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銀濤

李銀濤博士，男，漢族，1964年9月生，湖北蘄春縣人。中山大學博士後。中國民主同盟會盟員，現任中華李時珍科技文化協進會會長、北京醫科大學博士、中華中醫藥學會李時珍學術研究會 副主任委員、廣東省中西醫結合學會 理事、廣東省中醫藥學會疑難雜症專業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廣東省中西醫結合學會青年專業委員會 常委理事、廣東省中西醫結合學會皮膚病專業分會 常委、廣東省中西醫結合學會老年病及心血管專業分會 常委、廣東省醫學會醫史分會 委員、西北大學哲理數學研究會 特聘教授。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銀濤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北蘄春縣
• 出生日期：1964年9月

李銀濤博士

1970－1977： 隨父母學習中醫。

1980，9－1985，9：同濟醫科大學醫學系。

1985，7－1995，9：於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皮膚科工作。其中1992年9月－1995

年7月在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西學中，獲中醫第二學士學位。

1995，9－1998，7：攻讀北京醫科大學臨床醫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銀屑病

因水平的發病機理研究”，獲醫學博士學位。

1998，7－2000，12：在北京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皮膚科從事醫、教、研工作。

2000，1－2003，10：在中山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皮膚科從事醫、教、研工作。

2003，10－2008，9：在南方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工作，任中醫科主任及皮膚科主任。其間，於2004年10月進中山大學（原中山醫科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所博士後流動站，在職進行博士後課題研究。

近10年來，一直試圖將現代化科學體系，如系統論、資訊理論、複雜性科學體系與傳統中醫藥理論相結合，並逐漸找到了中醫理論表達的現代學術範式。在此理論思想的指導下，將中醫傳統中許多好的藥方用於治療腫瘤、心血管疾病方面，已取得了驕人的臨床成績，研發出的一些抗腫瘤，治療心血管疾病的中成藥在臨床中試用療效良好。

李銀濤生平

小 序

藥王孫思邈曾經講過，人命至貴，重業輕金，一方濟世，德育由此；李時珍數十載踏草鞋，背藥簍，翻山越嶺，訪醫採藥，足跡遍及河南、河北、江蘇、安徽、江西、湖北等廣大地區，以及大山名川，走了上萬里路，傾聽千萬人的意見，參閱各種書籍800多種，歷時27年，終於寫成可謂是“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達爾文語）、中醫學界聖經的《本草綱目》；李銀濤博士經過從小在家庭中所受的培養、幾十年的寒窗苦讀、千百次的臨床實踐、數不清多少次地四處奔走上門出診，使其成為在廣東乃至全國範圍內首屈一指的中醫疑難雜症及皮膚病專家。

杏林傳人 遊子初長成

湖北蘄春，山河毓秀，地傑人靈。是明代醫聖李時珍的故鄉。名山大湖，滋潤了千里的沃土，生長著數不清的珍奇靈草；滾滾長江，在這裡留戀地回頭張望，她那奔涌而來的不盡江流，就象母親的乳汁，哺育了無數優秀的杏林使者，也哺育了一代代的傳人！1964年，李銀濤就出生於那裡，有著悠久醫藥歷史的山水，賦予了他濃厚的生命底蘊，良好的家族傳統，使他從小就有一顆敬醫向善、同情病患的高貴心靈。

學海無涯 惟勤可為舟

1970－1977年，在家鄉隨父母學習中醫，對中醫有了初步的感性認識，對一些常見病及多發病能夠經驗性地辨證處方。受到比較良好的中醫發蒙教育。此時，他對中醫理論的認識尚處於初級階段。

1977－1980年，埋首數理化學習，有著優秀的數理化成績記錄。然後順利考入西醫醫科大學（同濟醫科大學），而非中醫醫科大學。如此選擇，是父母對家傳醫學繼承的一種理性安排（關於此點，他是在10多年後方才體會到的）。他們認為：如果祈望後代對傳統醫學有開創性的繼承，必須使繼承者在具備了初步的中醫臨床理論和技能後，首先必須接受良好的現代科學技術——尤其是西醫科學的嚴格訓練：系統地學習西醫的各種理論與知識，系統地接受西醫各科的臨床培訓。

這個重要時期為李銀濤日後通曉中、西醫學，將現代科學與傳統醫學辯證、唯物地有機結合在一起，開創有中國特色的醫學科學的先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妙手回春 濟世有良醫

1985－1995年，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工作。該院以中西醫結合為特色，各臨床科室均以西、中成對並列設定，如有西醫婦產科和中醫婦產科之分。在西醫皮膚科工作期間，直接在科室主任陳錫唐教授指導下工作（陳錫唐教授當時正擔任中華醫學會主任委員一職，系我國皮膚病理學的開山鼻祖）。在多位知名教授的指導及幫助下，熟練地掌握了皮膚性病學的基本理論知識，能獨立解決皮膚科常見病及多發病的診斷及處理，學會了對一些疑難病進行分析研究並給予適當處理，尤其是得到了陳錫唐教授的悉心重點培養，使他在皮膚病病理領域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另外，在鄒銘西教授的指導下，使李銀濤在中西醫結合治療皮膚病方面獲得了長足的進步。經鄒銘西教授建議並確立的中西醫結合治療系統性紅斑狼瘡的原則及具體治療方案在皮膚病臨床一線仍具有指導意義。其間，有幸拜中醫界泰斗焦書德教授及印會和教授為師，在他們的言傳身教下，使他對中醫在某些方面出神入化的治療效果有了更加切身的感受，讓他在風濕——免疫疾病（痹症）領域及中醫疑難雜症（痰症及瘀症）領域逐漸形成了自己辯證施證的特色，獲得了比較滿意的臨床效果。

中西合壁 辨證出奇方

1992－1994年間，在北京中醫藥大學脫產學習中醫理論，受業於李慶業教授（當時任中華中醫藥學會方劑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該階段的學習使李銀濤對中醫科學體系有了全面、系統、深刻的認識。融會所學的中西醫理論，將所學的醫學理論與親歷的臨床實踐相結合，使他的醫學修養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時，才真正領悟到我中華傳統中醫的博大精深（當然，對中醫時下停滯不前的狀況也心有所悟）。歷盡崎嶇坎坷，深深理解了父母當年對他在醫學探索之路上所作的預見性安排，良苦用心使其獲益匪淺，為他日後在中西醫結合領域的創新衝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懸壺蒼生 追夢揚國學

20多年的腫瘤及疑難雜症的診治，李博士一直都以解除病人之疾苦，懸壺濟世為自己的目標。他在工作生話中不斷努力完善自己的學術體系。其提出的三生態醫學理論實際上包含了西醫，包含了中醫，也包含了一些哲學思想，甚至包含了一些心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當三生態醫學體系構建出來以後，李博士就在這種思想理論體系之下，有意識的按照這種思想理論體系去看病去治療，實驗證明效果是好的。這也反過來證明三生態理論的正確性。在治療癌症，心血管（高血壓，心臟病，冠心病，腦中風），糖尿病（內分泌性疾病），痛風（代謝性疾病），還有在B型肝炎的治療上，運用這個理論的反映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將中醫與哲學相結合

倡導李時珍醫學之道，旨在復興東方科技文化

幾十年的醫學研究和哲學研究，使李銀濤博士在中醫和哲學方面有著很高的造詣，不僅如此，經過漫長的學習和研究、通過客觀、理性、辯證的觀察與思考，他漸漸地挖掘出兩者之間存在的聯繫……

他認為：中醫是留存中國哲學思想的最好的範例。以《黃帝內經》和《神農本草經》等為早期代表的中醫典籍中留存了大量中國古代人對自然和宇宙、對人身心知識的細緻體察和見解，以及醫療實踐經驗的總結。這些基於實地考察和實踐活動的記載，乃是中國古代人的自然觀念、世界觀念的最有說服力的活的標本，通過它們而體現出來的關於人身心與自然、宇宙之間的關係的認識，比許多文學作品、許多高度抽象和過度整齊的哲學體系，都更忠實地展示了中國古代人眼中的那個鳶飛魚躍、生意盎然的世界，也在無意之中，更為生動地展示了人的心靈所能夠達到的囊括萬物的雍容氣象。

中醫的醫療實踐活動是中國哲學思想的在醫學領域的實際運用，也是這一哲學傳統中以人弘道的精神的具體體現。所以說，從大處著眼進行中醫研究，有助於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研究走出作為一種純理論研究、一門學科的狹小格局，使中國哲學有可能在現今一代重新接上“地氣”，重新認識中國古代世界的真實面目。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種經過幾千年實踐驗證，被證明確實行之有效的醫學知識體系，中醫提供的不是已死的律條、少數文化人的談資，和專業研究者撫摩把玩的文房清供，而是活的選擇，是由此可以啟發這一代人看見另一個世界、尋味自然和人的另一類關係的一種可能。這種選擇不意味著復古，不意味著對行將途窮的國粹的搶救式發掘，它意味著不必以泯滅中醫的固有特色，作為在西醫之後學步以實現中醫現代化的不可避免的代價，這種選擇要從中國自身的溥博淵泉中開出新路。中醫提供的是一條可能的中道。

李時珍歷時近三十年，嘔心瀝血，完成著作《本草綱目》，繼承了自《神農本草經》以來的本草學傳統，但以內容的豐富、體例的精當和論述的謹嚴而論，它不但是中國古代醫藥學的又一座高峰，其學術價值也已經遠遠超出了本草學的範圍。

《本草綱目》之高明，不在於提出何等宏大的體系，而在於始終恪守作為醫家著述的初衷，以精當實用作為重修本草的宗旨。《本草綱目》確立的新的藥物分類體系，使它包羅的眾多內容統歸在一個更為合理、嚴謹而且實用的十五部、六十類分類法內。藥物分類法不是簡單的羅列或排序，由它可以為自然界的眾多事物確定坐標，從中不但能夠反映人對自然和宇宙萬物的了解程度，而且反映了編目者心中的世界觀念，乃至哲學見解。從這個意義上講，《本草綱目》提出的新的分類法，是從至大處著眼，而在至尋常處入手的奇崛之筆。它是一個貌似平凡、實際上極為重要的創新，是在博物研究領域或從哲學的角度看，都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一個有益的啟示，其中的意味，還有待於後人的進一步探究。

正如以《本草綱目》為代表的著作反映出來的事實所證明的，唯有基於端正的立場和莊敬的態度的研究，才有可能成就傳諸後世的成果；這樣的學術風範，正是包括李時珍學術思想研究在內的中醫研究亟待培育的，也是更大範圍內的醫學哲學研究和中國哲學研究格外需要提倡的風氣。這種從中國古代學人傳承下來的中正作風、專精的態度以及開放的學術眼光，更尤其是中醫研究者和中國哲學研究者應當具備的基本精神和氣派。

將中醫與西醫及現代科學相結合

“腫瘤三生態”新療法造福人類

除了在理論研究方面碩果纍纍外，李博士在臨床醫學研究中，將中、西醫以及現代科學有機地結合，在長期的探索與研究中，一項項新的醫療技術與手段問世，“腫瘤三生態”醫學體系的創立更為廣大腫瘤患者的生命帶來曙光。所謂“三生態”，指的是：第一，生理生態：身體的內環境的生態系統;第二是外環境生態：大氣，水等外部環境生態系統;第三是精神/心理態。這三個生態系統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我們平時得病是因為我們身體的內環境發生了改變，而這個內環境的平衡我們可以通過中醫的調理醫治可以辦到，但是如果我們只做到這一點，那樣是遠遠不夠的，平衡患者的外環境生態和精神/心理態也同樣重要。一個因為長期飲酒造成肝癌的病人，當你用中藥把他的身體治好，他的外環境飲酒的習慣沒有改變，相信再次復發也是遲早的事；而同樣因為對癌症的恐慌，而懼怕癌症的病人相信你沒處理好他的精神/心理狀況，也不能讓患者的治療有好的效果。正是因為三生態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係，李博士對每一個癌症患者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病人，都做到從他們的身體、精神/心理和外部環境綜合去治療，那樣才可能真正結束病人的疾苦。而且李博士針對病人的生理態，提出了改良後的化療壓縮/衝擊療法，這種壓縮式的西醫化療結合中醫扶正的方法在腫瘤的治療方面效果顯著，有效的提高了中晚期腫瘤患者的生存質量，延長了患者的生存期，為眾多患者帶來福音。此外，李博士經常通過報紙專欄、電視專訪、學術網站網路視頻等現代媒體手段為廣大市民民眾宣傳日常衛生保健科普知識，可謂是全方位地為老百姓的健康保駕護航。

科學認識中醫 科學利用中醫

科學地認識中醫，意指要從科學與技術兩層面看待認識中醫。從“主流科學”角度看，中醫是一門“前科學”，其體系內部的各理論模型之間，理論模型與現代各學科之間缺乏“通約性”或缺乏縱向的演繹推理聯繫，使得整個理論體系難以從內部的矛盾運動中產生質的躍遷。其合理的思想內含必將被整合於現代學科體系之中，成為未來科學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技術層面看，中醫是一門有效的實用技術，其理論體系是由眾多特殊的、稱之為“技術模型”的理論模型集合而成，每個技術模型是在各自大量的現象觀察及經驗積累的基礎上，借用陰陽五行的辯證理論，通過取象比類，整合了病理/生理與藥性兩方面的觀察信息而構建起來的。這些眾多的模型在實際套用時有各自不同的、針對性較強的範圍，且病理/生理信息與藥性信息被完整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各自的理論表述失去對方無實際意義。因此，中醫的“技術模型”具有“虛擬性”。尤其是，辯證在中醫理論體系中除了方法論上的意義外，更主要是作為一種技術模型的具體建模方式而存在，即“辨證技術模型”。由於這種“辯證技術模型”的特有建模過程，使得對傳統中醫理論體系從科學層面上解析可以，從技術層面上解構未必可能。故而認為“中醫科學化，中醫現代化”的提法不恰當，而應當是“科學地認識中醫，科學地利用中醫”。也有助我們理解傳統中醫學者捍衛中醫“純潔性”的理由及情懷。

科學地利用中醫意指可以從三種途徑同時展開對中醫的研究利用，即：①按中醫自身邏輯完善中醫，繼續發揮其實用價值。②按現代科學的實證方法研究開發中醫。包括對其思想內含、思維邏輯的研究與創新，以及對中藥的開發利用，加深我們對人體生命本質的認識及加強控制疾病的治療手段。用此種方法，要力戒設定偽命題。③中西醫結合：從當下科學層面講，兩者無法結合，應是現代科學體系與中醫理論體系的整合，形成未來科學理論體系，後者具有講究整體，講究辨證，注意非線性問題的特徵，是現代科學體系的邏輯延伸。從技術層面上看，西醫與中醫兩技術相加大於任一技術之療效，尤其在某些領域更是如此。並且著重提出，要想使這種結合不流於庸俗，必須在培養醫師的制度上有所創新，使得從事中西結合的醫師在西醫與中醫兩方面均具有較深的學術造詣。

科學的認識中醫

人類社會的全部知識分為兩部分：社會科學知識和自然科學知識，後者包括科學與技術兩個層面。科學是對物質世界的本質及其運動發展規律的理性認識；技術是在這種理性認識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它是人類自身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手段與方法。科學與技術雖有內在的密切聯繫，但卻有不同的側重點。科學關注的是理論認識是否理性與可否證偽性，技術關注的是知識的有效性或實用性。中醫是一門關於人體健康與疾病的學問，理應從這兩個層面上來理解。

1. 1 中醫在科學層面上的意義

科學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科學應該包括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所有對自然客體的理性認識，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看，這種“理性”是相對的，終極意義上的“科學”從來都是不存在的，它理應是一個歷史範疇。狹義的科學是指自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以來，人類對自然本質及規律的認識，並在此認識活動中建立起來的一整套研究體系與方法，簡言之，就是“現代科學”，這種研究體系與方法大概可如此表述：首先對客體進行分析還原，繼而分門別類，最後在邏輯原則指導下歸納總結，即：觀察現象→提出假設→實驗設計→實驗（證偽）→構建理論體系→提出假設……，如此循環往復，不斷推進，逐漸使理論體系逼近客觀事物的本質或規律。因此，就當下而言，它是最先進、同時也是最“科學”的認知體系。相比之下，中醫理論體系是在先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類逐步摸索、類比出來的。它以天人合一為主導思想，陰陽五行為主要邏輯工具，通過取象比類方法，將人體的一切生理、病理，以及藥理藥性及相應的治法治則構建於陰陽五行的模型中。中醫主要不是通過內在的結構分析，而是通過外在的功能表象來認識人體，這種方法使得中醫理論構建難以通過縱向的演繹，而只能選擇橫向的類比推理來實現。這種類比推理的結論是或然的，不確定的，與具有必然性的演繹推理有著本質的不同。此外，類比推理的哲學根據是世界的物質統一性，但這種統一不是完全一致，而是包含多樣性與差異性的統一。如果推理出的結論是在兩類事物統一性範圍之類，才具有一定的邏輯可靠性和確定性；如果推理出的結論恰好是兩者的差異點，得出的結論就不可靠。由於缺乏對自然及人體深入地了解和實證分析，所以在運用類比推理時，有時反抓住了兩個事物之間的表面現象的相似之處作為推理的前提，從而得出不確定甚至是錯誤的結論。因此，我們從此意義上說，中醫是一門“前科學”。更為嚴重的是，陰陽五行模型作為一種先驗的模型，按其既定的框框僵硬地將活生生的、變化莫測的生命現象分門別類地納入其中，因此，作為整個理論體系，其完善過程就是其封閉僵化的過程，或者說，自我封閉是該種理論體系自身內部運動發展的必然結局。從“主流科學”層面上如此看待認識中醫非常必要，它可以使我們非常明確地懂得：籍此理論模型，我們是根本無法達到認識自然客體的自由王國，一切試圖籍此“橋樑”通往“自由王國”的努力注定會落空的。

當然，在看到中醫理論體系缺陷的同時，也應看到，中醫理論體系內部有很多合理、理性的成分，比如整體思想，辯證思想，較之西醫而言，這些觀點可能更接近生命的原型。同時，“現代科學”從廣義角度看，也有其相對性。因此，我們應循著科學的基本精神——理性、可證偽性（實證性）的原則，將中醫藥中的合理思想核心發掘出來，充實到現代科學體系中去，完善現代科學方法之不足。從這個意義上看，中醫不僅為我們提供具體的認識內容（關於健康與疾病的具體知識），還在方法論上理應對現代科學體系有所貢獻。在此方面已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如 “生命分形理論”。但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醫的某一思想，某一具體認識內容對於現代科學而言，更多的是思想啟迪上的意義，絲毫不能代替我們具體的科學探索。這是一個漫長、艱苦的勞作過程。

1．2 中醫在技術層面上的意義

中醫是一門行之有效的醫術，由於技術上的實用性而得以傳承，要想從技術層面上充分認識中醫的本質特徵，我們不妨通過對中醫的一個重要概念——“辯證”的剖析來展開。

談到中醫的“辯證”，人們首先會想到其方法論（或認識論）上的意義。其實，辯證在中醫理論體系中更具有技術模型的意義。我們知道，辯證的概念最早見於《黃帝內經》，先人們正是用這種方法論來認識自然世界的。但是到漢代張仲景後，他就把辯證概念具體化，或曰“技術模型化”，即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導下，借用陰陽辯證理論，通過取象比類的邏輯方法，將有關人體生理、病理變化，以及藥性、藥理的所有認識整合在一起，構建一個有關人體健康與疾病，及其相對應的藥物之藥理、藥性的高度統一模型，在這個模型中，辯證作為經線始終貫徹其中，因此，這種技術模型可以姑且稱之為“辯證病理生理模型”。從這時開始，辯證除了具有科學認識方法論層面上的意義外，更多的是體現了“技術模型”的具體含義。在這個模型中，健康/疾病與治療手段（如藥物的藥理藥性）兩方面完全耦合在一起，不能分離，離開對方，各自的理論表述完全沒有實際意義。以後歷代醫家也基本上是循著這種方法發展中醫的。由於各自對現象的觀察及經驗積累有其偏面性及局限性，歷代醫家在某種辯證體系（模型）不能解釋新的現象或經驗時，又在這些新的現象或經驗基礎上建立新的辯證體系，諸如陰陽辯證，臟腑辯證，八剛辯證，六經辯證，三焦辯證等。在每一個辯證體系中，生理/病理與藥物之藥理藥性緊緊耦合為一整體。中醫的這種建模方式很類似於現代科學中的“黑箱理論”的建模方式，所不同的是，“黑箱理論”仍然是以現代科學的實證分析為其基礎的，而中醫建模是以現象觀察及類比方法為基礎的，使其建立起來的技術模型帶有很大的虛擬性，這種“虛擬性”使其模型不能向縱深演繹推進，只能在橫向上集合，最終使得中醫理論體系成為龐大的各辯證體系的集合體，卻沒有本質上的躍遷。充分認識到辯證概念的“技術”含義及中醫理論的“虛擬性”，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可以使我們避免很多無意義的爭論。這是因為，儘管各種辯證體系之間缺乏嚴密的內在邏輯性，與外部各學科（尤其是現代科學中的各學科，包括西醫的各基礎學科）缺乏“通約性”，但就某一辯證體系內部（在其觀察及經驗範圍內）卻能自圓其說，並能相當有效地治療某些西醫無法治療的疾病。這種技術上的實用性使其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尚無法被其它技術所取代。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認識到了中醫建模的特殊過程及模型的虛擬性，也認識到辯證概念在中醫中的“技術模型”含義及中醫技術的實用有效性，自然就會認識到，“中醫科學化，中醫現代化”的提法是不恰當的。中醫作為一門實用有效的技術，其技術有效性是其存在的根本理由，我們可以發明更先進、更有效的技術，但沒有必要對這種已具有實用價值的技術進行什麼“化”，鋤頭挖地與拖拉機耕地各有各的用處，大不必對鋤頭進行“拖拉機化”，真是那樣，鋤頭就變成了拖拉機身上的一塊“鐵”。況且，只要我們回顧一下中醫的建模方法，就會發現這種“化”根本不可能。要知道，中醫的每一辯證模型的建立，都是在中藥人體試驗的觀察基礎上，整合了所有的病生、藥理藥性的觀察結果。因此，想要循著這種建模方式構建中醫“微觀辯證模型”，“DNA分子辯證模型”，就必須重複進行大量的人體藥物實驗（這是由於這種特有的建模方式，決定了各辯證模型之間缺乏縱向的邏輯演繹關係），以便獲得藥物對人體的微觀作用結果（在動物身上做實驗所得到的觀察結果並按中醫建模方法整合這些結果，只能適用於動物，這是由這種建模方式的特點所決定。況且動物無法表達自己的主觀症狀），而且，當今科學技術迅猛發展，新的技術觀察指標層出不窮，還未待某種理想的模型建立起來，就已經過時。如此這般，我們不難理解傳統老中醫堅決反對“中醫科學化，中醫現代化”“重新解構中醫”的提法。解析也許可以（從科學的層面上），重構未必可能（從技術的層面上）。

科學的利用中醫

有了以上對中醫的科學認識，就不難找到科學地利用中醫技術，開發中醫藥的途徑，歸納大致有三：

2. 1 按中醫自身邏輯完善中醫

中醫是一門實用有效的技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無法被其它醫術取代。然而它自身尚存有諸多缺陷，如：名詞概念的不統一，有時一詞多意，有時一意多詞；“證”的標準不統一；甚至存有宗教、迷信成分，因此必須對其文字、概念進行規範統一。而就中醫理論體系內部眾多的“技術模型”而言，很難建立起一個標準、統一的理論模型。這是由於，各個“技術模型”皆是以各自的觀察經驗為基礎，而這些單方面的觀察經驗對於複雜的系統而言是有限的，故中醫家在面對某個具體的病人時，實際上是逐一試用各個技術模型（有時表現為某個病者向多個醫家求醫），其間就可能有一個技術模型恰好適用該病者，那么，其後的治療就會按這種技術模型思路繼續下去並取得較好療效。這些眾多的技術模型構成了一個“散彈槍”。對複雜的系統而言，我們獲得的信息永遠是有限的，因此，模糊比精確“準”。另外，這裡談規範化，而不講客觀化、計量化，或實質性研究，是因為後三者是“解構中醫”，“中醫科學化，中醫現代化”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從第一部分對中醫的建模過程、建模方式分析中得出，中醫理論體系的客觀化是相對的，計量化不可能；至於實質性研究，是對中醫理論體系本身的實質性研究抑或對客體物質世界的實質性研究？如是前者，前者的實質性已經很清楚了：一門融合了文化、哲學、技術的實用醫術；如是後者，可以如此進行：在中醫博大的思想內容啟迪下，按現代科學的實證方法展開對客觀世界的研究（計量與客觀是其基本的要求）。按這種路徑研究中醫，更多的是文本方面的完善工作，目的是使其更有效、更實用，掌握起來更簡便。

2. 2 按現代科學的實證方法研究開發中醫

按這種思路研究中醫，必須將中醫龐雜的理論體系解析清楚，分出哪些內容是文化層次，或哲學層次，或技術層次。然後按現代科學的實證方法展開對其中蘊含的有價值的思想或技術內容展開研究，如，中醫理論體系講究整體相關，講究內在的組織的協調思想，注意功能態，注意對不同生理及病理狀態的調整等，都極具有價值，必須具體化，在這種“具體化”的過程中，不但會豐富現代科學對生命本質的認識深度，而且還會在思想方法論上完善現代科學的認知體系。如從中醫理論體系中衍生出的“生命全息理論”，“生命分形理論”等就是很好的例子（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就是在對研究對象的研究過程中建立發展了自己的方法，而且有待繼續完善）。又如：通過對中醫里證與證之間的關係，啟示我們現代科學意義上的科研思路，但不能拘泥於某一派的所謂“實質性研究”，避免設定偽命題。還如：五行生剋反映了人體內在的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及與外在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啟迪我們有意識地運用生態學的觀點、方法研究人體生命。

另外，運用現代科學技術開發中藥（包括分析藥物有效成份、結構、藥代等）。藥物開發象所有科學技術開發一樣，其技術含量有高、中、低之分。已開發國家從商業利潤出發占領技術制高點；但從醫學社會價值出發，高、中、低技術含量的醫藥技術均有其實用性。雖然醫藥技術開發要受到市場經濟的導向，但更受社會效益規律的支配（有點類似國防）。所有醫藥技術開發既要有高技術開發，也要重視一般實用技術（適宜技術）的運用。中藥有上千年的用藥臨床經驗及功效、性味、歸經的論述，開發中藥往往能事半功倍。尤其是有中藥理論的指導，使我們開發複方製劑更優於“西方人”。總之，中藥種植、生產的規範化，劑型劑量的現代改進，中藥配伍之規律急待進一步研究。

用這種方法研究中醫，要避免用現代技術詞語去詮釋中醫概念、理論，尤其是一些具有文化、哲學色彩的概念，如：陰的實體是什麼？陽的實體是什麼？

2. 3 中西醫結合

這是最讓人困惑的問題！從當下“主流科學”層面上講，兩者根本無法結合。因為兩者來源不一，更為可能，是現代科學（或曰當代“主流科學”——發軔於古希臘的還原分析）整合中醫理論中的合理成分。也許有一天，未來的科學面貌呈現出講整體，講辯證，注意非線性的特徵而與當代科學有極大的區別（抑或是本質的區別），而與中醫理論體系中理論思想相一致，但這種未來科學體系是當代科學體系的邏輯演進，而不是中醫理論體系與現代科學理論體系的簡單相加，更不是中醫理論體系對現代西醫的整合。事實上，即使沒有中醫這個因素，現代醫學按其自身的邏輯發展，也會融合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將科學、技術、人文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將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相融合，進入更高級的醫學層次——未來醫學。但有了中醫這個科學文化寶庫，會使我們在進行醫學研究時更加有的放矢。

從技術層面上講，中西醫結合則大有用武之地。既然講到技術，那么實用性就是其評估選擇的最高準則。具體到某一發病個體，有兩套技術肯定比用一個技術強。尤其在一些新的學科領域（如病前、病後狀態；診治亞健康狀態等）會發揮更大的作用。在這條結合之路上，具體的臨床實踐會是多種多樣，如辨病與辨證同時進行就不失眼下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值一提的是，要使這種結合真正行之有效而不流於庸俗，除了要在醫學臨床實踐方面進行探討外，還必須在培養臨床醫師制度方面有所創新，即從事中西醫結合的臨床醫師，必須同時接受中西醫兩方面的教育培養，使其中醫、西醫均有較深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