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駒(清末官員)

李家駒(清末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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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駒(1871-1938),男,廣州漢軍正黃旗人,光緒甲午進士。1906年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大力推行教育改革,組織大規模的運動會並親自參賽獲得第三名,轟動一時。1909年任駐日公使,深入研究日本政治、法律、財政制度,回國後成為新政、立憲運動的領袖,1911年秋臨危受命,出任資政院總裁,推出《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入民國後隱居青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家駒
  • 別名:字柳溪,號昂若、榖人
  • 出生地:廣州
  • 出生日期:1871
  • 逝世日期:1938
  • 職業:清末官員
人物簡介,末代“議長”,組運動會,閉門立憲,立憲虛幻,終老異鄉,

人物簡介

李家駒(1871-1938),字柳溪,號昂若、榖人,廣州駐防漢軍正黃旗人,光緒二十年(1894)與三水梁士詒、新會陳昭常同榜進士。光緒二十四年(1898)任新開辦的京師大學堂提調,與李盛鐸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學務。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學政,三十年調東三省學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
李家駒半身照李家駒半身照
1907年曾任出使大臣赴日本,此年該派為考察日本憲政大臣,授內閣學士。1909年署理學部左侍郎。1911年兼任協同纂擬憲法大臣資政院總裁等職。1914年任參政院參政。曾接受袁世凱稱帝時授予的封銜。

末代“議長”

清朝滅亡前夕的資政院總裁李家駒,本是立憲運動的風雲人物,
李家駒字李家駒字
如今不僅被人遺忘,還“丟失”了故鄉,成為異鄉孤魂。李家駒在清末趨新陣營中屬於十分活躍的人物,曾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相當於北京大學校長)、考查憲政大臣,積極參與新政、立憲運動,無奈時勢變幻,無力回天,鼎革之後,寓居青島,今日幾乎沒有人知道他是個地道的廣州人。
有一本《東北人物大辭典》竟將李家駒收錄進去,出錯的原因,可能因為他是個旗人,而旗人祖先大多來自東北。按照清朝制度,“旗籍”和“民籍”分開管理。“民人”有籍貫,如番禺、南海;旗人一般自稱屬於某旗,如“正黃旗”“鑲藍旗”。漢軍旗人的祖先,是早期投效滿洲的漢人,老家不一定在東北。清朝滅亡之後,旗人逐漸轉入民籍,大多會像漢人那樣隸籍於某地,如著名的商衍鎏商承祚家族,原來也屬漢軍旗,但現在都公認他們是廣州人。

組運動會

“老夫聊發少年狂”
李家駒(1871-1938),字柳溪,號昂若、榖人,廣州駐防漢軍正黃旗人,光緒二十年(1894)與三水梁士詒、新會陳昭常同榜進士。光緒二十四年(1898)任新開辦的京師大學堂提調,與李盛鐸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學務。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學政,三十年調東三省學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在京師大學堂任上,李家駒幹了一件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的趣事,為北京大學校史添上光彩的一筆。
李家駒畫像李家駒畫像
李家駒早在戊戌年就到日本考察教育,深知體育的重要性。在他上任以前,京師大學堂曾在外籍教師倡議下搞過第一屆運動會,但無論參加人數、觀眾人數還是影響力都乏善可陳。李家駒上任,擔任第二屆運動會的“會長”,親力親為,讓中國人擔任裁判,首次組織女生參加比賽,轟動一時,觀眾人數超過萬人。比賽的前兩天,李校長穿戴官袍,招待來賓。到了最後一天教職員工比賽,只見他急急忙忙來到操場,脫下袍褂,穿著短衣短褲,站到300碼起跑線上。發令槍響,李校長健步如飛,在全場一萬多人的助威聲中,第三個衝過終點。比賽結束,他得意地對旁邊的人說:“老夫聊發少年狂吧!”李家駒這一“反傳統”的舉動,得到當時開明報章的大力揄揚,也帶動了中國學校體育運動的發展。李家駒自稱“老夫”,其實並不老,這一年只不過30多歲。

閉門立憲

光緒三十三年(1907),李家駒出任清朝駐日公使,又一次來到日本,下一年又兼任考查憲政大臣,對日本各項制度作了深入研究,在宣統元年提交了幾份重要報告,對清末立憲和官制、稅制、司法改革影響深遠。他專門編寫了《日本司法制度考》,向皇室和官員大力宣揚“司法獨立”理念,界定“司法權”與“司法行政權”兩者的內涵及區別;當年八月,李家駒“協理資政院事務”。所謂資政院,是正式國會成立前的過渡機構,部分代替國會職能,有點像英國的“上議院”。宣統三年,出任協同纂擬憲法大臣資政院副總裁。7月初,李家駒和好友汪榮寶躲到道觀佛寺,最後又跑到泰山上面,關起門來擬訂憲法草案,被稱為“李汪憲草。”可惜清朝很快倒台,這份憲法草案終歸未能發揮作用。
李家駒根據長期考察的成果,編成《日本租稅制度考》10冊、《日本會計制度考》4冊進呈朝廷,提出整頓和改革財稅制度的思路,頗有見地。清廷到了末年,財政困難達到極點,除《辛丑條約》賠款造成的沉重負擔外,缺乏關稅自主稅種不合理、稅基過窄、稅負不公也是財政收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只是,到了這個時候,再好的政策建議,也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加以實施。徵稅不僅僅是技術問題,而牽涉到政權正當性、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問題,並非依靠個彆強勢高官的壓力可以解決。表面上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在執行力遞減律、離心力遞增律面前,終難擺脫解體的命運;崇禎皇帝如此,攝政王載灃如此,蔣介石也如此。成功逃脫這個“宿命”的,到目前為止只有“西方”國家,以及一些曾被“西方”占領過的國家和地區。
李家駒書法李家駒書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911年10月30日,李家駒臨危受命,出任資政院總裁。1911年11月9日,李家駒以資政院總裁身份上奏,請旨任命袁世凱內閣總理大臣,組織“責任內閣”。1911年11月26日,受到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聯名通電(“灤州十二條”)壓力,資政院緊急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削弱君權、讓權於民,希圖以此逃過劫難。1912年1月26日,鑒於南北議和的局勢,君主立憲無望,李家駒辭去資政院總裁職務,由許鼎霖接任,資政院很快就無疾而終。

立憲虛幻

清末立憲如今是史學界、政治學界、法學界乃至“時評界”共同的熱門話題。從早年立憲派、革命黨和國民政府到當今官方著作,指責清廷“假立憲”的罵聲不絕於耳;近三十年我們又聽到清廷立憲富有誠意的聲浪。這對立的兩種觀點都免不了“主題先行”的弊端。清廷下決心立憲,出於實用主義的考慮,其出發點有二:一是“制度萬能論”,二是用立憲抵製革命,保住大清江山。“制度萬能論”由康梁發起其端,朝中趨新官員大張其軍,特別是在日俄戰爭之後,這批趨新人士用以說服清廷改革的邏輯簡單到了極點:日本立憲,所以戰勝;俄國專制,所以戰敗。清廷在鋪天蓋地的言論大潮之下,無法抵擋。預備立憲的出發點,乃是企圖用外來的制度來實現富國強兵,延續清朝統治壽命。趨新人士就這樣給了清廷一個虛幻的希望。
清廷掌權者本身還是相對務實的,知道一項事關重大的制度引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做充分的準備,有大量的配套改革措施,觀念的轉變也需假以時日,定的調子是“預備立憲”。不務實的一方,反而是朝野那一批掌握輿論的趨新人士,其基本觀念就是:越快越好,再遲就要亡國了。一個朝代過了兩百多年,按中國歷史上的周期律,倒台的幾率趨於無窮大;引進一項可能“水土不服”的外來制度,就能打破周期律?趨新人士這種“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心態,說到底是不負責任。
今日我們獲得了“歷史的縱深”(黃仁宇常用語),回頭看看清末民初的“憲政”,無法否認:這是一項失敗的試驗。北洋時期有憲法、有議員議會、又有“責任內閣”的那一套暫時行不通,何時能行得通,尚是未知之數。文化和制度,是社會的一體兩面,難以截然分割。制度以文化為基礎。不能揉合兩種傳統,對制度框架作適應性調整,沒有觀念、行為模式的轉變,盲目照搬,引進的制度可能只是空洞的符號,如北洋時期那樣,成了各派勢力弄權謀私的工具。
革命黨人劉成禺為人滑稽詼諧,曾假借著名文士于式枚之名,寫成一闋《浣溪沙》嘲笑袁世凱的親信,有兩句是“包攬殺人洪述祖,閉門立憲李家駒”。把李家駒與暗殺宋教仁的兇手洪述祖罵在一起,有些過當,但嘲笑李家駒的“閉門立憲”,到今天仍有意義。歐美系國家,其立憲成功各有其條件,日本當時的立憲不能算是成功,否則也不會出現軍國主義。李家駒只知道照抄日本現成的條文,不開眼看國內的現實,“閉門立憲”,出門撞板,也難辭其咎。

終老異鄉

李家駒和袁世凱私交不錯,但袁氏當上大總統,李家駒即離開北京,並非趨炎附勢之徒。1914年,在徐世昌一再勸說下,李氏擔任過短期的參政院參政,一旦識破袁世凱的真面目,也就辭職不乾,悠遊林下,終老青島。不回原籍定居的原因,一是民國初年的廣州對前清遺老並不友好,二是有一批趣味相投的遺老集中在青島,所謂“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李家駒書法李家駒書法
1933年,京師大學堂一南海籍學生,回憶當年李家駒當校長時一則趣事,令人絕倒。李氏生長在廣州,酷嗜粵菜。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後勤部門管事的,竟把全校的廚師換成廣東人;食堂飯菜,也“一律粵化”。一日,廚師精心炮製“咖喱雞”名菜,本以為能博得全校師生滿堂喝彩,誰知北方學生從未見過,由咖喱汁聯想到大糞的顏色,大倒胃口,聚眾大嘩,紛紛端著菜盆找雜務質問,說:我們這最高學府,怎么能供應此等菜式?雜務請示庶務提調(後勤處長)金梁,金梁先是愕然,繼而大笑,說:這是粵菜裡面的名菜,從西洋仿製來的,諸君不要這么老土啦!(1933年《民族》雜誌)
李家駒雖是旗人,但生於斯,長於斯,認廣州為故鄉。他在給很多書作序時,署名都寫上“廣州李家駒”。特別是1924年為廖鳳舒《新粵謳解心》寫序時,慨嘆“鄉音之感人”,回憶早年廣州繁華盛景,寫下一段真摯文字,思鄉之情,溢於言表:“當夫夕陽欲下,華燈始張;茉莉香溫,葡萄釀熟;珠娘妝竟,開玳瑁之筵;疍女船來,弄琵琶之奏。一聲乍起,四座無言。……抑或酒闌人靜,燭炧漏長,涼月墮於床前,曼聲發於水上;揚之則孤雁嘹空,抑之則潛魚出聽,輒喚奈何。此又一境也。蓋雖靜噪不同,固亦頑艷均感者焉。閱世百年,滄桑屢變,莫聞嗣響,曷盡物情?”翰林才情,遊子心曲,滄桑之感,讀之酸鼻。在李家駒離世七十多年之後,我們對這個“失去故鄉的人”,似應高歌一曲:“魂兮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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