而行動則只有辦理天津教案一事，尚不足以完整地體現其洋務思想的全貌。而深得恩師心傳的李鴻章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表現，則可以作為曾國藩洋務思想的註腳，實際上亦為洋務運動作了歷史性的總結。政治上的腐敗和對外不抵抗主義，不僅斷送了北洋艦隊，且使中華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嚴重危機。它使中國人大開眼界，從而看清了洋務派的所謂“求富求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隨之而起的割地狂潮，更使中國人民深切體驗到亡國滅種迫在眉睫的滋味，以至百年之後人們對這段歷史仍是刻骨銘心!

“隱圖自強”

曾國藩與洋務派把他們的這套做法稱為“隱圖自強”，意即對洋人的侵略隱忍退讓，示人以弱，使其難於發覺，而暗地裡則奮發圖強，待其科學技術和武器裝備趕上洋人，再與之一決雌雄，爭回主權。後來有人根據曾紀澤在國外發表的言論，把它概括為“先睡後醒論”。這可算是對洋務運動的最好解釋。然這套做法，往最好處說也不過是一廂情願。這裡且不說清朝統治者腐敗如故，看不出一點克勤克儉、勵精圖治的跡象，即如西方列強的眼睛緊緊盯著中國，也不容許這“東亞病夫”日益強壯、手握利器，使一塊供其享用的肥肉變成打擊自己的鐵錘。所以，儘管李鴻章開放旅順港供洋人參觀，表示中國建立海軍艦隊僅滿足於你有我也有，並不打算與外國打仗，而西方列強仍不放心，不買帳，一定要慫恿日本出面一試。結果，立使洋務派多年的經營化為烏有，現出清王朝紙老虎的原形。

這裡有兩個想不通和不允許。一是洋人想不通與不允許。既然你根本就不打算同外國打仗，花那么多錢搞海軍乾什麼?不允許他們擺架子、裝樣子。一是中國人民想不通和不允許。中國屢受外侮，民族危機日深，你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們何必要供養你?不允許他們尸位素餐、誤國害民。於是，有志之士起而抗爭，遂有戊戌維新、辛亥革命，披荊斬棘，另尋新徑，探索中國的富強之路。

總結

總之，對曾國藩的洋務思想應一分為二，肯定其合理因素，排除其荒謬成份。曾國藩將魏源“師夷之長技”的思想付諸實踐，率先造船制炮，興辦近代軍工及相應科學技術，是應當肯定的；對其所興所造不用於“制夷”，而專用以“制民”，是應該堅決否定的。對他所倡導的洋務運動亦應當如此。對其合理成份應當肯定，因為它至今仍能給我們以啟迪。對其歷史功績應當肯定，因為它的作用無可替代，我們應當尊重歷史，不可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然從總體上，對其主要方面，必須進行批判。因為它最終還是失敗了，不僅沒有兌現富國強兵的許諾，反而使中華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機。因而，我們應當把它作為歷史的借鑑，慘痛的教訓，不時敲起警鐘，庶不致重蹈覆轍。曾幾何時，蔣介石亦步亦趨地學習曾國藩，頌揚之格過於晚清。結果卻一敗如水，不得不逃至台灣一隅之地，靠著美國人戰略防線的庇護聊度殘生。這個歷史的事實人們是不應忘記的。古人云，“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豈此之謂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