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庭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庭富
• 外文名：zhangtingfu
• 別名：後改名張庭福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四川省通江縣
• 出生日期：1917年3月15日
• 職業：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內務委員會主席
• 信仰：共產主義

人物簡介

張庭富（1917.3.15—）,女，1917年3月出生在四川省通江縣方山坪（現民勝鎮方山坪村）村一個窮苦農民家庭。

晚年的張庭富老人留影

1932年12月參加紅軍，1933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2月至7月任川陝省婦女部長，後任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內務委員會主席，1934年下半年由組織安排與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熊國炳結婚。

1935年隨紅四方面軍撤出川陝蘇區，後隨西路軍在祁連山戰敗被俘，改名張庭福，在馬步芳下屬一個連長家作傭人，被馬家軍里一個下級班長黃大明所救，流落在甘肅的高台縣天城鄉黃大明的家鄉居住，並與黃大明結婚生子。

1948年3月，遇人民解放軍偵察員鄧金山，說明了自已是西路軍失散人員，鄧要求張繼續留下來配合人民解放軍發動民眾，迎接解放羅城、天城。由於工作出色，1949年8月經人民解放軍幹部王家富、李部長介紹再次入黨。解放後擔任天城鄉婦聯主任、鄉農會會員，1952年到1959年任天城鄉黨支部書記。

1958年丈夫黃大明去世，1959年被通知回家當農民。1960年帶著四個子女回到出生地通江縣，被當地黨組織安排在縣城居住，享受老紅軍的待遇；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成“叛徒”多次挨批鬥，同時生活費也下降到每月15元，取消了子女的一切醫藥費用等。

“文革”結束後落實政策，恢復名譽。

人物生平

長征途中，由徐向前、李先念當家拍板，構建了一個名符其實的紅色家庭，丈夫熊國炳曾任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妻子張庭富曾任中共川陝省委婦女部長，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內務委員會主席。

張庭富丈夫熊國炳（1893—1960）

張庭富（1917.3.15—），1917年3月15日生於四川省通江縣民勝鄉的貧寒農家，從小吃苦耐勞。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剛進通江城，只有15歲的她就主動申請，參加了紅軍。她於今後成為其丈夫的熊國炳一樣，都是經過川陝省委書記袁克服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3年2月中旬，差一個月才滿16歲的時候，張庭富就擔任了川陝省委第一任婦女部長，年底改任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內務委員會主席。跟熊國炳結婚後，這對紅色夫妻就過草地，翻雪山，打頑敵，一直南下到甘孜。再爬雪山，走草地，戰強敵，北上甘肅，在會寧與紅一方面軍第二次會師，結束漫漫長征路。

但這對夫妻的征戰生涯並沒有終結，他們加入了奉中央軍委之命西渡黃河與馬家軍鏖戰的西路軍，熊國炳同陳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一起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缺糧食、少槍彈，只有21800人的西路軍要與敵人馬步芳、馬步青的105個保全團、訓練有素的15萬壯丁和熟悉1200公里河西走廊戰地的7萬多騎兵、步兵一拼到底。西路軍占景泰、打古浪、過威武、戰臨澤、攻高台，殲敵25000餘人，直到彈盡糧絕，寡不敵眾，兵敗祁連山，分散打游擊，餘部倖存者只剩420人。

一次血戰突圍後，張庭富得到訊息說熊國炳已經犧牲了，她自己不久又被敵人俘獲。為免遭敵兵污辱，她一臉抹黑，不辨男女。過了不久活埋俘虜時，她被敵軍班長黃大明救出。黃大明遭抓壯丁到馬家軍以來就不安心，當發現被救的張庭富原來是女性，就在他連長的幫助下帶著張庭富回到高台縣天城鄉的家中。為了逃避敵人清查，被俘後張庭富化名為張庭福，後來同黃大明結婚，有一女三男。

兵敗被俘直至脫險後，張庭富從此改名為張庭福，隱去了入黨、任職和跟熊國炳結婚的那段金光閃亮的人生歷程，因此在四川和甘肅有關西路軍的史料中，都記載著：原川陝省委第一任婦女部長張庭富，1937年1月在臨澤突圍中犧牲。

殊不知，這對夫婦分別再婚的時候，他們兩地相距不過60公里，卻各不相知，直到老死！

高台縣1949年8月解放，張庭福重新加入黨組織，調到她所在的天城鄉上先後任婦女主任、農協會委員和鄉黨支部書記。1958年，她丈夫黃大明病逝。1959年，她被精減回家當農民。1960年，她帶著4個子女回到闊別25年的老家四川通江安置在縣城居住，享受老紅軍待遇至今。

2006年5月，張庭福收到甘肅高台縣寄給老紅軍的書籍《祁連情深》，該書是寫熊國炳在祁連被俘到去世經歷的。這真是晴天霹靂！“原來他沒有死，我沒有死，近在眼前，都不知道，還各自結婚了，這算什麼？是誰造的孽呀？”巨大的心靈衝擊，讓老人感慨萬千！

晚年，張庭福終於把封存胸中幾十年的隱情講出來了：以前怕說自己跟張國燾走牽連子女，怕不幸被俘被說成叛徒，怕再婚生子世俗不容，怕講明身份增加國家負擔……“好在今天不怕了，也人過九十了。”

人物自述

張庭福，原名張庭富，女，四川省通江縣民勝鄉芳山坪人，生於1917年3月15日。她15歲便參加了紅軍，第二年就當上了川陝省委第一任婦女部長並參加了長征，西路軍慘遭失敗後，她幸運地活了下來……

參加革命

1932年冬月間，紅軍解放了通江縣城。我當時只有15歲，聽說紅軍是來救苦救難的，我連家都沒有回就和冬女子一起跑到蘇維埃所在地鸚哥嘴。到了蘇維埃我才知道紅軍是“打土豪、分田地、讓窮人當家作主、婦女翻身求解放的”。蘇維埃的同志要我把這些道理講給新來的同志聽。開始我有點害怕，但一看新來的人里有10多個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子，我的膽子一下就大起來，我連同自己的苦難生活也講給她們聽，並要她們回自己的村里發動其他兄弟姐妹都參加紅軍。後來，我隨紅軍到了通江縣城，帶隊的讓我參加了婦女獨立營，獨立營就駐紮在通江縣城東門大操壩里。由於我表現好，組織就派我去苦草壩學打靶。我靶子打得好、打得準，大多數都打到靶心。訓練結束後組織把我們編成三個排，我任獨立營一排排長。獨立營的主要任務是：保衛機關，清剿土匪，配合主力部隊作戰，搶運武器彈藥和傷病員。婦女獨立營營長叫陶萬榮，政委是曾廣瀾。我們邊訓練邊打仗，記得我帶的排和紅軍另一個排在閃塘灣與田頌堯的部隊打了一天一夜，在那次戰鬥中俘虜了百餘敵人。

1933年1月，經袁克服介紹，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2月中旬，徐向前派人來通知我去開會。去後，徐向前、袁克服等都在，首長叫我任川陝省委婦女部長，主要任務是號召所有受苦受難的婦女積極參加蘇維埃，為前線打仗的紅軍做鞋、做衣、抬送傷員、搬運糧食和彈藥等。就這樣我當上了川陝省委第一任婦女部長。隨之，我的責任也重了，參加完2月份召開的川陝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後，我就常到巴州、南江等地搞宣傳和建立婦女組織。

我在任川陝省委婦女部長的半年裡，接觸最多的是肖成英和李玉南。李玉南原任少共省委婦女部長。肖成英也任過川陝省委婦女部長，我還教肖成英打過靶。肖成英也是通江人，她在1964年回過通江一次，我倆一見面就抱頭痛哭，她還開玩笑稱我為“老首長”。我倆在一起住了兩個晚上，共同擺談我們的紅軍經歷，她還動員我向組織匯報我隱藏的身世，我未同意。那時她在廣州軍區任職，還叫我帶上孩子一起去廣州軍區居住，因四個孩子太小我婉拒了。

1933年初，軍閥田頌堯以六萬人的兵力向蘇區發動了“三路圍攻”，我們直到下半年才粉碎了敵人的圍攻，緊接著又是劉湘的l0萬大軍進行“六路圍攻”，想把我們紅軍全部殺光。我們採取了撤退後反圍攻的戰略方針，一直打到1934年年底才勝利結束，這時紅軍已擴大到五個軍，約10萬人。

1933年底，根據組織安排，讓我改任了川陝省委蘇維埃政府內務委員會主席兼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委員，肖成英也是委員。後來我們在王坪總醫院住了一段時間，配合總醫院的政治部主任張琴秋發動婦女做鞋襪募集糧食布匹等支援前方紅軍，鼓勵女同志組成宣傳隊到王坪總醫院慰問“彩病號”（傷病員）。王坪總醫院有很多“重彩號”，我們邊護理邊給他們唱歌：“一抬傷兵同志們喲！田裡的土地有人耕喲，打喲，殺喲！蘇維埃的紅旗遍地插喲！”

1934年下半年，我在巴中參加了川陝省第四次黨員代表大會後轉戰到蒼溪一帶。在那裡我學到了許多革命知識和鬥爭經驗，組織窮人打土豪，分田地，宣傳紅軍政策，建立了許多蘇維埃政權。

1935年初，我們隨紅30軍撤離川陝蘇區開始西征。和紅一方面軍會師的時間是1935年夏天，當時我們還組織了文藝演出，我還發了言。在此期間，徐向前、李先念、樊學文等找我談話，要求我與熊國炳同志結婚。主要談的內容就是說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熊國炳（萬源縣人）比我大十多歲，是結過婚的，但他的妻兒都已遇害，對他打擊很大，要我服從組織安排與他結合，因我人小根本沒有去考慮個人問題，既然是組織安排，我也就同意了。結婚後他對我很好，一天“玉兒”、“玉兒”地叫我小名。結婚後不幾天我們就開始翻雪山過草地。

翻雪山前，首長給我們講：“同志們，這雪山與其它山不同，路滑不好走，不能一個拉一個，只能單獨走。特別是雪山頂上不準咳出聲音，否則就會下冰雹。”在爬雪山中雖然穿的是草鞋，但還是有很多同志不小心滑到雪窖里再也爬不上來了。

浴血河西

出了草地後我們就一直跟敵方魯大昌打，從臘子口一直打到黃河，過了黃河參加了西路軍，天天與敵方馬步芳的部隊打，從古浪一直打到高台。

西路軍行動路線圖

一天，我哥哥張庭國的一個戰友傳口信過來說：“你快去，你哥哥不行了”，我連背包都沒有背就跑過去看哥哥，見他躺在草地上，膀子已經打脫了，他含著眼淚躺在擔架上說不出話來。我站在他面前還傷心地給他唱歌：“一抬傷病員啦，家中的田地有人耕啦，打呀，殺呀，蘇維埃的紅旗遍地插呀！”……唱著唱著他就去了，我用毯子把他包好放在壕溝里，並說：“二哥，革命成功後我一定來看你！”說完就又去追趕部隊。

打到高台附近時，正值寒冬季節，我們子彈打完了，就用石頭、石灰、泥沙、水混成一體結成冰塊，當作武器同馬步芳的部隊打仗。寡不敵眾，敵人包圍了我們，戰友們同敵人扭成一塊，用拳擊、牙咬直到最後一同滾下山崖……敵人把紅軍抓去後不管女的、男的都關在牢里，然後趕出去就砍。敵人還瘋狂地追捕女戰友，女戰友們有的和敵人撕扯一起同歸於盡，有的撞牆而死。一天，部隊傳話過來，說熊國炳在突圍中犧牲了，我一聽這訊息好像晴天霹靂，我忍淚跑到無人處痛哭一場，這才覺得我從此失去了兩個親人。

我們在倪家營子跟敵人打了一仗後，雖然打了勝仗，但我軍死傷也很多。敵人想把我們圍住全部打死，我軍只好繼續前進，拚命打開了犁嚴口，上了祁連山。

我們進山後還開了兩次領導幹部會，首長要求我們分散走：一路朝著東方太陽走，去找毛主席；一路朝著新疆“伊季子河”走，說是那裡有蘇聯部隊接應。如一旦被敵人抓住，要求一定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不知什麼時候，大家走散了。我和李先念政委的馬夫王緒召及陳指導員等人向東方走了一程路，發現敵人就在山下，我們只好朝“伊季子河”走，走了七、八天，前面來了三個同志說，前面不能去了，前面的同志已被敵人全部殺了。我們又朝東走，回到了祁連山。

1938年初，陳指導員就找我商量說，不能再這樣等下去了，我們要走，向著太陽出來的方向去找毛主席，找我們的隊伍，並一再囑咐千萬不要暴露我們是黨員。當時我的雙腳已凍爛無法走動，陳指導員便去找了一匹馬。可敵人跟著馬走過的腳印發現了我們，最後只剩下了我們三個女同志，因我們的腳走不動就被俘了。

脫險之後

敵人把我們抓起來進行審問，問我們三個人中誰是當官的，我們都說沒有，只是家中沒有吃的跟著一路來的。他們看我們都穿的是草鞋，爛衣服，也審不出什麼就把我們押到了甘州，幾天后又把我們押到青海的一個羊毛廠里被敵人用槍押著幹活，只要稍不對就被打或拉去槍斃。

那個廠說是羊毛廠，實際上是敵人的監獄，裡面關押的全是我們紅軍。不幾天，敵人對被俘紅軍進行大屠殺，將傷殘病弱或被嫌疑為紅軍的人一律拉出城外活埋。有一天晚上，敵人又押著二、三十人去活埋，我走在最後，因為怕被敵人污辱，我一直在臉上抹著黑灰。當時漢族青年黃大明在馬家隊伍里當班長，他值夜班時看到我這個“小孩”很可憐，便不顧危險，乘其他人不備，一把將我拉到他身後，看到我一身的血就說：“造孽喲！殺的都是這么小的娃娃啊！”他說：“我沒有弟弟就認你做弟弟吧。”晚上，他把我藏到了一戶農家張大嫂的地窖里。敵人走後，他把我救出來大吃一驚地說：“你是一個女娃兒？”我點了一下頭，非常感激他。過了一段時間，覺得黃大明和張大嫂很可靠，我才把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參加紅軍的事告訴了他倆，只是沒敢說我是黨員和幹部。之後，我和黃大明成了家，靠幫人幹活度日。但我一直都在打聽尋找部隊，還去過高台等地方數次，也未能找到部隊和組織，黃大明也勸我死了這條心，我也就只有等機會再說。

1948年3月，我遇到一個四川口音的“貨郎”，叫鄧金山，他告訴我，他是人民解放軍的偵察員。我聽後大喜，就向他打聽紅軍及部隊的情況，並要求他帶我去找部隊。他卻對我說：“你對這裡情況比較了解，我現以黨的名義給你任務，你儘快搞清當地的武裝人員、武器裝備和敵人活動地點等，深入發動民眾，做好迎接解放軍的工作。”他把當地所有的地下工作任務都交給了我，這些任務我都完成得很好。

1949年8月，當得知人民解放軍到高台縣城一帶的訊息，我就連夜趕到高台找到部隊，也找到鄧金山帶的偵察隊和王治江帶領的第七師騎兵團。我們一起只用了兩天兩夜就迫使羅城、天城兩地敵人投降，解除了當地的地主武裝，組建了鄉農民協會等新政權組織。王治江在大會上正式宣布羅城、天城兩地解放，他第一次公開介紹我是當年的紅軍戰士，通知我任天城鄉的婦女主任和鄉農村協會委員。

我的紅軍身份一公開後，就大膽地公開宣傳黨的政策，講述我參加紅軍的經歷，反對買賣婚姻，反對婦女參加封建迷信活動，禁止婦女纏腳，提倡剪髮等等。當時鄧金山和王治江還誇我講得好，民眾也議論紛紛說：“這么多年怎么就沒有看出她是紅軍？怪不得她平時那么會說話。”我當時一字未提入過黨和當過領導及結過婚的事。

安度晚年

1949年8月，經王家富、李部長(名字不清)介紹，我再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2年高台縣委任命我為天城鄉黨支部書記直到1959年。

1960年，我帶著四個子女回到了家鄉通江縣。黨組織對我們老紅軍特別關照，每月還給生活費，我從心中體會到了共產黨的溫暖。

現在，黨組織對我們老紅軍是無微不至地照顧和關心，重新給我落實了政策，過年過節縣委和民政局領導親自到家慰問。我在家休養，歡度晚年，真是很幸運。我現在把自己的隱情告訴大家，不圖別的，只想證明我的一生是清白的，使我失去的戰友、哥哥和丈夫熊國炳能得到安息。

人物軼事

張庭富老人經歷坎坷，一生沉浮，她隨西路軍在祁連山戰敗被俘，改名張庭福，是為了不暴露身份，這是可信的。

在西路軍失敗後被俘的原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熊國炳也曾化名張炳南，後又改名張明玉，因與妻子張庭富互相不知生死下落，以示懷念，並流落在甘肅省泉州為農民。還有紅四方面軍獨立營長陶萬榮也曾化名蘇鳳。30年代參加紅軍，後來因各種原因改名換姓的人很多，就連通江30年代參加紅軍，後來成為十大將軍之一、任國防科工委主任的陳彬，原名叫陳大義，也是後來改名叫陳彬的。

為什麼張庭富老人一直不願說出自已的那段歷史以及與熊國炳結婚的事呢？這主要原因有四：一是因張國燾後來叛黨的事，紅四方面軍的許多人曾受到牽連，怕牽連到自已和子女；

二是西路軍戰敗被俘，在老人自已看來並不件光榮的事，“文革”中不就被造反派說成“叛徒”嗎？

三是張庭富認為與她同時參加革命的許多兄弟姐妹都為革命壯烈犧牲了，他們得到了什麼呢？自已生存了下來,還享受著國家的待遇，已經是很幸運的了！應該滿足,也不願再給國家增加麻煩。

四是自從祁連山被俘後，被黃大明救出並結婚生子，曾與熊國炳結婚的事一直隱瞞著後任丈夫黃大明，假如說出與熊國炳曾經結婚的事，無法面對黃大明及其子女。按農村的話說，可能口水都要把她淹死！

為什麼現在才說出她那段歷史呢？主要是張庭富老人的子女，看到老人已經90高齡了，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應該把她隱藏心中幾十年的革命經歷告訴組織，告訴後人，讓老人解除鬱積心中一生的結，讓老人輕輕鬆鬆地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