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原騭藏 くわばらじつぞう騭 zhi，第四聲
日本人，日本東洋史京都學派代表學者。1896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漢學科。先後任教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與京都帝國大學。長期致力於東西交通史方面的研究。主要撰述有《蒲壽庚之事跡》《東洋史說苑》《東西交通史論叢》和《東洋文明史論叢》等。
基本介紹
生平,主要學術成就,中國觀,
生平
桑原騭藏的國小和中學在京都府立中學度過，之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當時有名的京都第三高中。高中畢業之後，桑原騭藏考取了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漢學科，並且在大學畢業後直接考取了東京帝國大學的大學院（日文中的漢字“大學院”即中國的“研究生院”），師從那珂通世，專門研究東洋史。桑原騭藏擅長英語和法語，因此選擇了在當時尚屬冷門的東西交通史作為其主要研究範圍。
1898 年，桑原騭藏畢業，就職於東京第三高中，教授東洋史課程。同年，他自己在研究生期間開始撰寫的第一部著作《中等東洋史》完成並出版。1899 年轉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1907年4 月，桑原騭藏前往中國，開始為期兩年的官費留學和研究。在這期間，他遊歷了陝西、山東、河南、內蒙古東部等地。桑原騭藏在途中以日記形式作了詳細的考察報告郵寄給當時的文部省，在《歷史地理》雜誌上分別以《雍豫二州旅行日記》（即《長安之旅》）《山東河南地方遊歷報告》（即《山東河南遊記》）《東蒙古旅行報告》（即《東蒙古紀行》）為題連載。這些考察報告在桑原騭藏逝世之後由森鹿三等弟子進行整理，加上桑原騭藏遊歷期間的另外兩篇短文《觀耕台》和《寄自南京》，1942年由弘文堂書房出版，即《考史遊記》[2]。
1909年，桑原騭藏結束了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涯，回國就任剛成立不久的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東洋史第二講座教授，負責東西交通史和風俗史的教學與研究。桑原騭藏用與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等人不同的世界史的眼光來看待東洋史，並憑藉他在東西交通史和風俗史方面的研究在京都帝國大學站住了腳跟。當時內藤湖南擔任第一講座教授，因而桑原和內藤幾乎成了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的代名詞。
1931 年5 月24日，桑原騭藏因肺病在京都塔之段町的家中去世，享年61 歲。
（以上根據劉正《京都學派》、張明傑譯《考史遊記》譯者序相關內容整理。）
主要學術成就
在桑原騭藏著作之中，在中國流傳時間最長，影響最深遠，最廣為人稱道的應為《中等東洋史》和《宋末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的事跡》。
《中等東洋史》作於桑原騭藏研究生期間，1898年首次出版。儘管成書時間比較早，但這並不影響《中等東洋史》在東洋史研究領域內的重大作用和地位。桑原騭藏的以西方世界歷史的觀點來看待東洋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的治學特點在《中等東洋史》多有體現。在桑原騭藏的筆下，沒有任何一個歷史事件是孤立於其他歷史事件之外，不受外界因素影響的。這些普遍聯繫的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人種或民族、區域形勢等等。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將一個地區看做整體，或者將整個世界看做一個整體從而進行研究的方法並無特別之處，但是從當時的角度來說，桑原騭藏的這種大眼光的確是有超前與進步之處的。《中等東洋史》已一經出版，就在當時的東洋史研究領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不少學校紛紛以此書作為東洋史學科的教材，中國的上海東文學社也在1899年引進了此書，由樊炳清翻譯，王國維作序，以《東洋史要》為題出版。這也是桑原騭藏第一部被中國學者接觸並接受的著作。在這之後，中國國內出現了幾種《中等東洋史》的譯本，成為了清朝末年頗受歡迎的中國史讀本。梁啓超評價：“此書為最晚出之書，頗能包羅諸家之所長”，“繁簡得宜，論斷有識”。 王國維亦有同感，是書 "簡而賅，博而要，以視集合無系統之事實者，尚高下得失，識者自能辨之。” 但也有部分學者，對此有不同看法。黃現璠對《東洋史要》評道：“上古史，尚插以神話；文化材料，多付闕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遺漏，實非完善之作。不過在當時教科書中，稱為善本，名賢同聲推重，幾至人手一簡，可知國人歷史知識，在日人之下，由來己久。嗚呼！亡國非一道，救國亦多端，吾國史學家，其知猛醒焉末？” 傅斯年在留心觀察中國史教科書的編寫後指出：“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以桑原氏為準，未有變更其綱者。”[4] 由這些學界名賢對此書的議論，可知當時《東洋史要》在中國的影響。
東洋史要書影
中華書局版蒲壽庚考
東洋史要書影中華書局版蒲壽庚考《宋末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的事跡》則是桑原騭藏在中西交通史領域內的重要著作。該文最初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史學雜誌》上連載（1915~1918），後由岩波書店以《蒲壽庚之事跡》為題出版。1929年，馮攸將該書譯為中文，由商務印書館以《唐宋元時期中西通商史》為題出版。同年，陳菁亦將該書譯為中文並補充考證，由中華書局以《蒲壽庚考》為題出版（下文通稱《蒲壽庚考》）。《蒲壽庚考》書分五部分：第一章，蕃漢通商大勢；第二章，蕃客僑居中國之狀況；第三章，蒲壽庚之先世；第四章．蒲壽庚之仕宋與降元；第五章，蒲壽庚之仕元及其親族。桑原騭藏在考證蒲壽庚的個人事跡的同時，也深入地研究了唐宋元時代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海上交流。桑原騭藏不僅參考了大量的中國學者的研究與史料，也收集了可觀的西方學者的成果，這種豐富翔實的考證正是《蒲壽庚考》的特色。陳菁在他的譯者序中就直截了當地認為：“桑原騭藏《蒲壽庚之事跡》，徵引詳富，道人之所未道。於中西交通之往事，發明不少，非徒事襞績舊說者可比，為史界所推重者久矣。”[5]
中國觀
正如桑原騭藏本人是近代日本東洋史學的代表，桑原騭藏本人的中國觀也是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中的重要一部分。而理解桑原騭藏的中國觀，尤其是其中的對於中國歷史的批評與否定，則必須要首先了解桑原騭藏所處時代對他的影響。
桑原騭藏之前的近代日本中國觀
1853年美國海軍將領佩里率軍艦威逼日本開國，這就是著名的“黑船事件”。隨著鎖國政策的結束，在西方的商品、技術、科技傳入日本的同時，西方的史學研究方法和史觀也傳入了日本。1887年東京大學史學科成立，聘請師承蘭克的德國史學家裡斯講授和傳播蘭克實證主義史學。當時的井坪九馬三、重野安繹、白鳥庫吉等教授，都是引進和實踐蘭克實證主義史學的先驅。蘭克實證主義史學的傳入讓日本的史學家開始接觸到“科學的歷史學”。
除了蘭克實證主義史學以外，西方學者的史觀，尤其是中國史觀在日本的史學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當時西方學界流行的觀點是“中國文明停滯論”，這種觀點源於啟蒙運動時代的孟德斯鳩、亞當·斯密、黑格爾等人對中國文明與歷史的否定。在這個觀點中，中國文明基本被描述成一個停滯、落後、愚昧的文明。這種觀點傳入日本，使原來的崇尚中國文化與傳統的日本學者中的一部分開始通過另外的角度來審視中國歷史，甚至於中國歷史決裂。
福澤諭吉是這類學者的代表，他的“脫亞論”更被認為是“遙承‘中國文明停滯論’，是近代日本蔑視中國、批判中國觀念的始作俑者”[6]。在福澤諭吉的眼中，日本是正在朝歐美等文明國家的方向發展的半開化國家，而中國和朝鮮則是正在向非洲國家等野蠻文明退化的半開化國家。福澤諭吉認為，在西方國家的眼中，中日朝三國同為黃種人，同是東亞國家，同樣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響，三者之間並無很大差距（東洋連帶論），西方國家對待中朝兩國的態度與評價，也就是對待日本的態度與評價。他認為，這一點會嚴重阻礙日本謀求在開國之後的新時代中的利益，因此日本若要發展圖強，則必須要與中朝這兩個“惡友”劃清界限，並與西方的“文明國家”共進退，這也就是福澤諭吉在其《脫亞論》一文中主要表達的觀點。為支持這一觀點，福澤諭吉從中朝兩國的國民和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兩個方面進行了徹底的否定。因此，《脫亞論》就成了日本近代思想界與中朝的絕交書。更重要的是，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很快就發展成為一種社會思潮，它不僅與日本明治以來的領土擴張、發展國力、謀求日本的國際地位等行為緊密聯繫在一起，也對後世的學者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萬日元上的福澤諭吉
一萬日元上的福澤諭吉桑原騭藏的中國學
桑原騭藏任教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被認為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人之一（狩野直喜、內藤湖南、桑原騭藏）。但無論是從治學方法方面，還是從對待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態度方面，桑原騭藏與當時的京都學派學者們都有著很大的差別。
在治學方法上，狩野直喜、內藤湖南等人秉承的是清代乾嘉考據學。桑原騭藏對此多有非議，認為乾嘉考據學並不是一種“科學”的方法。他從德國蘭克學派那裡學習並接受了蘭克實證主義史學。但無論乾嘉考據學還是蘭克的實證主義史學，兩者都沒有超出考證的範疇。京都學派的學者們普遍具有比較深厚的考證功夫，這也算是他們的一大共同之處。
如果說在治學方法上桑原騭藏和京都學派的其他學者是局部差異總體一直，那么在對待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態度這個層面上則是正好相反。京都學派的學者們，大多都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持積極肯定的態度，比如狩野直喜對敦煌文書和宋元喜劇保持這長久的興趣，並寫作了大量的漢詩；內藤湖南從國小習《四書》和入學；小川琢治的父親則是儒學教師。此外，這些學者們與當時的中國學者，如王國維、羅振玉等人都保持著不錯的關係。反觀桑原騭藏，則是及其排斥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在他眼中，這些不過是一些能夠用來引發一系列評論和吸取經驗教訓的反面教材，中國的學者在他看來是“腦子很糟糕”，因而他極少與中國學者來往。甚至於對於自己的研究，桑原騭藏也有諸如“我自己從事的是東洋史研究，和支那學沒有任何關係”之類的言論[7]。
以上的這些差異，就決定了桑原騭藏不同於其他京都學派學者的特點，特別是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批評與否定。
《東洋史說苑》是桑原騭藏從自己的論文中挑選出比較通俗的23篇[8]論文整理出版的，全書分7大主題：實事、文化、宗教、習俗、氣質、人物、雜纂。其中，習俗篇中的《支那人辮髮的歷史》《支那人食人肉的習俗》《支那的宦官》，氣質篇中的《支那人的文弱與保守》《支那人的妥協性與猜疑心》等數篇文章非常直觀地表現了桑原騭藏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蔑視與否定，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最能體現桑原騭藏的中國觀。
《支那人辮髮的歷史（支那人辮髪の歴史）》一文中，桑原騭藏先後闡釋了金統治下的漢人辮髮歷史、元統治下的漢人辮髮歷史以及清統治下的漢人辮髮歷史。文章中敘述的漢人對辮髮的態度如下：1、（明末清初）漢人雖然對女真人很順從，但是一旦被要求剃髮辮髮，便會發起抗爭叛亂。2、辮髮的實行可能是因為朝廷的強制推行，也有可能是漢人的“迎合主義”。3、漢人在辮髮實行之初對辮髮懷有強烈的牴觸，但是沒有多久就習慣、接受並有一套完整的辮髮習慣。桑原騭藏在這篇文章中認為中國人（漢人）在危急時刻的確會反抗，但一旦一件事情成為了既成事實，就會變得逆來順受，迎合統治者。另外他還將明末的反清鬥爭的大部分原因歸結於漢人對辮髮、易服的反抗情緒，並將南明失敗的原因歸結於沒有好好利用民眾的反抗情緒。
文章的第一句“中華民國が成立してから殆ど一周年”可以說明這篇文章大概作於1913年左右。從這個時間來看，桑原騭藏必然熟知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1905年的日俄戰爭，也必然對晚清政府的腐朽多有了解。19世紀晚期，正是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正式確立與發展的時期。在這之前日本社會上流行的一些觀點，譬如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對於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確立起到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於這一點，日本學者遠山茂樹認為《脫亞論》在走向甲午戰爭（日本稱之為日清戰爭）的路途中，也起著啟蒙的作用；而石田一良認為，為日本對外擴張“在思想上進行辨護的是脫亞論”[9]。正因如此，要說桑原騭藏完全不受外部影響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對於文章中關於中國人的“迎合主義”和逆來順受，與其說是從中國歷史中總結而來的結論，倒不如說是對腐敗的晚清政府的真實寫照。
《支那人食人肉的習俗（支那人食人肉の風習）》一文由俄國官員逮捕一名因糧食匱乏而在市場上販賣人肉的中國人一事入手，例舉了上自商紂王下至元末動亂時期的各類食人肉的例子，給出了食人肉的五大類型（1、凶年荒年，糧食不足；2、戰亂導致糧食匱乏；3、有嗜食人肉的癖好；4、食極其憎惡之人之肉；5、因治病而以人肉作藥引），並結合西方傳教士的記載說明食人肉是中國長期存在的一種風俗。桑原騭藏本人在幾年之後又關於這個問題，收集了更為詳盡的資料，復作《支那人中的食人肉的習俗（支那人間に於ける食人肉の風習）》一文。
首先，且不說食人肉的事例幾乎在各國的歷史中都有所見，單說所謂的“食人肉的習俗（食人肉の風習）”的提法恐怕就有點言過其實。無論是日文中的“風習”還是中文裡的“習俗”“風俗”，都指的是一種在社會常態下的百姓的行為，這既是說，一種行為一旦成為“風習”“習俗”“風俗”，便會被認為是一種在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中正常且合理的行為，並且這種行為的存在具有普遍性。那么反觀桑原騭藏所提出的五種食人肉的類型，儘管不同，但都有一個特點，即都是非常態的情況。凶年、戰亂是對於國家來說的非常態情況，癖好、食仇人的肉、治病所需等是對於個人來說的非常態情況。無論是從國家角度還是個人角度，這些非常態的情況都不會成為主流，因而只能說“食人肉”是一個在特定時期才會出現的非常態行為，而不是“風習”“習俗”“風俗”。
其次，桑原騭藏在這篇文章中的邏輯僅僅是簡單地羅列例子，證明“食人肉”這一行為的存在，卻沒有深入分析“食人肉”為何會產生，產生的必然條件是什麼。“食人肉”在中國歷史上的確存在，但是能否因其存在就認為這種行為在中國被“幾千年間持續不斷地維持著”，恐怕這不是簡單地羅列例子就能得出的結論。
再次，對於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桑原騭藏在文中指出“為了很好地認識中國人，必須從表里兩方面來觀察他們。通過經傳詩文了解中國人的長處優點固然重要，同時，對於其反面也必須認識領會。”[10]而“很好地認識中國人”的目的則是為“圖日中親善”。但是從文章的行文來看，我們看的只是對“食人肉”這一非常態行為的誇大描述，這種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刻意醜化實在難以與“日中親善”產生關係，與近代日本盛行的蔑視、敵視中國人的潮流倒是非常地符合。
以上只是淺析了桑原騭藏《東洋史說苑》中的兩篇文章，但他在這一系列文章中所體現的中國觀也已經能夠管窺一二。
因為生活在特殊的時代，桑原騭藏的中國觀是帶有偏見的中國觀，在他的中國觀中我們能看到他在蘭克實證主義史學影響下嚴謹的治學態度，同樣也能看到他受福澤諭吉等人影響對中國、中國歷史文化、中國人的蔑視與敵視。因此對於桑原騭藏及其著作，必須嚴格地分別對待，不能因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就無視他對中國的偏見。
[1]對於桑原騭藏的出生日期，目前有1870年12月7日和1871年1月27日兩種說法。根據劉正在其所著《京都學派》中的考證與分析，筆者認為桑原騭藏的出生年月應為1871年1月27日。詳細請參看劉正：《京都學派》，中華書局，2009年10月版，第63~65頁。
[2]]桑原騭藏著，張明傑譯：《考史遊記》，中華書局2007年版，譯者序：《桑原騭藏和他的〈考史遊記〉》
[4]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轉引自《河北學刊》2010年3月第30卷第2期，鄒振環：《晚清史書編纂體例從傳統到近代的轉變——以漢譯西史〈萬國通鑑〉和〈東史支那通史〉、〈東洋史要〉為中心》。
[5]桑原騭藏著，陳菁譯：《蒲壽庚考》，中華書局2009年版，譯者序。
[6]錢婉約：《從漢學到中國學——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3月版，第214頁。
[7]劉正：《京都學派》，中華書局2009年10月版，78頁。
[8]關於《東洋史說苑》所收錄論文篇數，錢婉約博士在其《從漢學到中國學——近代日本的中國研究》一書中提到是23篇，而《京都學派》一書作者劉正卻在書中寫到《東洋史說苑》共24篇。但是岩波書店1968年出版的《桑原騭藏全集》第一卷《東洋史說苑》的“辨言九則”第一則明確指出，《東洋史說苑》是收錄了桑原騭藏本人論文中比較通俗的23篇而成的，因此《東洋史說苑》一書所收錄的論文篇數當是23篇無疑。
另外，在被收入《桑原騭藏全集》出版之後，《東洋史說苑》（即第一卷）實際收錄的論文篇數卻多達45篇，這與“辨言九則”中所提的23篇出入甚大，不知是否是由疏忽所，有待考證。
[9]轉引自周頌倫：《〈脫亞論〉再思考》，《日本研究》2005年第1期。
[10]桑原騭藏著，錢婉約、王廣生譯：《東洋史說苑》，中華書局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