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後李文化遺址
- 距今：8200—7800年左右
- 位於：淄博臨淄區
- 總面積：15餘萬平方米
地理位置,發掘過程,遺址區別,後李文化遺址,後李文化,歷史意義,主要發現,
地理位置
後李文化遺址位於淄博臨淄區齊陵街道後李官村西北約500米處、淄河東岸的二級台階上，它地處沂泰山系北側山前沖積扇和魯北平原，距臨淄區辛店城區約12公里，西北距臨淄齊國故城約2.5公里。由於受淄河水的沖刷，遺址的西、南兩側形成高達10餘米的斷崖，遺址東西約400米，南北約500米，總面積約15餘萬平方米。當代中國首家最系統、最完整、以車馬遺址與文物陳列融為一體的博物館——臨淄中國古車博物館就坐落在後李文化遺址上。後李文化遺址是山東地區迄今為止最早的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文化和人類遺存，距今8200—7800年左右，其年代延續之長，內涵之豐富，實為罕見，勘稱海岱地區史前文化的源頭。
發掘過程
上世紀60年代，專家們發現了後李官村遺址的存在，進行試掘後又獲得了一些別具特色的陶片，此後，考古學者在山東章丘、濱洲、濟南等地也發現了類似的標本，這些發現，拉開了發掘後李文化的序幕。為配合濟（濟南）青（青島）高速公路的建設，自1988年10月至1990年6月，山東省文化廳濟青高速公路工程文物工作隊，對後李文化遺址進行了四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共開探訪179個，揭露面積約6500平方米，清理小型墓葬189座，大、中型春秋墓各一座，大型春秋車馬坑一座，不同時期的灰坑3800餘座，另有灰溝、水井、陶窯、房基計40多處，其中的大型春秋車馬坑步入了1990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的行列，在此車馬坑基礎上修建的中國古車博物館則成為了全國為數不多的以古代車馬為特色的博物館之一。
遺址區別
“後李文化遺址”和真正意義上的“後李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後李文化在後李文化遺址上，但是後李文化遺址上又不僅僅有後李文化，還有其他時代的文化，後李文化只是其中最早的文化遺存。
後李文化遺址
該遺址最突出的特點是文化層次多而豐富，文化堆積厚達2至5米，由上到下共分12層，包含了新石器文化遺存、兩周（西周、東周）文化遺存和晚期文化遺存三大階段。從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物到清代的器皿，首尾跨越了8000年，這些人類生活的痕跡和佐證物，在歲月之手的點化和指揮下，被層層疊壓在這一方小小的土地上，這在全國考古發掘中是罕見的，不僅證實了臨淄文明的久遠，同時昭示了整箇中華民族文化的豐厚和連續。再說一下後李文化：被考古界正式命名的“後李文化”，是後李文化遺址上最特殊、最主要的新石器文化，分為後李一期文化和後李二期文化，發掘中不但出土了房址、灰坑、灰溝、墓葬、陶窯等遺蹟，還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角器和蚌器等遺物。
在2008年，淄河治理工程中，技術人員在後李文化遺址，還發現了一柄石斧。
後李文化
後李文化的典型代表是該時期的陶器，一期文化的陶器都是夾沙陶，陶胎的質地與當時地層土的成分極為相似，只有極個別摻蚌殼和摻雲母的現象，說明當時製作陶器是就地取材；陶器的燒成火候較底，個別遇水即潰；陶色有紅褐陶、紅陶、灰褐陶和黑陶，紅褐陶最多；陶器的紋飾簡單，大部分僅見於器物的口部，種類有花邊紋、附加泥條堆紋和少量繩紋；陶器的種類單調，主要為圜底器，平底器和圈底器極少；器形有釜、缽、盆、罐、碗、盂、小口壺、實心陶支腳等。這一時期，既沒有三足器，也沒有彩陶和彩繪陶，陶器中的深腹圜底釜為後李一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總數約占全部陶器的80%，比較獨特，這與山東及其周邊地區已發掘的其他考古文化截然不同，是一種全新的文化層次。後李二期文化是後李一期文化的發展和延續，她與北辛文化有一定的共性，如都流行三足器和圜底器，器類都以鼎、缽、小口雙耳罐為基礎。同時與北辛文化又有較為明顯的差別，被認為是屬於北辛文化的一種地方類型。在後李文化遺址被發掘和確認以後的兩年內，考古學者又在魯北和魯西北地區相繼發現了10多處同類遺址，對其中的幾處遺址進行試掘獲取的資料，進一步印證了後李文化遺址發掘所證實的成果。由於後李文化遺址本身具有的獨特面貌和其群體分布的特徵，完全具備了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基本條件，所以，為區別於其他考古文化，文物專家將其稱之為“後李文化”，承載這種古老文化的厚土就是後李文化遺址。這是山東淄博地區唯一一處以本市內的地點命名的考古文化，為臨淄這座在戰國時代就聞名世界的故都又增添了深沉、厚重的內涵。
歷史意義
在中國，目前公認的新石器文化大約起始於公元前6000年左右，即距今約8000年（最近考古發掘證實，其實際開始年代應當更早）。後李文化遺址不論是開始年代，還是它的文物特徵，都與我國新石器文化恰好吻合，同時又具備其獨特性，可以說，後李文化遺址是我國新石器文化遺址的代表之一；後李文化遺址的出土文物雖然在今天看來簡單、製作水平也比較低，但是這裡的先民在8300年前已經開始製作陶器，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極高的文明。最近，有的學者提出，根據後李陶器製作的水平推斷，山東淄博是中國陶瓷的發源地，這一點，尚需進一步研究和證實。其實，後李文化遺址的發掘，真正意義不僅僅在於其文物所代表的文明程度，還在於它把整個山東地區的文化歷史提前了一大步，並最終連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長期以來，由於受資料、實物等諸多條件的限制，考古學者一直把北辛——大汶口文化視為山東地區最早的文化，但是，後李文化遺址的發掘，將山東文化的發源年代向前推進了1000多年，同時，整個海岱地區史前文化的譜系脈絡也從此清晰地顯現了出來，即：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
主要發現
這裡歷史悠久、文化燦爛；這裡自秦設縣，被聯合國地名組織評定為千年古縣；這裡是兵聖孫武的故里山東省廣饒縣，早在幾千年前就成為一個人類活動頻繁的區域。而後李文化遺址的發現，又讓這個古城“長”了三千歲。近日，記者走進後李文化遺址，一探究竟。
三塊陶片把歷史推進三千年
2014年4月3日，在省道323(濰高路)改線二期工程(廣饒段)修建之前，考古人員對擬定線路沿線進行了遺址考古勘探。
“本次考古工作中，考古人員是自北向南進行考古勘探，然後對勘探結果進行分析、討論，並得出結論。考古人員一邊進行實地勘探，一邊進行相關的調查。在土層中，每一個朝代都會有相應的土層，土層之間會有明顯的分界線。考古人員就是根據這種特點，對土層進行層層分析。”東營市歷史博物館考古保管部主任趙金告訴記者，當整個考古工作進行到緊鄰濰高路新線西頭的西大張村南頭時，地上散落的一些不顯眼的陶片引起了考古人員的注意。
工作人員馬上在該處進行了鑽探取樣，同時發現村南頭有一處兩米多高的斷坡。他們立即對這一段溝壁做切片，然後對土層進行分析。在清理溝壁的過程中，工作人員發現了一塊泛白深褐色的陶片。這個陶片是一個陶釜的上沿，而且，疊沿造型與新石器時代前期後李文化的疊沿釜造型相同，這一下子讓工作人員興奮起來。隨著考古的深入，工作人員先後在溝壁底層找到了三塊同時期的陶片。
“我們這裡離臨淄的後李村後李文化遺址不遠，所以這裡發現後李文化遺址是完全有可能的。”趙金告訴記者，後來這些標本經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省考古研究所的專家論證認為，該遺址為新石器時代後李文化、商、周、唐、宋時期的文化遺存。這一發現也讓廣饒縣有據可考的人類活動歷史向前推了近三千年，表明早在7500~8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初期，在這片區域就已經有了文明。
9.2公里省道發現9處文化遺址
“我今年57歲了，從小到現在，這個地方就是這樣的地貌，旁邊是祖祖輩輩耕種的小麥地，直到考古人員來這裡勘探，我們才聽說這裡大有價值。”西大張村村民耿建華表示說，村內不少人都因為在村里發現了重大考古線索而高興。
“這就是遺址現場，我們在溝壁上發現了四個土層，文化堆積豐富，初步斷定是一處生活聚居地的歷史文化遺址。生土層以上有三個歷史文化堆積層，分別屬於後李文化時期、商周時期和唐宋時期。在遺址周圍採集到疊沿釜、陶鬲、盔形器、盆、瓷碗、瓷盤等器物的殘片。”在西大張村，趙金向記者介紹著遺址的情況。
記者在現場著實看到了明顯的分界線，黃褐色的生土層上方有一條弧形的白色土層，再往上又是略顯灰白的土層。據考古人員介紹，新發現的後李文化遺址平面呈橢圓形，東西長約350米，南北約250米，遺址面積約85000平方米。遺址保存狀況較好，文化堆積多在1米至1.5米之間，最厚處達到1.5米。
記者了解到，西大張後李文化遺址只是本次東營市歷史博物館針對省道323(濰高路)西段新線沿途考古勘探中發現的一處歷史文化遺址。而整個9.2公里長的省道內，共發現了9處遺址，其中7處屬於本次考古勘探工作的新發現。
“廣饒縣歷史文化悠久，在古代就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區域，周邊又有臨淄、青州等著名古城，廣饒本身也是一座千年古城，農耕文明在這裡發展很早，地下遺址眾多也在我們的意料之中。”東營市歷史博物館副館長榮子錄告訴記者，在前期的沿線考古工作中，發現的古代文化遺址從後李文化一直持續到漢代。
多處遺址需要搶救性挖掘
據了解，西大張村後李文化遺址所處的省道323(濰高路)改線工程將於近期動工，而在這條省道上先後發現如此多的歷史文化遺址，引起了當地相關部門的注意。加之目前廣饒縣存在的大量遺址多是以古人生活場所為主的遺址，這處西大張後李文化遺址經專家初步論斷，也是以生活場所為主，目前考古部門已經針對遺址分布比較密集的區域向有關部門遞交了工程遷移的申請。
“現在基本上能確定一段工程線路為避讓文化遺址將向西遷移300米，這樣一來我們至少有三四處遺址不會被破壞，但像西大張後李文化遺址這樣無法避讓的，我們現在正申請進行搶救性發掘，以最大可能保存祖先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趙金介紹說。
除了西大張遺址，該縣發現的具有東周至漢代文化遺存的杜宋遺址，具有商、周、漢代文化遺存的里大村南遺址以及具有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時期特徵的溝頭村東北遺址等都需要進行搶救性挖掘，以便進一步發掘它們的考古和歷史價值。
此外，榮子錄還表示，本次後李文化遺址的發現可能會帶來更多的發現，“一般後李文化都依河而建，現在我們在西大張遺址附近還沒有發現古河流，這也是我們下一步考古工作需要研究的一個課題，如果發現了古河流，那么對廣饒甚至整個山東的歷史將又是一個新發現。”(記者 趙秋麗 通訊員 鐘文峰 馬慶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