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杜正艾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964年
- 性別：男
基本資料,學術著作,
基本資料
杜正艾，現任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總編輯，歷任國家行政學院教務部副主任、研究室副主任、軍事科學院戰略部研究員，南京軍區參謀等職。在國際國內期刊上共發表學術論文數百篇，出版專著10餘部，是國內著名國際關係專家。目前研究主要關注國內發展環境與服務型政府的建設。
學術著作
2012年10月，人民網發表杜正艾《未來中國高增長仍有九大引擎》一文。該文主要觀點如下：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國際輿論對中國經濟的前途引發了激烈的爭吵。中國經濟到底還行不行?國際評論界可謂涇渭分明，分為“牛派”和“熊派”兩大陣營。“牛派”認為，像中國這樣的體魄，即使偶感風寒，也能保持強健。“熊派”則認為，中國經濟現在患的不是一般的感冒，而是高燒。美國彭博社曾公布一個民調，聲稱通過對1097名投資者調查，有“61%的全球投資者預計中國銀行業將在2016年前崩潰”。
的確，從數據上看，中國經濟自2011年以來一直處於下降趨勢。GDP增速從2011年一季度開始，一直在下降通道運行。2011年一季度同比增長9.7%，二季度增長9.5%，三季度增長9.1%，四季度增長8.9%。2012年一季度增長8.1%，二季度GDP增速下滑到8%以下，增長7.6%，創下自2009年二季度(7.9%)以來三年新低。在這種情況下，看衰中國經濟的人越來越多。有人認為，長期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動力――人口紅利、出口紅利和樓市動力正在消失。那么，到底怎么看待當前的中國經濟，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當前中國經濟是在調整中醞釀新的動力，還是確實已經衰竭?
對經濟發展走勢作出科學的判斷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在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的新形勢下，分析判斷經濟形勢面臨更多新的困難。但是，通過分析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素，還是可以捕捉到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從我國情況看，中國經濟正在轉型中經受陣痛，但是中國經濟不會在轉型中衰竭，而是在轉型中醞釀著新的增長動力，中國經濟發展引擎將在轉型中變得更加強大，中國經濟發展還有諸多增長動力。
動力之一：城鎮化；動力之二：投資切換；動力之三：消費升級；動力之四：產業升級；動力五：人力資本提升；動力之六：區域振興；動力之七：區域融合；動力之八：深化改革；動力之九：技術創新
杜正艾在《中國改革》2008年第2期撰文認為，新時期的改革將出現以下幾個轉變：
第一，從結構性改革到體制性改革。體制改革涉及了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在推進某一領域改革的同時，必然要波及到其他領域，改革的深度、廣度、難度、複雜度都在增加，應該系統設計改革方案。
第二，從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在社會財富不斷增加的同時，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人們關注的焦點開始由改革初期的構建創造財富的機制，更多地轉向建立和完善分配財富的機制。改革從利益傾斜轉向利益兼顧，從利益增進轉向利益調整和利益增進並重，從效率優先轉向效率與公平均衡，從以物為本轉向以人為本。
第三，從“單一式改革”到“共享式改革”。改革越來越觸及到權力層次和利益關係，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對改革目標的要求日益多元化、複雜化，社會對改革的價值判斷標準開始由單一標準向多元標準轉變。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使改革能夠兼顧“各方面利益”和“各方面關切”，更多地體現公平和正義將越來越重要。
第四，從“人治改革”到“法治改革”。將更加重視規範改革行為，從“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轉向依法有序的改革，從依靠領導者個人魅力推進改革，轉向依靠民主法治的精神來推進改革。改革創新的目標將更加明確，改革推進的程式將更加規範，改革者的權益將更加有法律保障，改革者應當承擔的責任也將更加明晰。
杜正艾2006年撰文指出改革：糾偏為了前行
近年來，隨著人們對改革認同感的不斷加深，逐步出現了對改革行為盲目崇拜的現象。這很容易造成改革的片面化、簡單化，甚至會扭曲改革，這種“異化”了的改革，勢必敗壞改革的聲譽，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強調，要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改革措施的協調性，這是有很強針對性的。
“時髦化”
改革“時髦化”最突出的特點是，一些地區、部門、行業和個人在推動改革時，不是從本地區、本部門、本行業的內在需要出發，而是為了趕時髦，進行無目的的形式化改革，改革缺乏針對性。常見的表現形式有:
一是喜歡帶“改革”的帽子。改革對他們而言只是一句口號，一個標籤，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哪裡需要就往哪裡貼。帶上“改革”的帽子，只是要表明自己不因循守舊，而是思想解放者、勇於創新者。
二是把改革作為潮流趕。看到別的國家、地區、部門、行業推行了某項改革，或者提出了新的理論，就不加分析地在本地區、本部門、本行業照搬推行，形式上往往搞得轟轟烈烈，而實際上少有效果，甚至可能產生消極影響。
“強制化”
任何改革都會帶有一定的強制性，但是，改革的強制性一旦超出了實踐需要和民意的範圍，改革就可能走向反面。在改革過程中，這樣的“強制”性改革還比較普遍，集中表現在:
一是一些改革者在推行改革時，由於對改革方案缺乏深入細緻的研究，改革方案出台前又沒有充分徵詢各方面的意見，沒有充分考慮各方面利益的綜合平衡，改革方案缺乏必須的民意基礎和實踐基礎，改革方案的實施常常遇到很強的阻力，改革只能靠強制的辦法推行。
二是“強人”改革。這種改革，往往是領導者依靠絕對權力和權威，以強制力推行高強度的改革。比如，某地推行的強力肅貪、扣公務員工資修路、高速推進小城鎮建設、強制引導民風、大面積拍賣公共資產等，都是通過強制來實現的。這種強制性的改革在改革者擁有絕對權力和完美的自律能力的情況下，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如果改革者自律能力不強，甚至把改革作為撈取個人政績或個人好處的工具，改革就可能走向歧途。
“隨意化”
在改革之初，我們實行走一步看一步，看一步走一步，“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策略，這是必要的。但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改革逐步進入深水區，人們對改革所應產生的正面效應要求越來越高，而對改革中出現失誤的容忍度、承受力則有所下降。如果不注意改革的整體效應，不注意整體設計，就會帶來許多消極的影響。當前，改革缺乏系統考慮、“隨意化”改革的現象仍然很多。其中，最突出的一個表現就是盲動性。一些地區和部門為儘快取得改革成果，在推行改革過程中，對改革的系統性、艱巨性和風險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在沒有充分考慮改革帶來的各種不利影響的情況下，就倉促出台新的改革舉措，改革因缺乏整體的考量和充分的醞釀，而少有成功。
“私利化”
從利益取向上講，改革有多種，有雙贏的改革，也有零和博弈的改革；有大多數人受益的改革，也有大多數人受損的改革。總體而言，人們並不反對改革，問題的關鍵在於處理好改革負擔怎樣分擔、改革成果怎么分享的問題。
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絕大多數人並不反對改革，但是由於一些部門和個人假借市場化改革撈取個人利益或部門利益，嚴重扭曲了改革。比如，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出現的5次致富風暴，都不同程度上扭曲了市場化改革的性質。從借價格改革實施“雙軌制”搞“官倒”、藉資本市場改革搞黑幕交易、借“國企改革”玩弄偷梁換柱，到搞“圈地運動”、發礦難財等等，都是如此。又如，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國有資產流失和職工利益受損等問題，由於作為改革的主導者――國企的管理者或者經營者，在改革過程中並沒有像工人那樣承擔同樣的風險，相反，不少國有企業的管理者、經營者成為這一改革的唯一受益者；一些國企改革演變為一些國企改革操控者吞噬國有資產和職工利益的工具。改革的利潤據為己有，而改革的成本則由工人和社會來承擔，國企改革中出現了“肥的飛走，瘦的留下”、“窮了廟宇，富了主持”、“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的局面，這也就難免有人把國企負責人MBO稱為“偽改革”了。
類似的改革也出現在政府職能轉變過程中，一些政府部門對有利可圖、有權可爭的職能盡力強化，不缺位，甚至錯位、越位，而對那些無權可爭、無利可圖的職能則儘量弱化，缺位現象嚴重，造成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力商品化，也對改革的聲譽造成一定的不良影響。
除上述幾點之外，我們尤其要注意:先前我們的有些改革並不是根據改革的緊迫性來確定的，而是根據推行改革所涉及的人群來確定的。由於沒有形成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表達機制，強有力的利益主體往往左右著改革進程，改革什麼、如何改，往往由強勢利益群體所左右。比如，在改革什麼問題上，一些影響老百姓福利的改革在沒有充分考慮百姓承受能力的情況下紛紛出台，如，教育改革、醫療衛生改革，等等，這些改革由於利益受損者大多為相對弱勢群體，進行的就比較堅決。而一些牽涉到特殊利益集團的改革，推動起來則十分緩慢。如，公車改革，前後改了8年，大規模的改革已經進行了3次，但是始終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又如，人事制度改革，儘管政府在推進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改革大多還停留在中低層面，中高級幹部選拔任命的正規化、法制化進程十分艱難，人為因素在中高級幹部的選拔任命中仍然影響很大，這就難免出現一些幹部繼續奉行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老套了。此外，還有壟斷行業改革、事業單位改革，等等，都因為與特定的利益集群有關，而少有進展。
改革將是我國今後一項長期的重要任務，是我國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強大武器，由於改革的關鍵性、系統性、複雜性、風險性大大增強，只有通過進一步完善推進改革的機制，著眼改革的整體謀劃，加強對改革的跟蹤、督促檢查和協調，防止改革的“異化”，推行公正透明、廣泛參與、規範操作、共同分享的改革，才能營造起全社會關注改革、參與改革、支持改革的良好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