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

整理國故是以胡適為代表的一種思潮。1923 年胡適創辦《讀書雜誌》和《國學季刊》，提出“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的口號，提倡以所謂科學方法從事“國故學”，並擬定一近 200 部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稱青年排隊遊行，高喊打倒英日強盜，算不得救國事業。要安心獨坐圖書館，踱進研究室，整理國故。此主張遭魯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化界人士的反對。

主張背景

“整理國故”是民國八年（1919年）五月《新潮》雜誌針對國故、國粹研究提出的主張。其後經胡適提到“新思潮的意義的高度”作為對待處理傳統學術思想的態度方針。由此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場規模較大的“整理國故運動”。

胡適在1919年7月就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同年12月他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提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1923年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的《發刊宣言》中，他更系統的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胡適認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也就是尼采所說的“重新評價一切價值”。他認為，這種“評判的態度”主要是對制度風俗、聖賢遺訓和社會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這三方面作以理性為標準的重新評估。這三方面的重新評估，與中國舊有的學術自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這三項中，“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少有歷史進化的眼光”，不講究學術淵源和思想的前因後果，“大都是以訛傳訛的謬說”，“有種種武斷的成見”和“可笑的迷信”。針對這些，他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四個具體步驟：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第二步是“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綱領

對於“保存國粹”的主張，胡適作出激烈批評：“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塗懵懂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幾年後他寫道：“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

這些可說是胡適提倡“整理國故”的本意，也可說是“整理國故”的綱領。亦即要通過“整理國故”分清傳統文化中的精粹與糟粕，去蕪取菁，再造新的文明。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視傳統，卻意在創新，相當平穩。因此，人們不應指責這是復古、守舊，是對新文化運動的背叛；更不應以“全盤、激烈、徹底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來批評胡適。

具體方法

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胡適還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具體方法：

一是“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突破傳統樸學僅把義理之辨的儒學經典作為研究對像的狹窄範圍，將一直被視為不入流的古代各類稗官野史、街談巷議、“三教九流”與這些經典一樣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這就使研究對象極大地豐富，並且必然填補許多研究的空白。

二是“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具體提出“索引式整理”、“結賬式整理”和“專史式的整理”。這種專史研究又細分為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和制度史這十個方面。也只有分專史研究，國學研究才能深入。

三是“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即要借鑑域外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否則，許多問題就無法解決。

學術成就

在胡適的倡導下，從二十年代初起，“整理國故”開始流行起來。胡適身體力行，不遺餘力。他投入巨大精力進行國學研究，寫下一篇篇紮實深入的研究論文、書評、序、跋；創辦《國學季刊》，並發“宣言”；推動古史討論，擬出“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向廣大青年大力推薦……整理國故無疑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

胡適二十年代初起對《水滸傳》和《紅樓夢》的研究考證，就以其方法的的新穎和論證的嚴密確當，豎立了一種新的學術典範。在《水滸傳》研究中，他採取對某一歷史“故事”的演變作歷史追蹤的方法，對有關民間傳說、野史、話本等等在不同時期的歷史變化形態追本溯源，指出該書是經過幾百年民間傳說後，由託名施耐庵的人整理加工而總其成的。《〈紅樓夢〉考證》可說是胡適這方面的代表作，影響之大直到如今。他以書的內容為對象，廣泛搜羅有關著者的時代背景和各種版本，經過細緻研究，推倒了近百年來關於這本“奇書”的各種“索引”與“附會”，指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這部書只是作者的自敘傳。此論一出即引起轟動，為學界接受，並開創“紅學”研究的新方向，被稱為“新紅學”。此一學派至今仍常盛不衰，為“紅學”中的主要學派。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是較早地系統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著作，這部著作首先將白話或近於白話的文學置於中國文學的中心地位，強調民間而不是士大夫是文學的最深、最基本的根源，並且認為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所以可將此作為社會生活的史料。這些在當時都是劃時代的。

總體評價

胡適發起整理國故運動的初衷本是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可以有機地聯繫現代歐美思想體系的合適的基礎”（《先秦名學史·導論》），進而在此基礎上融合中西文化，“再造文明”。

整理國故運動作為20世紀20年代遍及大江南北的文化思潮，不是歷史的退步而是民族文化傳統頑強生命力的要求。不管在史料保存與挖掘上，還是它體現的學術氛圍上，都是對我國史學發展所做出的突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