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

戴逸

戴逸,男,1926年生,江蘇常熟人。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研究生畢業。195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教授、清史研究所所長、歷史系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北京市歷史學會第四、五屆會長,北京市社會科學聯合會第三屆副主任。1986年獲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稱號和人民教師獎章。專於清史、中國近現代史。2011年4月,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2013年12月17日獲得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戴逸
  • 別名戴秉衡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江蘇常熟
  • 出生日期:1926年9月
  • 職業: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歷史系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
  • 代表作品:《乾隆帝及其時代》《簡明清史》《戴逸自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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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經歷

戴逸,原名戴秉衡,1926年9月出生江蘇常熟人。
戴逸戴逸
早年就學於蘇州中學、常熟中學,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系,1946年又重新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就學期間,投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學生運動。
1947年加入民青,當選為北大學生自治會理事,又參加進步社團南北社、孑民圖書館。
1948年被國民黨政府通緝,為躲避政治迫害,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離開北大,前往解放區,進入華北大學一部十七班學習,年底轉入一部政治研究室工作。
全國解放後,華北大學進入北京並改為中國人民大學,在學校任教至今。在中國人民大學革命史教研室從事中共黨史的教學和研究,編寫了《中國抗戰史演義》一書,通俗地介紹了八年抗戰的歷史。
1952年,調往新組建的中國歷史教研室,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並著手編寫了《中國近代史稿》和《北洋海軍》等書。
1955年,被提升為副教授,兼任吳玉章校長的學術秘書,後又擔任吳晗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委。
1959年,曾參加全國群英會。
1960年,因在越南綜合大學授課,越南政府授予胡志明勳章。
1961年,被推舉為高教戰線先進工作者。
1965年,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時年39歲的戴逸是最年輕的委員。
十年動亂期間,被下放到江西餘江縣“五七”幹校勞動,直到1973年返回北京。當時中國人民大學停辦,他和一部分同志撥歸北京師範大學,在這期間,完成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書。
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後,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評定為教授。
1980年和1984年,主編《簡明清史》,1985年獲吳玉章科研獎。
1982年,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博士生導師。
1986年,因在清史所培養了一批清史研究的骨幹,被評為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人民教師。
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89年,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館長。
1992年,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成員。
1994年,獲國家五個一工程獎,並因長期從事教育事業,為人師表、兢兢業業,在教書育人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績而獲得香港柏寧頓金球獎。
戴逸
1995年,獲北京市社科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
1996年,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長。
2002年8月,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戴逸受命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他說:“能夠為此盡綿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2011年4月14,戴逸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並參加了原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南海主持的儀式和座談。
2013年12月17日,經專家提名、工作小組初選、遴選委員會遴選和基金委員會投票通過,戴逸獲得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獎金100萬元人民幣。
2015年9月10日,戴逸教授90壽辰,中國人民大學舉辦“戴逸與清史研究”學術座談會,探討戴逸先生在史學界特別是對清史學科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共商推動清史學科在中國人民大學乃至全國的發展之計。

人物成就

抗戰史研究
《中國抗戰史演義》作於1951年,在全國剛剛解放,不少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甚了解的情況下,這本普及型讀物發揮了很好的社會效益。
近代史研究
戴逸的《中國近代史稿》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最先從思想理論角度寫歷史的近代史著作,敘述了一個個歷史運動,以及運動的產生和失敗的原因。在書中,戴逸運用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對兩次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進行了分析和闡述,結構嚴謹、論證縝密,貼緊時代發展脈絡,關注中國近代史進程中的重大課題,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更加便捷、順暢、合理提供有益的經驗和借鑑。
戴逸
清史研究
從1978年起,戴逸用7年時間主持編寫了70餘萬字的《簡明清史》,摸清了清代歷史的主要線索;在《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中,戴逸利用中、俄雙方大量的官方檔案和私人文獻,再現了條約談判的全過程,為中國政府處理中蘇邊境問題提供了珍貴的參考和備要,其重要性在於以嶄新的思維方式開創了中國研究清朝邊疆史的先河。
清史編纂
2003年1月28日,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戴逸受命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在纂修工作中實事求是,尊重歷史,既還原歷史真實,又要反映時代精神:既要繼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於學術創新:既要理清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又要聯繫世界歷史的發展。以史實為依據,去偽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觀臆斷。要使新《清史》成為一部觀點鮮明、內客充實、史料豐富、文筆生動的高水平的史書,儘量使思想性與學術性達到完美統一,使新《清史》成為傳世佳作。並在編纂新《清史》工作中,注重培養出一批優秀的中青年清史專家。
教育
在戴逸擔任博士生導師期間,他以教書育人為己任,培養了30名博士,其他的學生不計其數,人們稱之“戴公桃李滿天下”,其中不少已成為著名的清史研究專家。他為清史研究作出了卓著的貢獻,先後榮獲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人民教師獎章、吳玉章獎章和香港柏宇頓中國教育基金會首屆金球獎等榮譽。
戴逸

主要著作

著作

《清代人物傳稿》
戴逸、林言椒主編,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
《履霜集》
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
《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
戴逸、 羅明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戴逸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
《繁露集》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語冰集》
論文集,科學普及出版社,1999年
《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211”工程清史子項目,遼海出版社
清通鑑
戴逸、李文海主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
清史部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4年
戴逸

論文

故宮巡禮(以戴秉衡為名發表)
天津大公報,1947
拆穿奧斯汀的謊話
8000,人民日報,1950.12.14
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
4000,人民中國,1955.13期
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2000,人民日報,1959.4.11
驚濤駭浪激動人心
2000,光明日報,1960.11.12
關於同文館的爭論
3000,光明日報,1962.8.23
寫農民的歷史為農民寫歷史
10000,歷史研究,1965
論康熙
16000,北師大學報
實事求是勇於創新
6000,歷史研究,1978.8
階級鬥爭、農民戰爭不是推進歷史的唯一動力
1000,人民日報,1980.1.11
古籍整理的五點建議
3000,《文獻》第十輯,1981.12
巨大的支持英明的預見——重讀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中國革命的教導
12000,《北京史苑》1期,1983.12
介紹一種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資料——日記
1000,在西德漢學家會議上
乾隆初政和寬嚴相濟的統治方針
14000,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6第1期
研究北京文化史的重要意義
1000,北京社會科學,1986年第3期
榮慶其人與榮慶日記(與孔祥吉合作)
8000,清史研究通訊,1987年第3期
歷史科學和社會功能
2500,1989年歷史學年鑑,1990.7
乾隆朝的水災與賑濟
3000,光明日報,1991.9.1
避暑山莊與康乾盛世
6000,山莊研究,1994.8
戊戌變法時翁同和罷官原由辯析
13000,故宮博物院院刊建院70周年紀念特刊,1995.10
我看張之洞
3000,河北師院學報,1997年第3期
中國歷史學的回顧和展望(英文)
10000,中國社會科學,2000第1期
讀《清史稿》的修纂及其缺陷
7000,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編纂清史的緣起與編纂初想
社會科學戰線,2003第2期

社會任職

戴逸曾擔任中國史學會會長(第四屆、第五屆)、東方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北京滿文書院名譽院長、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召集人、國家社科基金評審組成員、國務院古籍規劃小組成員。
戴逸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博士生導師、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長、北京市社科聯副主席和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職。。

人物故事

頑劣學童

戴逸國小時不好說話,不願交往,但不愛讀正課,從不好好閱讀課本,卻愛好各種遊藝,讀各種小說、連環畫。因此成績劣等,功課好幾門不及格,國小幾乎未能畢業,幸而學校網開一面,給班兩個最差的學生“奉送”畢業。畢業典禮那天,戴逸知道自己不能畢業,在家中躺在一張藤床上,發悶犯愁。忽然,另一位與戴逸同班不能畢業的劣等生,飛步進入戴逸家,高興地大喊“戴秉衡,快走。快走。學校去,今天典禮會上宣布要發給畢業證書,也能畢業了。”戴逸聽了自然喜出望外,趕緊去學校,果然拿到了畢業證書。 畢業是畢業了,但下一步考國中又是個難關,報考縣立中學,發榜的那天,戴逸父親去看榜。回家來臉色陰沉,不言不語,戴逸情知不妙,連羞帶怕,躲到親戚家去了。

轉變進步

中學沒考上,偏偏這年“七七事變”爆發,全國開始了抗戰,家庭逃難到了上海。戴逸的兩個姐姐進了“蘇女師”讀書,每天晚上都在家複習功課。天長日久,戴逸心底逐漸升騰起渴望上學的強烈願望。第二年夏天戴逸考上了蘇州中學(因抗戰遷至上海租界,校址在四馬路外灘)。因成績很差,只是個備取生,候補正取名額。戴逸是備取生,不能和正取生坐在一起,只能坐在最後。正取生是按高矮排列的,有兩位最年長的正取生長得最高,學習成績最佳,且品行端正,坐在最後排,和戴逸這個矮小年幼且成績不佳的備取生坐在一起。日子久了,三個人成了最親密的學侶,他們的學習、談吐、品行時刻影響戴逸,戴逸的學業成績突飛猛進。從此戴逸國中和高中的成績穩步上升,摘掉劣等生的帽子而成為班上優等生。

北大因緣

1944年高中畢業後,喜愛文科的戴逸考進了上海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系,這是因為抗日戰爭期間上海學校都遷往內地,沒有一所像樣的文科學校。大二年級時,恰逢北京大學借用交大考場招生,戴逸報名投考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發榜時,考上了歷史系的正取生。戴逸毅然決然放棄交大學籍,投奔北京大學,跨進心儀已久的歷史系門檻,選擇了終生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的道路。
戴逸
來到北大史學系後,一次,戴逸突患盲腸炎,盲腸穿孔,腹中大量積膿,然而校醫院卻要先交錢,才接收治療。鄭天挺接到同學急電後,當即通知醫院接收戴逸,並免費為他治療。戴逸在醫院躺了40天,方才轉危為安,出院後,鄭天挺還給了他一筆生活費。戴逸說:“當時我馬上就要死掉了,鄭先生如果沒有打這個電話,就沒有戴逸這個人了。”
1948年,戴逸因為參加學生運動被逮捕,帶到特種刑事法庭接受當局審訊。胡適得到訊息,趕忙寫了一封信,跟對方說“這是個好學生,跟共產黨沒有關係,我可以保證,我保釋他”。由於胡適當時在國民黨里的聲望,戴逸帶著一個“保釋在外,聽候傳信”的處理意見,被放了出來。由於時局危急,戴逸未敢久留,通過地下黨迅速離開北京。
在北大期間,戴逸是蒐集進步書籍的孑民圖書館的總幹事,有一天,他聽說吳晗有幾本這樣的書,於是直接上門索要。吳晗搞不清面前這個突然前來的年輕人的底細,自然一口回絕。被拒絕了的戴逸卻沒有走,彼時他已讀完吳晗的《朱元璋傳》,更在攻讀332卷的《明史》,如今面對明史專家,自然不能放過當面探討的機會。一番交流之後,吳晗對戴逸的歷史功底刮目相看。這一面之交,讓吳晗對這個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人物評價

戴逸教授現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是中國當代少有的兼通清代前後期歷史的清史大家,無論是以其個人學術成果開拓重要研究領域,還是以其聲望與影響推動中國清代歷史研究的發展,他都卓有建樹。(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遴選委員會)
戴逸
戴逸先生和張卓元先生心懷祖國,言傳身教,桃李滿天下,取得了一系列優秀成果;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始終保持對學術的熱愛和追求,不追風,不趕潮,獨立思考,令人敬佩,令人感動;(國務院副總理 馬 凱)
戴逸老師的學術成就得益於兩個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說他有非常結實的文史底子,闡發見識有厚度,青年時代就得到諸位史學前輩的賞識不是偶然的。通是說他學識廣博,不狹窄。(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前所長 羅明教授)
戴逸的獨特之處在於兩個方面的貫通,一是縱向的前後通,按史學界通行的劃分,清史以1840年為界劃歸兩端,之前為古代史,之後為近代史,以往是兩批人分頭搞,戴老師則前後都搞。二是從橫向左右通,他編撰《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討論,學術視野開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前任總編輯 王俊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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