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斯登大轟炸（1945年2月13日-2月15日）是二戰期間由英國皇家空軍和美國陸軍航空隊聯合發動的針對德國東部城市德勒斯登的大規模空襲行動。70多年後的今天，它依然被看成二戰歷史上最受爭議的事件之一。
德勒斯登不僅是一座文化古城，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軍工(Rüstungsindustrie)生產的重要基地。1945年1月，隨著反法西斯盟軍在東西兩線的節節勝利，歐洲的制空權已掌握在盟軍手中，作為德國軍工生產重要基地的德勒斯登成為盟國空軍集中攻擊的重點目標。
英國史學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曾說：“德勒斯登被毀具有史詩般的悲劇性。這座象徵著德國巴洛克建築之最的城市曾經美得讓人驚嘆。而納粹期間，它又成為德國的地獄。在這個意義上，就20世紀的戰爭恐怖而言，德勒斯登轟炸事件是一個絕對帶有懲戒意味的悲劇”。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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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襲原因
1944年夏天，針對上述城市的大規模密集型轟炸方案已進行討論，代號為“霹靂行動”，但8月16日計畫遭懸置。空軍總參謀長查爾斯·波特爾元帥寫到：“劇烈的閃電戰既能給東部敵軍撤退時造成混亂，又能牽制西部軍隊的遷移。”但他提到改為突襲後，飛機當前的基本任務不會減少，即破壞石油生產線，炸毀噴氣式飛機製造廠和潛水艇碼頭。空軍副總參謀長諾曼·伯特萊要求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部隊司令亞瑟·哈里斯元帥只要月亮和天氣條件允許，就採取針對柏林、德勒斯登、萊比錫、開姆尼斯的空襲行動。“在蘇軍順利推進時，要特別針對上述城市中可能存在的混亂情況加以利用”。
同一天，溫斯頓·邱吉爾敦促空軍大臣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柏林？或者毫無疑問地選別的東部大城市？我昨天就問過了。現在不該特別考慮那些搶眼的目標。請明天向我匯報下一步行動。”1月27日辛克萊回覆：“空軍參謀部服從至高命令（即侵襲敵軍石油生產線以及其他經核准的目標體系），制定了竭力針對柏林、德勒斯登、開姆尼茨、萊比錫或別的城市的擲彈計畫。劇烈的轟炸不僅能摧毀對東部敵軍撤退來說重要的通訊設施，而且能牽制西部軍隊的遷移。”
聯合情報委員會得出結論：德軍會從其他戰線抽調42個師（50萬兵力）來增援東線。如果阻止德軍調兵能有助於蘇軍前進的話，那么戰爭將會早日結束。他們認為到1945年3月德軍就能完成援軍行動。被截獲的名為“激進論者”的密電錶明德國確有此意，從而證實了聯合情報委員會的分析。他們在建議書中說：“因此，對於接下來數周內英美盟軍用戰略轟炸機力量給予蘇軍的協助，我們認為是急遽結束戰爭的正當途徑……針對石油目標的侵襲繼續優先……”
此前，蘇聯已與盟軍進行過數次磋商，討論一旦東線士兵逼近德國，如何運用戰略轟炸機力量協助他們的地面進攻。美國大使艾夫里爾·哈里曼曾訪問蘇聯，與約瑟夫·史達林商議過這個問題；盟軍司令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將軍亦代表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考慮過此事；1945年1月，英國空軍中將亞瑟·特德做了有關如何運用戰略轟炸機援助蘇軍進攻的解釋性說明，其時正值德國著手於戰線之間調遣兵力。聯合情報委員會提交的建議書包含在一份名為《關於蘇聯現行攻勢的戰略性轟炸》的檔案內。1月31日，特德與其空軍參謀部在對該建議書進行研究並與蘇聯協商之後，聯合發表了一項籲求進攻柏林、萊比錫、德勒斯登等相關城市的建議書。在空援戰術任務中運用戰略轟炸機，其目的類似於1944年艾森豪維爾在諾曼第登入之前所作的戰鬥機轟炸機準備。在1945年，特德指望運用戰略制空權來“阻止敵軍在戰線之間任意來回地調換兵力。”
在2月4日雅爾達會議碰面之前，西方盟國已鎖定德勒斯登為轟炸目標。在會上，蘇聯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阿歷克謝·安托諾夫將軍就西線盟軍戰略轟炸機力量提出兩個觀點。第一個是劃分轟炸路線要由北向南移動。不經過蘇聯特別允許，西線盟軍空軍不得在東線擲彈以防對蘇軍造成意外轟炸。第二個是要阻止來自西線陣地、挪威和義大利的德軍增援東線，特別是運用空襲使得柏林、萊比錫兩地間的連線癱瘓。
應蘇聯要求，波特爾（也出席了雅爾達會議）派伯特萊遞交給阿歷克謝一份請求，上面羅列出既定空襲目標，待與蘇方商議。送回波特爾手中的表單上列出的目標包括煉油廠、坦克飛機製造廠和柏林、德勒斯登這兩座城市。在隨後的討論中，西方盟國指出如果不轟炸德勒斯登，德國可藉穿越德勒斯登的鐵路交通線運送物資，以此足以彌補對柏林和萊比錫的轟炸造成的任何破壞。安托諾夫同意並要求把德勒斯登添加進請求列表。
目標方案在雅爾達會議上獲得通過後，聯合戰略目標委員會（隸屬於盟國遠征軍空軍最高統帥部）即在對美國陸軍航空隊與英國皇家空軍發布的轟炸命令中指出，為了削弱德國通訊線，選中德勒斯登為轟炸目標之一。此次行動由西方盟國最高軍事指揮部參謀長聯席會直接授權。
英國皇家空軍參謀部在所寫的檔案中申明，他們下達採取轟炸的命令，旨在“破壞通訊”，是為了阻礙德軍的東調和撤退，而不是為了殺戮被疏散的難民。所以伯特萊在雅爾達要與蘇方商議轟炸目標，而在他為坡特起草的優先權表中，充分優先考慮的東部城市僅有兩個（轟炸對象）：柏林和德勒斯登。這與皇家空軍制定的把交通樞紐兼工業地性質的城市列為轟炸對象的戰略相適應。 雅爾達會議後，柏林和德勒斯登都遭受了轟炸。
蘇聯軍事智囊團宣稱，那些停在主站的火車都是軍用火車，途經德勒斯登開往前線。但這被證明是錯誤的。火車其實用來疏散來自東部的難民。英國皇家空軍簡報摘要提到如下請求：“俄軍抵達，命令（轟炸）執行。”這一陳述的明確含義至今不明。有以下幾種不同的可能性解釋：皇家空軍實力的驕傲宣言？還是西方盟國在向蘇軍表明他們正全力以赴助其進抵？或者彰顯西方力量以警告或威脅蘇聯，導致日後的冷戰。
空襲
三小時後，英國皇家空軍第一中隊、第三中隊、第六中隊和第八中隊清一色的蘭開斯特式重型轟炸機運用第八中隊提供的標識技術，發動了第二輪空襲。那時天氣已放晴，529架蘭開斯特式重型轟炸機在01:21到01:45之間，以高精確度投下超過1,800噸炸彈。兩次空襲中，英國皇家空軍損失了六架蘭開斯特式重型轟炸機，此外還有兩架在法國、一架在英格蘭墜毀。
2月14日12:17至12:30，美軍第8航空隊的飛機終於能起飛，311架美國B-17轟炸機以鐵路調車場為瞄準點，在德勒斯登投下771噸炸彈。"部分擔任護航的P-51野馬戰鬥機得到命令，環繞德勒斯登對路面交通設施進行低空掃射，藉此平添混亂”。
1945年2月，火焰風暴吞噬了德勒斯登，數則報導稱平民在逃離時遭到了美軍飛機的猛烈掃射，但歷史學家戈茨·伯甘德（Götz Bergander）的近著駁斥了這種觀點。在空襲期間美軍與德軍戰機圍繞德勒斯登進行過一場短暫、但很可能劇烈的空中激戰，某些交戰回合或許侵襲到地面並且誤射火力。美軍的轟炸一直持續到2月15日，投擲了466噸炸彈。在四輪空襲中投擲的炸彈總共約有3900噸。
燃燒轟炸按當時的標準程式嚴密進行：先投擲大量的高爆炸彈，掀掉屋頂，露出房梁等木結構；爆炸氣浪把房間的隔門沖走，行成貫通結構。然後投下大量燃燒彈點燃房屋的木材結構。再投下高爆炸彈來阻遏消防隊的救火行動。這一切最後形成一股持續一段時間的火災旋風，中心火場溫度激增至攝氏1,500度。轟炸區域著火後，焚燒區上方的空氣溫度暴漲並且產生高速上升氣流，外界的冷空氣被極速帶入的同時也將地面的人們吸進火中。
後來，美國陸軍航空隊對德勒斯登鐵路調車場又發動了兩次深度空襲。第一次在3月2日，406架B-17s型轟炸機投下940噸高爆炸彈與141噸燃燒彈；第二次在4月17日，580架B-17s轟炸機投下1,554噸高爆炸彈與164噸燃燒彈。
空襲影響
在德勒斯登大轟炸之後不久，警方報告中表明老城區和內城東面郊區整個被大火吞噬延燒，包括住宅棚屋在內，約有12,000所寓所毀於一旦。報告還提到空襲摧毀了“24家銀行、26座保險大樓、31家百貨及所屬的零售商店、647家店鋪、64家倉庫、2座市場、31所大型旅館、26座公共酒店、63座行政大樓、3座劇院、18家電影院、11座大教堂、6所小教堂、5座歷史文化建築、包括附屬醫院、私人診所在內的19家醫院機構、5座領事館、1個動物園、一家自來水廠、一條鐵路設施、19個郵局；、9所學校、4條有軌電車路線以及19艘輪船與駁船。報告也提到設在Tauschenberg宮的國防軍Wehrmacht主司令部內有19家軍事醫院和大量非機要軍用設施被摧毀。還有幾乎200個工廠被損毀，136個嚴重損毀 (包括數個卡爾·蔡司光學/精工儀器廠)，28箇中度損毀，以及35個輕度損毀。
“英方的估計，……推斷出23%的城市工業建築遭到嚴重破壞，56%的非工業建築（寓所除外）受重創。在市區住宅結構總數中，78,000座被夷平，27,700座暫時無法居住但最終仍可修復，64,500座遭輕度破壞容易修復。後來的估算表明80%的城市房屋結構經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壞，50%的住宅夷為平地或嚴重毀壞。”美國陸軍航空隊“2月14日和15日針對城市鐵路設施的空襲造成大面積的嚴重破壞，通信完全癱瘓……”，“而那條往來交通命脈—橫亘易北河上的鐵路橋—亦被破壞至無法使用，並於空襲後封閉了很多個星期。”在包括市中心約有28,410多所房屋，其中24,866所毀於空襲，遭到完全破壞的區域面積達15平方千米，包括：14,000棟民宅、72所學校、22家醫院、19座教堂、5個影劇院、50家銀行和保險公司、31家百貨公司、31家大型賓館、62座行政大樓以及諸如因哈吉（Ihagee）攝影工廠等。全城統共222,000座公寓住宅，其中75,000座完全被摧毀，11,000座嚴重受損， 7,000座受損，81,000座輕度受損。那時城市受損區域面積大約有300平方千米。雖然主火車站完全被毀，但那些日子裡鐵路線仍在運行。
確切的死亡人數難以統計，是未知數。估算之所以困難，源於在1939年，市區與擁有64萬2千人口的周邊郊縣當時擠滿高達200,000名難民以及數以千計的傷兵。難民命運未卜，他們有可能被屠戮，或者在火焰風暴里被燒得面目全非，也有可能已離開德勒斯登去了別的地方而不為官方所知。早期著名的死亡人數估算從25,000名變化至60,000多名，但歷史學家現在認為可能的範圍大約在25,000-35,000之間，而德勒斯登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瑞查特1994年最新研究傾向於此範圍之較低部分。這些估算表明德勒斯登大轟炸中的死傷者與德國其他城市地區進攻時遭受炮火襲擊的傷亡者在數量上不成比例。
當代德國官方記錄登記的掩埋人數約21,271名，包括在老市場（Altmarkt）火化的6,865人。根據德國官方第47號動員令，到1945年3月22日，共正式掩埋了大約25,000具（德勒斯登大轟炸）軍民的屍體。("TB47")在1945年5月與9月之間沒有掩埋人數登記。在往後的年份記錄中，1945年10月至1957年9月，死於戰爭的人數記錄為1,557名；1945年5月至1966年，重又發現了1,858具屍體；1990年到1994年期間，雖然城市歷經大興土木與挖掘工作，但戰爭遺骸毫無發現。權威記錄失蹤者為35,000人，日後發現約10,000人尚存。近些年來德國的死亡人數估算略有上揚而英國有所下降，這與早期的情況恰好相反。
更高的死亡人數估算範圍高達30萬人。數據來源備受爭議未必可靠，例如約瑟夫·戈培爾執掌的德意志國民教育與宣傳部、蘇聯歷史學家以及戴維·歐文——曾經走紅但現已聲名掃地的自學出身的史學家，他收回了自己更高的死亡人數估算。哥倫比亞百科全書和微軟電子百科全書列出的死亡人數從“35000到135000”，其中大的數字元合歐文已收回的“權威性”更高估算值。
納粹在宣傳部竭力利用德勒斯登大做文章，承諾迅速採取報復行動。蘇聯在冷戰早期也把德勒斯登大轟炸當作宣傳工具，以此來疏離東德人與美國人、英國人的感情。
德勒斯登所遭受的破壞不亞於其他德國城市，儘管這次轟炸的投彈數量並不是最高的。但良好的天氣、木結構的房屋、各建築物之間相通的地下室，以及事前的準備不足（納粹地方長官馬丁·穆施曼被認為應對此承擔主要責任），這些因素湊在一起，使得德勒斯登大轟炸極具破壞性。此外，2004年末，一名曾涉及轟炸的英國皇家空軍人員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第四頻道採訪時提到又一個因素，即德方的防空火力比預計的水平更低，這確保了部分轟炸機的高精確度。
官方反應
德方
德方對侵襲的政治反應一波三折。某些政府官員，特別是羅伯特·萊伊和約瑟夫·戈培爾，想以之為由廢除二戰中西方陣營遵守的日內瓦公約，槍決俘虜的盟軍轟炸機飛行員。但最後納粹政府所採取的政治行動僅是把這次轟炸用作反對西方的宣傳工具。
戈培爾把德勒斯登大轟炸的死亡人數誇大了10倍，德國外交官向中立國散布誇大的死亡數字，並且展示那些有關廢墟、死者、被燒得面目全非的兒童的照片。碰巧，在德勒斯登大轟炸前一天，一份向中立國公布的德國外務檔案指責亞瑟·哈瑞斯為“歐洲頭號敵人”，且被當作支持“恐怖大爆炸”的領導角色。
2月16日，戈培爾領導的納粹宣傳部發表了一份新聞稿，概述納粹宣傳路線：德勒斯登沒有軍事工業，只有文化和診所。2月25日，公布的名為《德勒斯登——屠殺難民》的新傳單上印有兩個燒焦的孩子的照片。傳單申明，死者不是10萬，而是20萬。其時還未見官方數字，所以上述死亡人數是推測而來，但國外通訊社，像瑞典的“”就使用“來自柏林的私人渠道”這樣的習語。
弗雷德里克·泰勒說道：“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戈培爾的宣傳部在三月的副本或節選中將一份官方政治報告泄漏給保持中立的通訊社……在空襲造成的死亡總人數上多加了一個零，使其達到202040”。3月4日，戈培爾在《帝國周刊》中發表了一篇冗長的文章，他向德國公眾強調盟軍對德國文化象徵的破壞和損毀，但對德國戰爭行為造成的破壞卻隻字不提。
弗雷德里克·泰勒認為宣傳很成功，因為在當時它不僅影響了那些中立國的態度，而且當理察·斯多克斯引用來自德國新聞社的情報時，其宣傳成果滲入了英國國會下院。泰勒稱，雖然德勒斯登大轟炸影響了人們對盟國宣稱的絕對道德優越感的理解，但（盟國民眾的）部分義憤其實源於藉戈培爾的宣傳傑作。
英國
根據《牛津第二次世界大戰全書》所言，空襲發生兩天之後，英國準將科林·麥克凱·麥格里爾森在一份由盟遠征軍最高指揮部掌控的非正式新聞簡報上向記者說到，“雷擊”行動的目標是在廣大民眾的聚集區擲彈，切斷救濟物資的暢通。美聯社的一名戰地記者霍華德·考文隨後編造了一篇報導，聲稱同盟國已訴諸恐怖轟炸。報紙社論就此問題窮追不捨，英國下議院議員理察·斯多克斯長期反對戰略轟炸，曾在下議院對此提出過質疑。
城市的毀滅引起英國訊息靈通人士的不安。根據記者馬克斯·黑斯廷斯1945年2月的報導，德國諸城市上空的空襲已變得與戰爭結果無甚關聯。對全歐洲的有識之士來說，德勒斯登的名字擁有如下共鳴——“易北河畔的佛羅倫斯；如許魅力與優美之家園；特羅洛普小說中的女傑之故鄉；貴族子弟遊學之聖地”。黑斯廷斯認為，德勒斯登大轟炸使同盟國國民第一次對打擊納粹的軍事行動產生懷疑。
事先贊成把德勒斯登列入目標進行轟炸的邱吉爾，事後卻對該事件劃清界限。3月28日邱吉爾給英軍總參謀長以電報的形式發去一份備忘錄，同時抄送英國皇家空軍參謀長：“在我看來質疑德國城市轟炸的時刻業已到來。雖然有其他諸多藉口，但對單單出於增加恐怖的目的進行的轟炸應當再評價。另外我們應開始控制那片被徹底摧毀的土地……德勒斯登大轟炸留下對盟國轟炸行徑的嚴肅質疑。我主張此後我們必須更嚴格地考慮我們自己而不是敵人的利益來研究軍事目標。
外交大臣已向我說及這個事宜。直接交戰區後有不少軍事目標，比如石油和交通設施。我覺得有必要給予它們更集中、更精確的軍事打擊。散布恐怖、肆意破壞，這樣做即使令人印象再深刻，也不及這一需求來得迫切。”
外交大臣已向我說及這個事宜。直接交戰區後有不少軍事目標，比如石油和交通設施。我覺得有必要給予它們更集中、更精確的軍事打擊。散布恐怖、肆意破壞，這樣做即使令人印象再深刻，也不及這一需求來得迫切。”
3月29日，波特姆萊重述邱吉爾的備忘錄草案。
3月29日，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部隊總指揮官阿瑟·哈里斯給英國航空部寫信（“抵得上一名英國投彈兵的生命”的措辭顯然對應俾斯麥那句著名的言論：“抵得上一名波美拉尼亞投彈兵的生命”）：“我[……]尚在思慮中的觀點大約這樣：毫無疑問我們過去認為侵襲德國城市天經地義。但那么做永遠不得人心。現在德國人遭受了挫敗。無論如何我們要適當地避免這類轟炸行動繼續下去。我從不贊成這類轟炸教條。除非在戰略上是合理的，否則侵襲城市就像任何其他戰爭行徑一樣讓人不堪忍受。但就趨向縮短戰爭進程與保護盟國士兵們的生命而言，這些戰爭行徑在戰略上是合理的。在我看來，我們絕對無權停止那些戰爭行徑，除非確定它們不再具有戰略作用。我個人覺得，德國殘存的那些城市加起來，也抵不上一名英國擲彈兵的生命珍貴。精神病學家能輕易地解釋民眾對德勒斯登的這些情感。德勒斯登讓人聯想到的是德國樂隊和易北河畔的牧羊女。但實際上它也是兵工廠集中地、政府行政中心和通往東部的交通樞紐。現在那一切都已不復存在。”
迫於英國空軍參謀長們的壓力，回應來自其中的坡特爾和阿瑟·哈里斯的觀點，邱吉爾經再三考慮，撤銷了早先的備忘錄，頒布了新版本。1945年4月1日寫就的備忘錄終極版宣稱：“在我看來質疑的時刻已經來臨。所謂的對德國諸城施行的‘區域轟炸’應當從我們自身利益來進行評論。如果我們開始控制那片被徹底摧毀的土地，我們和盟軍都將遭受嚴重的膳宿短缺……我們必須看出，從長遠而言，我們的進攻更多是傷及自身而非敵人。”
爭議
德勒斯登大轟炸的性質問題尤顯特出，成為爭論焦點所在。從極左翼到極右翼之間，各個政派都發表了意見。
歷史學家馬克思·黑斯廷斯在《盟軍轟炸德勒斯登》一文中說：“我認為把戰略轟炸說成是“戰爭罪行”是錯的，因為在道德層面上，這樣說可能意指其等同於納粹黨人的行為。雖然是錯的，但轟炸真正打擊了德國的軍事力量。”
德國文學評論家哈羅德·耶納宣稱：“看吧，德勒斯登大轟炸，真正針對平民的襲擊。”
種族滅絕觀察組織的負責人格瑞格雷·H·斯坦頓博士指出：“納粹大屠殺是歷史上最邪惡的種族滅絕行為之一。但盟軍在德勒斯登擲燃燒彈，在廣島和長崎投核子彈同樣也是戰爭罪行——如里奧·卡玻和埃里克·馬庫森所說，這也是種族滅絕之舉。”
法蘭克·綽克和庫爾特·約納森在其所著《種族滅絕：史學及社會學》一書第24頁中寫道：“種族滅絕在定義上應排除空襲所造成的參戰國平民傷亡。就此我們與尚·保羅·薩特爾和李奧·庫帕的觀點並不相同”。
2005年1月22日，一名德國國家民主黨領導人在薩克森國會演說中使用了“轟炸毀滅”的術語，由此引爆出一場新的關於如何對待右翼極端分子的公眾討論。德國政界主流認為：此輩利用轟炸，意圖激起民眾情緒，進而推動新納粹事業；不僅如此，他們憑著有關宣傳，還欲提倡相對主義論調，借之淡化納粹大屠殺等罪行。一些德國人認為“轟炸毀滅”違反了德國明令禁止的否認納粹大屠殺的法律條文。
法律意見
德勒斯登大轟炸被列為戰爭罪行
人們普遍把德勒斯登大轟炸視為可憾或過度的侵襲，而非將其抬至戰爭罪行的訟案。文化的重要性——被明確列入海牙公約的要素——是德勒斯登之所以成為“訟案”的第一依賴因素。在人們知道侵襲的規模和範圍後不久，民眾開始宣稱“訟案”觀點。
德勒斯登並沒有直接的軍事目標，同時該城遭到了燃燒彈的過度破壞，主張德勒斯登大轟炸屬於戰爭罪行的一方用這兩點作為其最充分的論據。許多人認為軍事意義的缺乏、平民死亡的代價以及德勒斯登文化上的重要地位這些因素就足以為轟炸定罪。
受爭議的特立獨行的德國史學家喬治·弗瑞德里克（Joerg Friedrich）在其著作《火焰》（Der Brand）中用有據可查的材料來證明大規模的轟炸作戰（bombenkrieg）堪稱暴行，因為納粹軍在1945年2月已全面撤退；德勒斯登大轟炸被看成戰爭罪行，因為對平民的摧殘甚過對軍事目標的打擊。他認為因為協約國意欲造成儘可能多的平民死亡，甚至按法律標準來看轟炸時間，對德勒斯登的攻擊也該算是戰爭罪行。
他也認為以往那些並非出於防禦性的轟炸攻擊，使得盟軍對燃燒彈潛在的破壞力心知肚明；而德國空軍防禦力量的崩潰，以及轟炸精確度的改良，也使得盟軍知道為期不遠的進攻可能造成越來越多的平民死亡。他正耗費大量時間來考證德勒斯登大轟炸的口述歷史和地方檔案，以及當地民眾對當時所見所感的回憶。
弗瑞德里克謹慎地與同情新納粹的人士保持距離。他說用“大屠殺”來形容轟炸是錯誤的，因為它混淆了整個戰爭與徹底的種族滅絕行徑之間的界限。
甚至那些把德勒斯登大轟炸當成憾事的史學家都對弗瑞德里克的論點持有異議。他的案例（1945年2月德軍的狀態）及其願意相信戰後德勒斯登人與國家社會黨政府沆瀣一氣的敘述，這明確成為爭議至關重要的內容。南開普敦大學的喬治·阿諾德（Joerg Arnold）聲稱雖然弗瑞德里克的著作在考證德國空戰經歷方面具有巨大價值，但作為分析文本來看它存在嚴重的缺陷。
反對將德勒斯登大轟炸列為戰爭罪行
從協約國的條約職責中提到的細節可看出：1945年空襲與國際法（Aerial area bombard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1945）“根據國際人道法審視此類事件，人們應當牢記二戰期間沒有任何協定、條約、公約或其他手段來履行保護平民或其財產的職責，因為當時的公約只有效保護陸戰、海戰、醫務船中的傷病員和保護戰俘的戰爭法案及慣例的實行。”.
對藝術文化的影響
美國作家庫爾特·馮內古特的寫作靈感多來自在德國德勒斯登戰俘營逃過恐怖大轟炸的親身經歷。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慘烈的德國坦克大決戰後，23歲的馮內古特於1945年遭德軍俘虜。馮內古特被囚禁在德國東部薩克森州的德勒斯登戰俘營時，德勒斯登遭英美聯軍發動大轟炸，馮內古特與戰俘躲在地下儲肉室，整座城市在炮火烈焰中被燒成廢墟，他是僅有倖存七名美軍戰俘之一。
此經歷也成了他在1969年越戰正如火如荼時出版《第五號屠宰場》故事的核心，小說出版後興起一股閱讀熱潮，影響了越戰之後美國青年對戰爭的看法（後越戰時代）。這本小說描述一名士兵躲在德勒斯登地下屠宰場“流離於時間之中”的超自然人文小說，首頁一行紀念文寫道“約莫所有的事就這么發生了”(So it go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