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晉察冀野戰軍
- 歷史沿革：1945年11月，為適應在晉察
- 第一野戰軍：聶榮臻兼任司令員及政治委員
- 1946年3月1日：中央局發《關於復原工作的決定》
歷史沿革,主要戰役,大事記,精簡整編,淶源會議,安國會議,軍事指導,野戰軍機構,中央戰略任務,部隊結構,軍事素質,成份構成,戰術戰法,指揮機制,組織系統,後勤供給,作戰指揮,簡編,和平誘惑,晉察冀先行,全軍簡編,其他戰略區,裁軍之後,不同評價,
歷史沿革
晉察冀軍區第一野戰軍：聶榮臻兼任司令員及政治委員，耿飈任副參謀長，下轄冀察（郭天民）縱隊、冀中（楊成武）縱隊，冀晉（陳正湘）縱隊共三個縱隊。第一野戰軍負責打擊綏遠方向傅作義、閻錫山部國民黨軍隊，協同晉綏軍區部隊作戰。
晉察冀軍區第二野戰軍：蕭克兼任司令員，羅瑞卿兼政治委員，彭壽生任參謀長，下轄晉冀魯豫第一縱隊（原奉調赴東北，後改歸晉察冀建制）、熱遼（黃永勝）縱隊、冀東（詹才芳）縱隊、冀察（劉道生）縱隊、冀晉（趙爾陸）縱隊、冀中（黃壽發）縱隊，共六個縱隊。第二野戰軍負責打擊進犯冀熱遼地區國民黨軍隊，協同東北民主聯軍作戰。
1946年3月1日，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發出《關於復原工作的決定》。據此，全軍區復員轉業約10萬人，占全軍區部隊的三分之一。
野戰軍由9個野戰縱隊26個旅81個團，縮編為4個縱隊9個旅24個團（每個縱隊由原9團縮編為6團），野戰軍由原來的20餘萬人縮減至共5.1萬人。
精簡整編後，晉察冀軍區部隊由31餘萬人減少至20餘萬人。
1946年6月，內戰全面爆發。晉察冀軍區結束精簡復員工作，開始招集部隊，準備應付全面爆發的內戰。
內戰爆發後，中央布置給晉察冀部隊的作戰任務是奪取“三路四城”的任務。按照中央的計畫，晉察冀首先進攻平漢路，但晉察冀軍區首長認為在晉綏軍區部隊取得晉北戰役勝利後，大同已陷入孤立，且守城閻錫山部隊士氣必低，較易攻取。於是請示中央改變計畫，首先攻取大同。
7月31日，晉察冀野戰軍在晉綏軍區部分部隊配合下發起大同、集寧戰役。由於事先對於大同城防堅固估計不足，以致久攻不克。敵傅作義部增援時，我軍在集寧打援失利。9月13日集寧失守，被迫於9月16日撤出戰鬥。
集寧丟失、承德放棄之後，張家口已經處於被東西夾擊態勢。敵軍於9月29日，分東西兩路進攻張家口。由於對傅作義部進攻方向判斷錯誤，導致張家口過早失守，且未達到大量殲敵的目的。
內戰爆發後的三個月，我軍華東、中原等戰區共整建制殲敵25個旅，晉察冀軍區雖也殲敵數萬，但由於是在敵人進攻時被動應戰，沒有整建制殲滅敵有生力量。
1946年10月22日，晉察冀中央局召開“淶源會議”，總結內戰爆發以來幾個月軍事上的教訓和不足，提出堅決貫徹中央“集中優勢兵力打運動戰、殲滅戰”的精神，學習兄弟戰區的勝利經驗，爭取扭轉晉察冀軍區的被動局面。
為彌補因“精簡整編”以及大同、集寧、張家口等戰役造成的兵力不足，晉察冀軍區還動員了三四萬翻身農民參軍入伍，同時從地方部隊抽調三個旅，一起補充進三個野戰縱隊。三個野戰縱隊由精簡後的每縱隊轄兩個旅，恢復至每縱隊轄三個旅，野戰部隊總兵力達到7.5萬人。
1947年3月29日至4月上旬，聶榮臻在安國主持召開晉察冀中央局擴大會議。根據中央軍委的多次指示，晉察冀中央局就如何爭取主動，擺脫被動，從根本上扭轉華北的戰局，跟上全國解放戰爭發展得形勢進行了檢討和總結。
4月6日，安國會議做出了《關於執行中央“二．一”指示的決定》：“中央指示的軍事、土改、生產三大任務中，具有決定性的首要任務是打勝仗。我區目前勝利很不足，原因是領導上以前有和平思想，戰爭準備不足。軍隊大量復員，練兵沒有抓緊，影響了後來的擴軍與部隊的戰鬥力”，“今後必須研究與總結過去的作戰經驗，貫徹執行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爭取主動，改變現在的形勢”。
1947年4月26日，中央工委劉少奇、朱德達到西柏坡整頓晉察冀軍區的軍事和土改工作。針對晉察冀軍區軍事上存在的問題，朱德親自指導晉察冀軍區再次組建晉察冀野戰軍，並將野戰軍指揮機構與軍區分開。楊得志任司令員，羅瑞卿任政治委員，楊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員，耿飈任參謀長，下轄3個縱隊，還首次組建了1個炮兵旅。
1947年中，其他戰略區先後開始轉入戰略反攻階段，但晉察冀軍區軍事上尚處比較被動局面,毛澤東開始構想將華北的軍事與東北軍事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
毛澤東於47年7月20日向林彪、羅榮桓布置東北我軍內戰第二年任務時指出：“……北線任務應以東北我軍為主力，以五台[晉察冀]和晉綏為輔助完成之”，同時明確提出：“待戰爭發展到平綏附近時，五台[晉察冀]、晉綏我軍統一歸林（彪）羅（榮桓）指揮作戰”。
從解放戰爭進入第二年開始，中央賦予晉察冀部隊的主要任務就是：配合東北我軍作戰，牽制華北敵軍，使華北敵軍不出關或少出關增援東北。
9月2日，晉察冀野戰軍進攻淶水、出擊大清河北。此役殲敵5278人，我軍傷亡6778人，雖屬主動出擊，但卻打成了得不償失的消耗戰。
在東北我軍發起猛烈的秋季攻勢期間，蔣介石急從華北戰場調三個師增援東北，導致敵在華北兵力不足。10月11日，晉察冀野戰軍趁勢進攻徐水，調動了駐守石家莊的敵第3軍出援。晉察冀野戰軍長途奔襲，於清風店一帶全殲敵第3軍1.7萬人，俘虜敵軍長羅歷戎。我軍損失僅9192人。這是華北我軍轉入戰略進攻後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對扭轉華北戰局起了關鍵作用。
47年底，晉察冀野戰軍已發展到4個野戰縱隊，軍區2個地方縱隊和炮兵旅，主力部隊共13萬人，逐漸形成了有力的拳頭。
1948年5月9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改變華北、中原解放區的組織、管轄境地及人選的通知》，將晉冀魯豫和晉察冀兩軍區合併為華北軍區；華北軍區下轄兩個野戰兵團，即華北軍區第一、第二兵團。
以原晉冀魯豫野戰軍留下的部分部隊組建華北軍區第一兵團，以原晉察冀野戰軍組建華北軍區第二兵團。
華北軍區的此次建制調整，只組建了華北軍區轄下的兩個野戰兵團：華北軍區第一兵團和華北軍區第二兵團。（1948年8月組建華北軍區第三兵團）
主要戰役
大事記
精簡整編
1946年2月16日，晉察冀中央局致電中央：“目前和平已確定，全國範圍內戰已不可能，軍隊需要大量縮編” ，並提出“我們提議立即進行大規模的精簡”。
1946年2月，晉察冀中央局發布《關於編制人數的規定》，並規定“自3月15日，即按此發糧款”。
1946年3月1日，晉察冀中央局發出《關於復員工作的決定》：“我國已開始步入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邊區立即開始部分的復員，將戰時的各種組織機構逐步轉變為平時的組織機構”。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致“華東局、晉冀魯豫局、華中分局、並告榮臻、賀龍”的《中央關於精兵簡政問題的指示》：“無論將來情況如何，我們均須精兵簡政……你們三處（註：指華東局、晉冀魯豫局、華中分局）兵額最大，負擔極重，如何實行精簡，應速決定方針。我們意見，第一期精簡三分之一，並於3個月內完成……第二期再精簡三分之一”,“這樣是否妥當及採取何種具體辦法，望於電到十日內開會討論”,“晉察冀方面前已提出大致的方案……由榮臻儘快攜來中央討論”。
晉察冀軍區分別於3、4月份和5、6月份進行了兩期精簡復員。全軍區共復員、轉業約10萬人，占全軍區部隊的三分之一。
野戰軍由9個野戰縱隊25個旅，縮編為4個縱隊9個旅（每個縱隊由原9團制縮編為6團制），野戰軍由原來的20餘萬任縮減至共5.1萬人。
精簡整編後，晉察冀軍區部隊由31餘萬人減少至20餘萬人。
1946年6月，內戰全面爆發。晉察冀軍區結束精簡復員工作，開始招集部隊，準備應付全面爆發的內戰。
淶源會議
1946年10月22日至11月1日，聶榮臻在淶源主持召開了晉察冀中央局擴大會議。聶榮臻總結了自衛戰爭開展以來的作戰教訓，尤其是大同、集寧及張家口的失利教訓。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垣失守後的形勢與任務的決定》。“客觀上是敵人兵力強大，但領導上必須指出（一）我們對國內和平局面估計過高，對戰爭準備不足。（二）對張家口保衛戰的勝利前途，表現信心不足。（三）輕視傅作義，對傅軍主力進攻方向判斷錯誤。”【《聶榮臻年譜》上卷 第460頁】
會議提出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但是“組織上還沒有真正轉到適應大兵團運動作戰的需要上來”【《從華北到西北－憶解放戰爭》鄭維山 第31頁】
安國會議
1947年3月29日至4月上旬，聶榮臻在安國主持召開晉察冀中央局擴大會議。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就如何扭轉晉察冀被動局面，跟上全國解放戰爭發展得形勢，進行了研究和總結。聶榮臻回憶說“軍事問題，具體說就是如何爭取主動，擺脫被動，從根本上扭轉華北的戰局，跟上全國解放戰爭發展得形勢，這是會議的中心議題。”
蕭克回憶說“會議總結了內戰爆發以來我們的經驗教訓。......認為，軍事上存在的問題的主要原因，在於領導層（主要是中央局）對全面戰爭爆發思想準備不足。在‘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思想下軍隊復員過多，臨時戰前動員太遲太慢（主要是兵員徵集）。”
4月6日，安國會議做出了《關於執行中央“二．一”指示的決定》：“中央指示的軍事、土改、生產三大任務中，具有決定性的首要任務是打勝仗。我區目前勝利很不足，原因是領導上以前有和平思想，戰爭準備不足。軍隊大量復員，練兵沒有抓緊，影響了後來的擴軍與部隊的戰鬥力。”“今後必須研究與總結過去的作戰經驗，貫徹執行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爭取主動，改變現在的形勢”。【《聶榮臻年譜》上卷 第446-467頁】
軍事指導
6月1日，朱德向中央作了匯報:
（一）戰士中成分好，均勇敢。
（二）野戰軍組織頭重，未脫離抗戰時期游擊隊範圍，後方龐大，出征人員少，號稱野戰軍十二萬人中最多時亦只能出征七萬人。這種組織不適合於野戰軍。
（三）上級指揮不好，自上次張家口退出後，一切組織均混亂不堪，對敵只是應付的，軍區工作未建立，野戰軍也是臨時湊成，也未形成便於作戰的主力。
（四）供給補充也是紊亂的，撤張家口後一般供給標準都提得很高，以致大公家經常無錢發。又加以在建立生產運動口號下，各自為政，團以上的機關，都有一筆財產。平時有貪污腐化的，戰時有發洋財的，紀律也因之普遍的壞，打人罵人也相當的多，軍政軍民關係也不好。
我們分析以上的狀況，得出這樣的概念：部隊成分是很好的，幹部也是好的，有紅軍傳統，戰鬥經驗多，技術也相當的好，唯戰術一般的差，上級指揮，下級不滿意。【《朱德軍事文選》第591-592頁】
6月3日，劉少奇向中央匯報: “野戰軍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集團，各縱隊各旅以至各團都有自己的後方，還帶有聯合作戰的形式，整個戰爭機構和制度未建立，現正著手改變這種狀況。。”【《劉少奇年譜》下卷 第80頁】
毛澤東6月14日致電朱德、劉少奇：“你們在今後六個月內如能（一）將晉冀察軍事問題解決好；（二）將土地會議開好；（三）將財經辦事處建立起來，做好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績。”
一、對部隊進行整編，重新組織野戰軍指揮機構，以便從組織體制上適應戰略進攻的要求。
二、對各部隊各自的後方機構進行整頓，成立軍區後勤部，統一供給。規定野戰軍脫離後勤，只管訓練和打仗兩件事。
三、對晉察冀部隊加強戰略、戰術教育。
朱德指導指戰員：“把野戰軍騰出來專門打殲滅戰”；還詳細講解了“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三個原則”；以及如何“帶兵、養兵、練兵、用兵”的方法。
野戰軍機構
晉察冀軍區在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一年之內，兩次組建、兩次撤銷野戰軍機構，晉察冀野戰軍存在的時間分別只有一個月和三個月。當時的野戰軍指揮機構還只是臨時組成的前方指揮所性質。因此，“野戰軍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集團”，各縱隊還只是“帶有聯合作戰的形式，整個戰爭機構和制度未建立”，“組織上還沒有真正轉到適應大兵團運動作戰的需要上來”。
中央戰略任務
1947年中，各戰略區先後開始轉入戰略反攻階段。
毛澤東開始構想將華北的軍事與東北軍事作為一個整體，將華北軍事任務交東北我軍為主，華北部隊為輔來完成。提出：“以東北我軍為主力，以晉察冀和晉綏為輔助，攻占東北及華北除平、津、沈三點以外地區”的戰略目標，並明確提出“當東北我軍發展到平綏附近時，晉察冀和晉綏我軍統一歸林（彪）羅（榮桓）指揮作戰”。
從解放戰爭進入第二年開始，中央賦予晉察冀部隊的主要任務就是：配合東北我軍作戰，牽制華北敵軍，使華北敵軍不出關或少出關增援東北。
晉察冀野戰軍成立後的清風店就是趁華北敵軍抽調三個師出關增援東北，造成華北兵力不足時發起的主動攻擊，取得了晉察冀轉入戰略反攻階段的第一個大勝利。
部隊結構
1945年對日寇發動最後反攻後，為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8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 “各地區將我軍大部迅速集中，脫離分散游擊狀態，分甲乙丙三種，組織成團或旅或師，變成超地方性的正規兵團，集中行動”（《關於日本投降後我黨任務的決定》）。
晉察冀軍區開始在部隊結構上作出調整，一方面發動青年參軍、參戰，另一方面將原來抗戰時期的小團擴編為大團，將一大批地區隊、縣大隊和游擊隊編組為正規團，以提高部隊的機動作戰能力。
1945年9月，晉察冀軍區部隊已經發展到了三十多萬人，共組建近百個團，但其中大部分是剛剛由各區隊或各聯合縣大隊、游擊隊升編的新團。
1945年8-9月，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運昌率8個團，共1.3萬人分2批三路挺進東北，冀中軍區沙克、周仁傑帶3個團約4000人挺進東北。分別在錦州、承德、瀋陽等地收編偽軍、擴招新兵，迅速擴編了11萬新部隊，並獲得大批武器裝備。
後因形勢變化，李運昌將出關部隊中的4個團及新擴編的5萬人留在東北民主自治軍，率其餘7個團及在遼西、熱河擴編的共5-6萬人返回熱河，歸冀察熱遼軍區建制。
晉冀魯豫一縱（楊得志縱隊）
張秀山等帶領從延安赴東北的約六百名幹部。
同時，將黃永勝延安教二旅第1團、文年生陝甘寧警一旅第1團、第2團、冀中沙克31團與十六分區18團及在錦州擴編的6個新團合編為“熱遼（黃永勝）縱隊”， （轄3個步兵旅1個炮混旅），歸冀察熱遼軍區建制。
1945年11月，為適應晉察和冀熱遼兩個方向的作戰需要，晉察冀軍區將剛組建的八個野戰縱隊，連同原調東北改歸晉察冀軍區的晉冀魯豫第一縱隊，分別組成第一、第二兩個野戰軍，有24個步兵旅77個步兵團，1個騎兵旅和1個炮混旅，總計26個旅81個團，共215310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1卷》第110頁）
冀察（郭天民）縱隊，轄第6旅、第7旅、第9旅 及騎兵旅。
冀中（楊成武）縱隊，轄第11旅、第12旅、第13旅。
冀晉（陳正湘）縱隊，轄第2旅、第4旅。
晉冀魯豫（楊蘇）第一縱隊，轄1旅、第2旅、第3旅。 （原調東北）
冀東（詹才芳）縱隊，轄第12旅、第13旅、第14旅。
冀晉（趙爾陸）縱隊，轄第1旅、第2旅、第3旅。 （原調東北）
冀中（黃壽發）縱隊，轄第1旅、第2旅。 （原調東北）
冀察（劉道生）縱隊，轄第8旅、第10旅。
軍區教導師，轄教1團、教2團。
軍事素質
在日本投降後，晉察冀雖然發展起三十多萬部隊，但大部分是地方部隊。新組建的野戰軍81個團中，就有50多個是45年2月以後（主要是日本投降後）才陸續由各分區區隊、各聯合縣大隊或游擊隊升編的新團，只有24個是45年2月的團，而43年的老團則僅有14個。老團級部隊如此之少，和該區長期游擊作戰模式有直接關係。
晉察冀軍區在抗戰期間，長期處於高度分散和獨立的地方游擊戰狀態。艱苦的環境使晉察冀指戰員都煉就了吃苦頑強的毅志和生存能力，對靈活的游擊戰、麻雀戰運用自如，但缺乏較大規模的正規戰經驗。抗戰期間，除參加過八路軍總部組織的“百團大戰”等戰役外，晉察冀組織團級以上大規模戰役比較少。
當時晉察冀軍區總的方針是“力爭保存自己的實力，以待有利時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們的總方針仍舊是長期堅持游擊戰爭”。當時生存在華北敵後的晉察冀部隊對付敵人“掃蕩”的主要對策就是“走”，與敵人“捉迷藏”，“在整個抗戰過程中，軍區領導機關和直屬隊，從未同敵人直接遭遇過”。（《聶榮臻回憶錄》）
當然，晉察冀軍區也有一些老骨幹團隊，而且借“保衛熱河”契機，晉察冀野戰軍又新添了一些素質好、戰鬥力強的關內老部隊，比如：
原擬調東北的冀中（黃壽發）縱隊中的延安教二旅第五團（“紅五團”）、獨立團等。
這些寶貴的“老底子”運用得好都是晉察冀野戰軍中主力中的主力。。（後來都成為四野、二野“主力中的主力”）
成份構成
晉察冀軍區是老區，儘管部隊獨立、分散，但主流成份是好的：旅以上指揮員都是紅軍幹部，團營幹部也是抗戰時期幹部，戰士也多是翻身農民。
但是，李運昌先機出關收編的偽軍部隊卻存在很大問題。
比如，十六分區一個18團就在錦州擴編成6個團，十四軍分區一個13團在興隆就整建制收編了2萬偽軍，十五軍分區2個團在平泉收編偽軍1個旅。這樣“大呼窿”（林彪語）匆忙發酵起來的新部隊雖然人數多、裝備好，但在後來與國軍作戰時就發生了整建制“拖槍投敵”的現象（“明投八路，暗投中央”），還殺害老部隊派去的幹部。
戰術戰法
由分散游擊戰向大兵團運動戰的轉變需要一個過程。但由於形勢發展迅速，作戰任務緊迫，匆匆組建的晉察冀野戰軍尚不完全具備大兵團運動戰所必須的過硬素質和作戰經驗，其戰術戰法還停留在游擊戰爭階段。
指揮機制
晉察冀在開始組建野戰軍的一年內就曾2次撤消野戰軍機構：為“綏遠戰役”和“保衛熱河”匆匆成立第一和第二野戰軍機構，但一個月後隨即撤消；內戰爆發，為打“大同集寧戰役”再次匆匆成立野戰軍機構，不到半年又再次撤消。
組織系統
游擊戰是小部隊分散行動，運動戰是大兵團協同作戰，大兵團協同行動需要一個有序的、穩定的組織系統。
晉察冀野戰軍的九個野戰縱隊（裁軍後為四個縱隊）名為野戰軍，實際上，這時的晉察冀野戰軍，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有機的作戰集團，各部隊還是“聯合作戰”的形式。
軍區遇戰事時臨時成立指揮機構，再分別招集各縱隊和地方獨立旅集結、作戰，甚至一邊集結一邊進入戰鬥，缺乏協同配合的默契是必然的。 這在後來的戰役體現出來：
“大同戰役”8月2日開軍事部署會議，而7月31日三縱等就已開始外圍作戰了。
“保南戰役”姚村戰鬥總攻前誤傳敵軍已逃跑，四縱、三縱自行分別東追，結果貽誤戰機。
“集寧決戰”楊縱出擊，陳縱誤認為是撤退而自行退出戰場。
實際上，此時軍區領導仍未真正把握“超地區機動大兵團”野戰軍的優勢特點，還是把縱隊當成地方獨立旅一樣臨時召集使用。而且對各部隊的統一指揮掌控能力較弱。若如此，還真覺得野戰軍機構多了一環管理鏈條了，一年之內兩次撤消野戰軍機構，恐怕與此觀念有關吧。
後勤供給
由於長期抗日戰爭所養成的分散、獨立的游擊隊作風（那時是制勝法寶）還沒有改變。
晉察冀團以上單位都各自有自己的“小家務”，各個縱隊各旅乃至各團，都各自有自己的後方（甚至商店）。傷兵、俘虜、供給各自辦理，繳獲的武器資財也不上繳，各自送自己的後方。
多的武器、口徑不符的彈藥就埋在地下，也不習慣（不願意）拿出來統一調劑。
“從抗戰到現在（1947年12月），地下銹爛的武器不知有多少！你也埋，他也埋，記都記不清了，就是不上交，幾千年以後開礦去”（《聶榮臻軍事文選》）。
這種明顯不適應大兵團運作的現象，一直到1947年6月中央工委朱總到晉察冀整頓軍事時，親自建立野戰軍後勤司令部後，才逐步改變。
作戰指揮
指揮員沒有向其他野戰軍一樣，及時摸索出新形勢下的新作戰思想（“集中優勢兵力”、“大踏步進退”、“打殲滅戰”等），而是“節節抵抗”、“逐次用兵”、“分兵掃點”、“打擊潰戰”，甚至還在指揮野戰部隊打“麻雀戰”。
另外，在後來的戰役中又屢次發生“對敵情判斷失誤”和“戰役部署不周”等失誤。
一隻野戰軍的強弱，客觀因素之外，野戰軍“運作機制”的建立和統帥的“指揮能力”恐怕是兩個重要的原因。
簡編
和平誘惑
抗戰勝利，國共同室操戈。
在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調停斡旋下，國共雙方於1月10日同時公布了《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定》。1月30日，由各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實現國內和平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行任務的指示》，這封長達2千7百餘字的電文共分五部分：
一、“重慶政治協商會議已獲得重大結果”，此文樂觀地判斷：“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
二、“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到非武裝的民眾的與議會的鬥爭”。
三、“我黨即將參加政府，我們的軍隊即將整編為正式國軍及地方保全隊、自衛隊等”。“國民黨的軍隊能夠脫離國民黨的直接指導，我們應當相信我們的軍隊也能脫離我們黨的直接指導”。
四、“為了保證國內和平，各地應利用目前時機大練兵三個月，一切準備好，不怕和平的萬一被人破壞。並須在此期間準備整編軍隊及精兵簡政。關於這方面，應先作精神準備，考慮成熟，待命實施”。
五、“必須指出黨內目前主要危險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各地黨委應詳細解釋目前的新形勢與新任務，很好的克服這些偏向”。
此電僅在第四部分中提到了“精兵簡政”，但也同時說明只是“先作精神準備，考慮成熟，待命實施” 。
晉察冀先行
其實當時中央對於“精兵簡政”還只是初步的構想之一，所以只是要求“先作精神準備”，這就是中央後來在11月21日中央會議上總結的“在1、2月間是糊塗了一下”的那個階段。更何況此時連那個根本未曾付諸實施的《整軍方案》，也是2月25日才簽署。可是晉察冀中央局卻立即聞風而動了：
2月16日，晉察冀中央局率先致電中央表態：“目前和平已確定，全國範圍內戰已不可能，軍隊需要大量縮編” ，並主動提出“我們提議立即進行大規模的精簡”。
同年2月（中央3.6《指示》還沒發出），晉察冀中央局就率先發布了《關於編制人數的規定》：“全區（軍隊）共編22.5萬人，按野戰軍2、地方軍1的比例，野戰軍15萬人，地方軍7.5萬人”。並規定“自3月15日，即按此發糧款。”
3月1日，晉察冀中央局接著又發出《關於復員工作的決定》稱：“我國已開始步入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邊區立即開始部分的復員，將戰時的各種組織機構逐步轉變為平時的組織機構”。
在晉察冀中央局決定將軍隊從32萬大幅削減至22萬人（削減三分之一），並已命令“自3月15日，即按此發糧款。”之後（2月），中共中央才於3月6日發出致“華東局、晉冀魯豫局、華中分局、並告榮臻、賀龍”的《中央關於精兵簡政問題的指示》：“無論將來情況如何，我們均須精兵簡政……你們三處（註：指華東局、晉冀魯豫局、華中分局）兵額最大，負擔極重，如何實行精簡，應速決定方針。我們意見，第一期精簡三分之一，並於3個月內完成……第二期再精簡三分之一” 。
從電文看，當時中央的“精簡三分之一”是參考了先行者晉察冀“方案”提出的一個初步“意見”，不過仍不太肯定地表示：“這樣是否妥當及採取何種具體辦法，望於電到十日內開會討論”。
儘管晉察冀軍區並不在中央認為“兵額最大，負擔極重”的三大區（華東、晉冀魯豫、華中）之列，但鑒於晉察冀中央局的雷厲風行，《指示》還專門提到：“晉察冀方面前已提出大致的方案……由榮臻儘快攜來中央討論”。
至1946年6月，晉察冀軍區大幅復員減編後，總兵力果真減少了三分之一，由原來的32萬驟減至22萬人，總計復員10多萬人。
但在比例配置方面已不是2月份計畫的“野戰軍2、地方軍1的比例”，而形成了奇怪的“野戰軍1、地方軍3”的倒掛比例。
其中，野戰軍由原來的9縱26旅81團21萬人，減編至4個縱隊，10個旅，27個團，僅剩約6萬多人（含了暫歸晉察冀軍區，年底又調回的晉冀魯豫一縱3個旅，晉察冀軍區實際僅剩3個縱隊6個旅加教導旅，約3.5萬人），主力野戰軍淨減少了62%（撤消了19個野戰旅，約16萬人，其中5萬轉為地方部隊，其餘復員）。
而地方部隊在“精簡”後則由11萬餘人擴大到16萬餘人，增加5萬。
全軍簡編
“抗戰勝利後，我軍總兵力發展到了120餘萬人。”
簡編前，晉察冀軍區總兵力32萬，占全軍總兵力的27%。
簡編後，晉察冀軍區總兵力22萬，占全軍總兵力的17%；晉察冀野戰軍6萬，占全軍野戰軍的9.8%。而晉察冀地方部隊卻增加到16萬，占全部地方武裝的24.3%。
全軍（七大戰略區）共復員、轉業23.3萬人，僅晉察冀軍區一家就復員轉業了10萬，占全部復轉人數的43%。
1946年6月整編後，全軍雖然曾復轉23.3萬人，但全軍總兵力反而增加了7萬人，而晉察冀總兵力卻淨減少10萬人（晉察冀野戰軍大幅減少15萬人，削減了62%）。
這就不難看出，雖然是在同一個中央《指示》指導下，全國各戰略區（除晉察冀）的精兵簡政策略都是有減有增，總體是增大於減。
其他戰略區
回過頭再來看一下被中央認為“兵額最大，負擔極重” 的華東、晉冀魯豫、華中及其他戰略區是“採取何種具體辦法”的：
華東戰略區（轄山東軍區/山東野戰軍、華中軍區/華中野戰軍）：合編後的華東戰略區已經包括了被中央認為“兵額最大，負擔極重” 的三大區中的兩個。山東/華中野戰軍在“簡編”中，仍保持原來水平（13萬人），並沒有減少。山東/華中這兩個軍區只是在地方部隊總共減少了約6萬人（減少了13%）。
還有中原軍區：“中原（軍區）只撤消了第2縱隊第14旅的番號，主力部隊由原來的7個旅編為6個旅”[鄭維山：《從華北到西北》]；中原軍區實際僅“復員老弱病殘一萬多人” 。[《中國人民解放軍簡史》江蘇人民出版社]
至於東北戰略區，林總一早就指出“和談是陰謀”，立足於長期作戰，並曾請中央“清醒考慮之”。中央也及時、“清醒”地指出：精兵簡政“東北和熱河除外”。
裁軍之後
減編後的晉察冀軍區總兵力只有20多萬人（野戰軍僅剩5-6萬人），而當時晉察冀邊區內的國民黨軍隊卻有：第11戰區孫連仲部的8個軍、第12戰區傅作義部所屬3個軍、第2戰區閻錫山部2個軍，共有國民黨正規軍13個軍。[《華北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史》]。國軍總兵力達43萬人。 這還只是兵力數量上的對比，如果再把國軍的全美械、半美械裝備因素計算進去，實力差距就更加懸殊。
1946年6月，晉察冀軍區還在熱火朝天地忙於復員安置工作，蔣介石就對解放區發動了全面進攻：
8月28日，晉察冀軍區的重要城市承德被攻陷。
9月13日，由晉察冀軍區與晉綏軍區聯手發起的“集寧、大同戰役”失敗。
10月11日，面對國軍李文兵團16軍、53軍、13軍及傅作義35軍的進攻，聶司令組織“瘦身”後的晉察冀野戰軍和地方部隊了“節節抵抗”。接著，便繼“主動撤離”大同後，聶司令員再次“毅然”地“主動撤離”了司令部做在地--張家口。
不同評價
關於晉察冀的十萬大裁軍，曾率先主動向中央“提議立即進行大規模的精簡”的聶司令員在《回憶錄》里沒有再提及晉察冀中央局於2.16-3.1期間先後發出的“立即進行大規模的精簡”的“提議”電文以及《關於編制人數的規定》和《關於復員工作的決定》電文。而直接說這是在“三月份中央指示我們精兵簡政”後，“根據中央軍委的統一部署執行的，怎么能說我們最積極呢？”
《回憶錄》也沒有詳細提復員10萬人及野戰軍裁減15萬人的事，只是籠統地說“五萬多野戰軍轉為地方武裝，同時復員了部分老弱病殘和非戰鬥人員”。而且補充強調說“誰也沒有馬放南山”、“我們一刻也沒停止過堅決的自衛戰爭”。
顯然，這位晉察冀中央局書記、晉察冀軍區司令員並不認為：裁減四分之三的野戰軍對後來的承德、集寧、大同及張家口等一連串失利有影響。
不過，當時的晉察冀軍區其他高級指揮員卻不這么認為：
“大裁軍”和“大失利”的影響還不止於軍區和野戰軍高級指揮員層面，在各野戰縱隊司令、政委，2級軍區司令員乃至軍區機關幹部當中都產生強烈反響。
對此，聶總在《回憶錄》里說“有一些同志，好當事後諸葛亮……說長道短，大發議論”。
3縱司令員楊成武：“一九四六年晉察冀軍區擬將晉察冀野戰軍各縱隊每個縱隊裁減一個旅時，我提出了不同建議，給（晉察冀）中央局和聶司令員寫過一個很長的報告，建議不要裁減。當時郭天民[2縱司令員兼政委]和李志民[3縱政委]同志也都同意我的意見，並且在我寫的報告上籤了名”，結果，“還是每個縱隊裁減了一個旅，裁減下來的人一部分到了各軍區成了獨立旅骨幹，另一部分復員了”。[《楊成武回憶錄》]
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運昌為此專門給聶榮臻寫信：“減這么多人不行，國民黨沒有誠意”。這影響了以後的戰爭進程。那一段有點失誤。對解放戰爭初期作戰不利，拳頭不硬。”
作戰處長唐永健回憶說：“當時甘英等人由北平回到張家口，聶老總同他們談話。他們提出意見，說北平國民黨到處抓兵，補充軍隊，但在路上看到我軍成批覆員，這樣合算嗎？聶老總當時回答：大勢所趨，非要和平。”
至於聶總說的“五萬多野戰軍轉為地方武裝”，另外一部分只是“復員了部分老弱病殘和非戰鬥人員” ，當年的張家口衛戍司令員鄭維山則披露“光靠“裁減老弱”等項不可能達到三分之一，勢必要大傷軍隊的筋骨方能完成。”[鄭維山《從華北到西北》]
時任三縱政委的李志民也證實了鄭維山的說法：“不適當地復員了一些精壯兵員，一度影響了幹部戰士的情緒。”[李志民，1993：505]
時任軍調處朝陽26小組代表的李逸民在1946年內戰爆發後發現：“張北原有一個騎兵旅，都是由老游擊隊員組成，擁有兩千多匹馬，抗日戰爭中曾以揮了很大作用。可是停戰後，把這個旅解散了，馬也分掉了，專署只留下一個警衛連。現在戰爭打開，看來張北也是保不住的。”[李逸民，1986：14—145]
就連《聶榮臻傳》編寫組在該書中也寫道：“聶榮臻在主持這項工作中，由於受和平思想影響較大，因此晉察冀復員人數較多，時間也較快，比起其他各區要突出一些。精簡整編是中央的精神，本身並沒有錯，精簡了機關，充實了戰鬥部隊。問題是復員人數多了些，影響到晉察冀部隊的戰鬥力和爾後的作戰。”
聶總在《回憶錄》里提到，張家口等一連串失利後“不但下面有不同看法，領導當中也有不同意見，迅速解決這個問題更為必要”。
“淶源會議”之後不久，聶總就對晉察冀野戰軍就做了調整。調整後，在“淶源會議”上提出“直率而尖銳” 意見的原2縱司令員兼政委郭天民已經在三個縱隊的司令員、政委名單上消失了。再查一下，就連2級軍區地方部隊首長序列中也未見郭天民的蹤影。
12月，聶書記索性撤消了晉察冀野戰軍編制，改由晉察冀軍區（聶司令）直接指揮3個野戰縱隊和5個二級軍區19個軍分區10個獨立旅的地方部隊。
中央已經發現了晉察冀軍區越來越被動的軍事問題：晉察冀軍區“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根據地的建設方面，軍事建設相對較為薄弱，甚至在全面內戰以後，晉察冀在軍事上對國民黨的自衛反擊不如其他解放區積極果敢，取得的軍事上的勝利也較其他解放區小”。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曾多次向軍區負責同志指示，要求儘快改變局面。”[《中共中央在西柏坡》]
就連毛澤東也說晉察冀：“復員就吃了虧，部隊不充實”[《黨的文獻》，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