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特魯德·肖爾茨-克林克

格特魯德·肖爾茨-克林克,法西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婦女聯盟”領袖,納粹“新娘學校”的始作俑者。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德國,大批年輕女性走進當局特設的“新娘學校”,在那裡被訓練成給納粹政權的野心“添磚加瓦”的信徒乃至幫凶。“新娘學校”的學員,其中許多人只是十多歲的孩子,卻要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接受諸如洗衣、做飯、帶孩子等各種嚴苛培訓,最終成為納粹德國的“完美新娘”。
第三帝國的“新娘學校”,曾被認為只是荒誕不經的傳說。不過,隨著一本"指導手冊"日前在故紙堆中現身,這段看似荒唐可笑卻又令人不安的往事,終於卸下了面紗。
納粹“新娘學校”的始作俑者,是時任法西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婦女聯盟”領袖的格特魯德·肖爾茨-克林克。這個野心勃勃的女人,看到男性納粹黨員為希特勒立下“汗馬功勞”,整天琢磨女性該如何在“大好形勢”下為“元首”做貢獻,從而獲得“存在感”。
1935年,在一次面向納粹黨員的演講中,肖爾茨-克林克疾呼:“你們需要我們,你們依賴我們!女性要成為德意志人民精神上的護理員。這是我們命中注定的特殊使命。”
說這番話時,她的腦海中已經醞釀著一個計畫:把青年女性組織起來集中培訓,使她們成為“能為帝國更好地做貢獻”的人才。
黨衛軍頭目海因里希·希姆萊與肖爾茨-克林克過從甚密。篤信“種族優越論”的前者,恰好是在1935年策動推出了“純化雅利安種族計畫”——讓更多“純種雅利安孩子”降生,從而使德國“成為一個強大的、血統純正的國家”。自然,在包括希特勒和希姆萊等在內的納粹高層看來,德國女性最基本的職責,就是為帝國養育“純種的雅利安兒童”。
諷刺的是,儘管身居高位,肖爾茨-克林克反對女性從政,公開宣稱,“那些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派的女人在街上、在議會裡大喊大叫,實在不是真正的女人該做的事情。”
“真正的女人”應做的事,主要就是“為帝國養育後代”。於是,辟出場地,儘可能多地“生產“能充分勝任家庭生活的“完美新娘”,被提上了納粹黨的議事日程。
1936年,希姆萊與肖爾茨-克林克聯合發布公告:凡是同黨衛軍成員談戀愛或已經訂婚的女子,以及其他未婚的女性納粹黨公職人員,均須參加“完美新娘”培訓。
儘管以禁慾主義者自居,希特勒本人也對手下的這一動作表示認同。在納粹黨1936年於紐倫堡召開的會議上,他特意提到了此事:“女性只是一個小世界,可如果沒有這個小世界,我們的大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我們又該如何生存下去呢?”
有了“元首”的肯定,肖爾茨-克林克的幹勁更足了。
1937年,柏林萬尼斯湖的天鵝島上,一棟寬敞的別墅拔地而起。別墅附近,坐落著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及希特勒"御用建築師"阿爾伯特·施佩爾的豪宅。
納粹建立的第一所“新娘學校”便設在別墅中。德國媒體當時報導,這棟特殊的建築,是用來“將辦公室女郎塑造成合格的家庭主婦”的。新近在德國科布倫茨的聯邦檔案館發現的相關資料提到:“在婚前兩個月的時間裡,女孩子們被分成大約20人一組,她們要學完全部課程,從而在身體和精神上準備好成為一名‘完美新娘’。”
標準的“完美新娘”培訓為期6周,學費135馬克(約合如今的625美元)。烹飪、熨燙、園藝、保育、室內裝飾、動物飼養。可以說,只要是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能都不會被遺漏。“準軍屬”還得接受保養軍靴和軍服,擦拭(黨衛軍成員佩戴的)短劍等方面的訓練。
作為“純化雅利安種族計畫”的基礎支持項目,肖爾茨-克林克對參加“完美新娘”培訓的女子身份要求極嚴,她們的個人檔案須接受反覆審查,“上溯到祖宗三代”,只要被發現有一丁點兒猶太或吉普賽血統,就會被拒之門外。此外,身體殘疾及精神障礙者不被接納,因為她們被視作“對社會無用的人”,更是對“雅利安基因純潔性”的威脅。
即便擁有“高貴血統”,只通曉居家技能依然不夠。於是,諸如如何舉辦雞尾酒會、如何談吐得體等有助於彰顯“雅利安種族優越性”的技能,亦在女孩們學習之列。
然而,這些都並非“新娘學校”的教學精髓——種族主義遺傳學才是。通過這方面的“洗腦”,學員們會視自己為“種族延續的發動機”,她們承受的一切,都是為了帝國的強大。
實際上,入學之初,學員們就被要求宣誓永遠效忠希特勒和納粹黨的高官,“至死不渝”;並承諾“按照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即納粹黨)的理念”撫養下一代。
培訓期滿後,“新娘學校”會進行考核,向合格者頒髮飾有日耳曼傳說中“生命之樹”的證書。結婚時,所有來賓必須是納粹黨員或忠於納粹黨者。新人不會去教堂,代之以向"元首"宣誓效忠。至於考核不合格的,只有“回爐”重修,否則永遠無法邁進婚姻的殿堂。
為了給“完美新娘”計畫造勢,納粹黨針對女性的雙周刊雜誌《N。S。-FrauenWarte》,曾多次刊登女學員在“新娘學校”的照片:其中一張照片裡,一隊學員行走在田間,她們穿著長短適中的裙子,胸前圍著漿洗過的白圍裙,頭髮梳成整齊劃一的辮子,臉上洋溢著甜美的笑容。另一張照片上,學員們圍在縫紉機旁,學習怎樣縫補褲子。此外,還有她們飼養家畜、切菜以及拉手風琴的照片。涉世未深的女青年,很容易被這些宣傳照散發出的“美好氣氛”俘虜。
1942年5月,該雜誌更是以一名準學員的口吻寫道:“我的未婚夫來信說,作為一位黨衛軍成員的女友,我應該參加‘新娘學校’,那樣才能與更多同齡人建立友誼。”
除了精神方面的引誘,納粹黨還祭出“金錢攻勢”推動招生。當局在《鼓勵婚姻法令》中規定,“新娘學校”的畢業生可獲得由國家提供的1000馬克貸款,此後每生一個孩子,便可少還這筆貸款的1/4。也就是說,生夠四個子女,這筆錢就算是國家全額補助的,母親還會被政府授予銅質的“日耳曼母親”十字勳章;生六七個孩子者,則會被授予銀質十字勳章(肖爾茨-克林克本人生育了六個孩子);生八個及以上者,則是金質勳章。
二戰的爆發並未打亂“完美新娘”計畫的步伐。到1940年,僅在柏林,便有9所“新娘學校”開課,在圖賓根和奧爾登堡也有分支機構。這時的“新娘學校”已不再只接納黨衛軍成員的女友或未婚妻,只要是符合“種族優越論”的德國女性,均可報名參加培訓。
加拿大聖托馬斯大學的歷史系主任茱莉亞·托瑞,對納粹統治時期德國女性的地位有深入研究。她認為,“完美新娘”並非納粹首創,“他們只是把1967年產生於斯圖加特的一個概念拿過來”。彼時,一戰已近尾聲,德國百姓苦不堪言,兒童營養不良,嬰兒死亡率飆升,女人們卻不得不整日在工廠里勞作,掙取微薄的薪水養家餬口。為了改善局面,旨在培訓女性更高效地打理家務的“母親學校”在德國應運而生。到了二戰前夜,納粹黨將這個創意重新包裝,欲通過它控制女性的思想,使其更好地為自身的野心服務。
1941年蘇德戰爭打響後,越來越多的德國男性走上戰場,勞動力緊缺問題隨之凸顯。主張“女性的基本功能是為帝國養育後代”的希特勒只得向現實低頭,允許更多女性走進工廠。即便如此,“新娘學校”也沒有立即被一刀切地關閉,雖然規模有所縮水,史學家蒐集到的資料顯示,學校對教學內容進行了調整,諸如操縱工具機和煉鋼爐的課程被補充進來。最後一所“新娘學校”直到1944年5月才關閉。此時,距納粹政權垮台僅一年時間。
對於發起者之一希姆萊而言,“新娘學校”的偃旗息鼓,也讓他少了一項消遣——不時有人看到,此君鬼鬼祟祟地站在天鵝島上的灌木叢間,窺伺“新娘學校”的學員跳舞。
至於肖爾茨-克林克,她在戰後用化名東躲西藏,最終被揪了出來,過了幾年牢獄生活,於1953年獲釋並移居德國西部的一個村莊。這個女人至死都沒有與納粹主義“切割”,1978年,她還出版了一本《第三帝國的女人》,對法西斯的意識形態及女性在納粹政權中扮演的角色塗脂抹粉。直到1999年3月,肖爾茨-克林克才以97歲高齡去世。
人們常說,戰爭是野心家的棋局。被希特勒綁上戰爭機器的德國民眾,尤其是柔弱的女性,由此被認為是單純的受害者。但仔細審視歷史資料,便會發現這種認識並不嚴謹。
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有位名叫溫迪·洛爾的歷史學教授,專門研究納粹種族滅絕史。在今年夏天剛上市的新書《希特勒的復仇女神》中,他記錄了這樣一件事:二戰期間,23歲黨衛軍士兵之妻厄娜·佩特里,外出購物時發現了6個近乎赤身裸體的猶太兒童,倒在路邊奄奄一息。厄娜很清楚,這6個小傢伙是從開往死亡集中營的列車上逃出來的。於是,她“心平氣和”地將這些孩子帶回家,給他們吃了頓飯,然後帶到樹林裡,逐一開槍射殺。
如此殘忍的行徑並非孤例。《希特勒的復仇女神》披露,二戰期間,至少數千名德國女性直接捲入了種族滅絕,綽號“美麗野獸”的伊爾瑪·格蕾斯最為臭名昭著。據很多集中營倖存者描述,她在擔任奧斯維辛及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看守時,“參與了任何一件讓人震驚的罪行”。由於罪大惡極,納粹政權滅亡當年,格蕾斯便被送上了絞刑架。
這才是歷史的真面目。正如美國《紐約時報》在報導中指出,納粹的殺人機器無疑是由男性占支配地位的。但誰也無法否認,被灌輸了狂熱的意識形態後,德國女性不再如人們通常思維中那樣善良仁慈,她們在這場集體犯罪中表現出的積極性,遠比此前想像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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