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州峙峪舊石器遺址，位於朔州城西北15公里的黑駝山腳下，是一處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遺址，中國科學院1963年發現。現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朔州峙峪舊石器遺址
- 地理位置：朔州城西北15公里
- 發現時間：1963年
- 發現單位：中國科學院
簡介,峙峪遺址,
簡介
位於朔州城西北15公里的黑駝山腳下，是一處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遺址，中國科學院1963年發現。現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裡除發現大批細小石器和大量動物化石外，
.還發掘出數百件有刻劃痕跡的獸片和一件人類初期的武器――石旋。這處遺址距今約兩萬八千年，1965年被確定為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峙峪遺址是20世紀60年代我國發現的一處較大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這處遺址以出土大批精巧的細小石器和伴隨大量的哺乳動物遺骨而著稱。在兩萬多件人工砸擊過的碎骨片中，有數百件留有清晰的數目不等的直道。專家們根據獸骨片的刻劃痕跡推測：在文字發明以前，這很可能是人類最早使用的計數符號。在峙峪遺址的剖面上，可以看到文化層中的兩個灰燼層。下面的灰燼層中出土了一件有較為複雜圖像的骨片，骨片刻劃痕跡十分清楚，易於辨認，顯然是峙峪人有意識的骨雕。峙峪遺址出土了一件石墨磨成的鑽孔裝飾品，這說明峙峪人相當進步，已能使用技術很高的石制工具。另外，在這裡亦發現一件石鏃，這是人類前所未有的武器，證明當時人類已發明了弓箭。全部出土遺物告訴人們：當峙峪人在這裡生活之時，山上森林茂密，丘陵灌木鬱閉，平川草肥景勝，河裡魚游水漣。當時生活在峙峪一帶的動物有羚羊、野馬、野豬、鹿、鴕鳥等。峙峪人獵食最多的是野馬，所以峙峪人也稱“獵馬人”。在峙峪遺址還發現一塊人類枕骨化石，通過對枕骨化石特徵的分析而推斷：峙峪人早於山頂洞人，但晚於山西丁村人，距今至少有十萬年的歷史。這表明，我們的祖先十幾萬年前已經開始勞動。生活和繁衍在朔州這塊遼闊的土地上。峙峪文化屬華北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是周口店第一地點、許家窯遺址、峙峪遺址這一代表華北舊石器文化發展進程的極其重要的組成環節，是華北新石器時代細石器文化產生的基礎。峙峪遺址的發現，為我國考古事業提供了寶貴的科學資料，為研究亞洲、美洲舊石器時代的起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這說明在“許家窯人”後，人類在桑乾河流域日益發展和昌盛，標誌著我國史前社會的繁榮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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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舊石器晚期後一階段文化，是中國最具代表的幾個細石器文化之一。它是由近20個地點構成的遺址群，散布於中條山主峰歷山東麓的山間盆地邊緣。因沁水縣下川附近發現最為豐富，被命名為“下川文化”。據C14年代測定，距今約23000～16000年。山西境內的舊石器晚期文化遺址除下川遺址外，還有1964年在呂梁山西麓的黃河東岸地區發現的“薛關遺址”(在蒲縣薛關村昕水河右岸)、1980年發現的“柿子灘遺址”(在吉縣清水河畔)，以及偏關縣及與其接壤的內蒙古準格爾和清水河一帶的數十處地點。它們距今時代大致相同，約13550±150年，文化面貌也基本一致，石器的加工技術和形制風格與下川文化也都有或多或少相近之處。但是，它們出土的典型工具是各式各樣的尖狀器和刮削器，這說明當時的人類已掌握了修整獸皮、縫製獸皮禦寒的技能。最有價值的是，在柿子灘遺址發現了兩幅山西迄今發現最早的岩畫，均以赭紅色赤鐵礦粉末塗繪而成，一幅為裸體女性圖，一幅似狩獵格鬥圖或舞蹈圖。這一發
現，說明當時的人類已有了用圖畫形式反映生活的要求，有了豐富的精神文明生活。
峙峪遺址
1963年夏，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王擇義、尤玉柱等，在朔州市朔城區峙峪村附近發現了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發現的材料甚多，有人類枕骨一塊，石器、石片15000多件，燒石、燒骨等多塊，裝飾品一件，各類動物牙齒5000餘件，大量的被人工擊碎的獸骨若干等。發現的材料以細小石製品為主要特徵。地質時代屬晚更新世，經碳14測定，距今28945±1370年。製造石器的原料有脈石英岩、矽質灰岩、燧石、火成岩等。石核有兩極石核和多面石核。石片有錘擊石片，兩極石片和小長石片。峙峪人既沿用北京人文化的傳統砸擊技術，又掌握了較進步的間接法打制小石葉。小型石器為主，大型石器很少，砍砸工具罕見，雕刻器和刮削器數量較多。石鏃的發現，表明當時人類已掌握了弓箭。斧形小石刀為水晶，開刃，當是鑲嵌在骨、木把上的複合工具。還有一件是石墨磨製鑽孔的裝飾品。
無論從時間上還是空間上，峙峪遺址同許家遺址有相近之處。如打擊法和石器類型的主次一樣，加工方法有的一樣。但有發展，工具變小而精細。峙峪遺址是繼承許家窯遺址發展起來的，但又不是直承關係，中間還有發展環節待以後尋找。
峙峪遺址與薩拉烏蘇遺址相近，同小南海遺址也有共同因素。峙峪遺址的石器要進步一些。有的專家提出，峙峪遺址為華北地區典型細石器工藝的先驅，成為華北舊石器時代文化的顯著特徵之一。華北的舊石器分兩大系統：一是以大型石器和三棱大尖狀器為特徵的“匼河——丁村系”，另一個是以小型石器為特徵的“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峙峪遺址中發現的扇形石核石片，對於追溯這類石器源於華北則是重要的，說明作為一種製造工具的方法，在以後被繼承和發展下去。峙峪人是在朔州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遠古居民，距今約2.8萬年。峙峪遺址位於朔城區西北15公里的峙峪村附近，1963年首次發現，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發掘。出土有1塊晚期智人的頭骨化石；小型石器2萬—3萬件，均有人工打擊的痕跡；動物化石5000多件；石墨裝飾品1件；骨製品1件。此外還有一些燒石、燒骨和具有刻畫痕跡的骨片。峙峪遺址里出土了數以萬計的石器,這些石器是峙峪人聰明才智的結晶。峙峪文化的實質就是指這些由人類親手打制出來用以從事生產、生活的舊石器文化。在沒有金屬的舊石器時代，石器工具只能以石擊石，因而產生了各式各樣的打擊法。峙峪人製造石器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直接打擊法。如用砸擊法製作兩極石核、兩極石葉等。二是間接打擊法。即用一根棒狀物，將其尖端對準石面邊緣，用石錘敲打棒狀物的另一端，通過力的傳遞作用打擊出薄而窄長的石片,以製作細小石器，如楔形小石核。從峙峪遺址可以找到中國迄今能見到的最早的用間接打擊法製作的石器，它表明當時人類打制小石片的技術又有了新的提高。峙峪人雙手靈巧，思維活躍，適應生產和生活的需要，打制出數以萬計的小巧玲瓏的石器。如：尖狀器、刮削器和雕刻器等。刮削器主要用於刮削獸皮，切割獸肉，有圓形、盤形、凹刃、凸刃、雙邊刃、單邊刃等類型。尖狀器則用於割剝獸皮，採集根莖。這些石器形狀對稱均勻，刃部鋒利適用，種類也更加多樣化。峙峪人文化是繼北京人文化、許家窯人文化之後，屬於華北細小石器文化系統發展中重要環節的文化。其器型較小，加工精細，並有一些進步的特徵。如：成型的楔形石核、斧形小石刀和石鏃。斧形小石刀小巧精美，外形酷似斧頭，用半透明水晶製成，弧形刃口寬約3厘米，兩平肩之間有短柄突出，峙峪人可能把這種小石刀鑲嵌在木柄或骨柄上製成複合工具來使用。這種工具具有刃口鋒利、便於把握、輕便靈活等特點，充分顯示了峙峪人文化的進步。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說：“在人用手把第一塊石頭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經經過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說明了石刀在人類進化中的地位。石鏃是用薄而長的燧石石片製成的，尖端鋒利並有初具形狀的鋌，可以捆綁木桿製成實用的弓箭。弓箭這種先進而精美的細武器的發明，正是峙峪人狩獵水平空前提高的標誌。弓箭的發明大大加強了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僅為人類提供了較為充足的肉食來源，而且為家畜飼養或畜牧業的出現打下了基礎。恩格斯在談到弓箭的作用時指出：“弓箭對於蒙昧時代，正如鐵劍對於野蠻時代和火器對於文明時代一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弓箭具有射程遠、速度快、命中率高、危險性小等優點。有了弓箭，峙峪人便能捕獲更多的獵物。峙峪人的石鏃是中國迄今發現較早的石鏃，但它並不是最原始的箭頭。人類最初的箭頭多用竹、木和動物角、爪等材料製造，所以朔州境內原始人使用弓箭的歷史可能還要早一些。峙峪遺址中還出土有投擲武器——石核。隨著大氣環境變得乾冷，周圍的森林、草原植物萎縮，狩獵經濟變得格外重要。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成群結隊地依靠集體的力量去捕獲那些碩大兇猛的食草、食肉類哺乳動物。作為捕獲大型動物的石核長期被廣泛使用。根據已出土的峙峪動物化石判斷，峙峪人捕獲的動物主要有蒙古野馬、野驢、羚羊、馬鹿、水牛、披毛犀、斑鬣狗、河套大角鹿等，其中出土最多的哺乳動物化石是野馬和野驢，分別有120個和88個個體，因而考古界把峙峪人稱為“黑駝山下獵馬人”。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峙峪人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改善。從峙峪遺址中出土了不少與皮革加工有關的細石器，表明當時峙峪人已經學會用獸皮縫製衣服，用來禦寒和保護自己的身體。從出土的石墨裝飾品來看，有鑽孔和摩擦的痕跡，既表明峙峪人生產技術的進步，又反映了當時人類的原始審美情趣。數百件骨片的表面，分布著刻畫的道痕，表明峙峪人不僅已經掌握了簡單的數量概念，而且開始創作原始的雕刻藝術品。峙峪人的生活環境比較優越，三面環山，一面是廣闊的桑乾河平原，中間是丘陵，峙峪河和小泉溝在這裡匯流。當時山上長著茂密的森林，丘陵中灌木叢生，東南方是豐茂的草原，植物豐富，動物成群結隊地來草原覓食，河中游魚萬千，這些都為峙峪人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峙峪人的經濟生活主要是採集和狩獵。採集是峙峪人維持生存的主要手段，他們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採摘經驗，採集可食的各種植物的嫩葉、花蕾和果實。天寒地凍時，採食植物的根莖、樹皮，艱難度日。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峙峪人單靠採集還不能滿足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狩獵也是其經濟生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除了用陷阱、圈柵、火攻、打砸等方法獵取野獸外，峙峪人還用弓箭進行射殺。羚羊、野馬、野豬、鹿、駝鳥等，都是他們捕捉的對象。另外，峙峪人也撈取一些魚、蝦、蚌，掏取一些鳥類或鳥蛋。狩獵經濟的發展，使人們既能得到較多的肉食，又能獲取較多的動物皮毛、脂肪、骨、角等必要的生活資料，不僅大大豐富了人們的物質生活，而且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在峙峪遺址中,發現有燒骨、燒石和灰燼，說明峙峪人已經長期使用火。峙峪遺址沒有像北京猿人遺址那樣有堆積如山的灰燼，這又說明峙峪人已經不必要用不斷燃燒的方法來保存火種了。可能是受石墨裝飾品鑽孔、打磨（摩擦）製作技術的啟迪，學會了人工取火。恩格斯說：“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火的使用，使人類擺脫了“茹毛飲血”的生活狀態。有了火，人類就能吃到燒烤的食物，既吃得美味香甜，又有利於腸胃消化吸收，不僅增強了人類的體質，而且提高了人類改造自然的本領。此外，朔城區南5公里處的南磨石村恢河邊，1987年發現了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存，發現有細石核、石葉、灰燼、燒骨化石等，類似於峙峪文化。舊石器時代人類的社會組織形式，早期屬於原始群階段，中、晚期屬於母系氏族階段。從峙峪遺址出土的大量打制小石器來看，類型多，技術含量較高，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從出土的峙峪人枕骨化石的體質形態來看，屬於早於山頂洞人，晚於丁村人的新人代表，有的考古學家斷定他們是“許家窯人”的後代。其猿人遺留下來的原始性已經逐漸消失，肢、骨管壁逐漸變薄，髓腔擴大，腦容量也逐漸增大，體態特徵大體上已接近現代人，屬於晚期智人。據此，可以認定峙峪人的社會組織已進入到以族外婚為特徵的母系氏族時期。因為在群婚情況下，人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只能按母系計算。恩格斯說過，舊石器時代“是以採集現成的天然產物為主的時期”。而婦女主要從事採集活動，採集對氏族成員食物較有保障，而男子主要從事的狩獵則所獲無常，而且婦女還負擔養育子女等家務活動，這就使婦女在氏族中居於主導地位。由於環境相對惡劣，生產力還相當落後，勞動產品沒有剩餘，峙峪人只有依靠集體的力量才能勉強維持生存，所以在氏族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共同勞動，共同消費。正是這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生死與共的關係，保證了氏族的存在和發展，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
無論從時間上還是空間上，峙峪遺址同許家遺址有相近之處。如打擊法和石器類型的主次一樣，加工方法有的一樣。但有發展，工具變小而精細。峙峪遺址是繼承許家窯遺址發展起來的，但又不是直承關係，中間還有發展環節待以後尋找。
峙峪遺址與薩拉烏蘇遺址相近，同小南海遺址也有共同因素。峙峪遺址的石器要進步一些。有的專家提出，峙峪遺址為華北地區典型細石器工藝的先驅，成為華北舊石器時代文化的顯著特徵之一。華北的舊石器分兩大系統：一是以大型石器和三棱大尖狀器為特徵的“匼河——丁村系”，另一個是以小型石器為特徵的“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峙峪遺址中發現的扇形石核石片，對於追溯這類石器源於華北則是重要的，說明作為一種製造工具的方法，在以後被繼承和發展下去。峙峪人是在朔州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遠古居民，距今約2.8萬年。峙峪遺址位於朔城區西北15公里的峙峪村附近，1963年首次發現，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發掘。出土有1塊晚期智人的頭骨化石；小型石器2萬—3萬件，均有人工打擊的痕跡；動物化石5000多件；石墨裝飾品1件；骨製品1件。此外還有一些燒石、燒骨和具有刻畫痕跡的骨片。峙峪遺址里出土了數以萬計的石器,這些石器是峙峪人聰明才智的結晶。峙峪文化的實質就是指這些由人類親手打制出來用以從事生產、生活的舊石器文化。在沒有金屬的舊石器時代，石器工具只能以石擊石，因而產生了各式各樣的打擊法。峙峪人製造石器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直接打擊法。如用砸擊法製作兩極石核、兩極石葉等。二是間接打擊法。即用一根棒狀物，將其尖端對準石面邊緣，用石錘敲打棒狀物的另一端，通過力的傳遞作用打擊出薄而窄長的石片,以製作細小石器，如楔形小石核。從峙峪遺址可以找到中國迄今能見到的最早的用間接打擊法製作的石器，它表明當時人類打制小石片的技術又有了新的提高。峙峪人雙手靈巧，思維活躍，適應生產和生活的需要，打制出數以萬計的小巧玲瓏的石器。如：尖狀器、刮削器和雕刻器等。刮削器主要用於刮削獸皮，切割獸肉，有圓形、盤形、凹刃、凸刃、雙邊刃、單邊刃等類型。尖狀器則用於割剝獸皮，採集根莖。這些石器形狀對稱均勻，刃部鋒利適用，種類也更加多樣化。峙峪人文化是繼北京人文化、許家窯人文化之後，屬於華北細小石器文化系統發展中重要環節的文化。其器型較小，加工精細，並有一些進步的特徵。如：成型的楔形石核、斧形小石刀和石鏃。斧形小石刀小巧精美，外形酷似斧頭，用半透明水晶製成，弧形刃口寬約3厘米，兩平肩之間有短柄突出，峙峪人可能把這種小石刀鑲嵌在木柄或骨柄上製成複合工具來使用。這種工具具有刃口鋒利、便於把握、輕便靈活等特點，充分顯示了峙峪人文化的進步。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說：“在人用手把第一塊石頭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經經過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說明了石刀在人類進化中的地位。石鏃是用薄而長的燧石石片製成的，尖端鋒利並有初具形狀的鋌，可以捆綁木桿製成實用的弓箭。弓箭這種先進而精美的細武器的發明，正是峙峪人狩獵水平空前提高的標誌。弓箭的發明大大加強了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僅為人類提供了較為充足的肉食來源，而且為家畜飼養或畜牧業的出現打下了基礎。恩格斯在談到弓箭的作用時指出：“弓箭對於蒙昧時代，正如鐵劍對於野蠻時代和火器對於文明時代一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弓箭具有射程遠、速度快、命中率高、危險性小等優點。有了弓箭，峙峪人便能捕獲更多的獵物。峙峪人的石鏃是中國迄今發現較早的石鏃，但它並不是最原始的箭頭。人類最初的箭頭多用竹、木和動物角、爪等材料製造，所以朔州境內原始人使用弓箭的歷史可能還要早一些。峙峪遺址中還出土有投擲武器——石核。隨著大氣環境變得乾冷，周圍的森林、草原植物萎縮，狩獵經濟變得格外重要。為了生存，人們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成群結隊地依靠集體的力量去捕獲那些碩大兇猛的食草、食肉類哺乳動物。作為捕獲大型動物的石核長期被廣泛使用。根據已出土的峙峪動物化石判斷，峙峪人捕獲的動物主要有蒙古野馬、野驢、羚羊、馬鹿、水牛、披毛犀、斑鬣狗、河套大角鹿等，其中出土最多的哺乳動物化石是野馬和野驢，分別有120個和88個個體，因而考古界把峙峪人稱為“黑駝山下獵馬人”。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峙峪人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改善。從峙峪遺址中出土了不少與皮革加工有關的細石器，表明當時峙峪人已經學會用獸皮縫製衣服，用來禦寒和保護自己的身體。從出土的石墨裝飾品來看，有鑽孔和摩擦的痕跡，既表明峙峪人生產技術的進步，又反映了當時人類的原始審美情趣。數百件骨片的表面，分布著刻畫的道痕，表明峙峪人不僅已經掌握了簡單的數量概念，而且開始創作原始的雕刻藝術品。峙峪人的生活環境比較優越，三面環山，一面是廣闊的桑乾河平原，中間是丘陵，峙峪河和小泉溝在這裡匯流。當時山上長著茂密的森林，丘陵中灌木叢生，東南方是豐茂的草原，植物豐富，動物成群結隊地來草原覓食，河中游魚萬千，這些都為峙峪人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峙峪人的經濟生活主要是採集和狩獵。採集是峙峪人維持生存的主要手段，他們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採摘經驗，採集可食的各種植物的嫩葉、花蕾和果實。天寒地凍時，採食植物的根莖、樹皮，艱難度日。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峙峪人單靠採集還不能滿足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狩獵也是其經濟生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除了用陷阱、圈柵、火攻、打砸等方法獵取野獸外，峙峪人還用弓箭進行射殺。羚羊、野馬、野豬、鹿、駝鳥等，都是他們捕捉的對象。另外，峙峪人也撈取一些魚、蝦、蚌，掏取一些鳥類或鳥蛋。狩獵經濟的發展，使人們既能得到較多的肉食，又能獲取較多的動物皮毛、脂肪、骨、角等必要的生活資料，不僅大大豐富了人們的物質生活，而且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在峙峪遺址中,發現有燒骨、燒石和灰燼，說明峙峪人已經長期使用火。峙峪遺址沒有像北京猿人遺址那樣有堆積如山的灰燼，這又說明峙峪人已經不必要用不斷燃燒的方法來保存火種了。可能是受石墨裝飾品鑽孔、打磨（摩擦）製作技術的啟迪，學會了人工取火。恩格斯說：“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火的使用，使人類擺脫了“茹毛飲血”的生活狀態。有了火，人類就能吃到燒烤的食物，既吃得美味香甜，又有利於腸胃消化吸收，不僅增強了人類的體質，而且提高了人類改造自然的本領。此外，朔城區南5公里處的南磨石村恢河邊，1987年發現了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存，發現有細石核、石葉、灰燼、燒骨化石等，類似於峙峪文化。舊石器時代人類的社會組織形式，早期屬於原始群階段，中、晚期屬於母系氏族階段。從峙峪遺址出土的大量打制小石器來看，類型多，技術含量較高，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從出土的峙峪人枕骨化石的體質形態來看，屬於早於山頂洞人，晚於丁村人的新人代表，有的考古學家斷定他們是“許家窯人”的後代。其猿人遺留下來的原始性已經逐漸消失，肢、骨管壁逐漸變薄，髓腔擴大，腦容量也逐漸增大，體態特徵大體上已接近現代人，屬於晚期智人。據此，可以認定峙峪人的社會組織已進入到以族外婚為特徵的母系氏族時期。因為在群婚情況下，人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只能按母系計算。恩格斯說過，舊石器時代“是以採集現成的天然產物為主的時期”。而婦女主要從事採集活動，採集對氏族成員食物較有保障，而男子主要從事的狩獵則所獲無常，而且婦女還負擔養育子女等家務活動，這就使婦女在氏族中居於主導地位。由於環境相對惡劣，生產力還相當落後，勞動產品沒有剩餘，峙峪人只有依靠集體的力量才能勉強維持生存，所以在氏族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共同勞動，共同消費。正是這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生死與共的關係，保證了氏族的存在和發展，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