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進入21世紀後的今天，重新審視新文化運動中語言工具的變革，即文言與白話的興衰，消長與更替，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語言建設，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基本信息,起源介紹,
基本信息
“五四”時期是各種思想“百家爭鳴”，新舊文化激烈碰撞的時期。新文化運動在倡導民主與科學，對舊思想、舊道德進行猛烈批判之際，同時也把鬥爭的矛頭直指舊文學，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運動，並最終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導致了以白話文為標誌的新文學的誕生。
起源介紹
未見同是新文化運動主將的胡適、周作人對此說發表異議，只有敏感的魯迅不只“不承認”，還將此番言論與復古思潮聯繫起來，稱此乃“新文藝的試行自殺”。在《寫在〈墳〉後面》中，魯迅批評“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面，作為變戲法的手巾，來裝滿自己的作品”。自認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魯迅因此堅持“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的說法，而且說，這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不談思想，單以文章論，魯迅也主張“博採口語”，而不是閱讀古書（《寫在〈墳〉後面》）。
1934年，也就是朱光潛發表《〈雨天的書〉》並受到魯迅嚴厲批評的八年後，章太炎在縱論“白話與文言之關係”時，稱“以此知白話意義不全，有時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話中藏古語甚多，如國小不通，白話如何能好？”（《白話與文言之關係》）此語同樣招來白話文提倡者的批評，魯迅也對其師之“把他所專長的國小，用得範圍太廣大了”表示不以為然（《名人和名言》）。魯迅等新文化人之所以如此敏感，有文體學方面的考慮，但更主要的，還是基於思想史意義上的反覆古。
隨著時光的流逝，文言白話之爭變得越來越遙遠，以至逐漸被學者和大眾所遺忘。可仔細傾聽，你依然能夠發現不少隱約的回音。只不過這回更多的是梁啓超·朱光潛的意見，而不是胡適或者魯迅的聲音。不見得認定白話文寫得好者，文言文功夫必深；但中學語文教育之注重文言文，卻是不爭的事實。除了文革十年，這一主流意見似乎沒有受到太多的挑戰。一直到去年第五、六期的<粵海風>上，方才有中學是否需要教學文言的爭辯。挑戰者稱，“古代漢語已經失去了工具效應”，而文言文在中學語文教材中“所占篇幅為三分之一”，為了避免“浪費孩子的青春和民族的智力投入”，不如乾脆放棄（摩羅《請文言文退出基礎教育》）。緊接著發表的兩則商榷文章，呼籲“勿做漢語的不肖傳人”者（王曉華《勿做漢語的不肖傳人》），用心良苦，可語調過於悲憤；至於主張“應該退出的是現代漢語文章”（蔣寅《應該退出的是現代漢語文章》），則有點“對著幹”的味道。
貫穿整個二十世紀的“文白之爭”，折射出整箇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波瀾起伏。此類論爭，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極大興趣，並被迅速納入已經定型的“宏大敘事”中。正因為此話題“關係重大”，人們往往更看好高瞻遠矚者，比如像胡適、魯迅那樣著眼於整個思想文化潮流。至於章太炎、梁啓超、朱光潛之兼顧文字改革、中學教育或文體實驗，則因其稍嫌專業化，而不怎么被社會大眾理解，也不怎么受研究者欣賞。
如何調適中學語文課里的文言與白話，作為一種迫在眉睫的教育實踐，其實是需要認真對待的。相對來說，此類時尚話題，容易引起史家的注意；而我以為，更值得推薦的，當屬梁氏另外兩個容易被忽視的見解。一是強調中學生需要培養欣賞美文的能力，“但中學目的在養成常識，不在養成專門文學家，所以他的國文教材，當以套用文為主而美文為附”。一是主張“學文以學敘事文為最要”，但不應該從小說入手。所謂“有名的史家或敘事文大家，大抵不會做小說；而敘事文的技術，絕非從小說可以學得來”，或許說得過於絕對，但強調敘事文的寫作訓練，主要在於觀察生活與整理資料，而不是馳騁想像力，卻是個值得注意的思路。只要對前幾年中學語文教學的爭辯略有了解，或者對目前散文寫作之趨向於虛構有所反省，當能明白我為何關注梁啓超的這兩段話。
斗換星移，物是人非，八十年前的老古董，不可能成為今人前進的路標；但作為晚清重要的思想家與文體家，梁啓超的思考，還是值得我們認真品味。只是有一點必須提醒：討論任公先生後期的文體意識與教育觀念，必須將《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1922）、<要籍解題及其讀法>（1923）、《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1923）等，以及其在各大學的諸多講演考慮在內，方能有比較通達的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