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璽(革命家)

張璽(1912-1959) 同志,原名王常珍,河北省平鄉縣東田村人,生於1912年2月1日。1931年春,他在邢台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先後擔任團支部書記、團總支書記,主要從事學運工作。“九·一八”事變後,邢台地區人民抗日的呼聲高漲,張璽同志和團總支組織發動了兩次宣傳抗日救亡、收復東北失地的學潮,並取得了勝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璽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出生地:河北省平鄉縣東田村
  • 出生日期:1912
  • 職業:革命家
因叛徒出賣被捕坐牢四年多,獄中堅貞不屈轉為共產黨員,出獄後從事地下工作,建立發展冀魯豫革命根據地,苦心參與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偉大的兩次反“掃蕩”,認真負責整風學習,堅持游擊戰,鞏固農村陣地,河南全境解放後的首任省委書記,完成民主改革各項任務,發展經濟,黨中央、毛主席稱讚,河南人民愛戴,編制“二·五”計畫,重於工作,淡於生活,患鼻咽癌赴蘇治療 同病魔進行頑強抗爭,

因叛徒出賣被捕坐牢四年多

1932年秋,張璽同志因叛徒出賣,在邢台被捕。不久,被押解到“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即草嵐子監獄,坐牢四年多。入獄後,他經受了敵人勸降、酷刑等考驗;敵人還放出風聲,家裡可來人規勸,他家聞訊來人勸說過兩次,張璽同志毫不動搖。在獄中黨支部領導下,他堅決勇敢地長期地參加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反省政策”和反對監獄當局剋扣口糧、爭取下鐐、要求保釋病人等鬥爭。在鬥爭中,有些同志提出越獄暴動,黨支部和殷鑑、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等同志,考慮到越獄是不現實的,搞不好會造成無謂犧牲,主張“反省分院”鬥爭的最高形式應是絕食。張璽同志也是這種意見,並在青年同志中進行了耐心的說服工作。於是,黨支部於1934年12月發動了一次為期七晝夜的絕食鬥爭。這次鬥爭,準備最充分,參加人數最多,搞得最成功,迫使敵人基本上答應了同志們提出的條件。

獄中堅貞不屈轉為共產黨員

1935年春,國民黨憲兵三團的三個特務,一個冒充法官,兩個冒充犯人,打入“反省分院”,摸到獄中黨組織的一些情況,決定將包括張璽同志在內的十二位獄中鬥爭的組織領導者和骨幹處死。面對死亡,張璽同志和他的戰友義無返顧,決心就義。時逢“何梅協定”簽定,確定華北五省自治,國民黨的勢力退出北平,憲兵三團倉皇南撤,這12位同志始幸免於難。
張璽同志在獄中堅貞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崇高氣節,得到了獄中同志的愛戴,送了他一個親切的綽號――“小駱駝”,意指他像駱駝一樣,身負重託,任勞任怨,一步一個腳印地行進在沙漠裡。他憎敵人,對敵人的肉體和精神折磨有很強的忍耐力;愛同志,對難友熱心幫助,有說服力;酷讀書,對革命理論有極強的吸收力和消化力。因而,他於1934年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並擔任過獄中團支部書記。

出獄後從事地下工作

1936年秋,張璽同志出獄後,北方局派他到直魯豫特委先後任宣傳部長、書記,從事地下工作。此時,這一地區的黨組織遭到敵人的嚴重破壞,黨的活動基本停止。張璽同志不顧情況險惡,四處奔詢,設法與特委的同志接上頭,傳達了上級黨的指示,部署了工作。爾後,又到安陽找見剛越獄返鄉的王維剛同志,商量了豫北黨組織的恢復問題;到大名、清豐找到晁哲甫等同志,傳達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經過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同時,他還找到隱蔽起來的大部分黨員幹部,給他們接上了關係;考察被捕的黨員幹部,恢復了沒有問題同志的黨籍,遂使這一地區的黨組織大都得到恢復,為抗日戰爭從組織上、幹部上作了準備。

建立發展冀魯豫革命根據地

從1937年夏到1948年春,張璽同志繼續生活戰鬥在冀魯豫大平原。他不僅是魯西、湖西和冀魯豫未合併前的冀魯豫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而且是合併後的冀魯豫邊區的主要領導之一。他為建立、建設和發展冀魯豫革命根據地做出了重大貢獻。

苦心參與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七·七”事變後,張璽同志先後任直魯豫特委書記、冀豫地委書記、太南區黨委書記。根據黨中央、北方局的方針指示,他利用冀魯豫地區尚無日軍的有利時機,抓緊進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親手建立了磁縣抗日民主政府,具體指導組建了以彭城鎮磁廠工人為主的河北民軍第十三支隊和以六河溝煤礦工人為主的抗日第四支隊。隨之,所屬各縣的黨、政、群團等組織也相繼建立起來,在全區各階層掀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高潮。

偉大的兩次反“掃蕩”

1940年4月,張璽同志調回冀魯豫,任區黨委副書記;不久,任書記。1940年到1943年上半年,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處於最困難的歲月。日寇對這塊根據地曾於1940年6月10日(農曆5月5日)、1941年4月12日,先後進行了“五·五”和“四·一二”兩次大掃蕩。頭一次,一個完整的地區被分割成許多小塊,最大的一塊就剩下內黃南部、清豐西部、濮陽西北部、滑縣東北部、衛河東部的沙區中心區。第二次,日寇以殺光、燒光、搶光的極其殘忍的手段,妄圖徹底摧毀沙區,將我擠走。張璽同志與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等同志認真總結了兩次反掃蕩的經驗教訓,動員黨、政、軍、群團等,分別抓了我正規軍的擴大和區、縣武裝的整頓,以及民兵的發展,使全區保持了一支機動靈活的打擊敵人的武裝力量;著重抓了善後工作,發放救濟糧款和其他物資,幫助民眾重建家園;並對乘機騷擾之土匪、反動會道門給予打擊和鎮壓,穩定了社會秩序。邊區人民硬是在敵人圖謀毀滅的這塊土地上,堅持下來了。

認真負責整風學習

1941年7月,冀魯豫與魯西區黨委合併,仍稱冀魯豫邊區,張璽同志任區黨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他與區黨委書記張霖之同志配合得很好。1942年10月,張璽同志任冀魯豫區黨委宣傳部長,他非常尊重區黨委書記黃敬同志,說黃敬同志到冀魯豫起了關鍵性的作用。1943年11月,冀魯豫中央分局成立,張璽同志任秘書長。1944年5月,張璽同志兼任分局黨校秘書長,具體負責整風。同年6月,分局抽調冀魯豫、冀南兩個區黨委所屬地方縣以上、部隊連以上幹部1000餘人,集中進行了近一年的整風學習,從而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做出了最大努力。

堅持游擊戰,鞏固農村陣地

1945年8月,冀魯豫區黨委劃歸晉冀魯豫中央局領導。同年11月,張璽同志任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1946年6月,蔣介石挑起全面內戰。冀魯豫地處平漢、隴海、津浦三大鐵路幹線之間,是禦敵北犯的南大門,是劉鄧大軍作戰的主戰場。1946年8月,隴海戰役勝利結束後,國民黨以14個師、30餘萬人的兵力壓向冀魯豫所屬黃河南岸地區。劉伯承同志嚴肅批評區黨委工作不紮實,缺乏戰爭準備。張璽同志從思想上接受了這一批評,深感自己對局勢發展的嚴重程度估計不足,對幹部民眾在撤退中所受損失負有責任,決心挽回局面。同年9月中旬,張璽同志建議並經討論決定,區黨委、軍區組成兩套班子,一套插入黃河以南敵占區,領導對敵鬥爭;一套留在黃河以北地區,抓土改和支前等工作。會上,張璽同志果斷地提出:“在緊要關頭,幹部的行動就是方向,各級領導幹部要帶頭插入敵後”。會後,張璽等同志率獨立旅,同分區組成的游擊集團,區縣組成的武工隊,分批插回黃河南岸地區,通過發動民眾反地主倒算、保土改果實、鎮壓還鄉團、控制地主、堵塞敵人耳目等鬥爭形式,堅持農村陣地,站住了腳。在此期間,黃河南岸地區出現了敵我雙方反覆大拉鋸的局面。我劉鄧大軍抓準戰機殲敵一部後,撤出休整;敵人便到處追尋我主力作戰,黃河南岸時而收復,時而淪陷。為指導全局鬥爭,張璽同志始終親臨第一線,從事調查研究,向區縣幹部和民眾了解具體情況,及時總結典型經驗,適時提出:要在較長的時間內,堅持自力更生的游擊戰,抓緊壯大武裝拳頭,鞏固農村陣地。對野戰軍要依靠而不依賴,大軍來了就配合大軍作戰,大軍休整就獨立堅持。要以戰爭保護民眾利益,民眾就會支持戰爭。游擊戰就是要在游擊中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只有如此,才能處於主動地位,等等。這些基本經驗的貫徹落實,使游擊戰爭廣泛而又深入地開展起來。經過9個月的鬥爭,在39個縣中有30個縣堅持下來,控制了70%以上的農村陣地,直接為我軍轉入戰略反攻準備了戰場,創造了條件。劉伯承同志說:你們工作得很好,冀魯豫人民對敵鬥爭很得力。

河南全境解放後的首任省委書記

1948年4月,張璽同志調豫西區黨委任第一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1949年1月,河南全境解放;6月,張璽同志任省委書記。他緊緊依靠省委的團結,靠幹部隊伍的整齊,領導全省人民徹底完成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勝利開展了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運動。此時,從本地區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每年用不少於4個月的時間深入基層,摸到切實可行的典型經驗,指導全省工作,已成了張璽同志的自覺行動。在土改中,他曾幾次同省委研究室的同志到黃泛區20幾個縣進行調查,摸清泛區特點,制定了不同於一般地區的泛區土改方案。其精神是尊重勞動,調整土地,鼓勵周圍農民乃至土改後的地主、富農到泛區定居,開荒種地。這極大地鼓舞了當地和外地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泛區的開發和建設。

完成民主改革各項任務,發展經濟

正當土改運動方興未艾之際,張璽同志已開始考慮經濟恢復問題。為促進土改後農業生產和互助合作的發展,他曾到許昌地區郟縣李口鄉考察了20天;為促進供銷和信貸社的發展,他到洛陽平樂鄉考察了10天左右;為促進城市工業、交通事業的發展,他兩次到鄭州就民主改革問題考察了約半個月。通過這些調查,他充分肯定了互助組、供銷社、信貸社對於促進生產的優越性,指出了要保護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強調了工人在民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爾後,將調查報告逐一提交省委,充分醞釀討論,分別形成決議,貫徹下去。於是,使互助組在土改後的地區普遍發展起來;使各級供銷、信貸社很快配齊幹部,開展了業務;使工人參加了管理,促進了生產。在調查中,張璽同志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城鄉經濟梗阻,工業品下不了鄉,農產品進不了城。為解決這個問題,他無論親自下去調查,還是請人上來開座談會,都同大家探討,同省委研究,責成省政府組織了大規模、多層次、跨省市的物資交流會、騾馬大會、廟會、土特產會,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疏通了城鄉渠道,活躍了市場,繁榮了經濟。在短短3年中,張璽同志領導河南全省人民圓滿完成了民主改革的各項任務,順利恢復發展了經濟,使工農業生產達到或超過戰前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不斷改善。

黨中央、毛主席稱讚,河南人民愛戴

張璽同志的出色工作,得到了中南局的高度讚揚,說他“進入新區充任河南省委書記以來,團結了全省黨的同志,樹立了以省委為核心的統一領導,堅決執行了中央和上級黨的一切指示和決定,解決了從戰爭到建設一系列的實際工作問題,培養和輸送出大批幹部,工作方面有很大成績”,“對黨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經驗,其中有一些是帶有示範性的經驗。”“他個人的思想、品德和作風是模範式的”,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稱讚和河南人民的愛戴。人們譽這幾年是解放後河南工作最好的時期之一。

編制“二·五”計畫

1952年底,張璽同志調國家計畫委員會,先後任專職委員、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56年9月,當選為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當他得知調國家計委工作時,便意識到這是工作上的一次大轉變,深知自己對全國經濟情況生疏,業務知識缺乏。到國家計委後,他懇切地向組織上提出,給一段熟悉業務的時間。為此,他把讀書定為任務,每天業餘堅持自學,完不成計畫就不休息,硬是學完了《政治經濟學》、有關制定經濟計畫的著作及經濟理論;他讓秘書把全國的基本經濟數字彙集成冊,逐一默記,熟悉到了有問即答的程度;每次開會研究工作,他總是認真聽,仔細記,下班回到家還要核對筆記,將聽到的東西加以消化;他還請幾位高級工程師給他“開小灶”,上技術業務課,即使有一個問題弄不明白,他也不肯罷休。這使他計畫經濟的理性知識迅速增長。與此同時,他曾赴瀋陽、撫順、本溪、鞍山、吉林和哈爾濱,還到天津、塘沽、開灤,對一些工礦企業進行參觀學習。他堅持白天看,晚上談,看一個單位,談一個單位。這又增加了他工業管理的感性知識。只用一年多時間,他就肩負起協助李富春同志抓國家計委全面工作的重擔。他具體組織計委的同志會同國務院各部、委,研究編制了1954年到1957年的4個年度計畫。在周總理、陳雲同志親自主持下,組織編制並提出了第一個五年計畫和第二個五年計畫的建議;作為政府經濟代表團副團長,於1956年夏同蘇聯政府就我國“二·五”計畫期間的援建項目進行了談判。張璽同志從蘇聯回國後,周總理正在親自修定“二·五”計畫的建議,他立即投入這項工作。周總理指示:“一·五”計畫的實現,使各方面的基數增大,“二·五”建議的增長指數更應留有餘地,要穩妥,特別是農業,主要還是靠天吃飯,指標定得不可過高,要以平收年為基數。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張璽同志同其他分管副主任及各專業局,又把“二·五建議”調整了一遍,將周總理的意圖全部體現在了“二·五建議”的各項具體指標中。“二·五”計畫的建議是既積極、又穩妥,符合我國國情的一個好建議。可惜,這個建議由於後來“大躍進”的掀起而夭折了。
張璽同志在協助李富春同志工作期間,對全面工作安排得仔細周到,對各方面關係處理得穩妥協調,主動挑起日常工作的重擔,使富春同志集中更多時間和精力考慮重大問題,得到富春同志的讚許。

重於工作,淡於生活

張璽同志重於工作,淡於生活,就連國家規定範圍之內的、他應當得到的待遇,有時也不肯接受。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按規定通知國家計委,給張璽同志配一部吉姆牌轎車,他謝絕了,說:我已有車坐,還換新的乾什麼?國家計委有關領導同志考慮到張璽同志常失眠,人口多,讓行政處給他買了一棟院落較大的房子,多次勸他搬家,他硬是不搬。這兩件事只好作罷。張璽同志的帶頭作用,使國家計委機關保持發揚了黨的艱苦樸素的作風。

患鼻咽癌赴蘇治療 同病魔進行頑強抗爭

張璽同志於1956年4月患鼻咽癌,鼻孔堵塞、低燒不退等症狀時常發生,可是他照常從事著繁重的工作,赴蘇進行緊張的談判;回國後協助周總理修訂“二·五”建議,通宵達旦地連續工作了好多天;還參加了黨的“八大”。直到這年11月底,他才在同志們的再三催促下,去醫院檢查,被確診為癌症晚期。他得知後,不但毫無畏懼,而是決心戰勝病魔,再給黨工作幾十年。周總理獲悉,立即送他赴蘇治療。在蘇聯住院的近3個月中,他忍受著放療的劇烈反應,堅持鍛鍊身體,讀書報,學俄語,思考計畫工作中的問題。他的堅強意志和忍耐力,深深感動了蘇聯醫護人員,稱他為“英雄”。回國後,他自以為病已痊癒,立即投身工作。實際上,轉移部位的腫瘤正在擴散,醫院又給他做了一次大手術。從此,他同病魔進行了長達兩年的頑強抗爭。張璽同志曾幾度面臨絕境,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到醫院看望過他,周總理還經常詢問他的病情,讓衛生部請最好的大夫,進口最好的治癌藥為他治療。這使他感到無比溫暖,更增強了戰勝病魔的信心,一次次奇蹟般地轉危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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