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厄

書厄

書厄是指中國歷史上發生的造成大量書籍亡佚殘缺的劫難。古代官藏圖書,屢遭厄運,稱“書厄”。隋牛弘提出“五厄”,明胡應麟又補充“五厄”:秦始皇焚書、王莽之亂、董卓之禍、西晉八王之亂、侯景之亂和周師入郢、隋末混戰、唐安史之亂、唐末戰亂、北宋靖康之災、南宋紹興之禍。十厄之後,明清散亡更為嚴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書厄
  • 含義:造成大量書籍亡佚殘缺的劫難
  • 歷史機構名稱:天府、蘭台
  • 十六劫:焚書坑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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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中國曆朝皆有保管檔案的機構,周朝為天府,漢朝蘭台東觀隋朝為嘉則殿、觀文殿,唐朝為史館,宋元為架閣庫,明朝為皇史成、內閣大庫、大本唐、古今通集庫,清代為內閣大庫。但歷代戰火頻仍,檔案損失嚴重。五厄的說法,出自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秘書監牛弘上書“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提出“五厄”之說:一為秦始皇之焚書,二為西漢末赤眉入關,三為董卓移都,四為劉石亂華,五為南朝梁末魏師入郢,梁元帝下令焚書14萬卷。
焚書焚書
明代的胡應麟又提出續“五厄”:隋末混戰為一,安史之亂為二,黃巢入長安為三,靖康之變為四,南宋末伯顏軍入臨安為五,總結為“十厄”。
近人祝文白又續上“五厄”:一為李自成陷北京,二為絳雲樓之烈焰,三為清高宗之焚書(編修《四庫全書》),四為鹹豐朝之英法聯軍,五為中華民國時代的八年抗日戰爭

書厄十六劫

焚書坑儒

戰國時期是我國思想活躍、文化發達的時期,書的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秦始皇一直是歷史上的爭議人物,雖統一六國,設定郡縣,“書同文車同軌”,標準化度量衡,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的帝國,但對其梵書坑儒之過,責難聲千古不斷。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著述頗豐。秦建國初期,求書若渴,官方建有石室、金匱以藏書。後始皇剛愎,聽李斯言,下挾書令。秦統一全國第九年(公元前213年),為反對儒生干政,體現強權政治,設“挾書律”,丞相李斯秦始皇建議:“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官藏與民藏之書一律銷毀,只留秦國史書和醫藥、農業之書,並坑埋儒生四百六十餘人。這便是史上震驚的梵書坑儒。在此之前,商殃曾“焚《詩》《書》而明法令”,但始皇此次焚書的規模卻是空前的。
這一次劫難,使得先秦活躍的學術論壇突然沉寂,百家爭鳴之景再無出現,千年默然。此次焚書開帝王專制之先,比之其它禍端,對中國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扼殺是致命的。人人自危,再難聽到老莊般的思想鴻鳴

王莽之亂

呂雉統治期間實行黃老之術與民休息的政策,廢除挾書律,下令鼓勵民間藏書、獻書,恢復舊典。為後來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司馬遷在《史記·呂后本紀》中對她的評價是“政不出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給予呂后施政極大的肯定。建有蘭台石室等官方藏書機構。雖有漢武帝時推行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對於書籍的編撰、徵集卻很有力。不但有官方的司馬遷著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還有班固著我國第一部斷代史《漢書》,民間也有不少藏書愛好者,藏書之風乃興。據說西漢所收藏之書有一萬三千餘卷之多,經兩次大難尚能余此數量,這在當時竹簡時代相當難得。
公元8年王莽篡漢自立,建立新朝,很快觸發了漢末農民大起義。在位十餘年,戰亂不斷,劉秀崛起與之展開爭權戰爭。後劉秀為平定四處叛軍,引發大小許多戰爭,其中毀壞書籍不計其數。這還不算,公元24年,赤眉軍與更始軍互攻於長安,宮室被焚,“禮、樂分崩,典文殘落。”《文獻通考》說:“王莽之亂,焚燒無遺。”西漢藏書上百年的辛苦經營,在王莽大亂中消滅殆盡。

董卓之亂

東漢時期不但布帛在書籍中大量使用,更有蔡倫造紙引起書籍史上的革命。書籍變得輕薄,藏書者成本降低,好此道者更多,藏書數量逐漸增加,超過西漢時期。
然而在東漢末年,董卓專權,天下諸侯共伐之。董卓挾天子以令諸侯,為避鋒銳,使獻帝洛陽西遷長安,並放火將洛陽城燒成一片廢墟。“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盪。”圖書損毀無數。

八王之亂

三國時魏國受曹操等愛書的影響,對圖書收藏很重視。政府典藏又開始豐富起來。至晉統一全國後,建秘閣以藏書,所藏已近三萬卷。但不久,司馬氏王族宗室操戈,內部兵亂,史稱八王之亂,禍延十六年,戰爭不止,秘閣藏書受到嚴重破壞。從此晉國勢力漸微,地方勢力與少數民族勢力長年爭鬥不休。
晉懷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劉聰劉曜洛陽晉懷帝成為階下囚,此一役圖書損毀非常慘重,被稱為“永嘉之禍”,所遺書籍十去其九。東晉遷都後,點檢圖書只餘三千卷。

江陵焚書

東晉至南朝,雖南遷而戰火不斷。晉懷帝時已有一批書籍南遷,經多年經營始有所得。南朝初年謝靈運造《四部目錄》,著錄有圖書近六萬五千卷。公元502年梁武帝蕭衍齊建梁,“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毀”,書籍再遭劫難。
梁元帝繼位後,非常重視圖書的收集與整理,他可以被稱為我國歷史上最酷愛書籍的帝王之一。公元549年,侯景作亂,率兵逼宮,燒“東宮圖籍數百廚”。梁元帝平亂後非常痛心,為再避禍亂,將文德殿藏書等運至江陵,並廣收圖書以藏,所藏之書最多時達到十四萬卷,真可謂前無古人,藏書之冠。然後他醉心圖書,疏懶政事。五年後,西魏攻城,元帝竟然“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14萬卷”,其中包括文德殿所藏,然後出城投降,他說“讀書萬卷,尚有今日,是以焚之”,書有何罪,讀書若此,愚不可及。城破後,魏軍於殘墟之中撿理圖書,僅餘四千餘卷。江陵之焚,比之於前,尤為可嘆,是書史上一次極大的災難,讓人惋惜不止。

書船沉沒

痛心的歷史還在延續。公元581年,隋文帝代周,接收周朝圖書一萬五千卷。八年後再滅南陳,天下一統。此時官員牛弘痛陳古人書史五厄,建議政府重新收集圖書,以文治理天下。於是文帝以優厚的條件四下徵集,書庫始盈。至隋煬帝即位,在藏書一項,比其父尤甚。為防不測,煬帝命所藏書目多錄副本,多者達五十個副本。於是隋朝藏書達到極盛,據載有三十七萬卷之多,為歷代之最。後因隋末軍閥割據,群雄並起,煬帝前往江都。兩年後,禁軍將領宇文化及等發動兵變,攻入宮中,弒逆煬帝,焚燒宮室,所藏之書毀於一旦。因煬帝善抄副本,故洛陽尚餘八萬餘卷。
628年,李世民攻入洛陽,見如此多的圖書,如獲至寶,命將所獲圖書船載運往長安。誰曾想途中書船竟然觸礁沉沒,圖書“皆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甚為可惜。

安史之亂

唐朝其藏書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所獲頗豐。玄宗尤好藏書,命人多錄副本,以防不測,在長安洛陽兩京各藏一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並有防火、防蠹、防霉等專項制度,設崇文館等以官藏。
唐代在印刷業方面,除了手抄外已出現雕版印刷,這使得書籍數量大大增加。重建後的唐代政府書庫有八萬餘卷,可算是彌補了前朝的部分損失。
然而在公元755年,安祿山發動叛亂,後史思明再起,史稱“安史之亂”。安祿山攻陷兩京,玄宗逃亡四川。兩京所藏圖書“亡散殆盡”,“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圖書再次遭受浩劫。

黃巢起義

書史真可謂是“聚而散,散而聚”。安史之亂被平定後,唐朝政府再次重新修補書庫。代宗時,以千錢購書一卷,並設立拾遺史到江南尋訪圖書。文宗時,“搜訪遺文,日令添寫”。經過多年徵集,政府聚書又達五萬餘卷。
然而好景不長,875年黃巢起義,881年攻陷長安建立大齊。兵火之中,“內庫燒為錦繡灰。” 《舊唐書經籍志》載:“廣明初,黃巢乾紀,再陷兩京,宮廟寺署焚盪殆盡。曩時遺籍,尺簡無存。”但也有說法認為,史書記載黃巢義軍紀律嚴明,所過之處“閭里晏然”,搶掠焚燒之事多為唐兵趁亂內哄所為。不管怎樣,這一次官府聚書又空忙一場。
唐後進入五代十國,官藏圖書也屢有劫難。後唐定州節度使王都曾得後梁遺書三萬卷,後王都反叛,被後唐軍擊潰,他焚燒府庫,所有藏書化為灰燼。後晉石敬瑭,為契丹所滅,大批文物圖書被搶掠一空。
五代十國時,雕版印刷技術已經普及,圖書數量很是可觀,但卻屢遭焚毀。據說南唐李後主雖然酷愛讀書,但也曾仿梁元帝焚毀過書籍。然而宋時陸游認為其焚毀多為碑帖書畫,古籍還是得以保存的。 中國歷史至唐前的劫難對書籍有毀滅性打擊,至使後人難見唐前書籍珍品。

靖康之恥

宋朝統一全國後,非常重視文化建設。自太祖下詔徵募遺書開始,歷代皇帝對收藏圖書都十分鼓勵。宋朝建有秘書省,設崇文院三館一閣,對圖書傾力蒐集,凡獻書者待遇優厚。因此民間獻書踴躍,經歷代所得也有七萬餘卷,但較之隋唐相差仍遠。好在宋時雕版業已十分發達,畢昇的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更為印刷業如虎添翼,加之文化發展空前,文人名士極多,當朝著述頗為豐富,刊刻新書甚多,官方皆藏於秘閣之內。因此宋朝新書的發展足以彌補所藏舊書之不足。
然後禍事終還是來臨。北宋末年(1126年),金軍入侵,攻陷汴京,“即取秘書錄”,將書錄拿走。次年,金人攻臨開封,迫宋欽宗為人質,憑錄索取北宋全部藏書及印版。兩個月後,宋援軍雲集京師,金軍倉皇北還,“秘閣圖書,狼藉泥中……書史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甚。”此所謂靖康之亂,宋人視為大恥,在我國書史上也是一次大難。

蒙元南下

宋高宗趙構為避金兵,遷都臨安(杭州),建南宋,國土淪陷大部。南宋雖然偏安一隅,但對重建藏書之事未曾放下。不但民間徵集,政府也組織重刻,還有大量新著新刻圖書,如重刻《大藏經》等巨作。南宋雖然未到百年,館閣藏書白手起家,但所藏之書從數量上已與北宋相若甚至超出,大多是拜新刻所賜。 觀之兩宋,重文輕武,雖積弱多年,但文化之風未減反盛,於藏書業可見一斑。各項科技、藝術中,宋朝都有獨特建樹,尤以印刷業為一頂峰。民間私藏私印也十分發達,宋刻版書,質量甚佳,版面精良,字型規範,校對得當,為古籍中的珍品。
可惜南北兩宋時崇文院都曾失火,燒毀不少圖書。1276年,蒙古軍攻陷臨安,後建立元朝。戰火中,南宋圖書損毀甚巨,此又是書史一劫。 早在北宋時,金人不但也建館收藏所掠的北宋圖書,還徵集民間圖書,因此金人所藏之書也頗豐富。元人滅金後,圖書雖有損毀,但余者皆歸元人所有。自此,兩宋圖書為元人所承。好在元人也重視刊刻新書,因信佛教,更重視經藏的刊刻,並修宋、遼、金史,為古籍業復甦奠定了基礎,使得今人還能窺到宋版全貌,當為書史一幸事。

闖王起義

明朝滅元朝後,對元所藏書籍保存完好,全部接收,這算是書史上的又一幸事。元明兩代可謂中國歷史上保護書籍的典範,以明尤甚。 因對元人的排斥,一些明人不願接受元朝的東西,甚至連元人刻印用的字型都加以摒棄,要恢復宋時古風,因此重新刊刻了不少書籍。明朝很重視收集歷代古書,建文淵閣以藏。明代官刻、私刻十分發達,是我國印刷史的鼎盛時期,定下許多印刷規範,並有曠世巨作《永樂大典》問世。其時修文養武,官民皆好藏書,士大夫以藏書為榮,出現了胡應麟范欽毛晉等一批著名的專業藏書與印書家,將天一閣、汲古閣等著名藏書樓載入史冊。明朝官藏圖書近百萬卷,民間也非常多,算是一朝盛世。
可惜的是,1644年李自成起義軍攻入北京,進城後燒殺搶掠,認為圖書是無用之物,焚毀損棄嚴重。可憐明時書庫充盈,竟為無知闖王所毀,實為書史上一大劫難。

列強入侵

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火燒圓明園,圓明園文源閣「四庫全書」被毀...八國聯軍入侵,翰林院被焚,「永樂大典」毀失殆盡......
絳雲之禍 (備考:當去“絳雲之禍”而增“列強入侵”(如上):因書厄皆於國難相聯,絳雲之禍於十五厄大旨不合,正如明胡應麟所說:"圖籍廢興,大概關係國家氣運,豈小小哉!")
清人入關後倒不像闖王那樣無知。為加強統治,清人很重視漢人的古籍,邀請一些知名學者擔任要職,以便收集和整理漢人圖書,其中便有明末清初大學者,東林黨領袖錢謙益。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明時因東林黨禍被革職,後兩次起用,官至禮部尚書。清入關後,授禮部右侍郎,不久告老歸鄉,卒於康熙三年。錢牧齋是明末清初的大學者,詩文俱佳,愛書成癖。因其兩朝高官的地位,更有能力收集到各種圖書古籍,他不但不惜重金地收書,而且對版本、出處以及校讎都有很高造詣。晚年將藏書置於“絳雲樓”,所藏之書有七十三個書櫃,達數萬卷之多,歷無數劫難尚能集得如此多的古籍,真是難能可貴。其中有許多是宋刻孤本秘冊,彌足珍貴。相傳錢與名妓柳如是成親後,因柳也愛讀書,所以辟絳雲樓為柳的書房,常共賞書於此。
錢牧齋晚年時,因小孫女玩耍不慎,將燭火引燃,整座絳雲樓連同數萬卷古籍都被燒毀,令錢痛心疾首。後雖再傾力徵集,有所成就,終不能有昔日輝煌,實為書史上一大憾事。錢去世時將其所藏都贈予了族孫錢曾,錢曾也因此成為著名的藏書家。

乾隆禁毀

清朝統治後,因擔心奪政權於明,漢人不服,所以一方面加強漢學研究,力求以漢治漢,大力推崇儒家思想,以鞏固統治地位;另一方面,卻大興文字獄,禁止各種不利於政府的言論,有敢犯者,以酷律嚴懲。乾隆年尤甚,書籍首當其衝。乾隆好讀書,深感書中各種異己不利思想有礙政權穩固,會成為各種反清復明勢力的思想源頭。於是清政府通過排查和翻檢各種圖書,對有不利於清者盡皆銷毀,作者常被抄斬滿門。有人只因模稜兩可的詩句便會獲罪,其政之嚴酷為史上少有。為求銷毀徹底並穩定民心,政府開始以修撰《四庫全書》為名鼓勵民間獻書,此套巨著號稱集古今之大成,想達到“天下之書莫出於此”的思想禁錮的目的,明著為藏書修書,實則也在大量地禁書毀書。有獻書者常獲罪,讓文人藏家進退兩難。全書修成後,分錄副本七部,在各地建文淵閣等分藏以防不測。
清時是文字獄與禁毀書籍最慘烈的時期,前後數十年,禍及幾代人,連我國文學奇葩《紅樓夢》都在被禁之列。其時人人自危,文人多用曲筆,不敢談國事,政府藉此鼓勵文人少談事多修書,修政穩民,扼殺言論。通過收繳和禁毀,所毀之書有據可查者數十萬計,余者不可勝數,對古籍是史上最嚴重的破壞。致使清之後,宋刻本成為極為稀有之物。思想的扼制,加之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中國社會雖有三代之盛,但終在列強環伺的世界之林,走向衰落。

太平天國

滿清後期,內憂外患。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政府軟弱無能,外不能禦敵,內不能修政,致使積年民怨沸騰。1851年,洪秀全起義,建太平天國,隨後勢力急增,席捲全國。太平軍攻城掠地,聲勢浩大,所過之處多有搶掠,劫富濟貧,禍及各地的藏書家。因藏書者必有些產業,遂均成為被搶掠的對象。戰火所焚燒,兵家所掠毀不計其數,江浙一帶藏家所禍尤甚,歷史悠久的天一閣、汲古閣等著名書樓均未倖免。地方所藏之《四庫全書》也多有損毀,堪稱一大書厄。
然書禍遠不止此,所謂國弱禍事多。鹹豐末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大肆搶掠有“萬園之園”之稱的圓明園。因園子太大,實在盜搶不走的便放火燒之,以掩蓋其罪行。大火連燒三天,園中所藏古籍當然不能倖免。不但焚毀了文淵閣所藏《四庫全書》,而且還搶掠了《永樂大典》。光緒末年,慘劇再次上演,八國聯軍再燒圓明園,所余建築也盡為焚毀,使這世界上最龐大的園林蕩然無存,所剩皆瓦礫,見者無不悲憤,實為中華大恥,含辱百年。
清末時清朝勢微,回天無力,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爆發,建立中華民國,中國千年封建制度被徹底推翻。民國時雖政府有志要整緝圖書,但因各派勢力爭鬥,軍閥混戰多年,社會混亂不堪,因此古籍繕本大多散佚於民間,有的流失在海外。民國時相繼建各省圖書館以藏書,並收集民間書籍,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圖書館,收藏有數百萬冊,大多為新印圖書,官方所藏才算小有所得。

日寇侵華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侵戰我東北三省,扶偽滿州國。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日軍炮轟上海,著名的上海東方圖書館被毀於一旦,所藏數十萬冊圖書皆遭於難。1937年日寇攻入南京,進行燒殺搶掠,抗日戰爭正式爆發。戰火所延,各地書籍文物等均遭大難,或搶掠於日人或焚毀於戰火。日人在華期間搶掠了無數中華國寶,罪行累累,磬簡難書。到如今許多珍貴資料的查閱,居然要去日本才行,怎不令人扼腕。

文革風雨

抗日戰爭勝利後,解放戰爭爆發。1949年新中國成立,國家開始著手徵集和編理圖書。然不久文革動亂,十年浩劫。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破四舊”運動隨即展開,許多書籍被批為毒草,在禁毀之列。而紅衛兵有如當年之董卓李闖,並無常識,肆意枉為,所毀珍品數不勝數,藏家人人自危,有的藏家為自保而半夜自己焚書,令人痛心。文化大革命實則是一場文化浩劫,也算是書史上一大厄。時過境遷,自有後人評判,然所毀之書籍珍本,卻再難以完全。

百家子書散佚類型

1.散佚之書
指某書作為獨立的文獻在歷史上曾經存在並流傳過,後只有個別篇章字句以某種形式被其他文獻轉引而保存下來。
2.散佚之篇
如《詩經》是一部匯集上古至春秋時代的詩歌謠諺的作品總集,然後先秦著述中所引之詩未見於《詩經》的亦復不少,這些詩篇通常被稱為“逸詩”。對此現象,古人曾提出兩種解釋,一是說這些詩是在“采詩”過程中未被采入;一是說這些詩是由整理《詩經》的人刪除的。
3.脫佚之文
在某些看似完整的傳世文獻中,實際上存在著曾被其他文獻徵引卻不見於其傳本的文句。如司馬遷的《史記》據其自序看有130篇,今所見亦為130篇,似為完書,事實上此書西漢時已有缺佚,漢元帝、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曾做過一次補撰,到班固撰《漢書》時又有“十篇缺,有錄無書”,故今天所看到的“全本”可能是後來又有人補撰而成的。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上元張燈”條曾經提到《太平御覽》所引《史記·樂書》之文為今本所無。清人王仁俊曾以《白氏六帖》、《十一經問對》、《太平御覽》等書所引《史記》之文與傳本相較,得《史記佚文》一卷,皆傳本《史記》所無。上舉諸例,《史記》、《詩經》都是流傳有緒的重要典籍,尚且會發生散佚,由此推知,散佚文獻之量絕非小數。所以馬端臨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中說:《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也就是說,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1.書厄說
“書厄說”最早由隋代牛弘提出,《隋書》卷四九《牛弘傳》記載牛弘向隋文帝上書,把秦始皇下令焚書、王莽末年兵亂焚毀、董卓時吏民哄搶、五胡亂華之際文物蕩然、梁滅亡時蕭繹焚書等五件歷史上重大的書籍毀滅事件稱為“書厄”。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又補充了隋唐至宋末的災厄:
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及皆毀於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於安、史。肅、代二宗洊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於慶曆,再盛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於淳熙,四盛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曆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為十厄矣。
當然,書籍的劫難不止於戰亂水火,還有很多人為的禁絕。如王安石主政時曾將自己寫定的《詩義》、《書義》、《周禮義》送國子監鏤版,頒行天下學官,學者爭相傳習,可謂盛極一時;後變法失敗,新學遭禁,王著三經義及《字說》均被廢棄,明代後期皆以亡佚。這是典型的“因人廢言”。如元朝禁毀道家子書、義理、史料記載等,又如清朝修《四庫全書》征書天下,凡具有反清思想的、涉及詆毀少數民族的書籍一律銷毀。孫殿起根據《禁書目錄》、《掌故叢編》、《文獻叢編》、《辦理四庫全書檔案》等書考察,發現在於銷毀之例者,將近三千餘種,六七萬部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lie。這是“因言廢書”。
2.文獻傳播的技術手段造出的散佚
在造紙術發明之前,主要書寫材料是竹簡和絹帛,竹簡笨重,每片所載字數有限,而且書寫前必須經過裁斷、剖削、“汗青”、“殺青”等多道工序,費時費力。絹帛輕便,但價格昂貴,直到絲織業高度發達的漢代,一匹絹尚值六百餘錢,相當於六石米的價格,一般家庭使用不起。所以在文獻傳播的早期,單位文獻傳抄的數量相對較少,而其經過漫長的歷史年代散失的風險也就更大。
而且在書籍主要以傳抄形式流傳的時代,卷帙浩繁的書流傳極不容易。如三國魏文帝曹丕時編的《皇覽》千篇,傳抄不易,至南北朝時已不見原書,只有節抄本存世,至隋朝時節抄本亦不存。又如南朝齊《四部要覽》1000卷、梁《華林通略》700卷、北齊《修文殿御覽》360卷、唐《文思博要》1200卷,皆因部頭過大傳抄不易,早已不存於世。
3.文獻自身學術水平造出的散佚
在雕版印刷術使用之前,書籍主要靠手抄流傳,因此人們對抄錄的書籍是有所選擇的,質量好的流傳日廣,其他的流傳日微,逐漸被淘汰成為佚書,雕版印刷術使用之後,書籍的傳播手段固然先進了很多,但是書籍的質量仍然影響到書籍的流傳。
4.因觀念落後引起的散佚
古人的文獻觀念較今天淡薄,所以往往不注意為某些稀有文獻資料保存副本,甚至於把圖書視為奇貨、古董,不肯借人瀏覽,更不用說允許別人錄副了,如近代出土的道家文獻都被古人當成了陪葬品。有時因為一些政治上的考慮而限制文獻的散布。官文書是了解一代社會政治現實最直接的史料,但它們歷來不向社會流通,深藏宮中或官府,世為秘籍。這樣的文獻遇到天災人禍,最易亡佚。自漢至宋的歷朝實錄,命運莫不如此。又如明代所修的《永樂大典》22877卷,徵引上古至明初各類圖書文獻七八千種,其中有許多是今已無傳本的宋元以前舊籍。此書編成後只抄錄了一部藏於南京文淵閣。
非常不利於科學技術的傳播。如秦始皇焚書,主要是針對儒家經典、百家之書和各國史書,而兵書、農書、醫書等生活、技術之書並不在焚毀之列。但由於儒家經典有利於政治教化,史書也對當代統治者有借鑑作用,因此這些被列入焚書之列的典籍後來又大量出現流傳,相反不在焚書之列,而見於《漢書·藝文志》的農書、醫書幾乎全部失傳,成為佚書。馬端臨說:“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休;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由此可見古人觀念如此,竟至於對這些書的亡佚毫無痛惜之情。

諸子古書

李零在《中國方術考》對於古書的成書有精闢論述:
古代寫書不易,讀書也不易,知識與思想的傳授往往局限於同一門派的師弟之間:學術必須親炙師教才能學到東西,而老師也必須開門授徒才能傳播主張。因此古人最重“師說”(老師之說)和“家法”(授受源流)。古代的“師說”當然要由“書”來體現,但《易-繫辭上》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在古人看來,“書”是遠不足以窮盡“師說”的……但在古代,老師的傳授一般一般都沒有“書”,往往是靠口傳心授……只要學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闢師說,自立門派),則“言必稱師,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記錄老師的言論,疏釋和闡發老師的思想,而且還往往附以各種參考資料和心得體會,理所當然地將他們的整理和附益統統歸於老師名下,“原不必於一家之中分別其孰為手撰,孰為記述也”。也就是說“著作權”可以並不明確,但“師說”和“家法”必須毫不含糊。這對理解古書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點。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管子後》“先秦諸子,皆門弟子,後賓客或子孫撰訂,不必手著。”
章學誠對古書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闊的認識,他說:“古人為其學者效其言,其於文辭,不爭此疆彼界,若後世之私據也,何偽托之有?”《文史通義·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後世斷諸子為偽書,往往是以“私言”來衡量諸子的“言公”。《文史通義·言公上》對於諸子書中出現後世事,章學誠認為,諸子書“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①
秦始皇採納李斯建議,焚書坑儒,頒行“挾書律”。漢因秦律,漢初“挾書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漢初墓葬出土的簡帛文獻,範圍僅僅限於“醫藥、卜筮…法令”之類。漢惠帝四年(前 191 年),廢除“挾書律”,士人方始得撿拾焚燼,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遺留書籍。
先秦到漢初,子學興盛。漢武帝以後,隨著儒家地位的上升,統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爭鳴的時代已經結束,諸子開始走向衰微。在諸子開始衰落的同時,道教開始興盛起來②。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變;道家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補充,始終不曾泯滅③。
武帝元朔五年以後,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然諸子傳說,皆深藏於秘府,而未布諸民間。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即經、傳、諸子、詩賦),謁者陳農使求遺書於天下。此之求書,即秦始皇“收去《詩》、《書》、百家語以愚百姓”之意。
自此次搜求後,諸子傳記充牣中秘,郡國絕少傳書。故河平、陽朔之間,東平思王宇來朝,上書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白:“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鳳言,遂不與。”①
正如羅焌在《諸子學述》所說,漢時諸子之書,藏在秘府,非其親近,不能與目。有欲學者,求之則不得,借之則不與。是又變私學為官學,仍襲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學之衰,謂非當日君主專制之弊,吾不信也。諸子之初興也,因周末之王綱解紐;其廢墜也,因秦制之以吏為師。自余諸因,皆緣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學,直至近世,始有復興之機②。
司馬氏說:“我們認為,余嘉錫的說法比較切合古書實情,持論平實公允。”所以司馬氏接著說:先秦兩漢的古書,往往在父傳子、師傳弟的過程中逐漸定型,儘管定型時把祖師或某一代宗師稱為該書的撰人,但是作為貫穿了祖師“家法”的一家之學,實際上是後先相承的父子師弟的集體著作③。
司馬氏說:“先秦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後人編輯而成,編輯者把跟著述者有關的史事編進書中,就像後世所編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傳、行狀、碑誌一樣。”如《管子》記管仲臨死及死後事,《莊子·列禦寇》記“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紀是簡帛文獻的大發現時期,大批漢晉木簡、簡帛佚籍大量出土。“簡帛古籍書的發現,不僅是數量的補充、品種的補充、文本年代的提前、個別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們對古籍,特別是年代 最早的古籍的本來面目,開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們可以親眼看到古代書籍的本來面目,有關那時書籍制度的種種疑難,通過實物獲得解決。我們還可以從中歸納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對古籍的創作、古籍的構成、古籍的閱讀、古籍的解釋、古籍的選取和淘汰、古籍的傳播和保存,開始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④
李學勤歸納了十種在簡帛古籍對勘中值得注意的情況:佚失無存、名存實亡、後人增廣、後人修改、經過重編、合編成卷、篇章單行、異本並存、改換文字⑤。
如禪宗要集《六祖壇經》,敦煌發現的首位完整的寫本較傳世的宋元刻本內容要少,當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現存最早的慧昕本實際是據此本擴充改編而成⑥。
梁阮孝緒(479—536)說:“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⑦”《七略》蒐集宋齊以來各家藏書目《七略》《七志》等,並與官修目錄《文德殿書目》參校,總集眾家而成。諸子類歸屬於《子兵錄·道家》,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有《七錄》,說明南宋時此書仍有見存於世者。今僅有《七錄序》流傳至今。
南朝藏書家多有藏書目錄。南朝梁任昉編成了最早的私人藏書目錄。《梁書》卷十四《任昉傳》:“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七錄序》:“凡自宋齊以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獻的流傳,無論內容或形態均不免發生一些變化。《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書籍,到梁代阮孝緒編定《七錄》的時候已經亡佚了 552 家,僅存 44 家①。
即使《史記》,西漢時已有缺佚,漢元帝,漢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曾補撰,班固修《漢書》時“十篇缺,有錄無書”。《史記》及《詩經》這種流傳有緒的重要典籍,尚且會發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獻之量絕非小數。所以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漢、隋、唐、宋之史,皆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據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的統計,《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先秦至西漢的典籍 614 家,12990 篇,至今存世的連同殘缺疑偽的在內也不過 90 余家,7分之 1 稍強。也就是說,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辯古說之真妄者,孟子發其端,王充暢其緒,至唐劉知幾為《史通》,有疑古惑經二篇。清崔述著考信錄,竟謂戰國、秦、漢之書皆不可信矣。今考諸子學說,自前漢劉父子作《別錄》《七略》,已辯及子書之真偽。其所謂依託者,必古人有此學說,而後人傳之口耳而著錄之。
如孔子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亦口傳與公羊高,又四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前清末葉,習訓詁學者,奉爾雅為聖經;習今文學者,守公羊為寶典。獨至諸子之出於依託或增加者,則群斥為偽書①。《文史通義·詩教上》章學誠“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偽托也。

諸子百家古書演變

關於古籍結構的演變,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做過形象的比喻,“戰國秦漢的古書像氣體,種類和卷篇構成同後世差距很大;隋唐古書好像液體,雖然還不太穩定,但種類和構成漸趨統一;宋以後的古書則是固體,一切定型,變化多屬謄寫或翻刻之誤”。

諸子書

熊鐵基在《劉向校書詳析》說:後世流傳乃至我們今日看到的西漢及其以前的古書,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書名都是劉向他們校定的。當時幾乎所有的圖書都經過了他們的理解、認定乃至改造,當然免不了打上時代的烙印。但是長期以來這一點未得到充分認識,以為後世乃至今日所讀的先秦古籍就是原來的樣子,這就難免產生這樣那樣的誤解,得出與歷史真實不符的結論。歷代學者中有不少人發現了一些問題,於是產生疑、辨,因而有指偽之作。從現存的《書錄》及有關記載看,有的書完全是新編定的。如《列子書錄》……可見劉向完全新編了一部《列子》書。
黃愛平在《中國歷史文獻學》第八章《先秦至兩漢:歷史文獻學的起源及奠基時期〈百家爭鳴與諸子文獻〉》中說:
先秦諸子據《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的記載有“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經過歷史發展,尤其是秦漢以後,隨著儒家學說主導地位的確立,諸子思想被視為異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沒不傳。流傳至今的只有 20 余種,如《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
先秦諸子之書,初時多以篇行,如《韓非子》原有《孤憤》、《五蠹》等篇,後來才被集結成書,並以韓非的名字命名。並且,諸子之書的成書過程一般較為複雜,其著者一般習稱自撰而成,但從其內容來考察,實際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論而成書,更多的是在師門傳承過程中,由其後世弟子編輯而成。
總之有可能是眾手修成或者經過長時間的編纂、增補。正因為如此,諸子之書多傳聞異辭、流傳異本,有的還摻雜有他人的言論。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獻的特點。
在中國學術史上,先秦是諸子百家爭鳴、學術發展繁榮的黃金時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諸多學人士子,或著書立說,或聚徒講學,或互相爭鳴,既給後世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也給後人留下了廣闊的發揮餘地和想像空間。後人應該更好的保護與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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