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說外圍論

明清小說外圍論

《明清小說外圍論》是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於平。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明清小說外圍論》
  • 作者:於平 著
  • 類別:圖書 文化
  • 語種:中文
  • 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
  • 裝幀:平裝
基本信息,前言,社會論,語言論,作家論,婦女論,傳播論,作者簡介,

基本信息

《明清小說外圍論》
於平著

前言

江蘇省是明清小說研究的繁盛之地。這裡有眾多的學者和名家,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問世。在這樣難得的人文環境下,我雖先天不足,卻也得天獨厚,能夠接觸到許多學術前輩,結識許多學術朋友,學到許多小說知識,並在閒暇的時間內將自己的學習心得和不成熟的見解記錄下來,連綴成篇。
翻檢以前所寫的論文難免淺顯、零碎、粗疏,但卻有一個特點:即總體上側重於客體論的研究。客體論是小說研究中的弱項,是跨學科的。為求教前輩和同仁,我不揣孤漏,大膽將這些嘗試之篇匯文成集,出版這本小書。
客體論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文學創造和文學消費是一個組織起來的社會文化過程。這個過程浸潤著社會思潮,反映著社會面貌,直接或間接地回答社會問題。其間有社會學的視角、文化學的視角、價值學的視角。它還與文學心理學、文學符號學、文學信息學有著不解之緣。什麼是文學創作的客體?客體就是社會生活。然而,這個社會生活很特殊,它所反映的不僅僅是物質生活和自然觀上的物質世界。文學作為意識活動,既可以把物質世界作為創造客體,也可以把客觀存在著的特定社會意識、社會心理、文化氛圍、歷史情境和作家個人對生活的體驗作為創作客體。我能夠找到這樣的研究方向,其實並不是偶然的。我長期以來做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深知資料對於研究的重要性。我有幸師從趙國璋、李靈年等先生做一些工作。1985年我的第一篇習作《評宋元話本市民意識的兩重性》,就是在李靈年先生的指導下,得以鄙陋之資廁身於"優秀畢業論文",被《明清小說研究》刊出的。自此,我便進一步深入到這一領域,在前輩學者的鼓勵下間斷地做一些微觀研究。此後,我又師從南京大學宋林飛先生學習社會學、心理學;師從馬景侖、韓陳其先生學習語言學。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不知不覺中把所學到的一點皮毛融入研究明清小說的思路中去了。
照此看來,這本書該叫"明清小說客體論"的,但竊以為自己還沒有進入研究的高境界,充其量只在外圍,感到還是定名為"外圍論"更妥貼。一來標明本書的理論框架趨向於客體研究;二來也表達對自己學術水平的自慚之心。值此,我要感謝江蘇省社科院文學所的吳聖昔先生、王同書先生等,沒有他們,我不會如此認真地來做這件事。研究是一種享受。我時常為能抽暇讀書而感到幸福。我為古代小說家們對生活的理解和表現而驚嘆,常常禁不住拿起筆來,把一些畫面草繪下來。本書中所選配的幾幅畫正是即時的塗鴉。我深知為文尚在"外圍",為畫更是戲筆。總之,不當甚或錯誤之處在所難免,誠望各位前輩和同行批評指正。

社會論

社會論:群體與價值意識的整合
——論明清小說的時代性
明清時代,是白話小說百花齊放、異彩紛呈的歲月。此時的白話小說不僅數量浩繁,而且以其輝煌的成就贏得了眾多的讀者,在數千年中國文學殿堂中占據有很重要的位置。
通俗小說能夠成為文學的主流,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自誕生那天起,身份就不甚高雅。既無"登高能賦,可為大夫"的堂皇遭際,又不像"詩言志歌詠言"那樣受聖人青睞。它無"經"可"崇",也無"聖"可"征",注定了屬於世俗民間。它的崛起經過一個文學的啟蒙、繼而誕生啟蒙文學的艱苦歷程。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產生了新的城市階級。階級使社會群體重新劃分,群體的價值意識也必然出現不可逆轉的整合。法國著名史學家、批評家丹納把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稱作"精神氣候",他說:"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必須正確地構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精神和風俗概況。"文化是人群在特定條件下生存的表現,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存在的歷史時間和社會空間。逾時間、超空間、超人群的文化是不存在的。那么,明清小說建立在怎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上,又是由怎樣的讀者、作者群體介入進而完成形而上的文學活動的呢?

語言論

《紅樓夢》辭彙綜論
《紅樓夢》是我國古典小說的極品,又是一部重要的語言史料。曹雪芹對民族、對人類的貢獻之一就是以其作品創造了許多新詞、新語和精湛的句子,豐富、發展了民族語言的寶庫。"文學的第一要素是語言。"《紅樓夢》成功地使用了近代漢語的基本辭彙,創造性地挖掘辭彙的深層義。對《紅樓夢》的語言進行研究,可為探索、總結文學名著的藝術經驗提供語言學上的某些結論;亦可為探索近、現代漢語辭彙的範圍、體系、單位類別、詞性、詞義等提供歷史資料和參考數據。本文的目標是把《紅樓夢》辭彙的常態分布作為分析對象,同時在研究方法上儘量不限於單純的描寫和解釋,而力圖把對辭彙現狀的認識和對其形成原因的探討結合起來,從語法、語義、語用等角度立論,從辭彙內部的聯繫、辭彙與外部的聯繫,辭彙與使用者之間的聯繫等方面闡明觀點。
從文學語言發展的角度來看,文言是落後的,白話是進步的。自宋話本出世以來,小說語言的白話化已成為不可抵擋的趨勢。宋話本是散文、韻文夾雜,文言並陳的。長篇小說直到《水滸》才充分口語化、白話化。《紅樓夢》的體式則基本白話,又間有文言。比起《水滸》、《金瓶梅》等作品來語言更純熟,風格文當文,白當白,不帶官腔。生活語言既精緻又富情致,文學意味更加濃厚。它顯示出兼容性、普及性、創造性、具象性四個方面的特性:兼容性兼容性是影響作品辭彙語素構成和語言體式的一個重要因素。
①兼容方言。地域方言詞是中國通行全民語言的源泉之一。《紅樓夢》以當時被定為"官話"的北京話為基礎,對特定地區的方言成份包括吳語、南京話、淮北官話、北京方言加以吸收,但又絕不囿於地方性、鄉土性,其功力絕非小家所能摹仿。
②兼容其他民族語言和外來語言。《紅樓夢》吸收的滿語雖然不多卻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嬤嬤"是滿語meme的音譯;又如"家的"是滿語booi的義譯。《紅樓夢》中還有少量運用蒙語的情況。比如"耶律雄奴"是寶玉給芳官起的蒙古族的名字。
③兼容文言詞語。文言簡括深刻,能使白話的精神氣氛生動活潑了起來。《紅樓夢》對文言詞語的吸收,一是用平淺通俗的體式。用在人物對話中來描寫特定人物、特定場合;敘述語言也時有文言,以與所敘述的場面與氣氛適應。比如第三十二回敘述林黛玉又喜又悲、又驚又喜的心情和心理狀態,時用文言,很是成功。二是大量使用詩、詞、曲、賦、偈、詔令、奏啟、戲文、禪語、簡札、聯額、燈謎、酒令等文體。
④兼容口頭俗語、土語。在使用這些生活語言時,《紅樓夢》賦予它們更深廣的社會含義,具有高於修辭格式的意義。比如第六回"年青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腳的。"第九回"趨勢幫著打太平拳。"第六十五回尤三姐對賈珍、賈璉說:"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出來。"都是俗語、俚語的例子。還有的是口頭會話中的省略語直接融入文學語言。
普及性
《紅樓夢》第一個成功地記錄了散文詞匯,使之得到普及。《紅樓夢》囊括了"百人百聲口"的社會各階層用語,使當代語言得到整化。《紅樓夢》破除了國小用字求古求奇的文風,用詞在當不在奇,詞語雅俗共賞。所謂語言的全民特點並非是大雜燴,兼收並蓄是對語言的一種整合。《紅樓夢》反映的生活面非常廣闊,社會上三教九流無所不有。曹雪芹熟悉全民語言中的各個支派和各種變態,《紅樓夢》中除了封建貴族的語言風尚,村夫老嫗的俚語土話,還有和尚、尼姑、道士的宗教用語,科學技術方面的專門用語,醫學用語。藝繪畫、畫具顏料藝術用語,戲曲行業用語等。又如談烹調、談針織、談園林、談樹藝、談星相等等不一而足。文學作品中為了描寫主人公的語言特徵,往往使用該時期的流行詞語,這些詞語可能曇花一現就銷聲匿跡,也可能在廣泛使用後而進入辭彙體系。上述這些習慣語經《紅樓夢》塑造加工後成為全民都能理解和接受的特殊語彙,而進入了全民語言。
創造性
一個天才的語言大師在客觀語言面前決不是無能為力的,曹雪芹作為語言巨匠,胸中自有爐錘,將辭彙的毛胚或半成品另行鍛造,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辭彙的潛在特性。其創造性有三個表現:
造詞。根據作品主題,故事演變,情節渲染,人物關係的需要,利用基本辭彙鑄造新辭彙。一些新奇而意味雋永的詞語,前不見經傳,又不見俗諺,是鮮活的新詞。如庚辰本十九回批"祿蠹"一語云:"二字從古未見,新奇之至。"第五回寶玉口中的"神仙姐姐",第八回清客嘴裡的"菩薩哥兒"第六十六回柳湘蓮罵聲中的"剩王八"以及第二回寶玉心目中的"水做的骨肉"、"泥做的骨肉"等都是作者根據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邏輯創造出來的。這些新奇而意味雋永的詞語,前不見經傳,又不見俗諺,是鮮活的新詞和新典、新諺。
借詞。隨著新事物新概念的傳入而借用。從《紅樓夢》中可知當時洋貨已打進了北京貴族官僚的家庭,大觀園有許多外國的東西,第六回有"掛鐘",第十四回有"鐘錶",第七十二回有一個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的"金自鳴鐘"。第五十回有"西洋琺瑯"鼻煙壺和真正"上等洋菸","第六十二回有"波斯國的玩器",第三回有"腥紅洋毯",第十八回有"茴香國的汗巾"。第四十四回有"西洋布手巾",第四十九回有"羽毛鍛斗蓬","多羅呢對襟褂子","洋線番粑絲的鶴氅"第五十回有"俄羅斯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雀金呢",第五十回"貼頭痛的膏子藥,叫做依弗那",有"西洋葡萄酒",在一百五回抄家單中還有:"玻璃大屏兩架","玻璃盤四件","天鵝絨四卷","洋呢三十度",等等,曹雪芹筆下這些來自洋貨的新詞,通常名詞前被冠以西、洋、番、倭、和西洋、西番"等等修飾語,從某種意義上講,已具有中外語義組合的性質。還有漢語詞和外來詞並用、同現。比如芳官被派到怡紅院後,賈寶玉先給她起了一個蒙語名字"耶律雄奴",又改了一個法語名"溫都里那",最後又用了漢語的梵文譯詞頗梨、頗黎的另一種寫法"玻璃"。"溫都里那"原意為"金星玻璃寶石",《紅樓夢》中的"溫都里那""玻璃"當指《山海經》中的水玉,晉時郭璞注為"水精",後來稱做"水晶"的那一種,而不是現代漢語中所說的人造鈉玻璃。曹雪芹把"耶律雄奴"、"溫都那"、"玻璃"先後用作同一個人的姓名,可見作者是有意要借鑑外來語言並把民族語言以及早為漢語所吸收的外來詞組合在一起,讓它們相輔相成。③舊詞新用。保留在古文獻中的舊詞得到在《紅樓夢》中"起用",被賦予新義。這一類詞典雅工整,文言成分較重。如:"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出於《左傳·僖公五年》:"諺所謂輔車所依,唇亡齒寒。"另外還有'"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蟾掛折桂","假周伯以安劉","千金買笑","投鼠忌器"等,無論是成語或俗語在使用上已與語源學上的本義和常用義大不相同。
形象性漢民族對於那些富於形象色彩、視覺性強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性。《紅樓夢》的詞語能疾速傳播、廣泛流行的秘決之一,就是因為有許多可視可觸,可嗅可聞形象化很強的語詞。曹雪芹在對這些辭彙的表述過程中融進了自己多種多樣的豐富情感,使辭彙、詞組、詞語宛如一幅幅生動形象簡練的素描畫。

作家論

論曹雪芹的江南情結
"讀其書,想見其為人",這句話的語源出自《史記·孔子世家》。後人往往藉以表明書與人之間的"親子關係"。具有特殊身份、特殊經歷的曹雪芹,以其不同凡響的思考和如椽巨筆寫下了不朽巨著《紅樓夢》。從風格來看,這部以北京大封建官僚家庭生活為素材的小說表現出了種種的江南風情。世界是創作主體--作家心目中的影象,若對曹雪芹的家世追根求底,這位祖籍東北的八旗子弟著實讓人驚訝,因為他的出身南北兼籍,曹家幾乎可以算作金陵土著了。如此,這位才子才會在作品中表現出由江南而生髮出的濃厚的"思鄉"之情。在北京人的眼裡,南方人主要指江蘇、浙江、安徽一帶的人。自稱"生於末世"的曹雪芹正是誕生在江蘇南京。曹家的榮華富貴是與康熙的寵幸分不開的。以曹雪芹的曾祖曹璽為首,其祖父曹寅為中心,從康熙二年(1663)起,曹家祖孫三輩四人在江南做織造官共達六十年之久。在江南這個"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曹家經歷了他們繁華而又風雅的生活。此外,這個家庭還盤根錯節於姑蘇揚州一帶。悲愴的是曹雪芹降生的時候,他的家庭早已過了"全盛時期"而走下坡路,他"哥兒""公子"的生活並沒有維持多久。然而,童年的生活背景是無法從潛意識裡消抹乾淨的,他的紅樓之夢與江南風情有著不解之緣,表現在四個方面:
(1)江南的風物情調
(2)江南人物形象
(3)江南飲食習慣
(4)江南語言稱謂

婦女論

網未破、魚先死
——析《蘭花夢奇傳》人物的悲劇色彩
中國人和歐洲人關於悲劇的心理發生大相逕庭,西方人注重感情的濃烈渲瀉,敢於直面血與火的思考,而"哀而不傷"的中國人卻善於把慘痛的場面演變為皆大歡喜的結局。《蘭花夢奇傳》就是一個裝在大團圓套子裡的中國悲劇。
《蘭花夢奇傳》成書於鹹豐、光緒年間,作者吟梅山人有幸步隨文學巨著《紅樓夢》清晰的轍印、汲取英雄、神魔、公案、人情以及才子佳人、狹邪等各種小說流派的泉水,以傾吐蓄積在自己胸中的時代風雲。在那個連慈禧太后也只能垂簾聽政的對婦女歧視摧殘的封建末世,鐵板一般的堅冰下正蘊動著民主思想的潛流,有識之士紛紛口誅筆伐,向腐敗社會的各種癰疽開戰。有感於婦女千百年來所遭受的不平待遇,吟梅山人向人們訴說了一個功蓋鬚眉卻死於丈夫淫威的婦女--松寶珠的不幸遭遇。
與晚清那些譏評、譴責社會弊病,啟蒙愚昧、呼喚新思想,揭露黑幕的作品相比,《蘭花夢奇傳》顯得不太入流。作者當為飽學而失志的文人。他推崇科舉,顯然深受儒家仁義道德的陶冶,這是他的局限。對於松寶珠所受到的封建禮法的迫害,他既厲聲譴責,又為之開脫;他讚賞寶珠的美貌,又憐惜她的薄命;首肯她的才智,又憂心她的出眾;推崇她的功業,又斷言必妨害兒女之情,他用輪迴報應、壽數在天的迷信抹殺了寶珠的冤情;用熱鬧非凡的追薦掩蓋了寶珠的哭聲;把寶珠留下的空位讓給丫環紫雲,以填補寶珠去世帶給夫家的損失。這樣,他就在飽蘸著極盛極衰、至尊至卑、大喜大悲感情的筆鋒上塗抹了一層複色,把這濃烈的感情納入到中國文學"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軌道上去了。由此,與其說《蘭花夢奇傳》是歐洲戲劇概念中的"悲劇",不如稱其為"正劇"更恰當。

傳播論

呂四娘與俠女孰先孰後
在 《聊齋志異》眾多的婦女形象中,俠女是很特別的一位。她既非狐魅花妖又非幽鬼神靈,卻有著超凡的法力,脫俗的俠骨,她來無影去無蹤,行動神秘,讓人難窺真跡。"神韻說"的倡導者王漁洋這樣評價:"神龍見首不見尾,此俠女其游龍乎!"他一語中的,指出:蒲松齡的高明之處正在於給讀者留下了一個廣大的空間。唯其空間廣大,讀者便有按自己的方式詮釋文學形象的可能。清末漢人喜談宮闈秘聞,野史紛出。這些野史搜羅了大量的民間輾轉相因的傳說,枝蔓繁多,頗具影響,其中在雁北老人的《滿清十三朝宮闈秘聞》、柴萼的《梵天廬巡錄》、蔡東藩的《清史演義》中都被反覆提到康雍間的一位女傑,她就是與甘鳳池、魚娘等人齊名的江南八傑之一呂四娘。她的故事在許指嚴的《十葉野聞》和孫劍秋的《呂四娘演義》等筆記、小說中有詳細的交待。呂四娘等人的傳說和記載給清史研究提供了旁證材料。特別是對於雍正的研究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很大程度受到這些筆記、小說的影響,甚至被一些研究者作為解決歷史疑難問題的關鍵材料。關於雍正的猝死,歷來是清代一大疑案,長期以來眾說紛紜,至今尚無定論,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呂四娘刺殺說。人們發現《聊齋志異》中的俠女與歷史人物呂四娘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顯然,呂四娘與俠女有著某種不可解脫的連帶關係。作為可資辯證的疑點,上述關係引發出一個假設:俠女係為呂四娘作傳。亦有人斷言:《俠女》並非蒲公所作,而是後人託名蒲松齡的贗品。俠女的生活原型來自何處?《俠女》真的是一篇偽作么?筆者在翻閱了大量相關資料後,感到有必要加以考證。

作者簡介

於平女,46歲,現任南京師範大學《文教資料》雜誌副主編、編輯部主任。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明清小說研究會會員、江蘇省台港華文文學研究會會員。主要著作和創作:長篇史傳小說《年羹堯》1996年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長篇人物評傳《雍正皇帝》1997年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黑龍江日報全文連載;電視劇文學劇本《天籟之聲》1998年由海峽出版社《中外電視》刊出。另有二十餘萬字的論文和各創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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