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事件背景,事件起因,事件經過,事件結果,事件影響,事件評價,
事件背景
幕府成立之初，公家、武家兩股勢力處於嚴重的對立與抗爭狀態，其後，奧州藤原氏於1189年（文治五年）滅亡，源賴朝於1190年（建久元年）初次上洛，以此為契機，公武兩家的轉為融合、穩定的關係。尤其是後白河法皇去世後，京都政界就由親幕派公卿領袖關白九條兼實領導，但到了1196年（建久七年），九條兼實就被政敵源通親（土御門通親）趕下台。1198年（建久九年），源通親不顧幕府的反對，扶持外孫土御門天皇受禪即位，自己兼任後鳥羽院廳的的別當。源賴朝見狀，又一次上洛，試圖扶持兼實、介入朝政，但未果，在1199年（正治元年）正月去世。源通親利用源賴朝之死的不安局面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向源賴朝之嗣子源賴家頒布宣旨，承認其直接承襲父位，保障幕府的存續；與此同時，讓源賴家協助逮捕與自己敵對的人、並將相關人士趕出朝廷。就這樣，之前親附源賴朝的人就被全部趕出朝廷。幕府介入朝政的路線徹底破產。
不過，隨著後鳥羽上皇的成長，源通親的專恣逐漸受到抑制。從上皇的政治理念來說，廷臣不應像九條兼實和源通親那樣對立，而是應該同心協力，輔弼自己實現王道。而鎌倉殿麾下的武士們也應無一例外都是負責守護國家的“官人”。1200年（正治二年）選擇皇太弟之際，沒有通告幕府，而且在上皇的命令下，佐佐木經高被罷免了三個國的守護之職。十二月，近江發生柏原彌三郎叛亂，直接調遣在京武士組成“官軍”，在幕府軍到來解決。另一方面，在幕府內部，源賴家和御家人、有力御家人之間的矛盾浮上水面，結果源賴家因為在1203年（建仁三年）比企氏之亂中敗北而退出政治舞台，其弟千幡取而代之，而導演這場政變的北條時政成為幕府政所的執權別當，奠定了執權政治的制度基礎，
在源賴家倒台前一年，源通親死去，朝廷基本上處於後鳥羽上皇的乾綱獨斷之下。上皇對千幡頗有好意，直接頒布將軍宣下，賜名實朝，將坊門信清之女嫁給源實朝為妻，在目的在於使源實朝成為自己的義甥兼義弟。在上皇的拉攏下，源實朝也有勤王之志。但將軍已經沒有獨裁者的地位，幕政的實權移至北條氏手裡，而北條執權的政治是要取得御家人的支持，所以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護在地領主的政策，與上皇的恢復和強化皇權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馳。上皇注意到在北條氏奪權的過程中，幕府不時發生內訌，顯示其不穩與弱化，於是其討幕意志日益堅定，開始流傳上皇將要征討源實朝的說法。後鳥羽上皇在北面武士之外新設“西面武士”，謀求培育直轄軍，同時致力於將僧兵勢力組織化，大力強化武備。
事件起因
就在上皇緊鑼密鼓地進行討幕準備的過程中，1219年（承久元年）正月，源實朝被源賴家之子公曉殺害，源氏將軍斷絕，公、武之間的緩衝地帶消失。按之前達成的默契，幕府在這種情況應該請朝廷任命一名皇族當征夷大將軍（即“親王將軍”），但執權北條義時卻遲遲沒有這么做，上皇遂替換寵姬伊賀局龜菊的領地攝津國長江、倉橋兩莊地頭，以試探對手的反應。但北條義時命弟弟北條時房率千騎上洛，按照幕府的根本方針，傳話稱不會答應地頭職改補的要求（按照慈光寺本《承久記》，兩地頭都是北條義時的人）。在圍繞下任將軍的博弈中，決定源賴朝的遠房親戚三寅（九條道家之子，元服後改名九條賴經）為鎌倉殿的後繼者。公武雙方由此都見識到對方的強硬姿態，關係更加不睦。
1219年（承久元年）七月，後鳥羽上皇命西面武士誅殺大內守護源賴茂，由此可見上皇的討幕計畫迅速具體化。到了1221年（承久三年）四月二十日，後鳥羽上皇讓順德天皇禪讓於其子仲恭天皇，在以備萬一的同時，也能得到新上皇的協力。在一切安排妥當後，他終於起兵討幕。
事件經過
1221年（承久三年）五月十四日，後鳥羽上皇在鳥羽城內稱“流鏑馬汰”，集合東起美濃、西至但馬的十四國兵1700餘騎，又召集京畿諸寺的僧兵。十五日頒布宣旨和院宣，討伐北條義時，並將全國的守護、地頭（幕府御家人）置於院廳的統制之下，同時襲擊不理會上皇集結令的京都守護伊賀光季，殺了他祭旗，幽禁親幕府的西園寺光經父子。
伊賀光季被殺前和西園寺光經的家司三善長衡緊急派人於五月十九日趕到鎌倉，報告上皇起兵討幕的訊息，北條政子號召御家人團結起來，同時接受大江廣元的建議，直接派遣西征軍，對信濃、遠江以東十五國的御家人下達動員令。
承久之亂形勢圖
幕府軍以北條泰時、北條時房等為大將軍，主力由東海道軍十萬騎、東山道軍五萬騎、北陸道軍四萬騎、總計三軍十九萬餘騎組成，指揮上也占優勢。而所謂“官軍”則不過兩萬數千人，由後鳥羽院的近習、北面武士、西面武士、檢非違使、院分國、院領兵士、關東逃脫者、部分僧兵、多數西國武士（在京御家人）組成。在這些兵力中，最受矚目的是西國守護的動向。實際上，除了九州以外，西國三十二國有十八國守護支持上皇，有四國支持幕府，其餘動向不明。然而除了淡路國等極少數以外，並不能有組織地動員所轄國的御家人。上皇的軍隊不僅人數少，而且缺乏統率指揮的人才，其敗北的結局在開戰前早已注定。而且討幕之事只在上皇和他的少數親信中謀議，並未得到全體公家的贊同。在院司中也有一部分人持強烈異議。
舉兵之初，上皇一方非常樂觀，期待幕府不戰自潰，卻不講求有效的實戰對應策略。接到幕府大將西征的報告，上皇深感失算，急派藤原秀康、三浦胤義赴美濃迎戰，六月初五、六日與幕府軍交鋒，一觸即潰。在加賀的戰鬥也同樣如此。上皇親自率兵登比叡山，要求僧兵協助，但沒有如願，於是在宇治、勢多嘗試最後一戰，然而防線還是在六月十四日被突破。翌日，幕府軍占領京都，結束承久之亂，此時距上皇起兵只有一個月。
事件結果
承久之亂結束後，討伐北條義時的宣旨、院宣被撤銷，後鳥羽上皇對北條泰時傳旨稱變亂責任在謀臣而不在自己。但幕府還是採取了處罰天皇這種空前的措施，將後鳥羽上皇流放隱岐，他的四個兒子土御門、順德兩上皇和六條、冷泉兩宮分別流放上佐、佐渡、但馬、備前（土御門沒有參與謀議，是自願流放）。幕府還擁立後鳥羽上皇之兄行助入道親王為法皇，號後高倉院，隨即廢仲恭天皇，立行助入道親王之子茂仁繼位，是為後堀河天皇。被指為承久之亂首謀者的藤原光親、藤原宗行、一條信能、高倉范茂等後鳥羽院近臣被捕，在押送鎌倉途中被斬或自殺，只有坊門忠信作為源實朝的姻親而保命。藤原秀康、二位法印尊長逃亡後被捕，後遇害。後藤基清、五條有范、佐佐木廣綱等在京御家人被梟首。院方參加者的領地三千餘處被幕府沒收，讓出身東國的御家人充當這些領地的地頭，稱為“新補地頭”。通過一連串的處置，幕府得以大大加強對西國的滲透與控制。與此同時，200多處後鳥羽院的領地被移交後高倉院，而進止權則留給幕府，從而壓制了院政的經濟基礎。
承久之亂示意圖
事件影響
進軍京都的北條泰時、北條時房在亂後仍駐紮六波羅，負責監視朝廷、警固洛中和統制西國御家人，於是有了六波羅探題這個職位，取代之前的京都守護。幕府勢力便凌駕於朝廷之上，幕府的意向對皇位的繼承、廟堂的人事具有決定性的權重。
由於北條氏贏得了承久之亂的勝利，其在幕府的政治主導權正式確立起來。儘管很多在京御家人在亂中背叛幕府，但這一制度依然維持。這反映出即使北條義時也不能輕易否定當時的軍事、政治、經濟結構。
對於在亂中嚴守中立的貴族和寺社，幕府一般表現出寬容、溫和的政策，他們作為莊園領主的地位基本不受打擊，繼續得到保障。幕府在亂後作為在地領主（武士）和莊園領主（貴族、寺社）之間的調停者的機能反而強化。
事件評價
承久之亂在當時震動朝野的大事件。亂後二年，《海道記》的作者用“嗚呼！寒心哉（さてもあさましや）”來回顧這個事件。甚至有一段時間說到“軍”（いくさ）就會讓人聯想承久之亂。最詳實記錄承久之亂經過的《承久記》對後鳥羽上皇持批判態度，而對北條義時則抱有好感。此外，慈圓寫《愚管抄》的動機也是為了諫止上皇的討幕計畫。上皇舉兵本身非但得到攝關家的同意，而且僅在自己極親近的小圈子裡謀議，由此遭到慘敗，所以《吾妻鏡》等武家立場的著作自不必說，公家社會內部批判後鳥羽上皇的論調也是從一開始就不在少數。
到了南北朝時代，《增鏡》用“寒心”“痛惜”這類詞語來評論承久之亂，不加掩飾地表現出公家普遍的心情。北畠親房則在《神皇正統記》中承認北條義時“不負人望”，並斷言上皇追討他的行為是“上之咎也”，這也是另一個角度的事實。後來，新井白石在《讀史餘論》中引用了北畠親房對於承久之亂的評述，最後寫道“後鳥羽院非可受天下之君之器，不可共語德政”，這句話引發了爭議。不過在另一地方，新井白石又說“本朝古今第一等之小人，不及義時”。
近代史學確立以後，尤其是天皇制禁忌消失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第一個對這個課題進行了正式考察的上橫手雅敬認為，從幕府的立場來說，承久之亂規定為“建立新的專制統治的一種反動”。黑田俊雄也表示，承久之亂是權門之間的爭鬥，沒有新體制對舊體制的勝利的意義，站在與上橫手相近的立場。與之相對，石井進則強調了武家政權的發展、東國對西國的勝利，高度評價了承久之亂的意義；田中稔精確考證了亂後的新地頭補任地，從其結果明確得出結論：在承久之亂中獲益的是東國的御家人。但是根據上橫手自己的說法，上述見解並不一定是矛盾對立的，反倒屬於強調點的差異。此外，貫達人還表示，以承久之亂為界，“治天之君”的許可權轉移到了關東。上橫手對此提出了修正意見。另一方面，網野善彥從所謂的“東國·西國國家論”的立場來評價承久之亂。
總體來說，關於承久之亂的研究，不得不說是在日本歷史上著名事件中比較少的。在這種情況下，舉兵時後鳥羽上皇的政權構想在何種程度上存在，是一個可以深入探討的課題。在追討義時的宣旨、院宣中，主要可以歸結為兩點：（一）廢除執政政治；（二）將幕府御家人置於院廳的控制下。這並不意味著立即摧毀幕府體制，而且如《承久記》記載的那樣，院方允諾以任命為“日本國總追捕使”為誘餌來引誘三浦義村。承久之亂中取得勝利的幕府仍然讓院政和在京御家人的制度得以存續，而如果上皇的舉兵成功了，是不是就企圖廢除關東的幕府、實施一元化的統治，也有很大的檢驗空間。在理解當時的政治、社會、軍事等構造並與建武新政的政策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這也是有待闡明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