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解放軍領導人、浙江省領導人)

李遠（1910-1994），曾用名李紹伯、李友杜、李少白。中共平陸縣黨組織創始人，1937年9月任中共河東特委組織部部長、10月赴平陸組建平陸縣委，同年12月改任中共河東特委宣傳部部長。1938年8月受劉少奇指示赴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馬列主義學院學習。1940年5月任中共綏中地委代理書記。1941年3月受賀龍委派調任中共綏東地委書記。1942年3月晉綏二地委委員、宣傳部部長兼偏關縣縣委書記。1949年6月任綏遠軍區黨委委員、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49年9月任36軍黨委副書記、軍政治部主任。1953年3月任中央建築工程部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1958中組部副部長喬明甫找其談話，欲調任其擔任中共杭州市市委書記。1959年正式出任浙江省省委宣傳部副部長。1964年抽調出任中央駐北京大學工作組副組長。1979年6月重新出任浙江省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浙江省文管會黨委書記、主任、1983年11月回響中央號召主動要求退休，但又被選為浙江省顧問委員會委員。李遠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為1955年未授銜少將之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遠
• 別名：李紹伯、李友杜、李少白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山西平陸
• 出生日期：1910年1月
• 逝世日期：1994年3月
• 畢業院校：中共中央黨校
• 信仰：共產黨
• 主要成就：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 職務：解放軍36軍黨委副書記、政治部主任

人物生平

早年歲月

李紹伯，乳名馬娃，曾用名李友杜、李少白、李遠。1910年1月出生於平陸縣原城關下磨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少時於家耕讀。1917年至1928年先後就讀高小、二年制師範。1928年至1930年，在平陸縣立第一高級國小執教。1930年6月，考入山西省第二師範學校(駐運城）。期間，因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思想，為以後參加革命奠定了的思想基礎。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李紹伯所在的運城師範廣大師生抗日救亡情緒異常高漲，他們研讀馬克思主義並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中國問題，因此運城師範在當時有“赤色師範”之稱。在這種環境之中，李紹伯通過鑽研馬克思、列寧的一系列著作，逐步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1931年春，李紹伯組織參加了由中共運師支部領導的驅趕國民黨運城師範校長馮大轟的革命學生運動；1932年春夏之交，李紹伯又組織參加了驅趕鎮壓學生運動的運師校長劉學庵的鬥爭；並在同年因反對“會考”鬥爭失敗，被學校開除。離校前向共產黨員、校訓育主任張衡宇提出了入黨申請。由於時局緊張，張衡宇讓其暫回平陸躲避。李紹伯回到家鄉，同荊啟榮(平陸縣洪池村人，時任運師附小教師)一起在平陸縣城創辦了“青年讀書會”，團結進步青年，傳播革命思想，總結鬥爭經驗，宣傳共產黨團結抗日、救亡圖存、圖強的政治主張，為中共平陸縣黨組織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提供了組織保證。

地下潛伏的革命戰士

1933年4月，李紹伯按照張衡宇的指示，赴張家口報考馮玉祥舉辦的“軍官學校”，行至途中，因張家口形勢惡化，學校停辦，隨即返回平陸。1933年5月，李紹伯又接到張衡宇要其到太原入黨的信件，便執信趕赴太原，不巧張衡宇已去了北京，於是便又趕往北京。途中恰遇平陸在京讀書的同鄉薛經綸，二人一同趕往北平，到了北平，張衡宇卻又回到了太原，但走時留下話，讓其在北平等候。於是，李紹伯在薛經綸的引薦下，先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社會科學聯盟”和“反帝大同盟”等。期間，同安邑藉共產黨員張（李）靜安一起住在北京一四合院中間的過廳里，主要任務是在天安門附近散發傳單。1933年7月的一天，當散發完傳單回來時，恰遇特務正在抓張（李）靜安，張用眼色暗示其往後走，他領會了張的意思後，一句話也沒有和張說，便徑直向後房走去，特務以為他們不認識，才使他免遭一難。在這期間，他還結識了北京大學黨的負責人宋劭文。經過數個月的觀察和考驗，8月中旬前後，宋劭文其進行了正面談話，希望其在北平入黨，並留在北大工作，但他覺得自己已答應了張衡玉，不應隨便再改變，於是便推掉了宋的要求，於同年9月返回太原，由張衡宇介紹，安紫息與之談話，寫了入黨申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0月上旬，李紹伯接受省工委派遣，返回平陸家鄉發展和建立黨的組織。

1934年元月，省工委機要秘書王光甫被捕叛變，出賣了李紹伯。不久，山西省當局派便衣憲兵夥同平陸當局逮捕了李紹伯，將其押至太原憲兵司令部審訊，後又把李紹伯轉押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與其同室的有原山西省副省長郭欽安、國務院參事李逸山、山西大學教授姚青苗以及馬雁齡等。在看守所里，他積極組建獄中黨的地下支部並擔任支部書記，組織黨員們開展紀念“七一”和“十月革命”活動，進行絕食鬥爭等。在審查期間，因叛徒王光甫只知其通訊地址，並不認識李紹伯，法院又找不到其他證據，只好於1934年12月將他無罪釋放。

李紹伯出獄後，於同月在太原“德合信石印館”與黨組織接上關係後，被省工委書記張友清派回平陸縣發展黨組織。李紹伯回到平陸後首先發展了同學李曉峰(時任國小教師)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元月，李曉峰又發展了關善紹，同時宣告中共平陸支部成立，李紹伯任支部書記。黨支部成立後的主要任務是：積極穩妥地發展黨員，在工農民眾中開展工作；創辦黨內刊物《工農朋友》，宣傳黨的任務和鬥爭策略。1935年夏，《并州日報》刊登了太原德合信石印館黨組織被國民黨破壞的訊息後，平陸支部預感形勢危急，之後他們便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繫。經支部討論同意，同年8月，李紹伯赴西安，準備利用關係尋找黨的組織，到西安後住在同學樊登第家。不料樊登第已被國民黨特務盯梢，第二天李、樊均被逮捕，先關押於陝西省國民黨部肅反委員會看守所，後又轉至軍法處看守所。在輪番審問中，敵人未得到半點口供又無其他證據，經絕食鬥爭，李紹伯同難友陰浩然一起獲釋。同年11月底，他返回運城仍未找到黨的組織，年底回到家鄉就地開展工作。1936年2月，通過毛鈞(時在太原成成中學讀書)帶秘密信件到太原，通過“社聯”將信轉給黨的組織。不久，李紹伯接到黨組織的來信，並在支部傳達了黨的指示，平陸支部與上級組織恢復了聯繫，黨的工作重新開展起來。

同年3月，紅軍東渡進入山西，閻錫山驚恐萬狀，亂捕濫殺平民，國民黨平陸當局提出“寧錯殺一千，也不能讓一個共產黨漏掉”。所有交通要道、港口、碼頭軍警林立，凡系紅褲帶、身有一星半點紅色的過路客商、討飯的、探親的均被殺掉，黃河渡口數月內血跡不乾，一片白色恐怖。此時，李紹伯和劉少白、毛鐸、關善紹等黨員幹部和民主人士馮子健、關繩武均被以“共產黨員嫌疑”逮捕入獄，輪番受審。5月，紅軍回師陝北，國民黨平陸當局得不到任何口供及證據，被迫釋放李紹伯等人。“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軍步步進逼，直接威脅著閻錫山在山西的統治地位。在中國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大力推動下，閻錫山提出了“守土抗戰”的口號，並在其報紙上刊出公告，招考村政協助員以訓練基層抗日骨幹。李紹伯遵照黨的指示，於同年12月赴太原考取了“村政協助員”，受訓20天，1937年1月擔任絳縣村政協助員和聯絡員。4月閻錫山開辦犧牲救國同盟會軍政訓練班，李紹伯又奉命返回太原，先是和原中央監委常委、西南區紀檢委書記閻秀鋒一起負責接待工作，後被安排參加犧牲救國同盟會特派員訓練隊的學習。按黨組織的安排是要李紹伯和閻秀鋒在特派員訓練隊做秘密工作，結果許多人不知道，再加上李紹伯和閻秀鋒在接待工作中表現的很積極，因此，在選舉犧盟會領導層時，許多人竟將李紹伯和閻秀鋒選進了犧盟會的領導班子，為此，李紹伯和閻秀鋒受到當時負責犧盟會秘密工作的呂調元的嚴厲批評。訓練隊共120人，大多數系村政聯絡員，設有地下臨時黨支部，李紹伯任秘密支部書記。學習時間兩個月，期間共發展黨員50人。這批紅色種子撒向全省，極大地促進了全省黨組織的發展壯大。同年6月，李紹伯被任命為運城市犧盟會特派員，因黨員身份暴露，遂改任安邑縣犧盟會特派員，不久又調任崞縣任特派員，工作僅20餘天，便於9月被省委任命為中共河東特委組織部長，專門從事黨的組織工作。此前，河東特委只有書記閻子祥同志一人，宣傳部長李哲人一直沒有到任。同年12月，從延安來的溫建平來到河東特委擔任組織部長後，李紹伯才接任了李哲人的宣傳部長一職。

建設三晉

李紹伯就任中共河東特委組織部長時，河東特委還處於初建時期，李紹伯來到運城市後，住在生存書店，主要抓黨的組織工作，忙於發展黨員。按特委分工，中條山南麓的平陸縣、芮城縣、垣曲縣也歸他分管。1937年10月，根據特委安排，李紹伯赴平陸縣組建縣委，當月27日在平陸縣下磨村召開了黨員幹部會議，宣布中共平陸縣委員會成立。任命李曉峰為縣委書記，關善紹為組織部長，薛經綸為宣傳部長。縣委成立後的主要任務：一是壯大黨組織，組建各行政區黨的分委會，並在主要村鎮發展黨員，建立黨的支部或黨的小組；二是開展統戰工作，充分發揮犧盟會組織的作用；三是積極培養幹部，爭取對政權和軍隊的領導，組織抗日武裝，發展抗日救亡的民眾運動。縣委在李紹伯的具體指導下，先後成立各區分委會，整頓和加強了犧盟會組織。1938年2月前後，李紹伯參加了劉少奇、楊尚昆等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臨汾會議，回來後，他對會議精神認真進行了傳達，先後組織開辦了各種形式的抗日骨幹訓練班，並在訓練班培養和發展了百餘名共產黨員，在縣政府、縣公安局、公安隊、縣人民抗日自衛隊及主要村鎮建立了黨的支部或小組，使所分管的幾個縣開展抗日鬥爭的領導權在1939年閻錫山發動“十二月事變”前一直掌握在我黨的手裡。

趕赴延安

1938年6月前後，李紹伯在平陸發現有一個叫王興煥的思想比較進步，便決定發展其入黨；經和此人正面談話，此人卻告他：“我已有組織，我的組織在武漢。”面對如此情況，李紹伯立即向特委作了匯報，受到特委嚴厲批評。1938年8月，李紹伯依據上級黨委指示，離開河東特委赴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學習。一到延安，劉少奇同志就找其談話，告訴他：“武漢方面來電，那個人是我們的同志，你安心學習吧。”此後，李紹伯第一次開始了系統的馬列主義理論學習。通過學習使他深深感到自己還是個馬列主義的土包子，需要學習的東西很多，因此，當1939年3月張稼夫到延安為太行區要幹部時，他向組織提出了再學習一段的申請，並被組織批准。1939年7月結業後，李井泉赴延安要幹部，受中共中央派遣李紹伯隨李井泉奔赴大青山抗日最前線工作。途中，因染上傷寒在內蒙殺虎口一老鄉家休養一個月，於9月初才到達綏遠省委機關駐地--綏西萬家溝，任省委宣傳科長，主編小報，指導幹部學習《聯共黨史》，提高幹部理論素質。1940年3月改任綏中地委宣傳部長。1940年4月，代理地委書記的組織部長薛世英叛變投敵後，於1940年5月，改任中共綏西（綏中改）地委代理書記，深入敵占區，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游擊戰爭與隱蔽工作相結合、堅持發展抗日根據地的指示，發展壯大革命力量。這時，綏西地區的環境異常惡劣，日軍瘋狂掃蕩，與我黨關係密切的山邊重鎮察素齊的韓武部嚴重受挫。日軍同國民黨頑固派合流反撲抗日根據地，許多同志在戰鬥中犧牲，革命形勢非常嚴峻。薛世英叛變投敵後不久，曾參加長征的特務連長鬍定良因忍受不了艱苦的煎熬，趁一次外出執行任務，拉上兩個排的隊伍叛變投敵，並帶上敵人來圍剿地委機關，幸好一排長不願投敵，偷跑出來提前報了信，才使地委機關免遭一難。此後，綏西地區的形勢更加惡化。無論行軍還是宿營，經常險象橫生。一次，李紹伯正和部隊一起翻一個山樑，突然連響兩槍，走在李紹伯前面的大青山支隊政治部主任彭德大和走在李紹伯身後的警衛員當場中彈犧牲，唯走在中間的李紹伯倖免。還有一次，李紹伯和行署專員李維中帶領部隊在一山頭宿營，山頭有一小房，剛好可睡兩個人，於是李維中在里，李紹伯在外，部隊在周圍開始休息。由於長期處於緊張狀態，李紹伯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躺下、坐起，再躺下、再坐起反覆十多次就是睡不著，於是索性拿起草墊到了外邊，剛躺下不到兩分鐘，突然一梭機槍子彈朝小房掃來，大家急忙起身撤離，李維中同志在撤離時腳部被機槍打傷。第二天，當他們再返回時，發現就在李紹伯頭部所在的位置，被機槍打了一個碗口粗的洞。直到9月，抗日軍民在姚哲、於占彪司令員的指揮下展開反擊，綏西形勢才逐漸好轉。

1941年3月，李紹伯調任綏東地委書記。赴任途中要過敵人五道封鎖線，在過第三道封鎖線時，李紹伯所騎的馬被敵人的子彈打死。行至半路，晉綏分局通知召開黨代會，遂於1941年4月抵達晉綏分局駐地-興縣蔡家崖。剛到蔡家崖，賀龍老總就對他和白如冰說：“告訴你們一個不幸的訊息，在你們離開綏西7個小時後，剛剛接任你的綏西地委書記王聚德和地委機關17名同志全部壯烈犧牲”。1942年3月，黨代會和整風會議結束，由於綏遠形勢進一步惡化，綏東地委撤消，李紹伯調晉綏二地委任宣傳部長，主要任務是鞏固擴大抗日根據地，組織幹部學習黨的整風檔案，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增強黨組織的戰鬥力。

偏關是大青山騎兵部隊的休整地，1943年1月，因大青山騎兵下來後難免會損壞老百姓的莊稼，所以老百姓對部隊意見比較大，地方政府對部隊的情況也不了解，不積極配合部隊，導致部隊也對地方不滿，軍地矛盾越來越突出，嚴重影響了部隊的作戰。為加強基層工作，協調好軍地關係，支持部隊打好仗，李紹伯被任命為晉綏二地委委員、偏關縣縣委書記兼偏清支隊政委。在任縣委書記兩年期間，他在領導根據地反掃蕩的同時，積極領導民眾開展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在農村發展互助組織和建立供銷合作社，不僅使偏關縣的糧食達到自給，還為前線部隊提供了大量糧食。偏關縣是一個貧困山區，文化比較落後，李紹伯看到許多幹部素質很好，但文化很低，於是，他在要求幹部必須學習文化的同時，還經常親自為幹部們上課。使當時在偏關縣的幹部終生受益，每每想起都對他萬分感激。1945年4月，偏關縣歸屬塞北分區，李紹伯調回晉綏二地委任宣傳部長。1945年10月，雁門區黨委成立，李紹伯又調任雁門區黨委城工部長。1947年7月李紹伯任河曲、保德土改工作團團長，代理河曲縣委書記，進行土地改革和整黨試點工作。在土改和整黨中，李紹伯曾一度受“左”的干擾，發生“左”的偏差。1948年1月18日，中共晉綏分局發出《關於改正錯定成份與團結中農的指示》，李紹伯帶領河曲縣幹部，依據上級黨委指示精神，積極糾正偏差，理順各種關係，使土改步入了正軌。同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到興縣視察。李紹伯親耳聆聽了毛主席在晉綏幹部會議上所作的關於土改和審乾工作的總結報告，他茅塞頓開，感慨不已，說“深受教育，終身難忘”。

軍旅生涯

當解放戰爭進入反攻階段，為開展第二次綏遠戰役，以楊成武為司令員、李井泉為政委的晉察冀第三兵團成立。1948年9月李紹伯奉命任綏遠戰役第一工作團團長，在豐鎮、托縣、集寧等縣負責動員、組織人力物力支援前線。綏遠戰役結束後，李紹伯於1949年3月調任一野八縱隊後改為一野第八縱隊黨委委員、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49年6月第八軍與綏遠軍區合併，李紹伯也同時改任綏遠軍區黨委委員、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將軍率部起義，組建三十六軍，李紹伯被任命為三十六軍黨委副書記、軍政治部主任，做起義部隊工作。1951年5月部隊由包頭開往河北省衡水地區，同年9月，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鮮修建飛機場，時任三十六軍軍長的劉萬春派人赴香港與台灣國民黨聯繫叛逃，被及時偵破逮捕。副軍長王建業代理軍長，於12月奉命率該部回國。

中央工作

1952年6月，中央建築工程部成立，軍委下令將三十六軍改為工程部隊，李紹伯分管建工部所屬八個工程師的工作。1953年3月，三十六軍軍隊番號撤銷，李紹伯任建工部黨組成員、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

反右風波

1956年9月，李紹伯進入中央高級黨校普通班學習。在黨校他經歷了“反右派”運動和整風運動，因發言不多被指責為“溫情主義”，受到歧視和打擊。

建設江浙

1958年4月中組部副部長喬明甫找其談話，要其選擇到哈爾濱、青島或者杭州任市委書記，李紹伯選擇了去杭州，但到了杭州後，省委說李紹伯一直是搞宣傳工作的，便將其改任浙江省委宣傳部，只任負責人（未任命），7月，他赴北京參加了由康生主持的理論工作會議，主要解決理論工作如何適應大躍進形勢，李紹伯對工農業生產高指標和樣樣都要“大辦”的不科學態度表示沉默。1959年，他兩次參加中宣部和中央文教教授督導組召開的教育工作會議，李紹伯對提倡大學生批判教授、把老教授統統說成“沒有學問”等問題想不通。5月，李紹伯到麗水碧湖公社檢查農業生產，三次向省委書面報告早稻畝產雙千不實和實行農民公共食堂存在的問題。7月，李紹伯主持全省文化教育及高等法院負責人座談會，客觀地批評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號是主觀唯心主義，並指出其破壞了黨的實事求是作風，會出亂子，因而被指責“對省委離心離德”。8月中旬，省委在莫乾山召開組宣會議，中途聞知中共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組宣會議立即休會。9月初，省委常委聽取李紹伯工作匯報，會議開到一半，匯報會變成了批判會，會上一起和李紹伯從建工部來到浙江的周榮鑫斜著眼說：“漏網右派，”這使李紹伯感到分常傷心。不幾天，省委安排省委常委周榮鑫找李紹伯談話，指出宣傳部有問題，但“蓋子”沒揭開。李紹伯首次聽到這個新名詞，拍著桌子說：“有話直說，什麼蓋子不蓋子！”談話不歡而散。沒兩天，理論教育處長拿著彭德懷給毛主席的信，在幹部中進行測驗。念信時不說是誰寫的信，只要求談自己的看法。李紹伯認為這是在“釣魚”，並預感到自己是被“釣上了”。很快，李紹伯便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0月4日，省委批判李紹伯的會議開始。批判會由小型、中型到大型步步升級，持續了一個月。批判的主要內容就是他在省委政治經濟學座談會簡要的發言和關於麗水碧湖公社問題三次向省委的報告，指出其實質是反對“三面紅旗”。但李紹伯對此一直拒絕檢查。1961年7月，省委書記傳達中央北戴河會議精神，說1959年反右傾鬥爭是錯誤的。李紹伯才被平反並作出正式結論。不久省委正式任命其為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平反後，李紹伯的工作積極性異常高漲，他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制定的《浙江省綜合醫院暫行工作條例》和他所領導的省委宣傳工作都得到一致好評。1964年8月，李紹伯參加了省委機關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1月又被抽調中央駐北京大學工作組任副組長兼哲學系工作組長，期間對聶元梓的一系列錯誤做法給予了堅決抵制，並因此與支持聶元梓的中宣部副部長兼工作組組長張磐石發生嚴重的意見分歧。

文革歲月

論德才，李紹伯在所有了解他的老戰友中有口皆碑；論資歷，李紹伯也是比較老的。所以，無論他已當上省級領導還是未當上省級領導的老戰友以及知道他的普通民眾，都認為他早該是省級領導了，對他的現狀感到很不理解。可能由於這方面原因，“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浙江造反派組織紅暴的頭頭就三番五次地找李紹伯，告訴他說，是省委書記江華一直在壓制他，希望他能站出來檢舉揭發江華是叛徒、特務。還在最後一次向他許諾，只要他站出來檢舉揭發，就推舉他當浙江省的革委會主任。對前幾次，李紹伯基於多年的經驗，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一直保持沉默，但一聽此言，馬上感到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了，便義正言辭的告訴造反派：“江華同志是黨考驗多年的幹部，怎么能想說人家是叛徒就是叛徒，想說人家是特務就是特務。至於我和江華同志之間的事，那是我們的事，用不著你們來管，再說，我年齡大了，能力有限，擔當此任恐怕會貽誤黨的工作，你們還是另請高明吧。”造反派一看沒有一點希望，便不再找他。不久，他所在的浙江省委宣傳部被指責為“閻王殿”，殿主是宣傳部長金韜，李紹伯等均系“副殿主”。造反派給李紹伯定的罪行有：主持制定的“醫院工作條例”是修正主義；對民眾組織不滿，為省委書記鳴不平；歷史上三次被捕變節等。於是，李紹伯被揪斗、隔離審查、掛牌遊街，後被迫躲藏於保石新村一同志家，苦讀《毛澤東選集》，希望能從中找出“文革”運動的原因和依據。1966年省委宣傳部長因受迫害含冤而死，副部長李紹伯被奪權、抄家、管制，送省委鬥批改幹校勞動改造。期間胃病發作，大口吐血，被確診為胃穿孔。當時，向李紹伯索取與歷史事實不相符的證明材料的有70人之多，來人總以自己的目的和要求讓李紹伯寫證明。李紹伯本著為歷史、為同志負責的原則，不顧個人安危，拒絕某些人的威脅利誘，堅持按歷史真面目出據證明材料。此間令李紹伯恍然大悟的是，多少年來，他一直以為薛經綸的黨齡比自己長，所以，當一開始天津有人來調查薛經綸黨藉時，李紹伯總說：“我哪有資格介紹人家入黨。”數次調查後，李紹伯感到薛經綸1933年前可能並未入黨，那么，既然1937年自己已任命他擔任了縣委宣傳部長，也就等於介紹他入黨了，這才給天津出了證明，使薛經綸夫婦得以解放。

復出

1971年11月，李紹伯被恢復組織生活。1973年5月21日，省委宣布李紹伯歷史清楚，並對他做出正確結論。李紹伯對“四人幫”一夥的做法深惡痛絕，1976年初，當他的一位老戰友被“四人幫”派到浙江後，這位老戰友首先“三顧茅廬”，希望李紹伯能站出來協助其工作，但李紹伯不為功名利祿所動，屢屢謝絕了這位老戰友的請求。1978年2月18日，省委宣布“文革”期間李紹伯重新被審查是錯誤的，對造反派所加罪名均一一否定，恢復了其歷史的本來面目。1977年5月，李紹伯被任命為省委宣傳顧問，併兼管省文管會工作。1979年6月，李紹伯重新擔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省文管會黨組書記、主任。他不顧年邁多病，面對文物、古籍被破壞的慘狀，以當年的戰鬥姿態，克服派性干擾，加倍努力工作，著重解決了“文”“博”、“圖”工作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問題。期間，全國宣傳理論界曾就要不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這一偉大旗幟展開了一場大討論，李紹伯有幸參加了這場大討論。面對絕大多數人要求不再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環境下，李紹伯不改一生耿直的個性，冒著繼續被打倒的危險，堅決反對否定毛澤東思想，直到鄧小平同志最後拍板確定繼續樹立毛澤東思想而終止這場討論。1981年4月，他在紹興主持召開的“文保四有”經驗交流會，重點解決了文物保護單位有科學檔案、有保護範圍、有標誌說明、有管理人員等關鍵性問題，從而使浙江全省文物管理工作步入正軌。1982年12月，李紹伯在杭州主持全省文物保護和文物市場管理會議，制定了《關於加強文物管理、打擊走私販賣、投機詐欺的意見》，改進了文物管理，使全省13個博物館，4個革命紀念館、3個專門性陳列館都以嶄新姿態向社會開放，為浙江的文物事業的發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為浙江的歷史研究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歸隱

1983年11月，李紹伯回響中央號召，主動要求退休，但因工作需要，他又被選為浙江省顧問委員會委員，直到1985年8月，李紹伯才被正式批准離休，離休以後，他並未放棄為黨工作，不顧年老體弱，始終按組織要求堅持學習和調研，積極協助省委工作，在離休後的幾年裡，先後為浙江省的各項工作提出了大量合理化建設，表現了一個優秀共產黨員崇高的革命情操。

晚年李遠

家庭後代

其曾孫周經倫為90後著名創業新星。是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第三代弟子，歷任山西省中學生商聯主席等職，還曾創辦了有全國中學生商界“黃埔軍校”之稱的經倫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