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間，中國的貧弱、腐敗，外加西方的殖民、侵略，使中國人開始不斷反思國家落後的根本原因，經過數十年的中西方文化對比，以及國內不斷的暴亂，恐慌、復古等事件後，一些國人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中國之所以落後、腐敗是因為舊的傳統文化在作祟；而舊傳統文化之所以這樣頑固是因為漢字。
因此要想拯救中國，就必須掃除舊文化；而要掃除舊文化，就必須先廢掉漢字。就此，一場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廢除漢字的狂潮誕生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廢除漢字
- 外文名：To abolis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 領導者：魯迅、陳獨秀、瞿秋白等
- 高潮時期：新文化運動期間
- 目標：改漢字為拉丁字母
另一個根本原因,學者、領袖評論,譚嗣同,錢玄同,陳獨秀,吳玉章,魯迅,劉半農,瞿秋白,蔡元培,拉丁化新文字,產生經過,民國政府的決策,毛澤東態度,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面對列強的巨大壓力，一直處於 ‘’救亡圖存‘’ 的風雲中，民族自信心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開始逐漸的全盤否認自己的一切傳統文化。覺得傳統文化是愚蠢的、是罪惡的、是不能和西方文化相提並論的。而孔學、道教則被認為是妖言、邪教。
1917年2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倡廢除文言文，使用白話文寫作。
錢玄同，時任北大教授。最初他是一名復古派。但清朝覆滅後，他認為應該向先進的西方文化看齊，用西方文化來改善中國貧窮落後的局面。
孫中山辛亥革命後，清朝滅亡。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但與此同時，袁世凱建立了北洋軍閥的統治。而隨後不久，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告恢復帝制，建立了中華帝國。1917年，又發生了張勛擁戴溥儀復辟的鬧劇。這一系列事變使錢玄同大受刺激。中國的貧弱，顯然不是通過推翻某一個皇帝就能解決的。很可能一切問題的根源就在於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錢玄同談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
錢玄同
胡適
錢玄同胡適另一個根本原因
既然要“廢滅漢字”，就要找一種文字來替代漢字，1920年代趙元任提出國語羅馬字，1930年代瞿秋白提出拉丁化新文字，還有錢玄同主張的直接借用世界語，其本質都是想用字母文字來取代象形會意的方塊漢字。
從人類的文明史來看，對一個民族而言，有兩種危機的爆發稱得上是“最危險的時候”：一是遭受侵略，是謂亡國之險；一是文化衰微，是謂亡種之虞。而相較於因外族侵略引發的亡國之險，因文化衰微而引發的亡種之虞其實更為堪憂，也更為可怕。而當時的中國，這兩種危機同時並存。可謂中國距離亡國滅種僅有一步之遙。
事實上，二十世紀初，在因日本侵略而引發的亡國之險爆發之前，文化上的衰微，尤其是漢字，作為漢民族文化的底線與憑依，其危機已然發端。遠在甲午戰爭戰敗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已經開始痛定思痛地自我反思與批判，到了五四運動，這種勇於自我批判的精神終於點燃了新文化運動的烽火，並最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在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如能客觀地回頭審視，就會發現，新文化運動本身同樣需要反思，筆者以為其中最需要反思之處，就是新文化運動中欲求“漢字革命”而致“廢滅漢字”的態度。
錢玄同寫於1922年的《注音字母與現代國音》一文交代了這種態度產生的源起。文章說：1894年，中國給日本打了一次敗仗，於是國中有識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於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個問題發生，則漢字形體之難識難寫是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
可見，當時知識分子欲求漢字革命的初衷，是認為漢字的書寫認記之難影響了國民普及教育的推廣。在這種想當然的線性邏輯關係中，漢字只是一種純粹的書寫工具，仿佛與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史並無什麼本質的關聯。傅斯年更是斬釘截鐵地說：“中國人知識普及的阻礙物多得很，但是最禍害的，只有兩條：第一是死人的話給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現代生活的社會裡。”
學者、領袖評論
譚嗣同
盡改漢字為拼音文字
錢玄同
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字；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字”，“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字，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陳獨秀
強烈地主張廢除漢字，中國文字，既難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
吳玉章
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經變成統治階級壓迫勞苦民眾的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應現在的時代。
魯迅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終將廢去，蓋人存則文必廢，文存則人當亡。在此時代，已無幸運之道。”，“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能自己死。
劉半農
漢字不滅則中國新文化無望。
瞿秋白
現代國語的新中國文，必須羅馬化，就是改用羅馬字母，要根本廢除漢字。漢字是十分困難的符號，聰明的人都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死功夫……要寫真正的白話文，就一定要廢除漢字，採用羅馬字母……，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
蔡元培
漢字既然不能不改革，盡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拉丁化新文字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是由旅蘇的中國共產黨人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等領導發起的。20世紀20年代，蘇聯遠東地區的少數民族掀起了拉丁化的文字改革運動。受此影響，瞿秋白研究了中國歷史上的各種文字改革方案，於1929年寫成《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1931年，瞿秋白回國後，吳玉章、林伯渠等繼續以瞿秋白的方案為基礎，擬制了一個中國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9月26日，在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這一方案，並成立遠東邊區新字母委員會，在旅蘇的10萬中國工人中進行掃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傳到國內，得到文化界人士的大力支持。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指出：“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但這教育大眾的工作，開始就遇著一個絕大難關。這個難關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難認、難識、難學……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在已經出現了。當初是在海參崴的華僑，製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實驗結果很好……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
其實，拉丁化新文字倡導者主張以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除因為“方塊漢字難認、難識、難學”外，其最大理由就是認為幾千年來漢字只為封建貴族服務，而不是為人民民眾服務。即“中國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民眾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合於現在的時代”。“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勞動大眾化的文字”，“要採取合於現代科學要求的文字”，使文字更好地為人民民眾所利用，是拉丁化新文字倡導者的主要目的。
產生經過
近代以前，漢字的拉丁化基本由西方人進行。最早的漢字拉丁化的實踐來自於中西方的交流，若要介紹中國的一些地名、人名或其他固有名詞到西方，必會涉及漢字拉丁化的問題。明清西方傳教士為了學習漢字和傳教的需要，開始系統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1605年天主教耶穌會士、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的《西字奇蹟》具有開創性的系統化意義。1626年耶穌會士金尼閣出版的《西儒耳目資》是最早用音素給漢字注音的字彙，所用的拼音方案是利瑪竇方案的修正。1867年，在英國使館任中文秘書的威妥瑪（Thomas F. Wade）出版了一部《語言自邇集》，創立了一個拉丁化的威妥瑪拼音，使用時間很長，對漢字的拉丁化起了重要作用，以後的方案都有參考。1918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37個民族字母形式的注音字母方案，特點是採用符號表示聲調，這雖然不是一種直接的拉丁化方案，但用符號表示聲調的方法卻延續到漢語拼音方案。1928年，民國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國語羅馬字（簡稱國羅），特點是用字母的拼法來表示漢語的聲調，實際上由於流傳時間較短，時間起到的作用不大。
隨著近代中國遭受了一系列的變故，中國固有的文化自豪感被徹底打破了。一些思想家、革命家認為中國古代的一些歷史遺留阻礙了中國的發展，包括孔子思想、禮教等，其中也包括漢字。事實上，主張廢除漢字的主因，無外是對傳承了五千餘年的本民族語言的不自信，甚至將中國近代積弱、任人宰割的境況，歸罪於漢字。漢字被認為是一種阻礙中國現代化的障礙，包括魯迅、瞿秋白、錢玄同等在國外留過學，思想比較激進，對中國傳統的思想（或說體制）有著排斥的愛國人士，都提出了漢字拉丁化的概念。
十月革命後，蘇聯掀起了一個被列寧稱為“東方偉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運動。在這個運動的影響下，為了加速當時蘇聯遠東地區10萬中國工人的掃盲工作，莫斯科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所”開始研究中國文字的拉丁化問題。主要參加者有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以及蘇聯漢學家郭質生、萊赫捷、史萍青等。1930年4月，列寧格勒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的漢學家龍果夫和瞿秋白、郭質生三人組成專門小組負責修訂這個方案。不久瞿秋白回國，吳玉章、林伯渠等移居遠東海參崴，這個工作由列寧格勒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組織的“中文拉丁化委員會”繼續進行。委員會的主席是Д.阿列克謝耶夫，秘書長龍果夫，成員有蕭三和一些蘇聯漢學家。委員會經過反覆研究並參考了中國過去的幾種主要方案後，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礎上擬成“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5月，這個方案經全蘇新字母中央委員會批准。
1931年9月26日，第一次中國新文字代表大會在海參崴舉行。大會以瞿秋白撰寫的《中國拉丁化字母》為基礎進行討論。大會確定漢字改革的方針是：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它。
瞿秋白
瞿秋白民國政府的決策
經過新文化運動以及各位學者的評論和措施，民國政府也作出過種種簡化漢字和漢字拼音化的努力。但時局動盪，掙扎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百姓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無法具備。所謂的文字改革，也不過是社會天空飄過的雲朵。
毛澤東態度
毛澤東在從事農民運動、創建根據地的過程中，深刻認識到在階級社會中，文化帶有階級的烙印，即“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中國過去社會的文化是剝削階級的文化，占中國大多數人口的農民未受過文化教育。但是，“農村里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
抗戰時期，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認識有了更深入的發展。1940年1月1日，他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提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從新民主主義文化大眾化的角度，毛澤東發出了文字改革的號召。即：“一切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戰爭中，應有自己的文化軍隊，這個軍隊就是人民大眾。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眾，就是‘無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敵人。為達此目的，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
1949年新中國成立。就在人們還沉浸在對新中國的憧憬之中的時候，時任華北大學的校長吳玉章特意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再次提出了 ‘’文字改革‘’ 的建議。十月十日，在毛澤東的大力支持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在北京成立。吳玉章任常務委員會主席。1951年，毛澤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行拼音化之前，先簡化漢字，以便於目前的套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
1964年5月，中國文改會發表了《簡化字總表》。收字2274個。隨後向全國推廣。與之伴隨著的就是漢語拼音方案。將這些工作做為漢字拼音化的前奏。但在接下來幾十年的探索中，人們發現中國不適合用拼音文字，因為在漢語中有太多的同音字和同音詞，例如：‘’攻擊‘’ 和 ‘’公雞‘’ 因此這些同音詞只能用漢字來區分。而表音的拼音文字對於這兩個詞都只有一種拼音組合。這會讓人看不懂這到底是在表達 ‘’攻擊‘’ 還是 ‘’公雞‘’ 。所以拉丁字母只能當漢字的輔助音標，不能取代漢字的書寫。目前中國已放棄拉丁化改革。
