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遺珍:洛陽新出唐代景教經幢研究》匯集了介紹這件景教遣珍價值和學者全方位研究的首批成果，是第一本保證首發性、原創性和權威性的著作，也是中國學者向沒有國界的人類文明所捧上的學術新貢獻。2006年洛陽新出唐代《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及經幢題記，不僅是千年以前東方基督教人華後的文物證據，而且是見證洛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最珍貴的遺產之一。幢記作為一個特殊歷史年代的真實記錄，為一座古代都城、一種宗教信仰、一個教團活動、一群家族親友及其墓地守護者都留下了真切地文化信息。它能喚起人們的記憶和思索，遠比歷史故事本身更豐富深遠。
基本介紹
- 書名：景教遺珍:洛陽新出唐代景教經幢研究
-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 頁數：173頁
- 開本：16
- 品牌：文物出版社發行部
- 作者：葛承雍
- 出版日期：2009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1026982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景教遺珍:洛陽新出唐代景教經幢研究》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
著名中外關係史和宗教史專家、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蔡鴻生：
作為唐代景教遺珍，洛陽新出的《宣元至本經》及幢記究竟“新”在哪裡?如果著眼於時、地、人，似乎可以形成這樣的印象：第一，反映出“安史之亂”後到“會昌法難”前的景教狀況，為長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續新篇；第二，洛陽的景教是在佛教文化的強勢之下生存的，其教階和禮儀散發出濃烈的佛味，經刻於幢，就是“景”與“佛”的矛盾性結合；第三，景士和信眾來自胡姓（米、康、安），其人物稱謂和人際關係，隱約表露出洛陽景教還是以華化胡裔為社會基礎的。
近兩百年來，唐代景教一直是西洋漢學、東洋漢學和俄國漢學共同關注的課題。新出的洛陽景教文物，必將促進中外學者的探討，闡幽發微，使經幢記傳遞的歷史信息充分展現於人間。
著名中外關係史和宗教史專家、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蔡鴻生：
作為唐代景教遺珍，洛陽新出的《宣元至本經》及幢記究竟“新”在哪裡?如果著眼於時、地、人，似乎可以形成這樣的印象：第一，反映出“安史之亂”後到“會昌法難”前的景教狀況，為長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續新篇；第二，洛陽的景教是在佛教文化的強勢之下生存的，其教階和禮儀散發出濃烈的佛味，經刻於幢，就是“景”與“佛”的矛盾性結合；第三，景士和信眾來自胡姓（米、康、安），其人物稱謂和人際關係，隱約表露出洛陽景教還是以華化胡裔為社會基礎的。
近兩百年來，唐代景教一直是西洋漢學、東洋漢學和俄國漢學共同關注的課題。新出的洛陽景教文物，必將促進中外學者的探討，闡幽發微，使經幢記傳遞的歷史信息充分展現於人間。
圖書目錄
前言
跋洛陽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
洛陽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及幢記》石幢的幾個問題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全經的現世及其它
經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考釋——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研究之
幢記若干問題考釋——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研究之二
經幢版“三位一體”考釋——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研究之三
西安、洛陽唐兩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較研究
洛陽新出土大秦景教經幢文初釋及翻譯
洛陽新出大秦景教石經幢校勘
洛陽景教石經幢出土地的調查
編後記
跋洛陽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
洛陽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及幢記》石幢的幾個問題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全經的現世及其它
經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考釋——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研究之
幢記若干問題考釋——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研究之二
經幢版“三位一體”考釋——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研究之三
西安、洛陽唐兩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較研究
洛陽新出土大秦景教經幢文初釋及翻譯
洛陽新出大秦景教石經幢校勘
洛陽景教石經幢出土地的調查
編後記
後記
唐代洛陽景教經幢經過一千多年的風吹雨蝕、斷裂磨損，終於在2006年現世了。這件景教遣珍立即引起了海內外相關學者的關注，介紹文章和研究論文陸續刊出，新聞媒體也紛紛跟進做了報導。這應該是一件中外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早期基督教入華傳播史的重要發現。
目前中國學者初步研究而發表的論文已在學術界有了不同的反響，例如針對景教與佛道兩家的盤根錯節關係，不同史料會牽連引出多重問題，有的學者批評過於牽纏蕪蔓，沒有解決經幢中的實質問題；有的則認為從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材料切入，層層遞進，看似蕪累枝蔓，實有其清晰細密的內在邏輯，考據達到了新的境界。還有的外國學者批評中國學者對敘利亞教會傳統不了解，對偽經說得太過火，“經”不能隨意說是假的，因為古人在翻譯過程中有些傳譯匯集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全部否定。
應該說，繁複的論證，多樣的考辨，彼此的質疑，碰撞的火花，都有益於我們最終獲得一種極為開闊的思維視野，或是某種豁然開朗的省悟感受，進而揭示景教入華歷史的真實面相。
為了讓國內外學者了解對洛陽唐代景教經幢研究的現狀、水平，以及對其中一些問題的不同看法，我們將目前有代表性文章儘可能全部編入本書。
在編輯本書過程中，蔡鴻生先生多次表示關注並著重指出：
一、本書只收集新出洛陽景教經幢的研究文章，不再專門去論及長安的景教碑。景教經幢是洛陽特色，景教往東都洛陽發展，一定有區別於長安的特色。景教士身份不一樣，雙方背景也不一樣，不是長安那一批來自敘利亞的景教士，而是源出中亞昭武九姓的胡裔景士。兩者比較研究，大有可為。
二、要注意多角度、多方位的研討，因為洛陽景教經幢斷了，題記內文中“景教僧”與他們刻勒人的關係不甚清楚。景教石刻文獻都是出自漢人之手，文體對仗非一般人所為，景字派生出來十多個詞，都是很有分寸的，以前對文體探討很少，實際文體形式是與景教華化密切相關的。
三、景教經幢本文翻譯很難，“引文”翻譯也都是很難的。中國學者的缺陷是不熟悉甚至不了解一千多年前敘利亞東方教會的傳統和具體內容，所以有些對應翻譯初步公布後，要歡迎海內外學者群策群力，字斟句酌，共同討論。
目前中國學者初步研究而發表的論文已在學術界有了不同的反響，例如針對景教與佛道兩家的盤根錯節關係，不同史料會牽連引出多重問題，有的學者批評過於牽纏蕪蔓，沒有解決經幢中的實質問題；有的則認為從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材料切入，層層遞進，看似蕪累枝蔓，實有其清晰細密的內在邏輯，考據達到了新的境界。還有的外國學者批評中國學者對敘利亞教會傳統不了解，對偽經說得太過火，“經”不能隨意說是假的，因為古人在翻譯過程中有些傳譯匯集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全部否定。
應該說，繁複的論證，多樣的考辨，彼此的質疑，碰撞的火花，都有益於我們最終獲得一種極為開闊的思維視野，或是某種豁然開朗的省悟感受，進而揭示景教入華歷史的真實面相。
為了讓國內外學者了解對洛陽唐代景教經幢研究的現狀、水平，以及對其中一些問題的不同看法，我們將目前有代表性文章儘可能全部編入本書。
在編輯本書過程中，蔡鴻生先生多次表示關注並著重指出：
一、本書只收集新出洛陽景教經幢的研究文章，不再專門去論及長安的景教碑。景教經幢是洛陽特色，景教往東都洛陽發展，一定有區別於長安的特色。景教士身份不一樣，雙方背景也不一樣，不是長安那一批來自敘利亞的景教士，而是源出中亞昭武九姓的胡裔景士。兩者比較研究，大有可為。
二、要注意多角度、多方位的研討，因為洛陽景教經幢斷了，題記內文中“景教僧”與他們刻勒人的關係不甚清楚。景教石刻文獻都是出自漢人之手，文體對仗非一般人所為，景字派生出來十多個詞，都是很有分寸的，以前對文體探討很少，實際文體形式是與景教華化密切相關的。
三、景教經幢本文翻譯很難，“引文”翻譯也都是很難的。中國學者的缺陷是不熟悉甚至不了解一千多年前敘利亞東方教會的傳統和具體內容，所以有些對應翻譯初步公布後，要歡迎海內外學者群策群力，字斟句酌，共同討論。
序言
這本書的“前言”實際上應該是“前沿”，因為源自古敘利亞經波斯（伊朗）而逐步束漸的基督教東方教會，6-9世紀在中亞地區及中國西安、洛陽唐兩京地區的傳播，一直是國際學術界關注的“前沿”問題。作為一千多年前基督教入華的先行者，他們弘揚了進入中國後自己命名的“景教”，《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敦煌文書中的景教經典殘卷，都引起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原作翻譯輿闡釋研究。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學者對自己國家境內留下的景教歷史遣痕自然是非常關注的，但是限於歷史文獻的遣缺，人們在追溯研究的迷惑與矛盾中，一直期盼著在考古文物中再能有新的發現。
2006年洛陽景教經幢重現人間，無疑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有人說它是基督教束傳史上最重大的發現之一，有人說它是近年來世界級的文化發現之一，還有人說它是洛陽絲綢之路起點最寶貴的力證。平心而論，洛陽景教經幢的出現確實為學術界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益於對唐代景教、絲綢之路、粟特移民、洛陽墓葬、宗教藝術以及社會諸問題進行專題研究，對千年以前景教在中國傳播的研究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推動。
但是，圍繞景教經幢的出現眾說紛紜、撲朔迷離，其來源目前雖有線索，但還沒有徹底搞清。以前中國由於文物保護意識的淡薄，許多文物不被人們重視，甚至無人知道其內容與價值。而現在在經濟利益大潮的驅動下，倒賣走私文物非常猖獗，因而民間隱蔽傳藏著一些不被人所認知的珍品。我們認為民營博物館和私人收藏者他們自己不可能清楚一些罕見文物的真正內容與價值，例如景教經幢內容就曾被認為是一件常見的普通佛教經幢石刻而已，正因為幾乎無人知曉景教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反而逃過了可能更糟的劫難。
2006年10月11日《中國文物報》發表了洛陽龍門研究院張乃翥先生《一件唐代景教石刻》文章，但遣憾的是，報紙只是將景教經幢作為收藏品公布，所以刊登了一張半截四面的拓片，字跡不清，還略去了經幢全文內容，使人將信將疑，半隱半顯。廣州博物館曾玲玲立即告知中山大學林悟殊教授，林悟殊先生迅速給我發來電子郵件詢問。10月16日我即詢問洛陽文物界同行和我的學生張建文、路偉關於景教經幢的具體隋況。
2006年洛陽景教經幢重現人間，無疑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有人說它是基督教束傳史上最重大的發現之一，有人說它是近年來世界級的文化發現之一，還有人說它是洛陽絲綢之路起點最寶貴的力證。平心而論，洛陽景教經幢的出現確實為學術界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益於對唐代景教、絲綢之路、粟特移民、洛陽墓葬、宗教藝術以及社會諸問題進行專題研究，對千年以前景教在中國傳播的研究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推動。
但是，圍繞景教經幢的出現眾說紛紜、撲朔迷離，其來源目前雖有線索，但還沒有徹底搞清。以前中國由於文物保護意識的淡薄，許多文物不被人們重視，甚至無人知道其內容與價值。而現在在經濟利益大潮的驅動下，倒賣走私文物非常猖獗，因而民間隱蔽傳藏著一些不被人所認知的珍品。我們認為民營博物館和私人收藏者他們自己不可能清楚一些罕見文物的真正內容與價值，例如景教經幢內容就曾被認為是一件常見的普通佛教經幢石刻而已，正因為幾乎無人知曉景教文化背景的重要性，反而逃過了可能更糟的劫難。
2006年10月11日《中國文物報》發表了洛陽龍門研究院張乃翥先生《一件唐代景教石刻》文章，但遣憾的是，報紙只是將景教經幢作為收藏品公布，所以刊登了一張半截四面的拓片，字跡不清，還略去了經幢全文內容，使人將信將疑，半隱半顯。廣州博物館曾玲玲立即告知中山大學林悟殊教授，林悟殊先生迅速給我發來電子郵件詢問。10月16日我即詢問洛陽文物界同行和我的學生張建文、路偉關於景教經幢的具體隋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