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子周

時子周

時子周(1879-1969),又名時作新,經名哈立德,回族,天津人,世居天津市西北角文昌宮之西。出生於前清光緒五年五月十九日。其父時震一,在私塾讀過書,略有薄產,曾在一家鞋店當過記賬先生,並有臨街鋪房出租。畢業於清末保定優級師範學校。1904年任教於天津敬業中學(南開中學前身),後加入同盟會。1917年赴日本考察,回國後任南開中學教務主任,開展社會活動,成為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活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時子周
  • 別名:時作新
  • 民族回族
  • 出生日期:1879
  • 逝世日期:1969
  • 籍貫:天津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

人物簡介

時子周(1879-1969),又名時作新,經名哈立德,回族,天津人,世居天津市西北角文昌宮之西。畢業於清末保定優級師範學校。1904年任教於天津敬業中學(南開中學前身),後加入同盟會。1917年赴日本考察,回國後任南開中學教務主任,開展社會活動,成為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活躍。當時學生聯合會、女屆愛國同志會、各界聯合會等進步團體風起雲湧,抵制日貨,遊行示威,聲勢浩大。時子周以回教團體代表身份積極參加,被推為評議員。他在民眾集會上針對巴黎和會與日本侵華等問題發表講演,激動人心。又率眾參與抵制日貨運動。1920年初各界代表被拘捕,時子周也被拘,與周恩來、馬駿、馬千里等被押在天津警衛廳兩個多月,又被解送地方檢察廳,經三個多月“偵察”後以所謂“私擅監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個多月”,因實際被羈押日期早已超過“刑期”,當即釋放。他在被押階段,與難友們一起絕食抗議,被捕人士中以他年歲較大,被尊為老師,難友們在被押中曾為他祝賀42歲生日。這是他早期的積極進步的表現。

人物生平

出生於前清光緒五年五月十九日。其父時震一,在私塾讀過書,略有薄產,曾在一家鞋店當過記賬先生,並有臨街鋪房出租。時子周畢業於清末保定優級師範學校,曾在當時聞人嚴范孫翰林所辦的家塾擔任數學、物理課程,與張伯苓共事。1904年,家塾擴充,改名敬業中學,即南開中學之前身。他和張伯苓均隨之轉入南開,並積極展開校內及社會各項活動,如成立新劇團,組織講演比賽會等。他擅長講演,口若懸河,內容新穎,頗受歡迎。該校演說競賽會,周恩來曾任副會長(會長為施奎齡)。
1917年4月,時子周曾同馬千里等東渡扶桑,在遊覽觀光,吸取教學經驗,回到南開後,當教務主任,開展社會活動,成為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活躍人物。在地近京畿的天津市,對“五四”的反響迅速而熱烈,學生聯合會、女界愛國同志會、各界聯合會等進步團體風起雲湧,抵制日貨,示威遊行,聲勢浩大。他以回教團體代表身份參加天津各界聯合會,被推為評議員,又經各界舉薦為國民大會委員。他在大會上發表的演說,針對巴黎和會與日本侵華等問題,慷慨陳詞,激動人心。在抵制日貨運動中,天津市為勸阻奸商販賣日本貨而組成“跪哭團”,他也率眾參與,迫使奸商答應停售。但由於東門裡魁發成洋廣雜貨鋪勾引日本人毆打檢查日貨的學生,釀成風潮,1920年1月24日各界代表被拘捕,時子周也在被捕之列,與周恩來、馬駿、馬千里等同被押在天津警衛廳兩個半月,又被解送天津地方檢查廳,經三個多月“偵察”後,以所謂“私擅監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個月”,因實際被羈押日期早已超過所謂“刑期”,當即釋放。據劉及三、謝天培合寫的《時子周其人》追憶,他在天津被押階段,曾與難友們一起絕食抗議,並組織讀書會、演講會和各項文娛活動,他連續講過世界工業革命史。在被捕人士中,以他年歲較大,被難友們尊為老師,5月19日那天是他的42歲生日,大家都給他拜壽,下午開茶話會,晚上演出節目表示慶祝。這是他早期的積極進步的表現。
被釋放後,他曾被推薦為天津工巡捐務處處長,開始從政。由於“班底”較弱,不久便辭職,應舊友吳子洲(夢蘭)之約任華洋書莊北京分莊的經理。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他回到天津,就任河東中學教務主任,兼教英文課程,將南開辦學經驗施展到河東中學,駕輕就熟,使該校聲譽為之一振。1928年直隸省改名河北省,省會設天津市。市長南桂馨貪贓枉法,怨聲載道,時子周與天津紳士李廷玉等提出控告,使南氏被撤,改崔廷獻接替市長之職。該市教育局籌建市立師範學校,落成後任命時子周為校長,致使他紮下了立足於社會並逐漸擴大影響之根基。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原南開中學學生張厲生(原名星舟,曾趕上赴法國勤工儉學高潮,與周恩來、劉清揚、張崧年等赴法留學)逐漸成為蔣介石親信之一,以國民黨中央委員兼華北黨務特派人員身份留居北方,安置自己的人員,便推薦他的老師時子周為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委員,還促使時子周與陳果夫,陳立夫之間發生聯繫,參加了CC集團,成為國民黨在天津的嫡系。當時CC的兩個外圍組織“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和“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的天津分會均由時子周發起,會址都設在市立師範學校內。此外,還有不少頭面人物發起的社團,如蘇吉享創設之“綠蕖畫會”,趙光震所創的“天津市經濟調查會”,歐美留學生的“群一社”,劉孟揚籌組的“地方協會”,李廷玉等組織的“國學研究社”,施奎齡等聯名創建之“中外聯誼會”,都設於市立師範學校內,直接或間接地受時子周的指揮。在陳果夫、陳立夫和張厲生的讚許、支持下,他同國民黨的因緣越來越深。1935年被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不久又補為中央委員,並先後擔任寧夏省、湖北省教育廳長。這時已是抗日戰爭時期。1939年,被調往重慶,就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邊疆教育班主任一職,長期住在重慶市觀音岩附近的回教救國協會。該協會理事長是白崇禧,不經常到會;時子周作為副理事長,處理日常會務,直到抗戰勝利,日本投降。他又返回天津,任國民黨市黨部主任委員和天津市臨時參議會議長。但在國民黨官僚相互傾軋奪權的鬥爭中,時子周終於失勢丟官。上述兩項職務分別被邵華和楊亦周奪走,僅保留一個國民黨中央委員頭銜。1948年10月,他悄然離開天津,經長沙、昆明繞道去台灣,至六十年代末病逝於台北,已年過九旬。《天津文史資料選輯》1988年7月出刊的第44輯,曾介紹時子周赴台灣前的經歷。
涉獵廣泛,不忘教門
時子周
從時子周畢生的經歷與影響看,他應該是個政壇人物或社會活動家,涉獵範圍極廣,但他熱心教門,樂於奉獻,沒有忘本。例如抗日戰爭初期,他在鄭州發起組織回民救國協會,擔任過理事長。他曾經利用廣播電台等宣傳媒介宣講回教教義,先是50講,後來繼續宣傳達到100講,並匯集成《回教教義百講》一書,台灣有繁體字豎排本,大陸也有簡體字橫排本出現,改名《伊斯蘭教義百講》。每講都有突出重點,也都比較簡短,且通俗易懂。在台北,他還為籌建與擴建新生南路清真寺奔走、策劃。
在特定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環境中,時子周生平的活動貫穿著較複雜的政治因素。但他也沒有完全脫離文化教育的職業範疇,並以執教南開、河東中學和天津市立師範學校而起家。作為回族穆斯林,他對伊斯蘭學術文化的宣傳一向很熱心。他的岳父,是回族著名醫師兼新聞界名流丁子良(原名國瑞,號竹園,以字行,1869- 1935),清末曾創辦《竹園白話報》,後改稱《天津竹園報》有《竹園叢話》24冊問世。丁先生對其女婿時子周之從事文教工作也有潛移默化之影響。 1927年,時子周曾與王靜齋、楊敬修等著名阿訇在天津籌辦中阿大學,以困難重重、阻力甚大而未能如願以償。但這三位天津人,後來都是漢文《古蘭經》的通譯者。他一向支持伊斯蘭教文化宣傳事宜,晚年仍在台北回教協會工作。在白崇禧晚年因病請辭回協理事長之職後。他被公推為第二任理事長,從1958年起直至歸真。除經常在清真寺講演外,還堅持完成《古蘭經國語譯解》,脫稿付印之際已年屆八旬。故台、港、澳和海外華僑穆斯林,對他和他的譯本,都有較好的印象。從這個角度去衡量,時老先生對伊斯蘭教的貢獻彌足珍視,儘管他本人在《自序》中謙遜地認為“譯文仍多欠流暢”,對自己有更嚴格的要求。
他的譯本,在海峽兩岸處於隔絕、封閉的特殊形勢下,彌補了台灣等地穆斯林不易讀到大陸譯本的缺陷。
關於翻譯的緣起,譯者在《自序》中有所說明。主要是從大陸到台灣後,“主麻”日(聚禮日,星期五)到台北清真寺禮拜,多次為教胞講解伊斯蘭教義,常需要引用《古蘭經》為依據,聽眾苦於找不到適當的譯本。時先生覺得已問世的幾種譯本,“或則文辭過於艱澀,不易使人了解;或則僅譯大意,未能存真;而且印刷有限,流傳不廣,教胞由大陸遷台,攜來更屬有限”,不僅“教內人士頗感研讀教義之苦”,而且,教外人士也“更加莫測高深”,於是,決定自己動手翻譯。
時子周
時先生雖然不懂阿拉伯文,但英文造詣很深,經常閱讀各種英譯本,通過比較、選擇,決定參照尤素福·阿里的兩種譯本著手翻譯。他很欣賞這兩種英譯本,因為它們“注辭精闢,使我領悟最多”。
起初,譯文部分他本想以王靜齋阿訇譯解的丙種本為基礎,只“稍作文字上的修正”,爭取“儘早付印”。但在進行過程中卻感到修改更吃力,“反不如另譯較為便捷”,就乾脆重譯,另起爐灶。待原經正文譯好以後,為滿足讀者要求,又附加註解。因右手微感不適,執筆不靈便,只好口述,請隋承禮先生代為速記;又請三位精通阿拉伯語的學者據原文逐節校正,算是集體協作的成果。因此,封里的扉頁上由主譯者一人署名,但卷末著作權頁上的署名為四人聯名,即:“譯述者——時子周、熊振宗、常子萱、定中明”。譯者亦深切感到譯經之難,“一字一句務求存真,未敢有所增刪,以致譯文仍多欠流暢”。
卷首有《凡例》8條。其中第1條希望研讀者對這部“含義深邃”的“基本法典”應具“高見卓識,平心靜氣,探微啟隱”,才會“其義自見,其理自明”(與王靜齋阿訇丙種譯本的《例言》之二大體相同);第2條說明譯文“盡力運用國語”,“與純粹經堂語語氣不同”;第3條是敘述所依據的原文和英譯本;第4-8條主要涉及翻譯技術,標點等的處理問題,卷末附錄買德麟哈吉編輯的《中文古蘭索引》,分為“一般索引”與“教法索引”兩部分。
此譯本為布面精裝32開繁體字豎排本,分卷編排,各卷單列頁碼,每卷從22頁至59頁不等;同時加排相互銜接之總頁碼。正文(包括譯文與註解)共908頁,由於譯文與釋文字型大小有別,每頁行數及每行字數均不相同,不易精確統計其總字數,估計當在70萬字以上。
時子周
版面編排清晰醒目,譯文字型較大,採用逐章分節提行方式,節次標號均置於節首頂格處理,查索非常方便。穿插於譯文間的注釋一律用小號字型,每條釋文亦分行另起而不連排。書眉辟內容提要,概述某節重點所在。版面設計做到主次分明,突出正文。特別是按節分行,首冠序數,比在它之前出版的七種譯本大有改進(鐵錚所譯《可蘭經》,雖曾逐節分行排列,但未標註節次,查檢耗時費力),顯然是吸取了英譯本編排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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