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虎次郎(內藤湖南)

內藤虎次郎

內藤湖南一般指本詞條

內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人,號湖南,生於秋田縣鹿角市的儒學世家,畢業於秋田師範專科學院,曾為《明教新志》、《日本人》、《朝日新聞》、《台灣日報》、《萬朝日報》記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內藤虎次郎
  • 國籍:日本
  • 出生日期:1866
  • 逝世日期:1934
簡介,內藤與支那學派,內藤的歷史發展學觀,

簡介

1899年至中國遊歷,著《燕山楚水》。
1907年10月被聘為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講師,兩年後升為教授,講授東洋史。
1909年11月從住北京的東京文求堂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京師大學堂的羅振玉處,得到伯希和在北京展示敦煌寫本的訊息和部分照片,立刻在大阪《朝日新聞》上連續發表《敦煌石室發現物》、《敦煌發掘的古書》,首次向日本學界介紹敦煌文書的發現及其價值。
1910年8月又在《朝日新聞》上發表《西本願寺的發掘物》,介紹大谷探險隊的收穫,並應邀參加大谷收集品的整理,編輯《西域考古圖譜》(1915)。在獲知中國官府已將藏經洞所剩文書全部運抵北京後,與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富岡謙藏、濱田耕作奉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之命,於1910年8月至11月到北京調查敦煌文書。翌年寫出《清國派遣教授學術視察報告》,並將所獲資料展覽。
1924年,率弟子石濱純太郎往巴黎、柏林等地收集資料,歸國後發表《歐洲所見東方學材料》。

內藤與支那學派

日本東洋史學已獨立發展,不能等同於漢學或中國學,最早提倡者為那珂通世於高等中學的教師會上。而在各大學東洋史學科的成立中,首倡者那珂通世雖在東京大學,但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的成立尚晚於京都大學。
在京都大學東洋史學科三講座中,又因講座教授者受訓背景的差異,因而在京都大學形成兩種不同研究理念的學風。即以內藤為首的“支那學派”,及以桑原騭藏為首的東京學風。
表現在京都大學的兩種不同學風,實即日本東洋史研究觀點的縮影,亦即表現於京都大學內的東洋史研究風尚,有“支那學派”與“東洋史學派”之分。兩派的中國史觀,分別是“東京學派”采極端否定中國的文化與文明,即以德國蘭克學派為史觀;而“支那學派”的中國史觀則是極為推崇中國文化,且與中國學者保持良好的往來關係,三田村泰助喻之為“內藤學”,亦是所謂“京都學派”的主導奠基者。
兩派主要的歧異,在於對中國考古文物的看法,東京學派以甲骨等考古文物為偽物,而內藤等“支那學派”則視其可證之史實。
但此種對立的中國史觀,並未影響兩派學者間的私誼。持此種對立史觀的學者,亦被後來的學者以對比的方式進行研究,如增淵龍夫的研究,即以內藤虎次郎與津田左右吉為對比,研究成其大作。繼其後者,尚有五井直弘等人。
兩大學派雖史觀不同,但都不可免的,參與了日本為侵略亞洲大陸所設立的研究事業。或因此,被譏為為帝國主義者服務。又由青江舜二郎及竹田篤司二氏的回顧,可窺知當時京都大學的東洋史學科的聲望,更在東京大學之上。然此並非本文探討的重點所在,僅作為時代背景的了解,主要還是在探討內藤史學研究方法,及其學術觀點。

內藤的歷史發展學觀

內藤的歷史發展觀中,影響較大的有“天運螺旋說”與“文化中心移動說”。前者,有喻之為“天運螺旋循環說”,亦有學者視為大勢論或時勢論,然其間應有些微的差異。內藤此說的提出,即在反駁歐西學者的“中國文明停滯說”,即內藤有中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史觀,但其認為歷史變遷雖是循環的,然其發展過程則是有差異的。
此外,內藤期望“天運螺旋循環說”的套用範圍需加以擴大,期達於真、善、美之境,如此可得有一大有作用的學理。另一歷史發展觀即是“文化中心移動說”,內藤以文化中心的移動促成了統一大勢,即其文化中心的移動非相對的興衰,乃是文明的普及,即文化中心移到哪兒,文明即被帶到那兒。即文明所到之處,該地即得到開發,開發的成果當會使文化差異縮小,因此而帶來統一的氣運。或因此種史觀,內藤看中國五代的割據,不僅未妨害文化的發展,反而有助長文化的普及。
又其“文化中心移動說”,早已套用在其第一本著作《近世文學史論》中,可知此一史學研究理論,與其學術研究相伴隨,可視為其史學研究通則之一。此外,即其在“文化中心移動說”的歷史觀中,表現其對邊陲文化的注目。
因此,其以漢代的發展受秦、楚文化的影響。就內藤所論,其實也是一種文化交流,而每一種文化交流必當匯流產生出自有的特色。因文化交流是締結人類文明的重要元素,筆者深信所有燦爛的文明都是經此文化交流的過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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