榱崩棟折

【成語】： 榱崩棟折

【拼音】： cuī bēng dòng shé

【解釋】： 榱，古代指椽子，放在檁上支持屋面和瓦片的木條。比喻大局崩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榱崩棟折
• 外文名：breakdown
• 出處：《"五四”愛國運動資料》
• 拼音： cuī bēng dòng shé
• 釋義：榱，古代指椽子，放在檁上支持屋面和瓦片的木條，比喻大局崩潰

成語典故

【出處】： 《“五四”愛國運動資料·張季直致北京電》：“況政府有榱崩棟折之憂，於兩公有送袍推襟之素，其敢不罄所識慮，盡言於善人。”

詞語辨析

【舉例】：

1915年，是被迫無奈還是忍辱屈尊接受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5]

德國詩人歌德在兩百多年前對於人生、對於天命有四句蘊蓄著感動和啟悟的詩：“誰沒有和淚啃過麵包，沒坐在床上哭泣呻吟，度過充滿哀愁的深宵，天神啊，他不會認識你們。”[6]認識蒼天的威力其實就是面對生活環境的挑戰和對自己心靈的挑戰，歷史學家不否認地理環境對人的性格氣質的影響，而家庭社會的環境對於一個人的成長以及日後的所作所為更是十分重要。

清鹹豐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凱降生在河南項城的袁寨。袁世凱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從淮南寄書信到家，向家人報告以重兵攻下了捻軍重要根據地臨淮，捻軍各部潰退，族人都說其命大福大造化大。袁世凱的父親袁保中聞訊大喜過望，因此為兒子取名為“凱”，按照家族“保世克家啟文紹武”的排行，命名為“世凱”，字慰亭（又作慰庭），號容庵。袁世凱的得名即與征戰行伍有關，真是人有善願，天必從之，誠有其名則必有其實，“世凱”二字似乎也在昭示著這個新生男兒一生的戎馬生涯，征戰疆場，一世的凱旋得勝，名揚天下。

袁世凱從小生活在袁寨，直到七歲時，養父袁保慶去山東做道員，袁世凱隨其去了山東。童年的記憶都在袁寨，俗話說“三歲看小七歲看老”，童年的成長經歷、環境和家庭背景因素毫無疑問對個體心理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袁寨，是為了避捻軍襲擊、眾志成城保衛家族安全的堡壘。寨堡一丈高，寨牆外有深溝環繞。寨的東北、西北、西南、東南角各有一座炮樓，平時每座炮樓及東西寨門均有衛兵值班，幾十名衛兵輪流站崗放哨，日夜守護。寨門前架設吊橋，吊橋的升降起伏，是一種既讓人安全又孤立無援的象徵，人不可以隨便進出寨堡，戒備防範森嚴。雖然在寨堡里生活相對安穩，但是每當捻軍侵擾，征塵狼煙，呼嘯而至，袁寨中的人就倍感緊張，十五歲以上的男人都要登上炮樓鳴槍放炮以助威，直到捻軍撤退。據《容庵弟子記》記載，袁世凱五歲時，被人抱上炮樓觀戰竟面無懼色，我們可以解釋為：人小無所知也就無所畏，天生膽大就處事不驚。相反，袁寨再堅固再森嚴，也抵擋不住時不時心理上的恐慌與失衡。袁世凱從小生活在袁寨就有一種對命運的不安全感、一種家園的不安定感、不確定性和無助感，嚮往強勢強權保家護家的和平和安寧。後來他在河南彰德洹上村築起另一座名副其實的“小城堡”，不過即使他當上了內閣總理大臣和民國大總統，也並沒有獲得人身安全感和精神安全感。

幼年的記憶和經歷讓袁世凱在少年述志時即寫下豪邁的詩句：“眼前龍虎鬥不了，殺氣直上乾雲霄。我欲向天張巨口，一口吞盡胡天驕。”這裡的胡天驕，應借歷史上侵擾中原的遊牧民族，代指當時船堅炮利的西方列國。他在二十歲時已經歷兩次科舉落榜，到京城想報捐功名又無望，而這也許是他投筆從戎的契機。後來在1882年二十二歲時，他隨吳長慶赴朝鮮平亂，負責前敵營務處，從此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成為一個真正的職業軍人。1883年，袁世凱以通商大臣暨朝鮮總督身份駐紮藩屬國朝鮮，協助朝鮮訓練新軍並控制稅務。經過在朝鮮十二年的歷練，經過甲午戰爭的大國弱兵的教訓，袁世凱堅信“欲使中國變弱為強，自以練兵為第一件事”[7]。1895年12月8日，經慈禧太后批准，光緒皇帝終於頒發任命，袁世凱成為“新建陸軍”的督辦大臣——中國近代陸軍的創始人，這一路的艱辛、一路的磨難，讓他漸漸胸有城府，藏而不露，謹言慎行，人情練達，能屈能伸。此時，袁世凱年僅三十六歲，事業如日中天，小站練兵是袁世凱個人的抱負與國家的重任利害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開始。而天津小站，這個小小的海河小鎮，由於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曾在1895年後的歐美世界地圖中被標記在中國版圖上，這在中國千百個小城鎮中絕無僅有。天津小站從此拉開了北洋軍閥集團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序幕，而北洋集團的重要人物如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曹錕等此時大多都已聚集在袁世凱的麾下，行將主宰中國未來的命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此語千真萬確。

英國海軍司令員貝思福爵士（Charles Beresford，1846—1919）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九月參觀天津小站練兵，給他印象最深的細節是袁世凱主持的給士兵發餉儀式，後來在他的《保華全書》中這樣記載：“袁公於發餉之日，親自督率委員，按名發給，無絲毫剋扣之弊。假使中國統兵大臣皆能效袁公之發餉則兵無缺額，餉不虛糜，華人何嘗不可成勁旅哉!”[8]

2011年9月7日至2012年2月5日，“胡博·華士畫筆下的晚清權貴——休伯特與蘇珊伉儷捐贈展”在首都博物館舉行。展覽前言有一句話說：“畫像中的那個適逢三十九歲、意氣風發的袁世凱便成為剛巧在那場驚心動魄的戊戌政變中崛起的壯年政治家的唯一真實形象，可謂彌足珍貴。”袁世凱出生於1859年，1899年袁世凱剛邁入不惑之年。畫旁邊的標籤如是說：“胡博·華士在天津結識了一位名叫諾曼·穆澤（Normann Munthe，1864—1935）的挪威上校。諾曼1887年來到中國，加入軍隊並參加過甲午戰爭。戰後，諾曼負責訓練騎兵、設計軍服並給新軍司令袁世凱做軍事顧問。他諳熟中文，而且是箇中國藝術鑑賞家。時值義和團運動爆發前夕，軍中瀰漫著濃烈的反洋情緒，諾曼怕胡博·華士受到傷害，於是陪伴左右寸步不離。儘管士兵們並不友好，但袁世凱待胡博·華士為上賓，他願意每天早晨騰出一點時間，坐下來給畫家當模特。此畫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胡博·華士或許想不到，眼前這位四十歲的模特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後來不僅登上中華民國大總統之位，還於1916年復辟帝制，做了八十三天的洪憲皇帝。”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布一道上諭，指出：“深念近數十年積習相仍，因循粉飾，以致成此大釁。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圖富強。”指出順應改革的主要內容和做法是：“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9]這道上諭其實是清政府“新政”推行之信號，四天后，袁世凱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新政，向朝廷遞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見上備甄擇折》，提出“教官吏”、“崇實學”、“增實科”、“開民智”、“重遊歷”、“定使例”、“辨民實”、“裕度支”、“修武備”等十條建議。[10]袁世凱把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與工業中心城市——天津，作為他振興實業、改革金融、廢除科舉、建立巡警、大辦教育的實驗場地。

自秦漢以來，中國一直推行“重農抑商”政策，至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為代表的洋務派，在中國掀起“洋務運動”，開始重視工商業的發展。而洋務運動掀起的重工重商，包括西方國家變革腐朽政治體制，對袁世凱有或多或少的影響，袁世凱在《遵旨敬抒管見上備甄擇折》“裕度支”條中指出，西方國家的致富之途，“大要在採礦產、造鐵路、興商務、通貨幣及一切生財之道。凡可以利國利民者，靡不竭力經營，官吏提倡之、保護之，而又昭示大信，歷久不諭”[11]。

袁世凱把辦實業和理財的重任交付給周學熙（1865—1947，字緝之，安徽至德人）。在袁世凱的信任和支持下，周學熙設立了直隸工藝局，這是當時全國唯一的一家官辦的實業機構。周學熙帶頭集資募股創辦的大型企業就有兩家——啟新洋灰公司和灤州煤礦公司，以後在民國時期又創辦了華新紡織公司、中國實業銀行、耀華機器製造公司和玻璃公司等等。可以這么說，當時袁世凱和周學熙開始成就了中國民族工業的雛形，主要集中在長江以北一帶，開灤、耀華、啟新、華新等是最早打開京津冀的實業公司。冀為河北，耀華總部就設在河北秦皇島；開灤、啟新和華新都在唐山，但是它們的指揮大本營仍然設在天津，在北京也設有分部。所以，實際上這時已經形成了京津冀的一個經濟實業圈，組成了發展最早、最有實力的北方民族工業。

袁世凱在復興商業的同時，辦學堂、興教育、廢科舉是他主張新政邁出的陣陣步履。他認為“作養人材，實為圖治根本”。清政府根據袁世凱和其他督撫的奏請，於1901年9月13日發布上諭：“人才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學術。”1902年5月，袁世凱先在保定辦起了直隸大學堂，聘請美國人丁家立為總教習，三年後，在盛宣懷創辦的中西學堂基礎上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工業大學——天津北洋大學堂。在天津，還有中國的第一所大學北洋西學堂（即後來的天津大學），有第一個法律學堂天津法律仕成速學館，有中國的第一個女子師範學院，聘請了推動女權、提倡女學的中國近代作家、教育家呂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作為教習，後任監督。根據袁世凱《縷陳直隸歷年學務情形嗣後責成提學續加推廣折》（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初八，1906年6月29日）中有一個統計數字，到1906年，直隸省各類新式學堂有如下：“北洋大學堂一所，高等學堂一所，北洋醫學堂一所，高等工業學堂一所，高等農業學堂一所，初等農工業學堂暨工藝局附設藝徒學堂二十一所，優級師範學堂一所，初級師範學堂及傳習所八十九所，中學堂二十七所，高等國小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國小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師範學堂一所，女學堂四十所，吏胥學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學堂、圖算學堂、電報學堂各一所。凡已見冊報者，入學人數共八萬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等學堂不計焉。”[12]袁世凱督治的直隸在興辦學堂方面居全國首位，當時天津教育事業甲天下，被世人稱為近代中國人瞻望世界的前哨和走向世界的站台。創辦天津新書學院的赫立德博士（Dr. S. Lavington Hart，1858—？）在天津居住了八年，他把天津描述成“天堂的入口處”，並說“天津正迅速成為帝國的首席教育中心之一。所有種類的政府學院比比皆是，學生數量每年都在增加”[13]。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最早起源於隋代，確立於唐，完備於宋，而延續至元、明、清，曾經起到過一定的選拔人才的作用，但是越來越趨於形式主義，以八股取士制度所選出的人才越來越不適應社會的要求，越來越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可是要廢除科舉，又何其艱難。而袁世凱自己當年的科舉經歷——兩次科舉落榜，是他心中的隱痛；反過來說，正因為科舉的落榜，改變了他的命運，也改變了國家的命運。袁世凱認為科舉制度不僅不能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反而阻礙了人才的脫穎而出。1905年8月30日，由袁世凱起草奏章，和張之洞聯合奏請《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並妥籌辦法折》，認為：“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學校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於各國。……時艱至此，稍有人心者，皆當傾念大局，與其遷就庸濫空疏之士子，何如造就明體達用之人才。”[14]

這個奏章，使得非科舉正途出身的袁世凱一時成了清廷內部守舊派的眾矢之的，而朝廷在科舉與學校的兩難抉擇中順應了歷史潮流，清朝廷於當年十月下令自丙午科（1906年）開始，所有鄉會考及省歲科考試一律停止。至此，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漫長歷史的科舉制度廢除，雖然清政府的新政持續而緩慢，但這無疑是中國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一個重大改革，而袁世凱在這一改革的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袁世凱於1906年6月14日第一次正式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托馬斯·F. 米拉德的採訪，對於大清國的現狀和對於改革的期望，袁世凱認為大清內部的管理體制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但這卻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它牽涉到要徹底改變甚至推翻現行體制的某些方面。而這個體制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諸多因素盤根錯節地緊緊交織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狀況而論，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給我們時間再加上機遇，我們無論如何能夠實現改革的大部分目標”。當記者問中國最需要改革的是什麼，袁世凱回答：“我們的財政制度、貨幣流通體系以及法律結構。只有做好了這些事，大清國才能恢復完整的主權。而且，也只有等她徹底恢復了主權，才能真正理順國家正常的經濟和政治生活。這三項改革中的任何一項都與其他兩項有著密不可分的依賴關係。”[15]

同年7月25日，袁世凱奏請預備立憲，並陳政見十條：國信須昭彰，人才必須善任，國勢必須振行，滿漢必須融化，賞罰必須分明，黨派必須設立，政府必須早建，資政院必須設立，地方自治必須試辦，教育必須普及。

袁世凱對自己的評價是“不文不武，忽朝忽野，今已老大，壯志何如”。甲寅年（1914），袁世凱已經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這個自題或許是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或許是他對倥傯歲月的感慨。自題中沒有落款署名，但是左上角有“大總統印”。

徐世昌是袁世凱的盟兄，或多或少導演了袁世凱出山、逼宮與掌權中國近代歷史舞台上的三部曲。徐世昌在1914年12月給大總統袁世凱的這幅自題和小站練兵照片題為“大鈞元模”並做成一本冊頁，藍色絹裱。“大鈞”，指天、天道或自然。西漢賈誼在《鵩鳥賦》中說：“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這裡，“鈞”本為造陶器所用的轉輪，比喻造化。坱圠，意為漫無邊際。“元”是本源，初始狀態，“模”是規範、仿效、模範，“元模”就是形成萬事萬物最大最根本的規範。

筆者採訪了珍藏《大鈞元模》的袁弘哲，他說：

《大鈞元模》是爺爺袁克桓傳給我父親袁家宸（又名袁復）的，父親又傳給了我。我曾祖父（袁世凱）生活於一個急劇變化的社會轉型期，他創建了小站練兵基地，從而改變了中國舊的封建軍制，建立起了一支有近代軍制和裝備編制的新建陸軍。徐世昌把這本冊頁題簽為“大鈞元模”，其含義與其說是對我曾祖父的褒讚，毋寧說是在讚譽學習西方科學改革軍制、政制，乃求強、求富的根本之道。

民國三年冬（1914），徐世昌為這本冊頁題簽“大鈞元模”，繼後，嚴修、樊增祥、阮中樞、劉春霖、夏壽田、王壽彭、梁士怡、楊士琦先後題字。袁世凱辭世後，這本冊頁傳到了袁克桓手中，袁克桓重新複製了袁世凱小站練兵照片若干，又約請袁世凱舊部及當時名人續題像贊，共二十四人題贊，時間最晚的題於民國三十三年（1944），其中有袁世凱的舊屬如徐沅、孫寶琦、陸錦、王懷慶等，部分是袁克桓的至交好友、當時俊秀，如吉林督軍兼省長張作相、吉林省財政廳長兼代理省長王樹翰、黎元洪的總統府秘書長王壽彭等，其書法藝術堪稱珍品。

一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要走向共和，它不可能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的，即使是日夜兼程提速也不是短期內可以實現的，因為清王朝已經背負了太沉重的行囊，同時它又像一個病入膏肓的機體需要全方位的換血，不僅涉及政治體制，也涉及經濟、金融、軍事、教育各個領域。所以，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變革當中，袁世凱無疑在各個領域成為推手和領軍人物。而袁世凱處在新舊交替之中，亦不可能脫胎換骨成為徹頭徹尾的新人，但是他在走向共和的進程中，沒有通過流血，沒有通過歷來強行的“農民暴力革命”改朝換代，而運用了他的謀略採取和平變革過渡的方式，使中國走上一個類似於西方的民主與憲政社會。袁世凱南北和談的基調是：“君主制度，萬萬不可變更，本人世受國恩，不幸局勢如此，更當捐軀圖報，只有維持君憲到底，不知其它。”[16]袁世凱試圖將北洋軍與同盟會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結合在一起，將新軍和各省的議會結合成全國性的政體，袁世凱這樣的一種立憲程式使得中國避免了一場南北戰爭，也給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創造了一個皇帝和平退位的先例，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袁世凱的左右兼顧，南北擺平，就沒有中華民國。但是袁世凱仍然沒有擺脫他所處的時代局限，即使他深謀遠慮絕非尋常之輩，面對民國初年大大小小軍閥混戰和文官政治機能不健全的疾病，他的封建皇權意識使他主觀地將中國當時的困局診斷為帝國營養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袁世凱認為中國的“議會是一種難以運作的制度，八百人當中，二百位是好人，二百位是麻雀，其餘四百人不適任，他們能做什麼？他們甚至連議會的程式都沒有共識”。[17]所以史景遷說：“袁世凱對議會制度的揶揄，恰可作為中國民主希望破滅的諷刺性註解。”[18]在這時候，顯然袁世凱想起了自己在清帝國末期的境遇，即使像他自己這樣權傾朝野、盤根錯節的重臣，如果用皇帝的權威，一紙詔書也未必不能當即被拿掉。從封建王朝過來的統治者無一例外會這樣想也是這樣去行動的，從這個角度說，袁世凱的想法和做法符合當時的心理和社會特徵，我們無法想像袁世凱成為一個西方民主鬥士，也不可能像黃興所說的“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而袁世凱其實更像是一個中國的布魯圖斯。英國《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和曾經做過袁世凱政治顧問的澳大利亞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作出了比較準確的判斷。莫理循雖然認為袁世凱“最適合當總統”，但是“袁世凱的興趣既不在拯救君主，也不在創建共和政權，這個善於權謀的布魯圖斯只有一個目的：由他做中國的統治者”。[19]同時莫理循也看到了袁世凱的局限性，“輕率而不合事宜的復辟帝制運動，以及矯令推選號稱‘全體民意’的代表，是產生問題的根源”。[20]唐德剛先生在《袁氏當國》中生動而又形象地說：“袁翁世凱的處境，還在夔州府和白帝城之間，他望峽生畏，要掉轉船頭，駛回重慶，其居心原不難理解，只是其行為則愚蠢不堪罷了……他此時已駛船入峽，順流而下，灘高浪險，掉頭逆水，必然翻船，而袁及其黨不知也，悲夫!”

【拼音代碼】： cbds

【用法】： 作定語；指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