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淪陷時期文學

東北淪陷時期文學指東北地區在日本統治時期的文學活動和創作。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東北淪陷時期文學
  • 外文名:The northeast the occupation of literature
  • 時間:日本統治時期
  • 位置:東北地區
定義,發展時期,

定義

指東北地區在日本統治時期的文學活動和創作。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國東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淪陷達14年之久。日本侵略者在此期間扶植傀儡政權,一面實行慘無人道的軍事統治,一面又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的進步作家、正直的愛國的文化人士,在險惡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抗日愛國的文學活動,與日本占領者及其漢奸文化進行了長期的鬥爭。

發展時期

東北淪陷區文學,大體可分三個時期:
前期──“九·一八”事變至“七·七"事變“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占領者的高壓統治政策使東北新文學遭到摧殘,報刊幾乎全部停辦,文壇冷落沉寂。“滿洲國”成立後,原蟄居大連“關東州”一帶的日籍反動文人紛紛北遷。1933年拼湊起偽“滿日文化協會”,網羅一些民族敗類從事反動的文化活動。鄭孝胥不斷拋出逢迎阿諛、呼朋引類的反動詩文。穆儒丐編造出《福昭創業記》,任意歪曲歷史,美化侵略者統治,被授予“民生部大臣賞”。報刊上大多發表一些低級庸俗的所謂“通俗小說”。
1934年,日本侵略者在加緊文化專制的同時,進一步加強對其御用文人的利用和控制。然而,這一時期的漢奸文學,相當低劣愚拙,日偽統治者不得不稱之為“荒歉時期”。
1932年前後,大連、瀋陽、撫順等地已先後復刊或創刊一些報紙,並陸續開闢文學副刊。如《滿洲報》的《星期》副刊(後改為《曉野》與《北國》,前者以理論、批評為主,後者偏重文學創作),《泰東日報》的《文藝》周刊,以及《盛京時報》的文學副刊等。刊登在上述報紙上的文學作品,內容蕪雜,藝術上也少有可取。雖然其中部分作品對黑暗現實有所反映,但失之平淡淺薄,綿弱無力。1933年夏,出現了一些文學社團,有的還憑藉報紙創辦副刊。如冷霧社在瀋陽《民報》上辦《冷霧》副刊,以詩為主,受現代派詩人戴望舒影響較大,追求所謂完美的藝術表現形式,主張為藝術而藝術。新社出刊《蘿絲》,在作品中強調自我表現,實際上大多因襲模仿。
這一時期進步文學的中心在哈爾濱。1932年春,中國共產黨滿洲省委遷至哈爾濱,革命的文學活動曲折地發展起來。同年 4月,中國共產黨派人進入《哈爾濱新報》,創辦<新潮>副刊,宣傳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揭露日本統治的反動和黑暗。進步的作家和文學青年,創作了一些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和時代特色的文學作品,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急劇變動的社會關係,揭示出尖銳對立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如蕭紅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王阿嫂之死》,便是通過貧苦農村婦女的悲慘遭遇,對黑暗社會和日本占領者反動統治進行了憤怒的聲討和血淚的控訴。
為團結進步文化人士共同戰鬥,擴大黨的宣傳輿論陣地,1933年,羅烽、姜椿芳、金劍嘯等人受黨的指派,與進步作家蕭軍、蕭紅等一起在日本占領者官辦《大同報》創辦《夜哨》文藝周刊。《夜哨》共出刊21期,以鮮明的色彩、犀利的鋒芒和清新活潑的面貌獲得廣大讀者的喜愛。《夜哨》上刊登的蕭紅的短篇小說《兩個青蛙》、《啞老人》,描繪了在日本侵略者及漢奸殘酷統治下東北人民的苦難和不幸,表達了作者深切的同情。《小黑狗》則運用象徵的藝術手法,對整個黑暗的社會制度進行了嚴厲的聲討和鞭撻。李文光的短劇《黎明》,劍嘯的短篇小說《星期天》、羅烽的《口供》,無情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東北姦淫燒殺,實行白色恐怖的罪行,痛斥了“民族協和”之類的欺騙宣傳。羅烽的獨幕劇《兩個陣營的對峙》借神經病患者之口,發出“起來,全世界的奴隸;起來,全世界的罪人”的革命呼喊,表達了中國人民不當亡國奴、覺醒反抗的心聲。蕭紅的短篇小說《夜風》、李文光的中篇小說《路》則通過形象的畫面,熱情讚頌窮苦人民奮起革命,反抗日本侵略者和地主階級的武裝鬥爭,指出了受壓迫人民擺脫苦難、走向新生的正確道路。《夜哨》上還發表了幾十首短詩,如羅烽的《從黑暗中鑑別你的路吧》、《說什麼勝似天堂》,涔涔的《解放》,蕭軍的《全是虛假》等。雖然詩的語言比較粗糙,技巧亦不甚圓熟,但多數篇章感情色彩鮮明,反抗意識強烈。
1933年10月,蕭軍、蕭紅的小說、散文合集《跋涉》出版,這是東北淪陷後第一部文學創作專集。這些作品摒棄虛偽與粉飾,以一幅幅生動的畫圖,描繪出東北淪陷時期“下層的被毀辱與損害的人們”浸透著血淚的悲慘命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們走向反抗、鬥爭的思想進程,顯示了清醒、執著的現實主義特色。
《夜哨》被迫停辦之後,1934年春,由白朗在《國際協報》上主編《文藝》周刊。羅烽、劍嘯、蕭軍、蕭紅、山丁等人又轉移到這一新的陣地,繼續從事進步文學活動。在白色恐怖下,《文藝》周刊共出刊42期。在此期間,蕭紅還在《國際協報》上發表了小說《麥場》、《麥場之二》,這便是後來得到魯迅關懷和支持、在上海出版的中篇小說《生死場》的前二章。
由於敵人統治的日益嚴酷,進步作家頻遭迫害,1934年,羅烽被捕,舒群、蕭軍、蕭紅先後出亡青島、上海,淪陷區進步文學受到沉重打擊。東北各地報紙上的文學副刊,或被查禁,或為敵所用,或內容空虛,名存實亡。但金劍嘯和林珏、金人、塞克等仍堅持戰鬥。1935年金劍嘯在東北抗日聯軍武裝鬥爭的鼓舞下,以火熱的激情寫下了長篇敘事詩《興安嶺的風雪》,熱烈讚頌抗日聯軍前赴後繼、同敵人浴血奮戰的英雄業績,以及與人民不可分割的骨肉情誼,這首詩的部分章節曾刊登在齊齊哈爾《黑龍江民報》由他主編的《蕪田》副刊上。次年夏,金劍嘯由於繼續進行革命文學活動,在報紙上宣傳高爾基,介紹“普羅文學”(見革命文學論爭、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而慘遭敵人殺害。
中期──“七·七”事變至“藝文指導要綱”發布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為擴大侵略戰爭,鞏固傀儡政權,逐步加強殖民地思想文化統治,首先將“滿洲國”總務廳情報處擴大為弘報處,與關東軍緊密配合,統攬文化宣傳大權。並公布言論統製法令,將《滿洲報》、《奉天日報》等大批報紙廢刊,許多報紙的文學副刊亦相繼被取消。1939年,日本占領者又成立“書籍發行股份公司”,統制書籍發行,協助弘報處審查書籍思想內容。“滿洲文話會”等御用文化組織,用種種具有明顯殖民地色彩的反動作品炫人眼目。
這一時期,文學作品長期依附於報紙副刊的狀況得以改變,逐漸轉向雜誌。文學創作專集也多起來。雜誌的傾向並不相同。《明明》提出“寫與印”的籠統口號,鼓吹不管什麼主義,多寫多印便能使文壇繁榮。曾發行“城島文庫”,出過古丁、疑遲和小松的短篇小說集。《藝文志》繼《明明》之後標榜兼收並蓄、鼓勵創作的“寫與印主義”,提出“沒有方向的方向”的口號,用來掩飾其宣傳“王道樂土”的傾向,曾被人指斥為“御用文人”、“士大夫的蛻化物”。《藝文志》出版過小松等人的作品集。稍後的《文選》主張“現階段的文學已經不是逾時代的為藝術而藝術或個人主義的牢騷泄忿了。現在的文學是教養民眾的利器,認識現實的工具”,表明了進步的傾向。《文選》曾出版每月叢編《文穎》、《文最》各一期,並出過袁犀(李克異)的《泥沼》、秋螢的《小工車》兩本短篇小說集作為叢書。此外,刊物還有《作風》、《新青年》、《興亞》、《學藝》等。《文叢》刊行會曾出版了山丁、秋螢、吳瑛、梅娘的短篇小說集。“滿日文化協會”也出版過石軍、小松的作品。
在日本占領者密布的文網之下,愛國的文化人士仍然堅持進步文學活動。詩人田賁組織“L.S.(魯迅)文學研究社”,1940年春,又在《營口新報》上辦《星火》副刊,刊登具有進步傾向的作品,宣傳抗日愛國思想,還有一些作者在作品中以曲折隱晦的形式暴露淪陷區日本侵略者統治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難遭遇。如山丁的小說集《山風》,描寫農民和小城鎮底層人民的痛苦生活,比較真實地表現出在政治壓迫和天災侵害下,東北農村貧瘠、悲涼與昏暗的景象。作品具有一定的東北地方特色,被稱為“鄉土文學”的代表作。收在短篇小說集《蹉跎》中的關沫南的作品,以形象的圖畫揭露了日本占領者大搞讀經復古、奴化教育的罪惡,反映了在封建法西斯桎梏下的貧窮知識分子等小人物的悽苦遭際,表現出“對傳統的生活與舊道德的激怒”。秋螢的《小工車》、《血債》等作品,暴露出在日本占領者奴役下勞苦民眾受壓迫、欺侮的事實,使人們看到“民族協和”的真實情景。袁犀的短篇小說集《泥沼》,刻畫了受苦難生活煎熬的勞苦民眾反抗掙扎的堅韌的個性。
這一時期具有進步傾向的作品主要特徵是:在題材上,以反映農村、工礦和小城鎮生活風貌為主;思想內容一般是批判封建主義,藉以影射日本侵略者反動統治;人物大多是受壓迫受欺凌的底層勞苦民眾,其中不少是鰥寡孤獨、生理畸形的“殘缺者”。作品通過描繪人物的悲劇命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時代悲劇的內蘊,凸現出反動統治階級的罪惡。
後期──“藝文指導要綱”發布至日本投降1941年3月,日本占領者為扭轉東北淪陷區的文學藝術“尚在水準以下之跛行狀態”,使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經濟掠奪形勢相適應,精心炮製了“藝文指導要綱”。這個“要綱”規定了淪陷區文藝的性質:“以建國精神為基礎,是為八紘一宇精神之美的顯現。”文藝只能為“實現日滿一德一心、民族協和、王道樂土、道義世界為理想的天皇的聖意”而存在。為達此目的,“要綱”強令以移植東北淪陷區的“日本藝文為經,原住民族固有之藝文為緯”,編織成“康德文學”、“國策文學”。還規定文藝團體、文藝創作活動等一律由日本占領者及漢奸政權“直接指導”,並成立偽“滿洲藝文家協會”等由日本侵略者嚴密監視、一手控制的御用組織。至此,侵略者的刺刀指揮著筆桿,賣國投降的漢奸文學逐漸充斥了文壇。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者又大肆鼓吹“決戰文學”。他們不斷強化文學書刊發行、出版法令,製造所謂“‘12·31`左翼文學事件”,瘋狂迫害進步文化人士。“反匪排共”、“東亞明朗”、“聖戰完遂”成為這一時期作品基本的主題。報刊上還經常出現“時局作品”、“東亞必勝小說”、“決戰吟”等專刊、特輯,直接替垂死掙扎的日本侵略者發出戰爭叫囂。
在侵略戰爭無可扭轉的失敗局面之下,日本反動派又多次召開所謂“文學者報國會”、“大東亞決戰文學者大會”,將日本及其殖民地的反動文人糾集一起,鼓吹“大東亞共榮圈文化”,驅趕御用文人到前線、工廠、農村“視察”,編造掩蓋失敗、粉飾現實、欺騙人民的“宣報文學”。同時,大批日本法西斯文學作品被源源不斷地翻譯、介紹到東北淪陷區。日本侵略者已經不僅是在東北鎮壓中國抗日愛國進步文學,扶植賣國投降的漢奸文學,而是妄圖用日本的文學藝術來取而代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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