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賦》南朝（梁）·簡文帝蕭綱的作品。表達了作者儒家的教化觀念的根源的追溯。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悔賦
- 作者：蕭綱
- 朝代：南北朝
作品內容,創作背景,作品賞析,
作品內容
夫機難預知，知機者上智，智以運己，迷己者庸夫。故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又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傳雲，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是以鄭國盜多，太叔之恨表，衛風義失，宣公之刺彰，無將詠興，壟事書作，季文再思而未可，南容三復而不暇。余以固陋之資，慎履冰之誡，竊服楚王之對，每徵后稷之詩，觸類而長，乃為賦曰。
默默不怡，恍若有遺，四壁無寓，三階寡趣，月露澄曉，風柳悲暮。庭鶴雙舞，檐鳥獨赴。岸林宗之巾，憑南郭之幾。玄德之毛聊縈，子安之嘯時起。靜思悔吝，鋪究前史弔古傷今，驚憂嘆杞。成敗之蹤，得失之理。莫不關此，令終由乎謀始，棄夸言於頓丘，重前非於蘧子。跡夫履車之人，豈止一途而已。至如秦兼四海之尊，握天下之富。混一車書，鞭笞宇宙。胡亥之寄已危，萬代之祀難構。阿衡失責成之所，趙高秉棟樑之授。拒諫逞刑，戮宰誅守。矜上林之戲馬，嘉長楊之射獸。囁占禁中之言，欺侮山東之寇。及其祠崇涇水，作釁夷宮。徒希與妻子伍，下願與黔首同。信殪絕於凶醜，何前謀之不工？至如下相項籍，才氣過人。拔山靡類，扛鼎絕倫。聲駕盛漢，勢壓餘秦。鉅鹿有動天之卒，轅門有屈膝之賓。既元刂有功之印，亦疑奇計之臣。唱雞鳴於垓下，泣悲歌於美人。抱烏江之獨愧，分漢騎之餘身。郭君失位，徒馭而亡。尚悲殘糗，獨飲餘漿。枕畚空臥，伏軾懷傷。魂飄原野，骨餌豺狼。楚王刻鶴，播徙南地。鐃管徒鳴，才人空置。豈輜車之足榮，匪射獵之娛意？幽泉斯即，白日何冀。甯喜納君，恃功肆寵。衛侯厭黷，忠臣憤勇。昏迷靡悟，敗不虐踵。商君被執，李斯赴收。身居闕下，命厄秦囚。追傷用法之弊，還思不諫之尤。亦何解於今酷，終無追於昔謀。伯卓跋扈，豺目為輔。弒君鴆子，誅李害杜。鬻恩販寵，怨庶虐人。蔽朝政之聰察，害上書之烈臣。榮昵子於阿尹，肆貪濁之淫威，樹奸黨於宮禁，察人主之纖微，卒其膏潤鋮。置纏逢徽，閏武關逸。才為時出，陸離儒雅，照爛文筆。江東起吞併之籌，幽州著懷遠之術。運鐘毀冕，時屬傾顛；鋪鳴水闊，日黑山遷。留卞之謀決，忠良之戮已纏。台耀之災雖啟，鷦鷯之賦徒然。士衡文杰，綽有餘裕；氣含珠璧，情蘊雲霧。志闕沉隱，心耽進趣。倔茲猛眾，臨此勁兵。抗言孟玖，肆此孤貞。箋辭已切，墨幔徒榮。表殞河上，心憶華亭。苦夫揚惲狂言，灌夫失志，卒其殞命埋軀，傷形屬吏。周君飲後，裴子酣狂，靳固紀瞻之妾，眠臥季倫之房，亦足以魂驚神爽，悔結嫌彰。已矣哉！波瀾動兮昧前期，庸夫蔽兮自欺，不遠而復幸無嗤，建功立德有常基，胸馳臆斷多失之，前言往行可為師。《（文苑英華》九十一）
創作背景
蕭綱（簡文帝）簡註：
帝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天監六年封晉安王，歷南兗州刺史、丹陽尹、荊州刺史、江州刺史，加侍中，普通中歷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中大通初徵為揚州刺史，三年五月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即位，明年改元大寶，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廢，幽於永福省，遇弒。賊偽諡曰明皇帝，廟號高宗，明年，侯景伏誅，追諡日簡文皇帝，廟號太宗，有《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老子私記》十卷，《莊子講疏》二十卷，《談疏》六卷，《灶經》十四卷，集八十五卷。
帝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天監六年封晉安王，歷南兗州刺史、丹陽尹、荊州刺史、江州刺史，加侍中，普通中歷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中大通初徵為揚州刺史，三年五月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即位，明年改元大寶，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廢，幽於永福省，遇弒。賊偽諡曰明皇帝，廟號高宗，明年，侯景伏誅，追諡日簡文皇帝，廟號太宗，有《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老子私記》十卷，《莊子講疏》二十卷，《談疏》六卷，《灶經》十四卷，集八十五卷。
梁簡文帝蕭綱、元帝蕭繹，作為政治家，都失敗了，作為文學家，開創了影響很大而頗有爭議的新風氣。不管怎麼說，他們的文學觀念，有著十分引人注目的特點。
蕭綱的文論，散見於各篇書信。總的特點，一是重視文學與個人生活體驗（而不是理念）的關係及抒情特徵，二是反對宗經復古，三是提倡雅俗結合。《答張纘謝示集書》說：
綱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為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成風；秋雨且睛，檐梧初下；浮雲在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噴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開頭一節，強調文學的價值，與《文心雕龍·原道》篇的開頭大意相同，但並不轉向宗經。繼而對揚雄、曹植菲薄文學的意見表示不滿。最後一段鋪張之文，與《詩品》論詩的緣起與抒情功能，只是辭面小異，意思全同。“寓目寫心，因事而作”，正是強調詩是生活感情的表現。《與湘東王書》說：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閘緩。……
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
這封信理應視為南朝最重要的文論之一。作者明確提出，經典有經典的用途，同抒情的文學是兩囬事。文學作品去模仿非文學的儒家經典，既沒有必要，事實上也是做不到的。作者是否有意已不可知，但其立論與《文心雕龍·宗經》之針鋒相對，是顯而易見的。作者還指出，文學創作，歷代各異，不相蹈襲，不能以某一種固定的標準來言是非。最後“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是以自謙之辭，表示肯定的意見。即古人無非是各言其志，自成一家，則今人也不妨如此。這些話都說得很透徹，很有見地。其實，魏晉以來文學的主流，正是脫離經典的規範，不斷翻陳出新，只是沒有人公開提出這樣的理論觀點罷了。信的開頭，攻擊“京師文體”有浮疏闡緩之疾，後面又說謝靈運詩“時有不拘，是其糟粕”，學謝的人“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都是反對過於典雅深密的文風。這同反對宗經復古也是一致的。蕭綱詩或學民歌的俗豔流蕩，或為新體詩的輕快圓轉，所以在理論上，也反對過分雅化，要求雅俗結合。《勸醫文》更明確說：“或雅或俗，皆須寓目。”關於這一點，《南齊書·文學傳論》說得最詳細，《概說》中已經提及了。作者蕭子顯與蕭綱的關係很密切，詩風也相近。
蕭繹的文學觀，主要反映在《金樓子·立言》中。他把“古人之學”分為“儒”與“文”二類，又把“今人之學”分為“儒”、“學”、“文”、“筆”四類。從儒與文區別來說，是要分開經學與廣義的文學；從文與筆的區別來說，是要分開實用文章與抒情詩文。這種細緻的區別，是前人未有的。既然把經學與文學分開來，他當然也不主張文學去宗經了。至於文筆的區分，蕭繹能夠在前人基礎上更進一步，從強烈的抒情特徵和聲音與辭采之美來確定“文”的概念，代表了南朝人對文學性質之認識的新水準，這在本編的《概說》中已經說明，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蕭綱、蕭繹的文論雖不像《文心雕龍》、《詩品》那樣具有系統性，但他們在一些涉及文學根本性質的問題上，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見解。如主張情感的解放（所謂“文章且須放蕩”），重視文學的特性和美質，反對經典的束縛，提倡新異的創造等等，都反映了魏晉以來“文學自覺”的進展。但長期以來，他們的觀點不但沒有受到重視，反而受到嚴厲的批評，這本身又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同為梁代的蕭子野，在其《雕蟲論》中表達了與蕭綱、蕭繹完全不同的文學思想。“雕蟲”的題名，就是取於揚雄《法言》中以經學觀點菲薄辭賦的話：“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文章開宗明義：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惻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
……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義。
蕭綱的文論，散見於各篇書信。總的特點，一是重視文學與個人生活體驗（而不是理念）的關係及抒情特徵，二是反對宗經復古，三是提倡雅俗結合。《答張纘謝示集書》說：
綱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揚雄實為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成風；秋雨且睛，檐梧初下；浮雲在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噴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開頭一節，強調文學的價值，與《文心雕龍·原道》篇的開頭大意相同，但並不轉向宗經。繼而對揚雄、曹植菲薄文學的意見表示不滿。最後一段鋪張之文，與《詩品》論詩的緣起與抒情功能，只是辭面小異，意思全同。“寓目寫心，因事而作”，正是強調詩是生活感情的表現。《與湘東王書》說：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為閘緩。……
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
這封信理應視為南朝最重要的文論之一。作者明確提出，經典有經典的用途，同抒情的文學是兩囬事。文學作品去模仿非文學的儒家經典，既沒有必要，事實上也是做不到的。作者是否有意已不可知，但其立論與《文心雕龍·宗經》之針鋒相對，是顯而易見的。作者還指出，文學創作，歷代各異，不相蹈襲，不能以某一種固定的標準來言是非。最後“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是以自謙之辭，表示肯定的意見。即古人無非是各言其志，自成一家，則今人也不妨如此。這些話都說得很透徹，很有見地。其實，魏晉以來文學的主流，正是脫離經典的規範，不斷翻陳出新，只是沒有人公開提出這樣的理論觀點罷了。信的開頭，攻擊“京師文體”有浮疏闡緩之疾，後面又說謝靈運詩“時有不拘，是其糟粕”，學謝的人“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都是反對過於典雅深密的文風。這同反對宗經復古也是一致的。蕭綱詩或學民歌的俗豔流蕩，或為新體詩的輕快圓轉，所以在理論上，也反對過分雅化，要求雅俗結合。《勸醫文》更明確說：“或雅或俗，皆須寓目。”關於這一點，《南齊書·文學傳論》說得最詳細，《概說》中已經提及了。作者蕭子顯與蕭綱的關係很密切，詩風也相近。
蕭繹的文學觀，主要反映在《金樓子·立言》中。他把“古人之學”分為“儒”與“文”二類，又把“今人之學”分為“儒”、“學”、“文”、“筆”四類。從儒與文區別來說，是要分開經學與廣義的文學；從文與筆的區別來說，是要分開實用文章與抒情詩文。這種細緻的區別，是前人未有的。既然把經學與文學分開來，他當然也不主張文學去宗經了。至於文筆的區分，蕭繹能夠在前人基礎上更進一步，從強烈的抒情特徵和聲音與辭采之美來確定“文”的概念，代表了南朝人對文學性質之認識的新水準，這在本編的《概說》中已經說明，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蕭綱、蕭繹的文論雖不像《文心雕龍》、《詩品》那樣具有系統性，但他們在一些涉及文學根本性質的問題上，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見解。如主張情感的解放（所謂“文章且須放蕩”），重視文學的特性和美質，反對經典的束縛，提倡新異的創造等等，都反映了魏晉以來“文學自覺”的進展。但長期以來，他們的觀點不但沒有受到重視，反而受到嚴厲的批評，這本身又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同為梁代的蕭子野，在其《雕蟲論》中表達了與蕭綱、蕭繹完全不同的文學思想。“雕蟲”的題名，就是取於揚雄《法言》中以經學觀點菲薄辭賦的話：“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文章開宗明義：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惻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
……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功，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義。
作品賞析
文章的大意，是以儒家的教化觀念為根本，認為自楚辭起，已是“思存枝葉”，對於這以後的文學，基本上都取否定態度。即使它對南朝文學的某些弊病，能提出切中的批評，但根本否認了不能為維護統治秩序發生直接作用的一切文學作品。這比劉勰的宗經，走得更遠了。
另一方面，在北朝也有同樣情況。西魏時，宇文泰曾命文士蘇綽仿《尚書》體作《大誥》，以革除南方文學的“浮華”之弊。又據《北史·文苑傳》：“綽之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秕魏晉，憲章虞夏。”蕭子野與蘇綽的文學觀，關鍵實際不在於提倡樸素反對華麗（這屬於美學風格的問題），而是從根本上否認文學有存在的價值（他們推崇《詩經》，並不是把它看作文學作品），也否認有實用文章與文學作品的區別。這對於文學發展當然是極其不利的意見，對於後代也產生了不良影響。
東晉簡文帝司馬昱，初封琅蚜王，後封會稽王。桓溫於公元三七一年十一月廢司馬奕後，於同月己酉日立他為帝，改年號為“鹹安”。
司馬昱繼位後，一切聽命於桓溫，形同傀儡。公園三七二年七月，司馬昱病危，宣布立子昌明為太子，並在一天一夜之內，連發四道詔書，請以大司馬鎮姑孰(今安徽省當塗縣)的桓溫入京輔政。桓溫不理睬，司馬昱只好寫下遺詔，授權桓溫可以依據周公輔助成王的故例攝政；如果太子不值得輔助，可以取而代之，自行稱帝。郎中王坦之接到這詔書，極力勸諫，並當著司馬昱的面將詔書撕成碎片。司馬昱*地說：“天下本是取來之物，卿何必如此著急呢？”王坦之反駁說：“天下是宣帝、元帝的天下，陛下怎能私自授予他人!”司馬昱沉吟良久，無話可答，命令王坦之重新起草遺詔，改成：“家國大事都要一一稟告大司馬(桓溫)，太子要象劉禪對待諸葛亮一樣，敬重桓溫。”
第二天(己末日)，司馬昱死於建康宮中。司馬昱死後的廟號為太宗，諡號為簡文帝。
另一方面，在北朝也有同樣情況。西魏時，宇文泰曾命文士蘇綽仿《尚書》體作《大誥》，以革除南方文學的“浮華”之弊。又據《北史·文苑傳》：“綽之建言，務存質樸，遂糠秕魏晉，憲章虞夏。”蕭子野與蘇綽的文學觀，關鍵實際不在於提倡樸素反對華麗（這屬於美學風格的問題），而是從根本上否認文學有存在的價值（他們推崇《詩經》，並不是把它看作文學作品），也否認有實用文章與文學作品的區別。這對於文學發展當然是極其不利的意見，對於後代也產生了不良影響。
東晉簡文帝司馬昱，初封琅蚜王，後封會稽王。桓溫於公元三七一年十一月廢司馬奕後，於同月己酉日立他為帝，改年號為“鹹安”。
司馬昱繼位後，一切聽命於桓溫，形同傀儡。公園三七二年七月，司馬昱病危，宣布立子昌明為太子，並在一天一夜之內，連發四道詔書，請以大司馬鎮姑孰(今安徽省當塗縣)的桓溫入京輔政。桓溫不理睬，司馬昱只好寫下遺詔，授權桓溫可以依據周公輔助成王的故例攝政；如果太子不值得輔助，可以取而代之，自行稱帝。郎中王坦之接到這詔書，極力勸諫，並當著司馬昱的面將詔書撕成碎片。司馬昱*地說：“天下本是取來之物，卿何必如此著急呢？”王坦之反駁說：“天下是宣帝、元帝的天下，陛下怎能私自授予他人!”司馬昱沉吟良久，無話可答，命令王坦之重新起草遺詔，改成：“家國大事都要一一稟告大司馬(桓溫)，太子要象劉禪對待諸葛亮一樣，敬重桓溫。”
第二天(己末日)，司馬昱死於建康宮中。司馬昱死後的廟號為太宗，諡號為簡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