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選了徐志摩最經典的散文39篇。為了幫助青少年讀者更準確地理解現代文學經典名著，編選者對原著中生僻的字和詞做了必要的注釋，並在每篇散文後附有簡短的解讀評點。相信讀者朋友翻開本書的同時，一定會體驗到高效通暢的閱讀快感。
基本介紹
- 書名：我所知道的康橋:徐志摩散文經典
- 出版社：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 頁數：354頁
- 開本：16
- 品牌：天下書盟
- 作者：徐志摩
- 出版日期：2014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9190877
內容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徐志摩
有人說：“散文可以比較直接而真切地反映一個作家的人生感受與思想歷程。”這句話對於有著“民國四大才子”美譽的徐志摩而言，更是恰如其分。徐志摩的散文沒有那些營造氛圍和矯揉造作的痕跡，讀來好似與最親密的朋友對話——他坦陳自己的心跡給你看，對他的情感和經歷讓你感同身受。這份隨性和灑脫，這種親熱和真誠使人在閱讀中得到最大的被尊重和被信任的幸福感。可以說，他那些從心窩裡流淌出來的文字，成就了文學史上的一個經典。
有人說：“散文可以比較直接而真切地反映一個作家的人生感受與思想歷程。”這句話對於有著“民國四大才子”美譽的徐志摩而言，更是恰如其分。徐志摩的散文沒有那些營造氛圍和矯揉造作的痕跡，讀來好似與最親密的朋友對話——他坦陳自己的心跡給你看，對他的情感和經歷讓你感同身受。這份隨性和灑脫，這種親熱和真誠使人在閱讀中得到最大的被尊重和被信任的幸福感。可以說，他那些從心窩裡流淌出來的文字，成就了文學史上的一個經典。
媒體推薦
新浪讀書、搜狐讀書、騰訊讀書聯合力薦
圖書目錄
1/導論——徐志摩散文的詩與思
9/印度洋上的秋思
17/翡冷翠山居閒話
22/巴黎的鱗爪
37/我所知道的康橋
49/天目山中筆記
56/“濃得化不開”（星加坡）
63/“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
69/“死城”（北京的一晚）
78/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82/一封信（給抱怨生活乾燥的朋友）
86/“迎上前去”
92/自剖
99/再剖
104/求醫
110/想飛
116/曼殊斐兒
132/泰戈爾
140/濟慈的夜鶯歌
151/丹農雪烏
166/羅曼羅蘭
174/謁見哈代的一個下午
182/白郎寧夫人的情詩
205/一個行乞的詩人
218/“就使打破了頭，也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
221/羅素又來說話了
231/落葉
245/論自殺
255/守舊與“玩”舊
262/吸菸與文化（牛津）
267/盧梭與幼稚教育
276/“話”
287/海灘上種花
294/關於女子（蘇州女中講稿）
308/秋
318/我的祖母之死
331/我的彼得
336/吊劉叔和
341/傷雙栝老人
345/家德
351/徐志摩年表（1897—1931）
9/印度洋上的秋思
17/翡冷翠山居閒話
22/巴黎的鱗爪
37/我所知道的康橋
49/天目山中筆記
56/“濃得化不開”（星加坡）
63/“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
69/“死城”（北京的一晚）
78/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82/一封信（給抱怨生活乾燥的朋友）
86/“迎上前去”
92/自剖
99/再剖
104/求醫
110/想飛
116/曼殊斐兒
132/泰戈爾
140/濟慈的夜鶯歌
151/丹農雪烏
166/羅曼羅蘭
174/謁見哈代的一個下午
182/白郎寧夫人的情詩
205/一個行乞的詩人
218/“就使打破了頭，也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
221/羅素又來說話了
231/落葉
245/論自殺
255/守舊與“玩”舊
262/吸菸與文化（牛津）
267/盧梭與幼稚教育
276/“話”
287/海灘上種花
294/關於女子（蘇州女中講稿）
308/秋
318/我的祖母之死
331/我的彼得
336/吊劉叔和
341/傷雙栝老人
345/家德
351/徐志摩年表（1897—1931）
序言
倘若我們望向精神的空際，尋一片翩翩、自在、輕盈的游雲，便看到他；如果我們步入文學的幽林，找一隻多情、懇摯、終宵歌吟的杜鵑，便聽到他；假使我們探往歷史的深谷，覓一隻如春光、火焰和熱情的黃鸝，便感到他。他耽悅雲遊，卻關切大地的命運；他不乏淒唱，而歌唱本身是熱切的；他積極揚厲，但非基於盲目的幻象。他靈魂真純，不失赤子之心，如林間春水；他思想駁雜，難以一言蔽之，若南山秋色。莊周夢蝶，栩栩然、蘧蘧然，他是；曾皙春遊，歌詠自適，他是；華茲華斯隱居湖畔，行吟田園，他是；雪萊伴遊西風，那不羈的精靈，他是。阮籍獨駕，窮途哭返，而他說：“迎上前去！”子桑撫琴，歌哭時命，而他說：“我們自身就是我們運命的原因。”羅曼·羅蘭說：“一種卑瑣的物質壓在我們的心裡，壓在我們的頭上，叫所有民族與個人失卻了自由工作的機會。”而他說：“除非我們自願讓物質的勢力整個撲滅我們心靈的發展，那才是生活里最大的悲慘。”泰戈爾說：“即使全世界都認為物質結果是人生的最終目的，印度也不要接受。”而他說：“切近我們中國自身的問題說，就在排斥太平洋那岸過來的主義（工業主義、物質主義、功利主義——編者注），與青年會所代表的道德。”不論生前死後，他被讚頌，被模仿，被誤解，被攻擊，被低估，而未嘗被遺忘。這就是徐志摩。
野馬上的唱詩者
作為新月詩派的靈魂，志摩以詩著稱，藉詩傳世，而其散文亦屬佳品，搖曳多態，光華灼灼，豐麗馥郁，頗為可觀。諸多文段不啻詩歌，美得出塵，自天上來，仿若玉露瓊漿，我們且擎起杯盞：初巡口腹歡愉，再巡靈魂微醺，三巡身心偕忘。梁實秋先生說：“我一向愛志摩的散文。我和葉公超一樣，以為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詩歌以上。志摩的可愛處，在他的散文里表現最清楚最活動。”楊振聲先生亦稱：“至於他那‘跑野馬’的散文，我老早就認為比他的詩還好。那用字，有多生動活潑！那顏色，真是‘濃得化不開’！那聯想的富麗，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態度與口吻，夠多輕清，多頑皮，多伶俐！而那氣力也真足，文章里永看不出倦怠，老那樣像夏雲的層涌，春泉的潺湲！他的文章的確有他獨到的風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讓他占一席之地。比之於詩，正因為散文沒有形式的追求於束縛，所以更容易表現他不羈的天才吧？”此論既肯定了志摩的散文，且對其藝術特徵的概括恰切而生動。
志摩1922年於文壇初試啼聲，至1931年殞落塵寰，前後不過十載，而創作頗豐，留下四部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四部散文集：《落葉》、《巴黎的鱗爪》、《自剖》、《秋》，一部小說集《輪盤》，一部戲劇《卞崑岡》，以及諸多譯作、集外詩文。以詩名世的志摩，不論作散文抑或寫小說，無不賦之以“濃得化不開”的詩情。盛瓶雖異，而馨香恆在，穠麗無改，千姿一貫，總教人忘不了是為志摩的篇章。他自稱：“我是一隻沒籠頭的野馬，我從來不曾站定過。”彼時及後世的論者便愛以“跑野馬”形容其自由無羈的文風。我們不妨視之為野馬上的唱詩者。知堂先生的澀味與沖和氣象是學不來的，而志摩的詩情與野馬風氣怕也難以仿擬。前者煉的是心境與造詣，後者仗的是天賦與個性。這恐都歸於造化的吧。
如上所述，志摩的散文頗具“野馬風”，行文如脫韁野馬，騰躍恣縱，奔跳自如，靈動無拘，行止由意，往復隨心，寫得洒然、翩然、飄然，一任思緒飛動、聯想迭生、意象沛發。此正是志摩個性之瀟灑、創造之活躍與想像之豐沛的體現。且以《印度洋上的秋思》為例，文章里時而是恆河邊情醉的男女，時而是紗帳中甜睡的嬰兒，時而是河石上獨傷的詩人，時而是柴屋裡悲泣的少婦，時而是抽菸的礦工，時而是凝定的潭水，時而又迴轉於志摩的船上，並藉以引發又一輪遐思，繁縟絡繹，綿綿未斷，目不暇給。其野馬風氣，可見一斑。然而這匹“野馬”並非無蹤可尋、散漫無度、亂縱失序，文章里雖是畫面繁複、聯想紛呈，但其間卻有聯絡，即一輪清明的秋月。而縈繞秋月者，是志摩的一脈綿綿愁思。
志摩到底是詩人，作文如唱詩，取其兩長，異彩各彰，既得了散文形式之自由，也未嘗阻遏詩情之涌流；既有散文的平易、曉暢、連貫與完整，亦不乏詩歌的意境、意象、音韻與跳躍。簡而言之，志摩的散文是“詩化散文”，頗具形式感，尤為風格化。舉其要者，即修辭之繁與音樂之美。志摩的文章，網羅艷華之象，出入虛實之間，讀之不能不能感受到他修辭的縟麗。其譬喻豐富，意象層出，聯想環生，排比成勢，處處珠璣，在在有情。同時，志摩善於協調長短句式，以成節奏的起伏緩急、音韻的悠揚鏗鏘，求的是音樂之美。試舉一段，描寫雲雀，文出《想飛》：
你能不能把一種急震的樂音想像成一陣光明的細雨，從藍天裡衝著這平鋪著青綠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點都是跳舞的小腳，安琪兒的。雲雀們也吃過了飯，離開了它們卑微的地巢飛往高處做工去。上帝給它們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著，這兒一隻，那邊又起了兩！一起就衝著天頂飛，小翅膀活動的多快活，圓圓的，不躊躇的飛，——它們就認識青天。一起就開口唱，小嗓子活動的多快活，一顆顆小精圓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們讚美的是青天。瞧著，這飛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頂著無底的天頂細細的搖，——這全看不見了，影子都沒了！但這光明的細雨還是不住的下著……
前兩個句子之精彩，令人拍案叫絕。層層比喻，相互套嵌，連綴成片，繁密無間，由近而遠，打通感官，恣縱想像，又恰切得當，不能不服膺志摩的詩才。所謂“妙喻”，須既“奇”且“通”。初讀，耳目一新，頗感陌生；再思，情理俱通，甚覺恰切。這兩句話有著水晶般藝術品質，讀之仿佛看到水晶結生水晶，生髮不已，彼此輝映，無限純粹。後面關於雲雀的飛動與啼囀的敘寫，多出之以靈動的短句，既活現雲雀的情態，且富於音樂性，節奏輕快活潑，宛如雲雀之樂音。徐文之詩化，由此可見。志摩的文章富於變化，此處恐難詳盡，只得見諸具體篇章的賞析了。
被低估的現代性批判者
志摩的思想、主張和關切，在散文里表達得最為清楚。而每篇內容到底不同，或雲遊異國，或深自省察，或審視社會，或悼念逝者，所感各異，所思有別，此處取其犖犖大端者，或謂一以貫之者，亦是最富啟示者。同時，筆者擬為志摩的思想略作重估，稍作辯護，旨在反思當下。對於讀者而言，或可視之為閱讀的意義所在。
20世紀90年代以降，大眾媒體所書寫的志摩形象，大抵是一位風度翩翩的貴族公子哥，是情聖、情痴的代表，故其所演繹的故事無出於才子佳人、風月韻事的範圍。比之於上世紀50—70年代對志摩的政治大批判和全盤否定，大眾文化雖是給他“黃袍加身”，但同樣是“不及其餘”式的理解，是一種遮蔽、誤解與低估。至若今日學界，其對志摩思想的梳理及概括，大體全面，相對客觀。但在價值、意義的評估上，其或不置一詞，或罔顧其最深刻的洞見。而這殊非意外，是今人對現代性的迷信使之然。志摩彼時不合時宜，今日亦然，一如他的自嘲：“我的信仰，我也不怕陶先生（陶孟和——編者注）與讀者們笑話，我自認永遠在虛無縹緲間。”倘若沒有對人性、生命、人生與世界更為廣闊的理解，是難以理解一位詩人之意義的，因為他所呼喚的正是這份“廣闊”，而非一點羅曼蒂克的幻想。
胡適先生對志摩有一段評語，已成後世不易之論，即“他的人生觀里真是有一種‘單純的信仰’，這裡面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里，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一生的歷史，只是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此言大體不錯，而容易引入誤解之處，即許多人將志摩的“單純信仰”狹隘地理解為是他個人的實現，而無視他對社會的關切。除卻上述“愛、自由、美”的單純信仰，志摩也是一個情感的信仰者、生命的信仰者、自然的信仰者。而這些亦可統一於他的單純信仰。這份信仰，絕非囿於他個人之美好生活的意義，更是他對生活共同體的關切，是對整個現代生活的重新構想。在精美的語言器皿里，志摩投入了對現代生命深情眷注的目光，盛放了對社會的憂思與性靈的補劑。人，尤其置身於現代處境者，應當如何生活？這是他所追問、所關懷、所思考並不斷作答的根本問題。或許他的思考不成系統，或許他的觀察亦有偏頗，或許他的回答無甚創見，但並非不深刻，並非沒有啟示，並非大流之論。我們該摒除既往對他的固定印象與圖式，重新傾聽他的聲音。
志摩對現代文明的批判是激烈的，其觀點今天讀來仍不失振聾發聵之效，且愈發見其深刻性。他自然不是守舊派，卻也不迷信現代。他曾說：“歸根的說，現有的工業主義、機械主義、競爭制度，與這些現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與習慣，都是我們理想社會的仇敵，合理的人生的障礙。現在，就中國說，唯一的希望，就在領袖社會的人，早早的覺悟，利用他們表率的地位，排斥外來的引誘，轉變自殺的方向，否則前途只是黑暗與陷阱”（《羅素又來說話了》）。他還說：“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們還有寸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性靈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論自殺》）。在志摩看來，“現代的文明只是駭人的浪費，貪淫與殘暴，自私與自大，相猜與相忌，颺風似的傾覆了人道的平衡，產生了巨大的毀滅”（《泰戈爾》）。他認為，科學破除宗教迷信，而自身成為現代迷信；而現代文明本身，也是一種野蠻，如他說：“那時候的人（對現代文明沾染較淺的人——編者注），我猜想，也一定比較的不野蠻，近人情，愛自然，所以白天裡聽得著滿天的雲雀，夜裡聽得著夜鶯的妙樂”（《濟慈的夜鶯歌》）。而這正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現代的看法：“人類沒有進入真正的人性，反而深深地陷入野蠻狀態。”他們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認為，啟蒙使人類依靠理性與科學而從神話世界中解放出來，而其自身成為新的神話，帶來了新的蒙昧。“一個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難之中。”可以說，志摩的觀點對於彼時和今日狂熱追求現代性的中國而言，都顯得不合時宜。然而我們只消看一看現代性所帶來的危機，如最為直觀的生態危機，便會覺得他的話也並非是無的放矢。
對現代性做出批判，或許如今看來不算新鮮，諸多知識分子致力於此業。而志摩的啟示性何在呢？難道僅僅是因為他把這些觀點表達得娓娓動聽嗎？筆者以為，志摩的洞見與啟示在於：現代文明的病因在人自身，在人心。他說：“如其一時期的問題，可以綜合成一個，現代的問題，就只是‘怎樣做一個人？’”難道生態危機不是緣於人類的貪婪嗎？所以他始終呼喚著心靈的真純，表彰著偉大的人格，如《泰戈爾》、《羅曼羅蘭》等篇章。他的文字是人性高貴的表達，是赤子之心的躍動，是告訴我們學會面向偉大，將心靈敞向豐饒。我們大概習慣了“欲望敘事”所表達的當代人性，習慣了由資本邏輯所界定的“現實”，也見慣了媒體所追捧的商業成功者。而志摩告訴我們，不必理會美國十大富豪，該去傾聽托爾斯泰與甘地的真諦。
志摩對現代性的批判，是一種審美的批判，道德的批判，倫理的批判。“精神的生命”，是他的出發點和歸宿地。張汝倫先生在《如果泰戈爾今天來華》一文中指出：
對西方種種制度（machinery）的迷信，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社會科學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占有壓倒的優勢就是一個明證。人們不但不反對現代的物質主義，更不反對這種物質主義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現，這就是社會科學帝國主義。人們總是停留在物質制度層面談問題，幾乎沒有人再關心人的精神了，更沒有人會從人的精神和靈魂出發來談問題，十幾年前人們對人文精神討論的反應，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點。人們認為當務之急是制度，而不是人心，人心早已不在我們的思想家考慮的範圍之內……我們不能不承認今天世界上的種種問題歸根結底是人的問題，世界的危機歸根結底是人的危機。近代以來，人們陷入的最深的迷信是制度迷信，以為有某種制度可以包治百病，不但能使民富國強，也能使魔鬼變成善人。這種迷信是啟蒙對工具理性迷信的一個變種。
面對現代的問題，與泰戈爾的著眼點庶幾近之，徐志摩正是從人心、精神和靈魂的角度來談，從人自身來談，所以他才說：“我們自身就是我們運命的原因”（《落葉》）。學人李慧超指出：“我們不僅缺乏對自我的思考，也缺乏這種思考的意識，所以無論是什麼時候，我們都會習慣性的找‘自我’以外的原因，比如制度。”我們在探索制度的同時，或許也該思志摩所思、問志摩所問：怎樣做一個人？這或是問題的肯綮所在，也是最可珍貴的啟示。
志摩對現代世界的期望，是一個有情的世界。他希望以“感情”來重構現代人之間的關係。他者對於我而言，並非一個契約主體，且彼此關係並非被現代權利觀念和資本邏輯所宰攝。在志摩看來，“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難能可貴的，那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成分”（《落葉》）。人在社會中是孤立的個體，而感情則如同線索和經緯，將人與人聯繫在一起，形成和諧的整體與統一的力量。他認為，社會的危機是感情的危機。現代社會的根本病症不在於政治經濟制度，而是真的感情的喪失，是人心的墮落。
大抵或有人譏嘲志摩天真、虛妄，將其想法歸於一個詩人的浪漫幻想。首先，這類人貌似精明而成熟，實則視野狹隘而淺近，目光為現代性原則所蔽，缺乏對生命、生活的廣闊理解，失去對個人存在和人類歷史的新的想像。我們為什麼單單迷信制度，而不著眼於感情？我們為什麼獨獨信賴物質，而不尊重精神？我們應該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構想，不同的追求，為了一個不同於今日的美好而良善的未來。“人類對世界、對自己可以有一個更為自由和廣闊的理解。只有這種理解，才能把人類從現代性中拯救出來”（張汝倫語）。
此外，筆者不認為志摩的思想是完全脫離傳統和本土的，並非某些論者所言：“當徐志摩全身心地融入到劍橋式的西方文化體系中去時，他卻沒有很好地把它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首先，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中國人“從中國就家庭關係推廣發揮，而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體與團體兩端”（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人與人之間所重者，是情與義。“在中國社會處處見相與之情者，而西洋社會卻處處見出人與人相對之勢。”（同上）志摩提出“感情”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成分，期望以修復感情來修復現代社會，正合貴人情、重鄉情的傳統國情。而他所謂“感情”，是“友愛與同情”，融入了“平等”的現代精神。其次，志摩貴自然，強調在自然中求得性靈自由、身心和諧，這固然可說是受英國湖畔詩人的自然主義的影響，卻也未始不見莊周的影子。
人云志摩西化尤甚，是個人主義者，亦言之有據。然而，我們莫忽視志摩身上的古典氣質或“反現代”特徵。在諸多篇章里，志摩未嘗言理性與權利，說的是性靈與感情；所重並非科學，熱愛的是自然；矚目的不是獨立個體，關注的是人倫關係。這也是確鑿有據的，見諸《落葉》、《秋》、《羅素又來說話了》、《泰戈爾》等文。倘若我們的世界精神頹敗、感情貧乏、性靈窒礙、自然毀壞，那么權利、民主、科學等又有何存在的意義呢？
胡適說：“他（徐志摩——編者注）的失敗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為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或許徐志摩正如堂·吉訶德，屢屢碰壁，總在失敗，時被譏訕，更被風車打翻在地。然而這位愁容騎士到底走了多遠，經歷了怎樣的豐富，見到了怎樣的世界，實現了怎樣的奇蹟，是他的鄉人們永遠不知道的。口言歷史、現代、人類等，太過宏大，且從自身說起：對人生自由而廣闊的理解，對生命的另一重想像，對心靈圖景的拓展，對人性高貴的嚮往，對美的深切感受，或可成為我們閱讀志摩的起點和終點。志摩的文字，是我們心靈的詩意的棲居之所。
就是這樣。
野馬上的唱詩者
作為新月詩派的靈魂，志摩以詩著稱，藉詩傳世，而其散文亦屬佳品，搖曳多態，光華灼灼，豐麗馥郁，頗為可觀。諸多文段不啻詩歌，美得出塵，自天上來，仿若玉露瓊漿，我們且擎起杯盞：初巡口腹歡愉，再巡靈魂微醺，三巡身心偕忘。梁實秋先生說：“我一向愛志摩的散文。我和葉公超一樣，以為志摩的散文在他的詩歌以上。志摩的可愛處，在他的散文里表現最清楚最活動。”楊振聲先生亦稱：“至於他那‘跑野馬’的散文，我老早就認為比他的詩還好。那用字，有多生動活潑！那顏色，真是‘濃得化不開’！那聯想的富麗，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態度與口吻，夠多輕清，多頑皮，多伶俐！而那氣力也真足，文章里永看不出倦怠，老那樣像夏雲的層涌，春泉的潺湲！他的文章的確有他獨到的風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讓他占一席之地。比之於詩，正因為散文沒有形式的追求於束縛，所以更容易表現他不羈的天才吧？”此論既肯定了志摩的散文，且對其藝術特徵的概括恰切而生動。
志摩1922年於文壇初試啼聲，至1931年殞落塵寰，前後不過十載，而創作頗豐，留下四部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四部散文集：《落葉》、《巴黎的鱗爪》、《自剖》、《秋》，一部小說集《輪盤》，一部戲劇《卞崑岡》，以及諸多譯作、集外詩文。以詩名世的志摩，不論作散文抑或寫小說，無不賦之以“濃得化不開”的詩情。盛瓶雖異，而馨香恆在，穠麗無改，千姿一貫，總教人忘不了是為志摩的篇章。他自稱：“我是一隻沒籠頭的野馬，我從來不曾站定過。”彼時及後世的論者便愛以“跑野馬”形容其自由無羈的文風。我們不妨視之為野馬上的唱詩者。知堂先生的澀味與沖和氣象是學不來的，而志摩的詩情與野馬風氣怕也難以仿擬。前者煉的是心境與造詣，後者仗的是天賦與個性。這恐都歸於造化的吧。
如上所述，志摩的散文頗具“野馬風”，行文如脫韁野馬，騰躍恣縱，奔跳自如，靈動無拘，行止由意，往復隨心，寫得洒然、翩然、飄然，一任思緒飛動、聯想迭生、意象沛發。此正是志摩個性之瀟灑、創造之活躍與想像之豐沛的體現。且以《印度洋上的秋思》為例，文章里時而是恆河邊情醉的男女，時而是紗帳中甜睡的嬰兒，時而是河石上獨傷的詩人，時而是柴屋裡悲泣的少婦，時而是抽菸的礦工，時而是凝定的潭水，時而又迴轉於志摩的船上，並藉以引發又一輪遐思，繁縟絡繹，綿綿未斷，目不暇給。其野馬風氣，可見一斑。然而這匹“野馬”並非無蹤可尋、散漫無度、亂縱失序，文章里雖是畫面繁複、聯想紛呈，但其間卻有聯絡，即一輪清明的秋月。而縈繞秋月者，是志摩的一脈綿綿愁思。
志摩到底是詩人，作文如唱詩，取其兩長，異彩各彰，既得了散文形式之自由，也未嘗阻遏詩情之涌流；既有散文的平易、曉暢、連貫與完整，亦不乏詩歌的意境、意象、音韻與跳躍。簡而言之，志摩的散文是“詩化散文”，頗具形式感，尤為風格化。舉其要者，即修辭之繁與音樂之美。志摩的文章，網羅艷華之象，出入虛實之間，讀之不能不能感受到他修辭的縟麗。其譬喻豐富，意象層出，聯想環生，排比成勢，處處珠璣，在在有情。同時，志摩善於協調長短句式，以成節奏的起伏緩急、音韻的悠揚鏗鏘，求的是音樂之美。試舉一段，描寫雲雀，文出《想飛》：
你能不能把一種急震的樂音想像成一陣光明的細雨，從藍天裡衝著這平鋪著青綠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點都是跳舞的小腳，安琪兒的。雲雀們也吃過了飯，離開了它們卑微的地巢飛往高處做工去。上帝給它們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著，這兒一隻，那邊又起了兩！一起就衝著天頂飛，小翅膀活動的多快活，圓圓的，不躊躇的飛，——它們就認識青天。一起就開口唱，小嗓子活動的多快活，一顆顆小精圓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們讚美的是青天。瞧著，這飛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頂著無底的天頂細細的搖，——這全看不見了，影子都沒了！但這光明的細雨還是不住的下著……
前兩個句子之精彩，令人拍案叫絕。層層比喻，相互套嵌，連綴成片，繁密無間，由近而遠，打通感官，恣縱想像，又恰切得當，不能不服膺志摩的詩才。所謂“妙喻”，須既“奇”且“通”。初讀，耳目一新，頗感陌生；再思，情理俱通，甚覺恰切。這兩句話有著水晶般藝術品質，讀之仿佛看到水晶結生水晶，生髮不已，彼此輝映，無限純粹。後面關於雲雀的飛動與啼囀的敘寫，多出之以靈動的短句，既活現雲雀的情態，且富於音樂性，節奏輕快活潑，宛如雲雀之樂音。徐文之詩化，由此可見。志摩的文章富於變化，此處恐難詳盡，只得見諸具體篇章的賞析了。
被低估的現代性批判者
志摩的思想、主張和關切，在散文里表達得最為清楚。而每篇內容到底不同，或雲遊異國，或深自省察，或審視社會，或悼念逝者，所感各異，所思有別，此處取其犖犖大端者，或謂一以貫之者，亦是最富啟示者。同時，筆者擬為志摩的思想略作重估，稍作辯護，旨在反思當下。對於讀者而言，或可視之為閱讀的意義所在。
20世紀90年代以降，大眾媒體所書寫的志摩形象，大抵是一位風度翩翩的貴族公子哥，是情聖、情痴的代表，故其所演繹的故事無出於才子佳人、風月韻事的範圍。比之於上世紀50—70年代對志摩的政治大批判和全盤否定，大眾文化雖是給他“黃袍加身”，但同樣是“不及其餘”式的理解，是一種遮蔽、誤解與低估。至若今日學界，其對志摩思想的梳理及概括，大體全面，相對客觀。但在價值、意義的評估上，其或不置一詞，或罔顧其最深刻的洞見。而這殊非意外，是今人對現代性的迷信使之然。志摩彼時不合時宜，今日亦然，一如他的自嘲：“我的信仰，我也不怕陶先生（陶孟和——編者注）與讀者們笑話，我自認永遠在虛無縹緲間。”倘若沒有對人性、生命、人生與世界更為廣闊的理解，是難以理解一位詩人之意義的，因為他所呼喚的正是這份“廣闊”，而非一點羅曼蒂克的幻想。
胡適先生對志摩有一段評語，已成後世不易之論，即“他的人生觀里真是有一種‘單純的信仰’，這裡面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里，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一生的歷史，只是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此言大體不錯，而容易引入誤解之處，即許多人將志摩的“單純信仰”狹隘地理解為是他個人的實現，而無視他對社會的關切。除卻上述“愛、自由、美”的單純信仰，志摩也是一個情感的信仰者、生命的信仰者、自然的信仰者。而這些亦可統一於他的單純信仰。這份信仰，絕非囿於他個人之美好生活的意義，更是他對生活共同體的關切，是對整個現代生活的重新構想。在精美的語言器皿里，志摩投入了對現代生命深情眷注的目光，盛放了對社會的憂思與性靈的補劑。人，尤其置身於現代處境者，應當如何生活？這是他所追問、所關懷、所思考並不斷作答的根本問題。或許他的思考不成系統，或許他的觀察亦有偏頗，或許他的回答無甚創見，但並非不深刻，並非沒有啟示，並非大流之論。我們該摒除既往對他的固定印象與圖式，重新傾聽他的聲音。
志摩對現代文明的批判是激烈的，其觀點今天讀來仍不失振聾發聵之效，且愈發見其深刻性。他自然不是守舊派，卻也不迷信現代。他曾說：“歸根的說，現有的工業主義、機械主義、競爭制度，與這些現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與習慣，都是我們理想社會的仇敵，合理的人生的障礙。現在，就中國說，唯一的希望，就在領袖社會的人，早早的覺悟，利用他們表率的地位，排斥外來的引誘，轉變自殺的方向，否則前途只是黑暗與陷阱”（《羅素又來說話了》）。他還說：“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們還有寸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性靈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論自殺》）。在志摩看來，“現代的文明只是駭人的浪費，貪淫與殘暴，自私與自大，相猜與相忌，颺風似的傾覆了人道的平衡，產生了巨大的毀滅”（《泰戈爾》）。他認為，科學破除宗教迷信，而自身成為現代迷信；而現代文明本身，也是一種野蠻，如他說：“那時候的人（對現代文明沾染較淺的人——編者注），我猜想，也一定比較的不野蠻，近人情，愛自然，所以白天裡聽得著滿天的雲雀，夜裡聽得著夜鶯的妙樂”（《濟慈的夜鶯歌》）。而這正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現代的看法：“人類沒有進入真正的人性，反而深深地陷入野蠻狀態。”他們在《啟蒙辯證法》一書中認為，啟蒙使人類依靠理性與科學而從神話世界中解放出來，而其自身成為新的神話，帶來了新的蒙昧。“一個被徹底啟蒙的世界卻籠罩在一片因勝利而招致的災難之中。”可以說，志摩的觀點對於彼時和今日狂熱追求現代性的中國而言，都顯得不合時宜。然而我們只消看一看現代性所帶來的危機，如最為直觀的生態危機，便會覺得他的話也並非是無的放矢。
對現代性做出批判，或許如今看來不算新鮮，諸多知識分子致力於此業。而志摩的啟示性何在呢？難道僅僅是因為他把這些觀點表達得娓娓動聽嗎？筆者以為，志摩的洞見與啟示在於：現代文明的病因在人自身，在人心。他說：“如其一時期的問題，可以綜合成一個，現代的問題，就只是‘怎樣做一個人？’”難道生態危機不是緣於人類的貪婪嗎？所以他始終呼喚著心靈的真純，表彰著偉大的人格，如《泰戈爾》、《羅曼羅蘭》等篇章。他的文字是人性高貴的表達，是赤子之心的躍動，是告訴我們學會面向偉大，將心靈敞向豐饒。我們大概習慣了“欲望敘事”所表達的當代人性，習慣了由資本邏輯所界定的“現實”，也見慣了媒體所追捧的商業成功者。而志摩告訴我們，不必理會美國十大富豪，該去傾聽托爾斯泰與甘地的真諦。
志摩對現代性的批判，是一種審美的批判，道德的批判，倫理的批判。“精神的生命”，是他的出發點和歸宿地。張汝倫先生在《如果泰戈爾今天來華》一文中指出：
對西方種種制度（machinery）的迷信，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社會科學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占有壓倒的優勢就是一個明證。人們不但不反對現代的物質主義，更不反對這種物質主義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現，這就是社會科學帝國主義。人們總是停留在物質制度層面談問題，幾乎沒有人再關心人的精神了，更沒有人會從人的精神和靈魂出發來談問題，十幾年前人們對人文精神討論的反應，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點。人們認為當務之急是制度，而不是人心，人心早已不在我們的思想家考慮的範圍之內……我們不能不承認今天世界上的種種問題歸根結底是人的問題，世界的危機歸根結底是人的危機。近代以來，人們陷入的最深的迷信是制度迷信，以為有某種制度可以包治百病，不但能使民富國強，也能使魔鬼變成善人。這種迷信是啟蒙對工具理性迷信的一個變種。
面對現代的問題，與泰戈爾的著眼點庶幾近之，徐志摩正是從人心、精神和靈魂的角度來談，從人自身來談，所以他才說：“我們自身就是我們運命的原因”（《落葉》）。學人李慧超指出：“我們不僅缺乏對自我的思考，也缺乏這種思考的意識，所以無論是什麼時候，我們都會習慣性的找‘自我’以外的原因，比如制度。”我們在探索制度的同時，或許也該思志摩所思、問志摩所問：怎樣做一個人？這或是問題的肯綮所在，也是最可珍貴的啟示。
志摩對現代世界的期望，是一個有情的世界。他希望以“感情”來重構現代人之間的關係。他者對於我而言，並非一個契約主體，且彼此關係並非被現代權利觀念和資本邏輯所宰攝。在志摩看來，“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難能可貴的，那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成分”（《落葉》）。人在社會中是孤立的個體，而感情則如同線索和經緯，將人與人聯繫在一起，形成和諧的整體與統一的力量。他認為，社會的危機是感情的危機。現代社會的根本病症不在於政治經濟制度，而是真的感情的喪失，是人心的墮落。
大抵或有人譏嘲志摩天真、虛妄，將其想法歸於一個詩人的浪漫幻想。首先，這類人貌似精明而成熟，實則視野狹隘而淺近，目光為現代性原則所蔽，缺乏對生命、生活的廣闊理解，失去對個人存在和人類歷史的新的想像。我們為什麼單單迷信制度，而不著眼於感情？我們為什麼獨獨信賴物質，而不尊重精神？我們應該有不同的思考，不同的構想，不同的追求，為了一個不同於今日的美好而良善的未來。“人類對世界、對自己可以有一個更為自由和廣闊的理解。只有這種理解，才能把人類從現代性中拯救出來”（張汝倫語）。
此外，筆者不認為志摩的思想是完全脫離傳統和本土的，並非某些論者所言：“當徐志摩全身心地融入到劍橋式的西方文化體系中去時，他卻沒有很好地把它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首先，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中國人“從中國就家庭關係推廣發揮，而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體與團體兩端”（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人與人之間所重者，是情與義。“在中國社會處處見相與之情者，而西洋社會卻處處見出人與人相對之勢。”（同上）志摩提出“感情”是社會組織的基本成分，期望以修復感情來修復現代社會，正合貴人情、重鄉情的傳統國情。而他所謂“感情”，是“友愛與同情”，融入了“平等”的現代精神。其次，志摩貴自然，強調在自然中求得性靈自由、身心和諧，這固然可說是受英國湖畔詩人的自然主義的影響，卻也未始不見莊周的影子。
人云志摩西化尤甚，是個人主義者，亦言之有據。然而，我們莫忽視志摩身上的古典氣質或“反現代”特徵。在諸多篇章里，志摩未嘗言理性與權利，說的是性靈與感情；所重並非科學，熱愛的是自然；矚目的不是獨立個體，關注的是人倫關係。這也是確鑿有據的，見諸《落葉》、《秋》、《羅素又來說話了》、《泰戈爾》等文。倘若我們的世界精神頹敗、感情貧乏、性靈窒礙、自然毀壞，那么權利、民主、科學等又有何存在的意義呢？
胡適說：“他（徐志摩——編者注）的失敗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為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或許徐志摩正如堂·吉訶德，屢屢碰壁，總在失敗，時被譏訕，更被風車打翻在地。然而這位愁容騎士到底走了多遠，經歷了怎樣的豐富，見到了怎樣的世界，實現了怎樣的奇蹟，是他的鄉人們永遠不知道的。口言歷史、現代、人類等，太過宏大，且從自身說起：對人生自由而廣闊的理解，對生命的另一重想像，對心靈圖景的拓展，對人性高貴的嚮往，對美的深切感受，或可成為我們閱讀志摩的起點和終點。志摩的文字，是我們心靈的詩意的棲居之所。
就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