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之

方之

方之(1930.1.7—1979.10.22),原名韓建國;祖籍湖南湘潭,生長在南京;解放戰爭時期在南京讀中學時投身學生運動,加入中國共產黨;南京解放時高中畢業,放棄上大學的機會,主動參加農村土改運動並在南京市郊和團市委擔任共青團領導工作;創作上注重探求與創新,其小說多與現實密切相關,故事性強,對話生動,心理刻畫細緻入微;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尤為成功;其代表作《內奸》(亦為絕筆)被評為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方之
  • 別名:韓建國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蘇南京(祖籍湖南湘潭)
  • 出生日期:1930.1.7
  • 逝世日期:1979.10.22
  • 職業:作家
  • 畢業院校:南京市第一中學
  • 代表作品:《內奸》《浪頭與石頭》《歲交春》《看瓜人》《出山》
人物資料,個人歷程,創作特色,主要作品,代表作品,人物軼事,

人物資料

原名:韓建國
韓建國印章韓建國印章
筆名:方之
生卒:(1930.1.7—1979.10.22)
妻子:李艾華
出生地:南京
代表作:《內奸

個人歷程

方之(1930.1.7—1979.10.22),中國現代小說家;原名韓建國;祖籍湖南湘潭,生長在南京解放戰爭時期在南京讀中學時投身學生運動,加入中國共產黨
南京解放時高中畢業,放棄上大學的機會,主動參加農村土改運動並在南京市郊和團市委擔任共青團領導工作。創作上注重探求與創新,其小說多與現實密切相關,故事性強,對話生動,心理刻畫細緻入微;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尤為成功;代表作《內奸》,被評為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
抗戰期間,在湖南農村避難;抗戰結束後,入南京市第一中學學習,參加共產黨地下組織,在此期間開始文學創作。
50年代從事共青團的工作。方之的處女作《鄉長買賣》,發表短篇小說《章老師》、《兄弟團圓》、《在泉邊》、《曹松山》,中篇小說《浪頭與石頭》等。
1957年後曾在南京市文聯從事專業創作;1957與江蘇的高曉聲陸文夫葉至誠等準備組織“探求者”文學社,提出“干預生活”的主張,後受批判並下放農村勞動。但中斷創作時間較短,1958年至1959年與葉至誠合作電影劇本《綠洲》。
1962-1965年間又發表短篇小說《歲交春》、《看瓜人》、《出山》等,都是立足於當時實際的頗具深度的現實主義作品,另有一些作品未及發表,在文革中佚失。
“文革”期間,被下放江蘇洪澤縣勞動,健溝受損;1978年調回南京市文聯,重新開始創作,1979年恢復名譽,發表《內奸》(《北京文學》1979年第3期),引起廣泛重視,獲該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並被譯成多國文字。
1979年10月22日,因患肝癌不幸辭世,他有許多成熟的構思沒有形成文字,一些文學構想創作尚未完成,不朽之作《內奸》成了方之的絕筆。

創作特色

創作上注重探求與創新。其小說多與現實密切相關,故事性強,對話生動,心理刻畫細緻入微。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尤為成功。 方之同志70年代末當他重返文壇後,鮮明地提出了搞“防癌文學”的主張,這是他直面人生深沉思考的結果,也是他一生文學創作經驗的結晶。
這個才華橫溢、勇於探求的作家,一生中處於順境之時甚少,1957年因“探求”受打擊後一直走著坎坷不平的道路,總其一生,能從事寫作並發表作品的時間並不多,所寫小說不過幾十篇,全部著作加起來不滿一百萬字,但在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他總是用敏銳的目光和火熱的心去觀察和聆聽時代的脈搏,在自己的作品中謳歌生活中美好的東西,鞭撻醜惡的東西,寫“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的東西。

主要作品

《在泉邊》(短篇小說集)1956,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浪頭與石頭》 (中篇小說)1957,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內奸》(短篇小說)1979,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方之作品選》1981,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代表作品

中篇小說《內奸》是方之最著名的代表作品;這個故事的時間前後長達四十年之久,涉及的人物有兩個將軍,一個女同志和她的兩個孩子,楊偽縣長,土匪頭子,日本鬼子的特務,美國教會醫院的醫生,國民黨反對派及其徒子灰孫,一位清清白白,有頭有臉的人物,以及一個不乾不淨,好吹好炫的商人等,是“反思文學”中相當典型的一個作品。
根據小說改編繪製的連環畫《內奸》封面根據小說改編繪製的連環畫《內奸》封面
小說敘述的故事發生在蘇北農村,時間則從40年代初的抗戰時期一直到70年代末,先後跨越了近四十年。
作品以“不乾不淨,好吹好玄”、經歷複雜的榆面商人田玉堂為主人公,通過一系列富有傳奇色彩的情節和生動的場面,在與各色各樣的共產黨人的對照中,揭示了“內奸”這一命名下的複雜內涵,體現了作者對四十年中國歷史的深刻而又別具特色的思考。
這篇小說在藝術上的特別之處,還體現在故事的傳奇性和獨特的諷刺手法上。
《內奸》的作者採用了中國古典話本小說的“說話”方法,一開始便提挈出故事延續的時間和涉及的人物,然後慢慢道來,脈絡清晰,娓娓動聽。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寫環境、事件和人物,也不對人物肖像、心理、動作和對話作靜止的刻畫,而是以田玉堂的遭遇為主線,在四十年的歷史中選取了1942年護送楊曙就醫脫險和文革中深陷冤獄,有口難辯這兩個傳奇式的事件,讓許多人物糾纏在一起,在波瀾起伏、出乎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發展中刻畫人物,表現時代。同時,故事的傳奇性和作品所採取的獨特的敘述的語言有關,小說土腔土調的敘述語言與敘述結構和敘述方式相得益彰。
《內奸》的辛辣諷刺不僅表現在讓諷刺對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比如將田有信的聖潔的言辭與卑劣的行徑相互對照,更重要的體現在對人物和情節的把握與安排上。精通買賣,交遊廣泛,好吹好炫的榆面商人田玉堂本來是一個具有民間喜劇色彩的人物,他慣於隨機應變,真真假假,雲天霧地,但作者恰恰在這個人物身上發掘出悲劇性的諷刺意味,田玉堂本來並不了解共產黨,後來在黃、嚴兩位共產黨人的感化下嘆服了,並為之冒了風險出了力氣,到頭來被當作“內奸”;他當年好吹好炫時倒沒被當作壞人看待,文革中他本著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實實時,卻反而連遭痛打。時代歷史的內涵在田玉堂這個民間人物的眼裡,與“好人落難,小人得志”和世事變幻的滄桑感嘆相結合,獲得了獨特的諷刺效果。《北京文學》社長章德寧回憶,“1978年年底,中央召開了一次共青團的全國代表大會。領導派我到會上去約稿。原先準備找王蒙。因為我很早就讀過他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對他很崇敬。但是他的“右派”問題當時還沒有正式改正,但已經開始公開發表作品了。他說現在自己手裡沒稿,向我介紹了方之,說他手裡有一篇稿子。
於是找到了方之厚這個稿子,已經被幾個地方退過,他這個《內奸》小說分兩部分,寫的是一個商人在抗日戰爭時期怎樣幫助共產黨,又從和共產黨的交往中,受到愛國主義影響和教育。
下篇是上篇中的人物在二十多年後的遭遇。當年的黨員領導受到衝擊,累及商人被監禁審查。小說以商人為主角,在解放以後就是空前的。
另外,作者把商人作為正面人物形象來寫,有多名共產黨員圍繞在他周圍,甚至有不光彩的黨員形象與之相輝映,這樣的人物配置,在以前的十七年,尤其是文革中的“三突出”文藝作品中幾乎沒有。”
章德寧小說拿回來以後馬上看了,小說組長趙金九也看了,都認為小說寫得不錯,應該發表,也沒擔心發出來會有多大麻煩。最後《內奸》在《北京文學》1979年第三期刊出了。
《內奸》刊出以後,在文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不斷收到讚揚的評論,在第六期的《北京文藝》上還發表了三篇。
在追查《探索者》“首惡”,準備重判的時候,方之積極地把種種“罪責”攬在自己身上;《內奸》三月份發表厚,《探索者》在南京宣布平反。
1979年10月22日,方之因病去世;《北京文藝》編輯部向治喪機構發去了唁電,並向高曉聲等人約寫悼念文章,從劉紹棠歷述方之創作蹤跡的文章里。
1980年,《內奸》還獲得了全國優秀小說獎——由於他已經去世,方之的夫人就來北京替他領獎。

人物軼事

在方之的青春剛剛開放出美麗的花朵的時候,卻受到“反右擴大化”狂風的無情摧殘。但是二十一年的遭遇並沒有撲滅他的心靈之火,他始終不曾忘記作為作家的責任。他的小說正如他一位朋友所說,是“一團火,一把劍”。
方之把他最後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雜誌的創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盡了,他要把手裡的火炬交給後面的年輕人,他要創辦一個發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他打電報來要巴金為《青春》創刊號寫稿,受到這種殘酷打擊的並不只是方之同志一個,而是一代的青年。
“四人幫”給粉碎以後,方之回到南京,身體已經被折磨得很壞了,他訂了個五年的計畫,他說:“我準備再做五年苦工。”他想好了十多篇作品,準備一一寫出。後來他病情嚴重,住進了醫院,他向愛人央求:“告訴我,我還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個月,我就馬上出院,把最要緊的事情做完……”
方之1979年死於肝癌,享年49歲。
方之妻子李艾華回憶:“‘探求者’是他們幾個青年人一起討論的,當時他們很公開地討論,還去省委宣傳部請示,當時找的是艾煊,艾煊說這些青年挺有積極性。他們自己也覺得沒事,後來方之與陸文夫跑到上海去找巴金,巴金的意思就沒有太同意他們,當時空氣已經比較緊張,我記得方之從上海回來就跟我說,原話記不得了,意思是:嘿,他怕什麼,他怕,我們又怕什麼,意思是我們是小青年。
到受批判時候,我記得《新華日報》頭條發的,標題是《探求者到底要探求什麼》。於是給他們辦學習班,我在單位也抬不起頭。方之很坦然,覺得自己沒幹什麼壞事,還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後來他去八卦洲勞動了三年。在那裡改造,種地,住在農民家裡。也寫點東西,但寫得少。三年後回來,不久又批判他,說方之為什麼要寫《出山》,就是因為他自己要出山,反正是一到搞運動,他就是首當其衝的。
後來文化大革命結束,他寫了《內奸》,評了個全國獎,但領獎時他已不在了,是我去北京領的獎。文化大革命抄家抄到什麼程度,來我們家是帶著大麻袋來的,書,寫字檯的抽屜里看到有字的,裝。如果當時一件件看,那抄家得抄多長時間啊,反正有字的就裝。最後我們家一片空白,我記得方之當時說:‘還說我們是知識分子,可我們家連個字兒都沒有了。’”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