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宣造像

在藏傳佛教藝術里，明朝宮廷製作的金銅佛像尤為引人注目。由於明朝宮廷造像的製作主要集中於永樂和宣德兩朝，所以又通稱“永宣宮廷造像”，簡稱“永宣造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永宣造像
• 外文名：永宣造像
• 性質：私有
• 稚嫩個：佛像

百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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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明朝建立後，繼續推崇藏傳佛教，但明朝吸取元朝獨崇藏傳佛教薩迦一派的教訓，對西藏採取“眾封多建”的民族宗教政策，即對西藏各教派和各地方勢力均進行封賞，這一政策使明朝中央政府與西藏各教派、各地方勢力均取得了廣泛而緊密的聯繫。北京作為明朝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繼續成為明朝中央與西藏地方政治聯繫的舞台，同時隨著藏族僧人絡繹來京朝覲和定居，也繼續成了藏傳佛教在內地傳播的中心。由於藏傳佛教在北京的這一影響，藏傳佛教造像藝術也因此在北京大規模開展起來。

明朝北京的藏傳佛教造像藝術也是在帝王的扶持下首先在宮廷開展起來的。明帝王亦仿效元朝在宮廷設立造像機構，製作藏式佛像，其機構稱“佛作”，隸屬“御用監”。明人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對它有專門記載：

御用監。掌印太監一員，里外監把總二員，猶總理也。有典薄、掌司、寫字、監工。凡御前所用圍屏、擺設，器具，皆取辦焉。有佛作等作。凡御前安設硬木床、桌、櫃、閣及象牙、花梨、白檀、紫檀、烏木、雞翅木、雙陸、棋子、骨牌、梳櫳、螺甸、填漆、雕漆、盤匣、扇柄等件，皆造辦之。仁智殿有掌殿監工一員，掌管武英殿中書承旨所寫書籍、畫扇，奏進御前，亦猶中書房之於文華殿中書也。（明 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

明朝宮廷造像開始於永樂皇帝時。永樂時期是明朝經營西藏的重要時期，也是明朝治藏政策的完善和定型時期。明成祖朱棣即位後，一改太祖時期招諭、安撫的治藏政策，而轉向建立以僧王為首的僧官制度，對西藏上層僧侶廣行封賞。從永樂四年(1406)冊封帕竹第悉札巴堅贊為“闡化王”開始，到永樂十三年(1415)封釋迦也失為“西天佛子大國師”止，在短短九年時間裡，成祖先後分封了兩大法王、五大教王,以及一些灌頂大國師、灌頂國師、大國師、國師、禪師等。《明史》對此有專門記載：“初，太祖招徠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邊患，授國師、大國師者不過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闡化及二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其他禪師、僧官不可悉數。”（清 張廷玉等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中華書局，1976年。）成祖的這種大規模分封活動，在藏地掀起了一股受封熱潮，一時間藏地大大小小的僧侶紛紛朝覲請封或遣使來京，而明成祖幾乎來者不拒，皆予封號、官職，並賞賜大量珍貴禮物。到宣德時期，這種分封和賞賜仍繼續不斷。在永樂和宣德賞賜的禮物中，宮廷製作的金銅佛像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永樂六年(1408)四月，大寶法王哈立麻辭歸，永樂皇帝“賜金幣、佛像，命中官護行”（清 張廷玉等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烏思藏大寶法王，中華書局，1976年）。永樂十一年(1413)大乘法王昆澤思巴至南京朝覲，辭歸時永樂皇帝賜以喜金剛、大威德等佛像（《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1），第108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永樂十二年(1414)，大慈法王釋迦也失來京面聖，他於永樂十四年離去時，成祖亦賜以佛像、佛經；次年釋迦也失又進贈馬匹，成祖又回贈佛像（《明成祖實錄》卷一〇一，永樂十四年五月辛丑條）。類似賜贈在《明史》和《明實錄》等史料中記載頗多。因此可以說，明朝宮廷造像的產生是與明朝對西藏實施的“眾封多建”的宗教政策密不可分的，是明朝宗教政治的產物。

永樂、宣德之後，漢藏關係仍十分密切，來京朝覲的藏族僧侶有增無減，而藏傳佛教在北京的活動更加頻繁。但是永宣時期盛行的宮廷造像卻突然銷聲匿跡了，至今我們也沒有發現一尊永宣之後宮廷製作的藏式佛像。其中原因何在,我們目前不得而知。因此可以說，代表明朝宮廷造像的主要是永樂和宣德兩朝宮廷製作的佛像。

現存狀況?

據首都博物館研究員黃春和調查認為，目前國內外存世的永宣造像應有約400尊。其中，國內約有300尊，分別供奉或收藏在喇嘛廟、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手中，具體收藏單位有：北京首都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文物信息諮詢中心、天津博物館、天津文物公司、遼寧省博物館、瀋陽故宮博物院、北京雍和宮、西藏博物館、布達拉宮、大昭寺、敏珠林寺、哲蚌寺、色拉寺、承德外八廟管理處、青海省博物館、山西博物院、武漢市博物館、四川省博物館等。它們少則收藏有一二尊，多則收藏有50餘尊，如北京首都博物館就收藏有50餘尊，是目前國內收藏永宣宮廷造像最多的單位。國外收藏有100餘尊，也主要收藏在一些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藏單位也十分分散。2006年香港蘇富比秋季拍賣會上，推出了英國大收藏家斯比門前後40年收藏的15尊永宣造像，是已知國外永宣造像最大的藏家（David weldon:"The Perfect Image:The Speelman Collection of Yongle and Xuande Buddhist Icons:,Arts of Asia Volume26 Number3.1996)。當然，這些數量反映的並不是明朝宮廷造像的實際情況，當時實際數量應遠比這些要多，因為永宣之後歷史上曾發生過多次拆毀藏傳佛像事件：如嘉靖元年(1522)三月，查抄了大能仁寺僧人齊瑞竹的資財，及元明宮廷佛像，毀括金屑一千餘兩（《明史記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嘉靖十五年(1536)將大善殿及殿內佛像一併毀除，共有金銀佛像一百六十九座，重一萬三千餘斤（《明世宗實錄》卷一八七、《明史記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嘉靖二十二年(1543)又拆毀藏僧居住的大慈恩寺，將寺中供奉的密宗神像全部毀棄（《明武宗實錄》卷二七二、《明會典》卷一〇四、《國朝典匯》卷一三四）-而“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毀掉了大量佛像。大部分的永宣宮廷造像可能在這幾次毀佛事件中遭到了損毀。然而,儘管這些數量反映的並不是永宣宮廷造像的實際情況，但是也足以說明當時宮廷造像具有一定的規模，也說明永宣造像在明朝漢藏關係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現存約400尊永宣宮廷造像中，大部分是永樂時期的，宣德時期的僅占其中的十分之一，這一遺存比例也基本反映了當時永樂和宣德兩朝宮廷造像的實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