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乃長，翻譯家，1929年生於上海，已有譯著40種。1964年由台灣取道香港回到大陸，在上海師大任教。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朱乃長
- 籍貫：上海
- 性別：男
- 出生年月：1929年
- 職業：翻譯家
- 畢業院校：台灣大學
- 代表作品：《小說面面觀》
簡介,嚴謹翻譯家,老實譯者,評價,
簡介
翻譯家朱乃長1929年生於上海，1946年隨家去台灣。先後就讀於台灣師範學院(如今之台師大)與台灣大學外文系。後留台大外文系任教。1962年在英千里先生(英若誠之父，英達之祖父)的幫助下去汶萊講學，1964年取道香港回到大陸，在上海師大任教。在上世紀50年代的台灣,，朱乃長已是有影響的翻譯家,在台灣《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等刊物有諸多譯作發表。他還曾協助趙麗蓮教授編輯風行一時、膾炙人口的《學生英語文摘》。
他受台灣幾家出版公司、上海譯文出版社、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湖南文藝出版社等之約，先後已有譯著近40種。如今，從不事張揚的朱乃長先生與夫人靜處上海師大院內的一幢住宅樓里，在頤養天年的同時，仍繼續著譯事。
嚴謹翻譯家
朱乃長先生在他的“譯序”中寫道:“我對《小說面面觀》的中譯本的興趣與關心，起先是為了教學方面的需要。自1986年起，我在上海師大文學研究所給外國文學碩士研究生開設了英譯中的翻譯實踐課。在教學實踐中我先後把這幾種譯本和原著對照著仔細研讀了幾遍，驚訝地發現，這幾種譯本里都有許多錯誤——有些還是荒唐可笑的……。”(朱譯本“譯序”)這是朱乃長先生新譯《小說面面觀》的動因之一(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我正是當時坐在講台下的受教者之一。朱先生出於翻譯家的職業道德感對錯訛百出的譯本的氣憤我印象至深。他當時是把一個中譯本作反面教材、與英文逐頁對照來授課的)。
《小說面面觀》朱譯本共設注253條，其中作者原注11條，譯註實242條。這數以百計的注釋,所涉極為廣泛(這與作者的博學與演講的自由形式相系,同時也給譯者帶來了極大的“麻煩”):人名、地名、作品、作品人物、原著引文出處、作家小介、專有名詞、小說人物的彼此關係、聖經、各類典故、東西方神話、器物、食物、河流、作者杜撰的字、作者在演講中的口誤、關於作者某些見解的學術性評論(比如關於小說家司各特等)、某些單詞的理解、英文不同版本(“企鵝版”與“收穫”版)間的異文、譯文正文中不便處理需作特別說明的內容、福斯特的學演語調、存疑待考之處等等。其中短注三、二十字,而長注則幾近千字且並不少見。評析則涉及全書486個句子,事實上,其中每個句子又都涉及到3-5個不同譯本的譯法。朱譯本對之或臧或否,逐一評點。在譯註或評析指訛處，也涉及到幾位甚有影響的譯家(如楊苡、方平先生等),但朱乃長先生皆以面對知識的科學態度待之。我以為，朱譯本為翻譯樹立了一個極好的榜樣，對匡正不良譯風也必有積極的作風。
老實譯者
朱先生譯序中轉引了陳原先生的說法：“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只有老實人才能打開科學殿堂的大門。”（第13頁）竊以為“老實”或可釋之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任何一個譯者都不敢誇口能完全把握原作者每一句話每一個字的確切所指，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然而有的譯者能老實地告訴讀者他的力有未逮之處，有的譯者卻故作解人，結果自然是讀者受騙自家吃虧。比如對於給克拉克身份定位的fellow一詞，朱乃長先生就老實承認“譯者未能查明克拉克氏當時在三一學院的確切職務，故暫譯作‘研究員’。”（第61頁）又如對librarians一詞的理解，朱先生也坦白告訴讀者他對具有此身份的兩人“情況不詳”，所以不曾想當然地解作“圖書館館長”、“文獻資料員”或“圖書館館員”，而是暫譯作“圖書資料員”。（第61頁）再如福斯特提及的 the Open Road，朱先生也不諱言自己的無知，坦言“究竟指哪類小說，待查，姑且按字面直譯作‘大路文學’。”（第65頁）而有些譯者則自以為是地譯作《大路》或《眾生之路》，把一種小說流派名譯作一部小說名，誠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更有譯作“一條陽光大道”者，更是謬之又謬了，朱先生對這些謬誤有較詳細的分析（第24頁）。他認為有些誤譯者之所以會犯大大小小的錯誤，問題就在於“不老實”，“吃虧也在於不老實，做學問不求甚解”（第121頁）。
然則如何才能成為一個老實夠格的譯者呢？朱先生以為必須“不辭辛苦地認真努力”（第11頁）。雖然我們無從想像朱先生怎樣為了譯安一字而捻斷數須，但是單看他把前此五種中譯本漏譯、加譯、錯譯、不準確之譯以及譯得較好之處一一摘錄下來並加以評點就足可想見他不辭辛苦認真努力的程度。試看對the literature of Inns的翻譯，他不但在腳註中指明有三種譯本譯作“法庭文學”，有一種譯本譯作“客棧文學”（第24頁）， 而且在章節附注中從Inns的詞義、用法到亨利·菲爾丁的生平、著作及影響等多方面詳細說明該短語宜解作“法庭文學”的理由（第65頁）。再如對“收穫叢書”和“企鵝叢書”兩種版本中由facets變成facts，一個字母e之差，朱先生也不放過，而是排疑查惑再作定奪，認真到了錙銖必較的程度（第219頁）。如此之例書中俯拾皆是。其實，稍微從事翻譯的人都知道這種對照、摘錄、評點、釋疑甚至比翻譯本身更辛苦，也更能見出認真負責一絲不苟之精神。還是朱先生一語中的：“只要譯者認真負責，翻譯中的許多問題大多應該可以解決的。”（第121頁）
評價
唯有老實認真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因為老實，所以他的勇敢僅僅是實話實說而已；因為認真，所以他才敢於對自己的言行負責。出版英漢對照本，任世人指點評說，這本身即是勇敢之舉；更何況公開月旦指點五個中文版本的優劣得失，這更是大勇之舉！聽慣了溫良恭讓式的商榷，再面對朱先生的直陳對錯，感覺簡直是空谷足音，亦足以振聾發聵。其實，我倒覺得五個中文版本的譯者不妨“勇敢”地站出來，或者實事求是地承認自己的失，或者引經據典維護自己的得，不吭一聲並非高明之舉。開展正常的翻譯批評，扭轉翻譯界的不良風氣，不是某一個人或某幾個人之力所能及，它需要“老實、認真、勇敢”的人們共襄盛舉。
事實上任何人的譯文都不可能盡善盡美，朱譯亦當作如是觀。他的譯文似有追求口語化之嫌，個別之處不夠簡潔雅訓。例如朱先生把As long as learning is connected with earning , as long as certain jobs can only be reached through exams ,so long must be we take the examination system seriously 譯作“只要做學問關係到謀生存，只要某些活兒唯有通過考試才能搞到手，我們就得認真對待考試制度。”（第23頁）就過於口語化，我斗膽試譯作“只要治學關係到謀生，只要某些工作惟有通過考試才能取得，我們就必須嚴肅對待考試制度。” 另外朱先生也沒有譯出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正文前的“獻詞”和“著者按語”，也許是疏忽了，也許是朱先生所據以翻譯的版本無此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