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張淑渠出生於康熙五十八年十月十三日(1719年11月24日)辰時,他自幼聰慧,不受嬉戲的誘惑。稍長後,隨同父親在任所,立志勤學,能見其大,為文風格樸實宏深,不隨波逐流。
乾隆三年(1730年),張淑渠考中順天府鄉試。
乾隆四年(1731年),張淑渠娶喬氏為妻,侍奉父親及母親魏氏,能事先體察他們的心意,使他們非常高興。每當侍奉父親左右,處理事務多有遠見,深得父親的器重。待父親罷官後,家中經濟拮据,張淑渠擔心父母因此憂慮,便提前返回故鄉,變賣了喬恭人的嫁妝,贖回舊產二百畝,作為奉養雙親的資金。同時,他還教授學生,以館穀之資輔助家用。
乾隆十三年(1748年),張淑渠考中進士,以分發到山西,即任知縣。
乾隆十四年(1749年),張淑渠補任壽陽知縣,隨即迎養父親及繼母到任所。壽陽為五省通衢,政務繁重。張淑渠兢兢業業,小心謹慎,以清廉、謹慎、勤勉自持。當時金川叛亂,朝廷命大軍進剿,壽陽縣負責辦理軍需馬匹,並協助鄰近州縣。張淑渠親自出資採買,不累及百姓。因此,即使縣中有大役,百姓也毫不知情。
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高宗巡幸五台山,張淑渠負責承辦尖營及各處道路的修建工作。當時天寒地凍,施工艱難,張淑渠命人燒火融冰,使施工事半功倍。同時,他合理計算工價,使民不苦而工易竣。張淑渠在壽陽縣治政多有善舉,尤其擅長斷案,能發奸摘伏,無人敢欺。因此,許多冤案得以平反,時人稱之為神明。張淑渠平時不以風節著稱,但遇到事情,只要認為義所當為,便毅然決然,不為利害所動。晉有板泉山,綿延數十里,橫跨壽陽及陽曲兩縣界,田地交錯,附山居民萬餘家。太原城守尉貪圖其歲入豐厚,捏造此山為舊牧場,並命晉撫檄令兩縣退地歸營。張淑渠接檄後單騎前往勘察,遍訪士人,並查閱兩縣誌書,均無牧場之事。於是據實上報,並面陳於撫軍。他說:“數萬人安居樂業,豈能輕易驅逐?若致流離失所,滋生事端,後果不堪構想。”此言既出,與撫軍意見相左,大為不悅。張淑渠慨然說:“功名自有定數,豈能以殃民為代價?”後來,晉撫因他事被調入京,新撫
胡寶泉到任後,令民起租養馬,此事方得解決。然而,張淑渠因清廉正直而遭人嫉恨,有人在胡寶泉前陷害他。胡寶泉素知張淑渠為人,又在考簾官中得到張淑渠關於循吏的策論,大為讚賞,說:“您的學問和治國理政的能力,遠超同時代的人,人們所說果然可信啊!”在胡寶泉的賞識下,張淑渠繼續展現他的才能。張淑渠在任期間,選拔了八位士子,其中多為晉中知名人士。不久,張淑渠被調任至更為繁忙的永濟縣。永濟縣作為蒲州府的附郭邑(即縣城與州、府治所同城),且為全晉的門戶,政務之繁忙遠超壽陽。張淑渠全力以赴整頓政務,各項事務均得到妥善處理。他還創立了書院,聘請名宿主講,吸引了陝晉兩地的眾多士子前來求學。張淑渠捐出自己的俸祿作為膏火(即資助學子求學的費用),一時之間,此舉被傳為盛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大軍剿滅準噶爾叛亂,永濟作為交通要道,軍差絡繹不絕。張淑渠妥善辦理各項事務,既保證了軍需的供應,又未擾民,與在壽陽時一樣受到讚譽。當時,塔公永寧來撫晉,深知張淑渠是真正的循吏,特地上奏推薦張淑渠赴京引見。清高宗旨意下達,將張淑渠之名交軍機處記名,回任後等待升遷。是年考核,張淑渠又因政績卓異而被正式推薦,知府
周景柱對張淑渠的人品和才能給予高度評價,稱其“品端才優,有守有為”,在上級中廣受推重。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張淑渠調任朔州知州。永濟縣的士民遠送數十里,不忍離別,還為張淑渠立了生祠以表敬意。張淑渠初到朔州,即見饑民滿路。他詢問邑吏得知,饑民登記在冊者僅十之二三,且賬冊整理尚需時日。張淑渠心生憐憫,說:“瀕死之民,豈能等待賬冊完成再行救濟?”於是捐資設立粥廠數十處,使饑民得以就近就食。又設立留養局,以安撫鄰邑饑民。同時,因災情嚴重,張淑渠親自前往省城懇請晉撫複查並上奏朝廷。撫軍以賬冊已上報朝廷為由,表示為難。但張淑渠堅持不懈,最終撫軍同意複查,並得以普賑,救活饑民數以萬計。撫軍
鄂弼在查賬至朔州時,張淑渠又向他陳述了救荒的四項措施,鄂弼悉數採納。恰逢有奏報稱朔州知州辦理災賑妥善,張淑渠因此更加受到重視。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張淑渠補任永濟知縣,任內政績卓異,引見奏對時深得聖心,雖仍交軍機處記名,但已顯露出升遷之兆。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張淑渠升任署理解州直隸州知州。到任不久,便因丁外艱(即父親去世)而匆匆返回家鄉,遵父遺命,於百日內辦理喪事,盡哀盡禮,鄉黨皆稱頌之。服喪期滿後,張淑渠入京赴任,因解州未經實授,仍以朔州知州身份引見。皇上旨意下達,對張淑渠升遷過程中的遺漏表示關切,並責令當事官員議處。於是,張淑渠於該年五月奉特旨補授山西潞安府知府。張淑渠感激涕零,更加勤勉治政,以期報答聖恩。在潞安府任職期間,張淑渠公正無私,對下屬嚴格要求,同時根據其才能和性格合理安排工作。他善於調解重大案件,減輕雜稅以便利商民,拒絕供頓以杜絕奔競之風,善政不勝枚舉。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大考,張淑渠因政績卓異而被首薦。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春,張淑渠準備赴京引見,不料母親在官署中去世。張淑渠哀痛欲絕,扶柩歸鄉,於百日內安葬,遵母遺命。張淑渠因長期辛勞,身體日漸虛弱,加上家中遭遇不幸(可能是指親人去世等),不得不返回家鄉。剛滿一年,張淑渠的長子克梓不幸病逝,接著長媳也殉節而去,一連串的打擊讓張淑渠難以承受,精力大受損傷。因此,在服喪期滿之後,張淑渠便斷絕了再次出仕的念頭,選擇在家鄉隱居,閉門不出,以詩書為伴,自得其樂。每當稍有不適,或怕受風寒,張淑渠便靜坐一室,數日不出戶外。在鄉間居住的十多年裡,張淑渠有一半的時間都在與病痛作鬥爭。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1781年4月19日)巳時,張淑渠在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歷史評價
孫玉庭:先生長身玉立,修髯如畫,生平無他嗜。(
《皇清誥授朝議大夫山西潞安府知府加五級紀錄七次卓異候升潛齋張先生墓志銘》)
軼事典故
張淑渠身材高大,風度翩翩,一生無其他嗜好,自踏入仕途至退居鄉里,始終手不釋卷,晚年尤其致力於《易經》的研究。他喜愛儒家學者的語錄,親手抄寫成冊,以期身體力行。教育子弟有法,從受業於他的子弟中成名者甚多。我受張淑渠知遇之恩最深且親,侍奉張淑渠左右,得以聆聽教誨,張淑渠常指示我們修身養性的學問,說:“你們只要仔細思考前賢的言行,便會覺得自己一無是處。人只有淡泊私慾,才能做到不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而不自知。讀《孟子》中的‘浩然之氣’一章,可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