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分子（Terrorist ）是對恐怖組織中的成員的普遍稱謂。恐怖組織是指：（一）以暴力恐怖為手段，從事危害社會安全，破壞社會穩定，危害人民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恐怖活動的組織。（二）具有一定的組織領導或分工體系。（三）符合上述標準，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1）曾組織、策劃、煽動、實施或參與實施恐怖活動，或正在組織、策劃、煽動、實施或參與實施恐怖活動；（2）資助、支持恐怖活動；（3）建立恐怖活動基地，或有組織招募、訓練、培訓恐怖分子。（四）有明顯政治目的或者政治政治訴求，又以 恐怖活動為威脅和行動手段的恐怖組織。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恐怖分子
- 外文名：Terrorist
- 參與事件：9·11事件
- 代表人物：賓·拉登
- 主要裝備：AK-47突擊步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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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起源
許多人認為恐怖分子是一種現代產物，但一部叫《內部敵人》的新紀錄片揭示了19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者較今天的恐怖勢力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樣的瘋狂、殘忍，破壞力甚至更大。
想像一下：一個狂暴的激進分子網路，針對世界各國領導人發起攻擊。他們殺死了美國總統、俄國沙皇、法國總統、奧地利元首和西班牙首相。
世界各大城市不斷發生連環爆炸：爆炸破壞了華爾街、倫敦捷運、巴塞隆納一家劇院、巴黎一家咖啡館。警察這樣形容投放炸彈的暴徒：“他毫無悔恨，視死如歸。”人們驚慌失措，各國政府動用刑訊逼供手段，驅逐可疑移民。然而，激進分子依然在世界各地流竄，所到之處留下破壞的廢墟。他聲稱，破壞是他們唯一的目的。
這聽上去像是對30年後基地組織的預言。但事實上，這一切已經發生過。是來自過去的故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無政府主義者掀起一陣暴力破壞高潮。他們準備為自己的信仰去死。他們和今天的恐怖分子一樣住同一社區——比如倫敦西部的懷特查普區——襲擊相同的目標，比如紐約曼哈頓。
在一部叫《內部敵人》的新紀錄片中，年輕伊斯蘭極端分子背誦著昨日猶太無政府主義者留下的誓言，閱讀他們留下的文字和對他們的審判記錄。雖然他們所夢想建立的完美社會截然不同，他們的憤怒、殘忍和策略卻幾乎相同。
馬克·吐溫說：“歷史不會重複，但會押韻。”在那輪已經過去的波及全球的暴力襲擊中，留下了什麼教訓？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無政府主義極端分子，像一股無法根除的頑固力量，似乎要讓西方社會流血致死。可是，就在一代人的時間之內，他們消失了——是什麼讓他們放下武器？是什麼策略打敗了這場瘋狂的地下運動？什麼策略只會讓他們更加強大？這對於今天的反恐鬥爭有什麼啟發？
咖啡館爆炸案
1894年2月12日黃昏，巴黎的特米紐斯咖啡館裡坐滿了年輕人，他們正在欣賞交響樂演奏，突然音樂聲停止。一個巨大的火球吞沒了目之所及的一切。當倖存者清醒過來，他們周圍到處是屍體，有人身上著火，有人在尖叫在狂奔。這場血案的製造者是年僅20歲的法國會計師埃米爾·亨利。他把一個炸彈裝在金屬飯盒裡，扔進正在演奏的交響樂團。這並非他的第一次襲擊：幾個月前，他炸毀了一間警察局，殺死5人，然後平靜地回到他的書桌前，繼續賬目演算。
CS中的恐怖分子
CS中的恐怖分子但是，這是第一次由個人針對無辜平民的襲擊。歷史學家約翰·梅里曼說：“那一天，普通人成為恐怖分子的目標。”但是，亨利並非典型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是一個知識分子，出身法國資產階級家庭，後來生活要靠他富裕的姑姑來接濟。總體上說，他是個敏感的人，周圍的殘忍讓他震驚。他聲稱自己的行為最終是為了拯救生命：他謀殺的動機是出於憐憫。
亨利生活的巴黎是個極端不平等的世界。只需步行15分鐘，就能從富麗堂皇的歌劇院走到貧民窟，看到隨時有嬰兒死於肺結核。這種強烈的分化震撼了他的靈魂：他受的是富人的教育，後來的生活卻日益貧困。
1848年，埃米爾的父親富爾頓·亨利從中產階級家庭逃跑，加入了巴黎革命。那時他年僅16歲。1871年，革命者控制巴黎後，富爾頓成了一位民眾領袖。後來政府軍隊重新占領巴黎，屠殺了2.5萬革命者。富爾頓被判處死刑，後逃亡西班牙。埃米爾·亨利在那裡出生，他聽著法國政府如何殘酷鎮壓自由的故事長大。這個孩子把政府視為邪惡勢力，在西班牙政府沒收他們的家庭財產以懲罰他父親的政治立場之後，這種仇恨更加深刻。他的父親被迫在骯髒的工廠里工作，最後因水銀中毒死去，那時埃米爾只有10歲。
亨利的母親被迫向富有的親戚乞求幫助，亨利得以進入巴黎最好的學校。他成績優異，長成了一個面色蒼白的高個子年輕人，畢業後成為一名工程師。但是依靠工程師學徒的微薄薪水，他依然只能住在貧民窟里，周圍眾多年輕生命因貧困夭折，讓他深受觸動。貧窮的大眾沒有政治發言權，甚至沒有足夠維生的食物：1/4的孩子在成年之前死亡。
他在筆記本中寫道，“我想要消失，讓自己煙消雲散，這樣才能避開那無窮無盡讓人窒息讓人心碎的苦難。”他認為，富有的巴黎充滿“騙局”，“只有卑躬屈節者才能在豪門宴會上得到一席之地……富人們掌控一切，不但剝奪其他階級維生的資源，還剝奪他們的思想。”
整個歐洲，各國政府都向暴政發展——徵收重稅，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被徵召入伍。與此對應的是，一場無政府主義運動正在掀起，它的目的就是解散不合理的政府。
“無政府主義者”一詞最初是一個貶義詞，但是在1840年，一位叫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的法國外省印刷工助手卻自封無政府主義者，並引以為傲。他說，假如解散政府，人們將自發組織成和平的民主社區，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無需警察、法律和稅收。政府倚仗它的工具、暴力和高壓政策讓人腐化。取消國家機器，將恢復建立在個人自由基礎上的天然秩序。換而言之，法律是暴政；私有權是竊賊。
在不合理的社會中，脆弱的窮人經常被剝削致死，不亞於集體屠殺。一位從小在有毒工廠里當童工的陶瓷工人因為職業病在奄奄一息的時候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受詛咒的社會，你要對我的病負責。麻木不仁的資產階級，你難道感覺不到？我可以讓自己變成正義鬥士，一個復仇者，為你們的社會所屠殺的無數生命而復仇，為那些曾經反抗過、被監禁、被折磨、被清除的人復仇。資產階級……我想要說服自己，至少得有人為我的死負責。”這位可憐的工人沒有留下名字，歷史學家只知道他的姓名縮寫：M L.
在埃米爾·亨利看來，無政府主義理論很有說服力。他接受資產階級的姑姑的施捨——回報以熱情的感謝信——轉過身來，詛咒邪惡的資產階級。接到參加徵兵抽籤（用抽籤的辦法決定誰被徵召入伍）的命令後，他不願冒險，逃跑了。在逃跑途中，他聽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的演講，許多人主張只有“實質的宣傳手段”才能讓理論變成現實。針對政府和公眾的暴力事件將讓人們認識到，政府的權力只是一種幻覺，從而煽動大眾起義。多數無政府主義者反對針對平民的暴力，稱之為“尋常謀殺”。但是法國社會形勢的發展讓亨利的思想日益接近那些暴怒的激進分子：礦工罷工被血腥鎮壓，富人變得更富。他寫道：“整個資產階級靠剝削不幸者維生，這些人應該為他們的罪行負責。”
亨利在爆炸現場被抓捕。他說自己只有一個遺憾：他沒能幹掉更多的資產階級分子。如果有一個足夠大的炸彈，他會毫不猶豫炸掉整個巴黎。只有在廢墟中，一個公平的社會才能誕生。在寫給母親的信中，他說：“有人會說你的兒子是一個罪犯，一定不要相信這樣的謊話。真正的罪犯是那些讓所有有良心的人無法生存的傢伙，是那些維護這個人人受苦受難的社會的人。”
21歲的亨利被處以死刑，他死後，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一系列報復性爆炸震動了巴黎。一位叫奧古斯特·瓦蘭特的復仇者宣稱：“我們不會放過婦女和兒童，因為他們也沒有放過我們所愛的女人和孩子。那些在郊外慢慢死於貧血症的孩子，那些在你們的工廠里為每天40分的工錢而勞累致死的女工，那些被你們沒日沒夜剝削，變成工作機器的男人，那些被你們壓榨乾了趕到大街上的老人，難道他們就不是無辜的受害者嗎？你們可以殺死我們更多的人……但你們永遠無法終結暴亂反抗。它的根太深，它誕生於一個分崩離析的腐爛社會。它無處不在，最終將消滅你們。”
美國暴徒
埃米爾·亨利只是一支自發的反叛大軍中的一員。他們相信他們能夠終結政府，開創一個絕對自由的新時代。兩個歷史巧合，讓他們的襲擊成為可能：一是無政府主義哲學的發展；二是甘油炸藥的發明。1866年，瑞典工業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發明了這種便於攜帶，便於製作的炸藥。它迅速在世界各地的礦山和建築工地傳播開來。一個矮小的德國無政府主義者看到了它改變世界政治的潛力。
約翰·莫斯特是一名身高只有5英尺的書本裝訂工。童年時一次失敗的手術造成他的下巴異常凸起，為了掩飾，他留一口蓬亂的紅色大鬍子，結果更加引人注目。莫斯特把自己的屈辱變成正義追求——至少最初是這樣。他離家出走，來到巴黎，因為參加爭取平民投票權的運動，他被投入監獄。他主張通過議會民主改革實現社會主義。出獄後，他憑藉這一主張被選為德國國會議員。但是不久，普魯士王國鐵血首相俾斯麥發動清洗左派的運動，莫斯特不得不再次逃亡。
清洗運動摧毀了莫斯特的初步改革信仰。他開始認為，現行體制只有在被炸爛後才能改變。就在此時，他意識到，歐洲和美洲的工廠內遍布炸藥，就掌握在普通工人手中。甘油炸藥的操作無需專家；它能被裝進口袋裡；殺傷力巨大。他宣布：“正如火藥和步槍從地球上消滅了封建制度一樣，炸藥力量將摧毀資本主義統治。讓炸藥的火光包圍世界！”
莫斯特從一個國家遊歷到另一個國家，號召工人拿起他們的炸藥，用於對付剝削他們，強迫他們為微薄工資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周工作7天的老闆。他成為奧西彭的原型。奧西彭是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密使》中的流亡無政府主義者，無論去哪裡都在自己身上綁一個炸彈，準備在遭遇圍捕時和警察同歸於盡。他吹噓說，他的敵人“依靠生命，而我依靠死亡，死亡是沒有局限，沒有弱點的。我的優勢顯而易見。”
莫斯特在美國招募到很多同伴。當他登上那片新大陸時，每年有3 .5萬名美國工人因工廠事故死亡。每當工人聯合罷工，必然遭到警察殘酷鎮壓。2%的富人控制全美60%的財富，政客和警察全部唯富人馬首是瞻。
莫斯特最狂熱的信徒是一位來自猶他州的嗜酒的牛仔海伍德，他總是戴著牛仔帽，人稱“大個子比爾”。海伍德的童年在一個又一個的採礦小鎮度過，9歲時，他在一次機械事故中失去了一隻眼睛。15歲時，他大部分時間多在地下背礦石，經常看著周圍的同伴被岩石壓死或者被炸成碎片。在描繪典型的採礦城鎮時，他這樣寫道：“人們呼吸的是銅、吃的是銅、穿的是銅、一切都被銅所包圍……許多礦工因為接觸有毒的水，得了潰爛銅瘡。人的生命是這個大銅礦上最廉價的副產品。”
在接連目睹國家機器對普通人的殘酷鎮壓後，大個子比爾開始信奉無政府主義。他發動了一次罷工，政府派出軍隊，圍捕了1000名礦工，把他們關進帶鐵絲網的牲口欄里，關押了7個月。警察局頭頭公開說，“讓憲法見鬼去！”他們稱之為“美國的巴士底獄”。
對他而言，階級鬥爭並非一個空洞概念，而是每天的日常生活。大資本家傑伊·古爾德公開誇耀說：“我可以雇一半的工人去殺掉另外一半。”於是，1907年，憤怒的海伍德把愛達荷州州長弗蘭克·斯圖倫伯格炸上了天。他的審判是當年最大的新聞。他的辯護人是富有傳奇色彩的律師克拉倫斯·達羅。達羅在法庭上慷慨陳詞，呼籲法官“不要和華爾街的蜘蛛為伍，要和用雙手勞動的人民站在一起……這些人在工廠、作坊和暗無天日的地下辛苦勞動。我在這裡要說，這些勞工組織代表了弱者的利益，他們代表了每條仁慈的法律。我不在乎他們到底犯了多大的錯——我不在乎他們有多大的罪——我只知道，他們的目的是正義的。”
這次審判說明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深得廣泛同情。海伍德被宣告無罪，成為美國民族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號召民眾抵制兵役，他被判處20年徒刑，被迫逃離美國。他逃到蘇聯，發現那裡也並非“天堂”，最後酗酒致死。
這僅僅是無政府主義者暴力運動的一小部分。他們對政客的襲擊相當成功。1881年，3名年輕人朝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乘坐的馬車扔炸彈，殺死了沙皇和幾名圍觀民眾。1901年，一名叫弗蘭克·喬爾戈什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布法羅混入人群，等待和到訪總統麥金利握手，然後狠狠刺中他的腹部。（麥金利遇刺身亡後，西奧多·羅斯福繼任，他是美國歷史上最篤信帝國侵略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總統。）但是，無政府主義狂熱分子的襲擊目標逐漸地轉向平民——這是他們和今天的恐怖分子相似的地方。
上演歷史劇
一個多世紀前的無政府主義者和今天同樣襲擊平民的聖戰者是否有任何聯繫？《內部敵人》的製片人喬·布爾曼找到一些倫敦捷運爆炸案穆斯林青年兇手，讓他們閱讀1個世紀前，對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審訊記錄，他們表現出高度認同。亞當·穆努瓦說，“雖然這東西寫於100年前，但它記錄的事情現在正在發生——發生在我們穆斯林身上。”穆罕默德·拉曼說：“無政府主義一直被描繪成瘋狂、血腥的教條——卻閉口不提它的原則、它的理想。它的主張深入我心。這正是我們信仰的核心。”
但是，無政府主義者和今天的恐怖分子都不清楚，當炸彈的硝煙散去之後世界究竟要變成什麼樣子。他們對未來的構想是浪漫但模糊的：消滅國家和伊斯蘭王國都是縹緲的夢想。但在這些觀念差異之下，兩者有著深層的結構共性。
兩群人都認為，他們的暴力行為是正義的，這與他們青少年時期目睹的非法國家暴力密不可分。對於無政府主義者來說，鎮壓巴黎公社、1886年芝加哥乾草炸彈事件後對無辜無政府主義者的屠殺是不能容忍的政府暴行。對於伊斯蘭極端分子，敵人暴行體現在對巴勒斯坦人的迫害、美國入侵阿富汗、入侵伊拉克上。所以，他們認為他們的殺戮出於對這些暴行的受害者的同情，是正義復仇。無政府主義者艾瑪·戈爾德曼寫道：“有人說，仇恨不能產生愛，我的回答是，愛，人類的愛經常會衍生仇恨。”
他們說襲擊的目的是讓富有的西方國家品嘗一下他們的人民曾經的感受，這是他們自詡正義的理由。奇怪的是，兩場相隔一個世紀的運動中，多數暴力分子都來自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埃米爾·亨利和穆罕默德·阿塔（“9·11”恐怖攻擊頭目）都是工程師，都熱愛數學，認為在數字的世界裡可以找到讓他們平靜的純淨、秩序和理性，是逃避這個混亂現實世界的避風港。歐洲的無政府主義領袖——米哈伊爾·巴枯寧和彼得·克魯泡特金都是俄羅斯貴族。而烏薩馬·本·拉丹是沙特億萬富翁之子。（值得一提的是，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反對以無辜平民為目標。）他們拋棄財富和特權，與下層受欺壓階層為伍，號召為弱者的生存而戰。
兩波暴力運動都發生在世界權力格局大變動之後。無政府主義者的襲擊是對歐洲單一民族國家興起的暴力反應；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恐怖攻擊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西方勢力入侵海外的反擊。新的通信網路使這些反應成為可能：對於無政府主義者，航運革命和電報使跨越大洲的行動變得更快更自由：一個在國家之間快速移動的真正的國際性網路首次建立起來。對於伊斯蘭極端分子，網際網路可以讓思想和計畫瞬間傳遍全球：托拉博拉（阿富汗山區）和曼哈頓的協同作戰突然成為可能。
因為這一原因兩場運動都波及了移民，被衝擊的人遠超過那些真正施行暴力的人。在一小群猶太移民成為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炸彈襲擊後，倫敦掀起了反對猶太移民的熱潮。1911年《每日郵報》一篇專欄文章叫囂說：“在懷特查普區居住著數以百計的無政府主義者……但是，對於這些人根本無從了解。在阿爾德蓋特區以東的外國移民區，英國警察反倒成了外國人……我們不能繼續讓這些歐洲的垃圾再來到這裡。”
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今天，當政府對暴力襲擊作出回應時，一開始他們都會犯矯枉過正的錯誤，讓暴力運動火上澆油，讓無辜人民死傷更多。
為何停止
幾乎在每個國家，無政府主義者的炸彈襲擊後緊接著是強大的對公民自由的踐踏。1920年9月16日華爾街遭遇炸彈襲擊，3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6歲的報童。之後，美國政府開始大規模，不分青紅皂白地驅逐“激進分子”——其中包括很多信奉和平主義的左翼人士。背後的主腦是一名叫埃德加·J·胡佛的年輕人，後來他當上聯邦調查局頭頭，又把“寧可錯一千，也不漏掉一個”的清洗策略運用到冷戰中。美國國會破天荒地宣布了“非美”言論標準，任何人宣揚無政府主義——無論立場多么平和——都將被扣上“協助”襲擊的罪名。有一些人僅僅因為討論了幾句無政府主義，就招致牢獄之災。
也有少數理智的聲音，但都被最初的歇斯底里淹沒。聯邦法官喬治·W·安德森說，法務部正在“犯罪”，而主謀就是那些負責執行國家法律的人。法務部長弗朗西斯·費希爾·凱文辭職以示抗議，他警告說，“警察對數量眾多個體的鎮壓通常是不明智的，很容易導致不公正。”
總統委員會警告說，如此不明是非的鎮壓只會給人口實，讓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警察國家的警告顯得如此具有預見性。在那些目睹警察暴力的青年看來，無政府主義者的理論是如此正確——暴力方反抗果然是必要的。這個委員會還提出，正確的做法是找到引起暴力的結構性原因，予以糾正：“問題的癥結在於——工人們是否在這個國家財富增長的過程中得到了他們應得的部分？答案是，絕對沒有……貫穿人類歷史長河，當一群人被無理地剝奪權利之後，反抗不可避免。暴力是抗議不公的自然形式。”
但是，沒有人想要聽這些論證。公眾和政客想要報復。一些國家政府，比如法國利用這個機會，鎮壓所有左翼的反抗。胡佛調動了一批特工偽造華爾街爆炸案和“俄羅斯”之間的聯繫，從而讓針對蘇聯的敵意合法化。
最終，美國人民恢復了理智，選擇了一個更冷靜看待威脅的總統。總統沃倫·哈丁說：“在這個國家確實有一些政府敵人。但是，我認為他們的數量被極端誇大。”
那些鎮壓手段最殘忍的國家反而引發了最大規模的無政府主義暴力運動，而那些反應較為溫和的國家很快看到了這一運動的自我消亡。約翰·梅里曼教授在《炸藥俱樂部》一書中很客觀全面地描繪了無政府主義暴力運動，他解釋說：“在義大利國王翁貝托一世被無政府主義者加埃塔諾·布雷西暗殺後，義大利政府的反應合理而有節制。這讓暴力運動失去了口實和動力。與此同時，西班牙發起大規模殘暴鎮壓，引起歐洲最激烈的無政府運動。後來，當政府高壓鎮壓停止後，暴力襲擊也偃旗息鼓。我並非現代恐怖主義專家，但是歷史留下的教訓似乎顯而易見。”
從20世紀20年代起，無政府主義者的暴力運動開始消亡，到30年代，徹底結束。為什麼？究竟發生了什麼？沒有人知道確切答案。多數歷史學家提出幾個因素。在最初的政府鎮壓之後，公民權利得到改善——讓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失去說服力；對普通無辜民眾的襲擊引起廣大公眾對無政府主義的反感：1892年，一名年輕人在格林威治公園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彈。在倫敦西區，他的棺材被工人階級的民眾扔石頭。無政府主義者自身的極端殘忍讓他們日益不得人心，再也招募不到新鮮血液。
同樣重要的是，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尖銳階級衝突慢慢被改革解決。工會最終合法化，工會的許多要求一個個得以實現：8小時工作日、更安全的工作環境、傷害賠償。工作環境不再原始惡劣——暴力反抗也逐漸消退。這些改變遠遠沒有達到無政府主義者的標準，但是他們逐步地奪走了這一運動的支持者。
同樣的策略是否能夠用於對付今天的恐怖主義？暴力無政府主義死亡的教訓說明，盲目鎮壓他們或者反過來委曲求全滿足他們的要求都不可行。答案是逐步改革，平息他們的部分——並非全部——憤怒。顯然，極端分子的一些要求無法滿足：我們不能如他們所願限制婦女的權利，也不能消滅同性戀者，或者剝奪公開討論宗教的自由。但是還有許多可以改進的空間。
當針對工人和窮人的暴行停止後，無政府主義者的暴行也接著消失。停止世界範圍對穆斯林的暴行將會達到類似效果。首先，我們必須解除對石油的依賴，這樣就不必再捲入穆斯林國家的石油爭奪。我們必須毫不含糊地譴責刑訊逼供（雖然這也許是一些“盟國”慣用的手段。）敦促達成巴勒斯坦和平，而不是為戰爭提供更多的武器和資金。當然，對於聖戰信徒而言，這遠遠不夠——但是如果能夠做到這一步，他們將發現，他們的民眾基礎逐漸瓦解。
埃米爾·亨利、約翰·莫斯特和大個子比爾·海伍德的鬼魂就在我們面前，手裡還握著點燃的炸彈。在對付他們的時候，我們是否還會犯相同的錯誤，或者這一次，我們學會了滅火的正確方法？
影響危害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現代通信技術的發展和各種小型先進武器裝備（如自動武器和小型電動引爆炸藥等）的出現，不僅為恐怖主義者提供了方便的聯絡手段，而且為其提供了新的機動性和破壞效果。在這種便利的條件下，恐怖主義已非常普遍地成為某些個人或團體圖謀動搖或推翻現存政治制度的手段。
進入21世紀以來，網路化和信息化技術的發展以及高尖武器技術的擴散，使恐怖主義的國際化、破壞性和震撼性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9·11”事件更是使這種活動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以空前的破壞力、衝擊力和影響力，給世界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國際關係、國際秩序帶來深刻的變化；它也迫使世界各國再度聚焦恐怖主義，重新評估恐怖主義危害，並把反恐納入國家安全的戰略層面。雖然恐怖主義猶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恐怖主義威脅並沒有在國際反恐鬥爭的嚴厲打擊下日趨減小。仍不斷發生的一系列惡性恐怖事件顯示，恐怖主義威脅不僅依然存在，而且在一些地區還不斷惡化。由此可見，反恐鬥爭仍是一項十分複雜、長期、艱巨的任務。
雖然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的人只是極少的一小撮，但由於恐怖活動所具有的特性，使它所造成的危害遠遠大於普通的刑事暴力犯罪，並影響到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國際關係等各個領域。
(一)恐怖主義危害不因從事恐怖活動的人員減少而縮小。恐怖主義既不同於普通刑事犯罪，也不同於常規戰爭，它是一種“以小搏大”的極端不對稱的暴力活動。這種“不對稱”之所以極端，是因為它並不是軍事作戰中的不對稱，而是恐怖組織有預謀地針對毫無防範能力的平民進行襲擊的不對稱。這種“不對稱”還體現在政府難以給予“受害群體”全面保護而防範這種襲擊，也就是說，任何國家、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像保護要人一樣地保護起來，不可能把所有民用建築、設施都像保護使領館、軍事基地、政府辦公駐地一樣地安裝各種防恐設備。由此可見，恐怖組織、恐怖分子與各國軍隊相比是“弱者”，但與它們襲擊對象相比則是“強者”。因此，我們評估恐怖主義的危害，不能僅僅因其人員的減少而放鬆警惕。
(二)恐怖主義危害仍在不斷擴大。常規恐怖活動已經顯示了它的殺傷性與破壞力，每年死於恐怖活動的人數有增無減。恐怖主義無視人類的任何道德規範，不受任何國際法約束，因此，它追求最具轟動、最具血腥、最具影響的各種恐怖活動方式，核、生、化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直是其尋求使用的手段之一。1995年造成1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傷的東京捷運“沙林”毒氣事件，使人們更加警覺使用化學武器的恐怖主義;隨著國際社會的日益開放，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恐怖分子得到製造包括核、生、化在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技術和製造材料的途徑與方式也越來越多，亟需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與警惕。
(三)恐怖主義危害還在於它造成大範圍的心理恐慌，影響經濟發展。恐怖主義主要特徵有二：一是以濫殺無辜來追求更大規模的血腥效果;二是力圖製造更大範圍的恐慌效應。直接造成人員傷亡與物質財產損失只是恐怖主義危害的一個方面，它的危害還表現在對人們心理的衝擊。
為防範恐怖攻擊，各國都投入大量資金用於各種安保措施。這不僅使得人們工作生活的各種快捷途徑大打折扣，而且這種安全成本也使其他經濟活動的效益有所下降;表現二，直接對經濟構成衝擊。2001年印尼巴厘島爆炸事件後，不僅已在該島的遊客匆匆離去，而且去該島的人數也急劇下降。事發第二天，印尼股市開盤，綜合指數下降了10%。“9·11”事件中，美國紐約在其地標性建築物——100多層400多米高的世貿雙子塔被兩架被劫民航客機撞擊後轟然倒塌的同時，既造成了2800多人的死亡和巨大的經濟損失，也使美國籠罩在恐怖陰影之下，一時間草木皆兵。此次事件除對經濟的直接影響外，間接影響造成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
(四)恐怖主義危害日益全球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信息化、多極化穩步發展。在此狀態下，世界各國的聯繫更加緊密，相互依賴性更是不斷加強。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意味著各國的脆弱性增加了。這種脆弱性的實質，是指威脅國家安全的跨國因素增多，而恐怖主義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因素之一。我們看到，儘管恐怖活動表現出一定的區域性熱點，但恐怖主義的全球化使得其危害的全球化現象盡顯。“9·11”事件雖只是針對美國的恐怖活動，但卻對整個世界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據聯合國估計，此次事件將使世界經濟發展放慢1個百分點，損失高達3000多億美元。在2800多死亡人員中，涉及的國家多達幾十個。換言之，恐怖主義的全球化使世界各國人民都要承擔恐怖風險與反恐成本。
另一方面網際網路作為高科技時代到來的特定產物，到2006年全球網際網路用戶就已經達到了10.8億戶。網際網路不僅給人類帶來了很多便捷，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危害，是一把名符其實的雙刃劍。其中網路恐怖主義就是其典型代表。網路恐怖主義已成為資訊時代恐怖主義發展的新領域，成為非傳統安全威脅挑戰國家安全的新的全球性問題，是恐怖主義向信息技術領域擴張的特殊產物。因而，如何應對網路恐怖主義產生的危害，已成為世界各國所共同面臨的新課題。
科學認識恐怖主義和有效開展反恐鬥爭，必須把握以下兩點：
第一，任何國家、民族和公民都必須始終如一地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恐怖主義是當今世界的一大公害，對世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對於恐怖主義，無論發生在何時、何地，針對何人、何物，出於何種原由，以何種形式而發生，都必須堅決譴責與反對。反對恐怖主義的鬥爭是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事業，是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的較量，而決不能以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劃線，決不能指向任何民族、任何宗教、任何文明，必須堅決反對把恐怖主義與特定的民族、宗教或文明掛鈎。
第二，全球社會都必須科學認識恐怖主義的基本特點，充分認識恐怖主義與反恐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與恐怖主義進行恰如其分的不懈鬥爭。恐怖主義是一種畸形的政治或社會現象，是一種不對稱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有著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原因，是現實世界各種利益矛盾尖銳化或畸形化的產物，具有相當的頑固性、複雜性與長期性。因此從根本上說，反恐怖主義主要是一種複雜的政治鬥爭，不但要從政治的高度致力於解決產生恐怖主義的原因，而且要講究鬥爭策略，一手嚴厲打擊恐怖主義的暴力活動，一手有效遏制恐怖主義的宣傳活動，想辦法削弱恐怖主義造成的恐怖氣氛；必須科學評估恐怖主義的客觀危害，既要充分認識恐怖主義的嚴重危害，防止低估恐怖主義的威脅，避免麻痹鬆懈、掉以輕心，又要理性評估恐怖主義的危害，防止誇大恐怖主義的危害，避免反應過度、草木皆兵。簡言之，既要重視重視恐怖主義，又要藐視恐怖主義。
年齡特徵
在當代世界（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恐怖主義是年輕人的職業，恐怖分子大多數都是年輕人。不僅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恐怖主義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它已變成十足年輕人的職業，恐怖分子的年齡總體上呈下降趨勢。90年代以來，這一下降趨勢有所逆轉，但年輕化與低齡化仍是恐怖分子的主要特點。
有觀點甚至強調指出：16～22歲之間的年輕人最適合培養成恐怖分子，在這個年齡段，最容易將他們訓練成毫不質疑、任憑恐怖組織頭目支配與指揮的無情殺手。
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絕大多數年齡都在30歲以下，更多的集中在22～25歲之間。美國的恐怖分子年齡似乎要大一些。保守估算，美國內的恐怖分子總體的平均年齡在30～33歲之間。
恐怖分子中還不乏少年甚至兒童恐怖分子。例如，為了掩人耳目，不引起警方注意，有的恐怖組織常常招募14～15歲的少年和中學生作為自殺式炸彈手；在北愛爾蘭和西班牙都有十幾歲的恐怖分子；有的炸彈手不過13歲，有的甚至更年少。
當然，恐怖分子的年齡也不總是不斷下降。隨著宗教極端主義與極右思潮的泛濫，也有不少年齡較大的人甚至老年人捲入恐怖主義活動。未來的恐怖分子在繼續保持年輕化特點的同時，也可能存在一種大齡化的發展趨勢。
性別婚姻
一般來說，當代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大多是男性的未婚成員。據專家研究發現，恐怖組織的骨幹成員大多數是男性，80%以上的重大恐怖活動都是由男性恐怖分子指揮、領導和實施的。以美國為例，其國內的恐怖分子，男性占85%。但是，有的恐怖組織，其女性成員遠超過20%，如聯邦德國'紅軍派'女性的比例高達近50%。就婚姻狀況而言，世界上絕大多數恐怖分子都是未婚的。例如，據研究，歐洲、中東、亞洲的恐怖分子，未婚成員的比例高達75%～80%。
但是，與其他類型的犯罪活動相比，女性成員在恐怖組織中的比例還是相當突出的。有的恐怖組織中女性成員包括已婚的不但在數量上不少，而且甚至擔任了主要的領導職務。例如，聯邦德國的'紅軍派'和'六月二日運動'和義大利恐怖組織的女性成員似乎是個例外。她們在所有部門都占據著重要地位，在具體的暴力恐怖活動的實施中也占據重要地位。例如，'紅軍派'的行動成員中，女性占1/3；而義大利的女恐怖分子則有73%是處在活躍（骨幹）分子或領導崗位上，她們還常與其他恐怖分子結婚。據稱，女恐怖分子甚至往往比男性恐怖分子更加強硬、更加狂熱、更加忠誠、更有承受痛苦的能力，服務期更長。
心理特徵
誘惑追隨
早期的心理學家試圖從精神病理學的角度探討個體的暴力及反社會行為，把行為看成是病理性的，是缺陷基因或先天人格缺陷造成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多心理學家提出了“權威人格綜合症”這個概念，試圖解釋納粹德國和希特勒的種族大屠殺行為。但是這種研究傾向遭到現代很多心理學家的反對，因為恐怖主義並不單純地宣洩暴力，它僅僅是一種工具或手段，恐怖分子是極端目標定向的。然而即便恐怖分子不是變態人格者，即他們在人格上與普通人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但是恐怖分子的人格構成還是具有一些共性。有學者總結出了恐怖分子的幾個共同特質：（1）有較高的智慧型；（2）壓抑感；（3）冒險敢為；（4）狂熱性。
另外一個心理特質是“壓力尋求”。恐怖主義不同於其他反社會行為的地方不僅在於它的暴力性，也在於它能夠製造壓力的特點。恐怖主義之所以對有些人有吸引力，部分原因在於它能夠帶來生理上的危險性。恐怖分子更喜歡能夠提高情緒緊張和機體激活的行為。壓力尋求者會迫使自己完成越來越難的行動。壓力尋求者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個人主義的壓力尋求者，這種人不屑於做一個追隨者，他們的注意力在於自我陶醉的時刻。恐怖組織的領導者一般情況下是這種類型的壓力尋求者；另一種是團體壓力尋求者，這種人希望在團體中拋棄自我。這種類型的壓力尋求者認同團體，把自己完全融於集體人格之中。恐怖組織中的一般成員基本上是這種類型的壓力尋求者。
作案動機
——恐怖分子為何會做出殘忍的、攻擊性的暴力行為？
恐怖分子為何做出殘忍的、攻擊性的暴力行為？早期的心理學理論在解釋這些行為時提出一些很有影響力的觀點。精神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弗洛伊德認為，攻擊是人類天生的本能。人類在發展過程中，有兩種本能：生的本能與死的本能，二者會尋求一個內在的平衡。暴力被認為是把自我的“死的本能”轉置到他人身上。這種理論對恐怖主義動機的基本觀點是：（1）恐怖主義的動機是無意識的，而且來源於對父母的敵意；（2）恐怖主義是兒童早期被虐待的產物。實際上，用弗洛伊德主義來解釋恐怖主義，就是來自於兒子反對父親的俄狄浦斯情結，恐怖主義根源於兒童時期的被虐待的經歷。
在心理學領域，另外一個解釋人類暴力行為的理論是挫折——攻擊理論。甚至有人認為，這種理論是解釋人類暴力行為的主要理論。挫折——攻擊理論的基本假設是：（1）攻擊行為是由挫折引起的；（2）挫折總是會產生攻擊。但是，後來的實證研究顯示，挫折並不導致攻擊行為。例如，有時也會導致解決問題行為、依賴行為等；而且在沒有挫折的情況下，攻擊行為也會發生。
早期心理學在解釋恐怖主義時，還關注過心理動力學的自戀症理論。這種理論認為，恐怖分子的人格是病態性自戀，從而產生了意義損壞的自我。病理學自戀的本質是對自我的過高估計，以及對他人的低估，從而忽視他人的意義和價值，產生攻擊性的暴力行為。政治學家潘思婷對此理論十分推崇，他認為：“心理分析的自戀概念是關於政治恐怖主義人際邏輯的最完整的、最令人滿意的理論。”
總的來說，恐怖分子的動機是十分複雜的，在不同類型的組織之間，甚至組織內部是不一樣的，而且在時間上也是變化的。但是，有學者認為，在恐怖分子中間，至少存在以下4種類型的動機：（1）獲得行動機會；（2）歸屬需要；（3）對社會地位的期望；（4）物質獎勵的獲得。因此，在理解恐怖分子動機時，三個方面是不可忽視的問題：（1）不公平感：不公平感被認為是理解恐怖主義暴力的中心因素。羅斯認為這種委屈感是恐怖主義最重要的原因。他認為冤屈可能來自於經濟、宗教、種族、法律、政治、信仰或社會等方面。(2)身份認同。根據英國學者布盧姆的觀點，為求取得心理上的安全感，每個個體都有一股內在的衝動去“內在化”。所以很多學者認為，恐怖組織的成員身份為恐怖分子提供了身份的意義。（3）歸屬需要：對於潛在的恐怖分子而言，其加入恐怖組織的心理動機是巨大的歸屬需要。很多變成積極恐怖分子的個體，最初吸引他們的通常是團隊而不是意識形態或暴力。
心理效應
——恐怖組織如何使人們破除禁忌，走向恐怖暴力之路？
僅僅從個體水平上來解釋恐怖行為及恐怖主義是遠遠不夠的，實際上，每個物種內部的相互之間的殺戮都存在著天然的禁忌。那么是什麼東西能夠使人們突破禁忌而大開殺戒，做出殘忍的恐怖主義行為呢？恐怖主義分子不是獨行刺客，他們的活動是以團體組織為中心的。正是團體的社會心理效應使正常的人們變得瘋狂、殘忍。社會心理學家曾提出兩個著名的理論解釋恐怖組織是如何使人們破除禁忌，走向恐怖暴力之路。一個是去個性化理論，另一個是道德脫離理論。
去個性化又叫個性消失，意指在某些情況下個體喪失其個體性而融合於群體當中。很明顯，恐怖主義組織是在極端的外部威脅和壓力下生存的。當人們到了極端危險的情況下，組織的團結性就會極大的提高。組織成員就會更加服從，避免違背組織規範行為。而且，在團結和一致的壓力下，成員之間自然形成很強的情感關係，成員之間會形成很深的依賴關係。而且由於這種組織與外部世界的隔離性，大部分信息交流來自團體內部，外部世界的信息也經過了團體的過濾。這樣很容易使成員去個性化，把敵人看得更加有敵意。
道德脫離理論是說，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會逐漸掌握一些道德準則。當人際控制能力發展起來後，人們就會用約束力來控制自己的行為，克制那些違背他們道德標準的行為，因為這種行為會導致自我譴責。然而，自我約束也能夠有選擇地被“激活和脫離”，使之有利於那些違背自己道德標準的行為。他把這種打破行為障礙的過程稱之為“道德脫離”，通過以下過程完成：（1）道德辯護：恐怖分子通常會對他們的行動進行辯護，這種辯護可能是恐怖分子直接進行辯護，也可以從團體意識形態的角度進行辯護。（2）責備受害者：恐怖分子通常控訴自己的敵人或對手給自己造成的冤屈和不公。敵人或對手是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而罪有應得。（3）醜化受害者：在正常情況下，人們很難對一個被自己認同的人實施殘忍的行為，但是對一個被誣衊的或客體化的人則可以。因此，對非人性的“敵人”實施恐怖的、殘忍的暴行，在他們看來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著名人物
 奧薩馬·賓·拉登 | 奧薩馬·賓·拉登 奧薩馬·本·穆罕默德·本·阿瓦德·賓·拉登（阿拉伯語：أسامة بن محمد بن عوض بن لادن，拉丁轉寫：Usāmah bin Muḥammad bin ‘Awaḍ bin Lādin，1957年3月10日－2011年5月1日），簡稱為奧薩馬·賓拉登、奧薩馬、賓·拉登、賓·拉登或拉登。他是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利雅得行省人，是基地組織的首領，該組織被認為是全球恐怖組織。賓·拉登篤信伊斯蘭教遜尼派瓦哈比支派。 2011年5月2日，美國總統歐巴馬發表聲明，指賓·拉登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一座豪宅里被美國海豹突擊隊第六分隊突襲擊斃。其屍體於次日海葬於北阿拉伯海。事後引來巴基斯坦的強烈不滿。 |
 阿維馬埃爾·古斯曼 | |
 阿布·巴卡爾·巴希爾 | 阿布·巴卡爾·巴希爾 阿布·巴卡爾·巴希爾在東南亞地區成立了“伊斯蘭團”，西方國家稱他是“伊斯蘭團”的精神領袖。巴希爾出生於印尼一個貧苦的普通人家，曾經因發動反政府襲擊兩次被判處入獄。 |
 阿布杜拉加克·阿布巴卡爾·簡加拉尼 | 阿布杜拉加克·阿布巴卡爾·簡加拉尼 阿布沙耶夫從成立之日起就充滿了血腥暴力。其首次亮相就是在菲南部城市三寶顏製造港口爆炸案，隨後又襲擊三寶顏機場，轟炸天主教堂。1993年，阿布沙耶夫再襲一座教堂，當場炸死7人。1995年，阿布沙耶夫的近百名游擊隊員突然出現在伊皮爾鎮街頭，見人就開槍。不僅殺死了53名政府軍士兵和平民，逃竄前還放火燒毀了教堂，再次製造血腥慘案。[5] 1998年12月18日，菲律賓警方向阿布沙耶夫組織發動猛攻，在雨夜誘敵深入，層層包圍，終於擊斃了簡加拉尼。 |
 沙米利·巴薩耶夫 | |
 麻原彰晃 | 麻原彰晃 麻原彰晃（あさはら しょうこう），本名松本智津夫，1955年3月2日出生於日本熊本縣八代市，奧姆真理教的創始人。 因主謀策劃東京捷運沙林毒氣事件，造成12人死亡及5510人以上受傷，麻原彰晃遭到逮捕，纏訟多年後於2004年2月27日被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處死刑，曾試圖抗訴，但日本最高法院於2006年9月15日判定麻原彰晃維持死刑，全案定讞不得抗訴。2018年7月6日，麻原彰晃被執行死刑。 |
 韋盧皮萊·普拉巴卡蘭 | 韋盧皮萊·普拉巴卡蘭 斯里蘭卡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最高領導人。1954年11月26日出生於斯里蘭卡北部賈夫納半島的一個小村莊。據說自殺式爆炸襲擊就是他的發明。在他的指揮下，猛虎組織製造了大量恐怖爆炸活動，被他們殺害的人難以數計，其中就包括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 |
 重信房子 | |
 艾曼·扎瓦赫里 | |
 安瓦爾·奧拉基 | |
 哈基穆拉·馬哈蘇德 | |
 阿卜杜拉·奧賈蘭 | |
 阿布巴卡爾·謝考 |
各國分子
美國
2011年2 月9日，美國國家反恐中心宣布，當前美國安全最大的威脅不再是拉登，而是具有美國與葉門雙重國籍的恐怖分子奧拉基。美國國土安全部長納波利塔諾在國會作證 時說，奧拉基是盤踞在葉門的“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頭目，他通過網際網路傳播極端思想，招募數百名“聖戰”分子，讓美國面臨著“9·11”事件以後最大的恐怖威脅。
中國
公安部2011年4月5日發布公告，下列6人為恐怖活動人員，同時決定對其資金及其他資產依法予以凍結：1.努爾麥麥提·麥麥提敏；2.阿布都克尤木·庫爾班；3.帕如哈·吐爾遜；4.吐送江·艾比布拉；5.努爾麥麥提·熱西提；6.麥麥提依明·努爾麥麥提。
恐怖分子主要裝備的AK47
恐怖分子主要裝備的AK47公安部介紹，這次公布第三批認定的恐怖活動人員名單，本著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嚴格依法進行。主要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及其實施細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反恐怖工作有關問題的決定》；中國加入的聯合國《制止恐怖主義爆炸的公約》、《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等一系列反恐怖國際公約，以及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第1267號、1373號、1456號、1624號等反恐決議。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日前驅逐了5名在巴國境內不同地區被捕的中國人。報導稱，他們被驅逐的原因尚不明確，但此前巴方曾將多名從事分裂主義活動的恐怖分子引渡給中國。
西班牙
上世紀60年代開始，西班牙國內即面臨“自由祖國巴斯克（BasqueFatherland and Liberty）”的反恐戰鬥，簡稱“埃塔”（ETA）。巴斯克是位於西班牙與法國兩國邊境的自治省，當地居民訴求獨立並採取暴力行動以達此目的。因此，法西兩國共同合作來打擊邊境巴斯克恐怖分子。長期以來，西班牙只有國內的“埃塔”恐怖組織勢力，但“9·11”之後，又增加了幾個與“基地組織（Al-Qaida）”有某種程度關聯的伊斯蘭“聖戰Jihad”組織。敘利亞裔西班牙人，伊馬德．亞卡斯為“基地組織”西班牙分支頭目，涉嫌參與了2004年3月11日發生在西班牙馬德里火車站連環列車爆炸案的“3·11”恐怖攻擊，他連同24名“基地”組織恐怖嫌疑犯在西班牙接受審判，是歐洲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恐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